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父母爱
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往往是很大的，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我们革命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父母爱？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父母爱？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健康地成长。是很有关系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父母爱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总是同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反映一定的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当然也不会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父母爱。
剥削阶级总喜欢谈论抽象的“骨肉之情”、“天伦之乐”，把父母爱归结为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普遍的人性，抹杀父母爱的阶级性，这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谎言。事实上，不同的时代，不同阶级的父母，他们爱子女的目的、内容、标准和方式，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对父母爱必须坚持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大家知道，在私有制社会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子女历来被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因此，父母对子女的爱，无不打上私有观念的烙印。
封建地主阶级父母对子女的爱，集中表现在这样一句话，叫做“望子成龙”。所谓“成龙”，就是要子女出人头地，做官当老爷，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封建社会里，要“成龙”，就要教子尊孔读经，把孔孟之道作为向上爬的敲门砖。封建地主阶级就是把孔孟之道的灌输同功名利禄的诱饵结合起来，提倡一条从熟读孔孟圣贤书到“学而优则仕”的“成龙”道路。在剥削阶级看来，让子女走这条道路，是天经地义的。如果青年人对这条道路表示某种怀疑和反抗，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就会遭到指责甚至打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因为他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受到他父亲贾政的无情鞭笞，差一点送了这个“不肖之子”的性命。可见，剥削阶级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归根结底，是希望子女能得到高官厚禄，继承和扩展他们剥削得来的田产和钱财。这就是“望子成龙”这种父母爱的阶级实质。
在现代资产阶级家庭里，父母子女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关系一样，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把“父母爱”、“骨肉情”这些东西，统统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红与黑》中，描写了这样一件事：主人公于连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他的父亲去探监，对他十分冷淡，百般责怪，这时，于连忽然喊出了一句话：“我存得有钱”。这句话象魔术般地使老头立即和颜悦色，并迅速改变了于连的地位，对此，于连感叹地说：“这就是父爱！”
当然，地主资产阶级的父母爱，还表现在对子女百般娇养和无节制的宠爱。那些饱食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的老爷太太，常常把子女作为消闲解闷的“玩物”，同他们一起过着不劳而获而又极端奢侈糜烂的寄生生活，使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长大成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社会寄生虫。十分清楚，这种建立在吮吸劳动人民血汗基础之上的“父母之爱”、“骨肉之情”，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阶级烙印。
“养儿防老”这句话，则反映了小私有者、小生产者对子女的要求和希望。在旧社会，小农及小手工业者，他们终日辛劳，饱经忧患，备受地主资本家无情的剥削和压迫，随时都面临着破产的境地。个体经济的地位，又使他们无法改变社会的现实，他们只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一旦年老多病，丧失劳动力，更会遇到无穷的灾难。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守住这份家产，使自己过一个比较宁静的晚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养儿防老”所反映的小私有者对子女的爱，只是为了消极地维持其小私有者家庭的现状，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无产阶级的父母爱，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父母爱有着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极端低下，一无所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他们的子女被迫从年幼时就开始到工厂去做童工，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苦难的生活严重地摧残着无产者下一代的身心健康，这决不是无产者不爱自己的子女，而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迫使无产者家庭遭到破坏，使他们的子女“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产者的家庭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天伦之乐”呢！
当然，无产阶级在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武装以前，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因而他们在家庭中对子女的爱，还只能停留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和朴素的感情上。无产阶级只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懂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以后，无产阶级家庭中的父母爱才会上升为阶级爱，把爱子女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高尔基的著名小说《母亲》，描写了一个工人家庭中的母亲，怎样从一个普通妇女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起初，她发觉儿子放工回家后，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被沙皇当局查禁的革命书籍，她开始为儿子的命运担忧，甚至暗暗祈求上帝保佑儿子。可是，在儿子和他战友的影响下，在革命思想的薰陶下，母亲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后来，当儿子被捕入狱以后，母亲并没有被吓倒，相反，她毅然走上了儿子所走的革命道路，直接加入了战斗的行列。革命的实践使母亲的精神境界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她从对自己儿子的爱，上升为对所有革命战士的爱，上升为对所有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的爱。这里，我们看到，工人家庭中的父母爱，只有同阶级的革命的事业联结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需要、所提倡的父母爱。在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李玉和对铁梅的爱，同样体现了这种无产阶级的父母爱。
应该看到，父母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去影响和改造子女。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观念，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头子散布的大量封、资、修思想毒素，一定会在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上反映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重要的是，我们革命青年，要树立鲜明的阶级观点，学会阶级分析，正确对待父母爱。这里，我们想和青年朋友们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子女应当怎样接受父母的教育？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任何教育，包括家庭教育，都是有阶级内容的。因此，对于父母的话，我们要学会运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和鉴别。正确的，符合革命利益的话，我们要听；错误的，违背革命利益的话，就不能听，而且要进行必要的抵制和批评，帮助父母克服旧思想，同传统观念决裂。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父母特别关心子女的前途，也常常对子女进行前途教育。然而，怎样才算“好前途”？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有的家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是“望子成牛”，依然“望子成龙”，在他们看来，子女去务农，去当炊事员、清洁工是低人一等的，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他们千方百计想把子女留在身边，找一个所谓“有出息”的工作，甚至阻挠子女走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在我们的社会里，用轻视农村、轻视体力劳动这些剥削阶级的旧观念去影响子女，为子女选择前途，实际上是用剥削阶级思想毒害子女，把子女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推。对于这样的父母爱，对于父母这样的“教育”，我们革命青年要学会鉴别和抵制。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对待父母教育的生动事例。
柴春泽的父亲，是一个参加革命近三十年的老干部，他经历过革命战争时期枪林弹雨的考验，又长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岗位上战斗。但是，在对待子女上山下乡的问题上，他曾两次写信动员柴春泽“转点”和“进工厂”，受到儿子的抵制。柴春泽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诚恳而尖锐地向他提出批评：“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的拔根教育。”
一个要“扎根”，一个要“拔根”，这里代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柴春泽的父亲看来，让儿子“转点”或“进工厂”，也是出于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而在柴春泽看来，这样的父母爱，出发点是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是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的表现，应当坚决斗争，才能彻底决裂。柴春泽要求父亲对他进行“扎根教育”，就是要父亲用无产阶级的标准爱自己的子女，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子女，让子女继承革命传统，接好无产阶级革命的班。所以，当柴春泽的父亲认识错误后，深有感触地说，对子女进行“拔根教育”，看起来也是“爱”子女，为子女的“前途”着想，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在引导子女接资产阶级的班。
子女需要父母什么样的“关心”？
父母对子女的关心，是具体的多方面的，这里也常常表现出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斗争。
你看过长篇小说《征途》吗？这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里，描写了两个上海知识青年的母亲：一个是钟卫华的母亲，是个包身工出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另一个是万莉莉的母亲，是个浑身浸透铜臭的资产阶级太太。这两个母亲，用完全不同的思想，完全不同的方式“关心”着自己的子女，反映了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码头上，钟妈妈刚做完夜班从厂里赶来送行，她送给儿子的礼物，是旧社会留下的一件印着车号、凝着碧血的号衣，一张变黄发硬的包身契和一块沾满血泪的工牌。钟妈妈对即将远征的儿女，语重心长地叮咛：“去吧，孩子，和同学们一道，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你们要冲锋在前，吃苦在先，千万不要辜负毛主席对你们青年一代的希望。”而万莉莉的母亲呢？不但给女儿装满了大袋小包的东西，临走时还贴着女儿的耳朵嘱咐：“记住，在你的手提包的夹层里，我给你藏着二百元钞票。这是给你的保险路费——回上海的路费。在那里吃不消的话，随便什么时候就回来，要记住！”
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阶级，两种关心，都是围绕着争夺青年一代展开的。广大革命家长关心自己的子女，总是首先关心子女在政治上的成长，教育子女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鼓励子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子女下乡以后，又勉励子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钟妈妈就是千百万个革命家长的光辉代表。但是，象万莉莉的母亲那样，他们“关心”子女，是用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毒害他们的子女。他们不但把子女视为私有财产，而且千方百计地把子女培养为资产阶级家庭的继承人。面对这样的“关心”，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如果丧失警惕，就容易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殉葬品。万莉莉后来差一点被反革命分子拉下水，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有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长，受了旧思想的影响，溺爱子女，也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去“关心”子女。他们对子女政治上进步很少过问，生活上的要求却百依百顺。子女下乡以后，今天寄副食品，明天寄新衣服，吃的、穿的、用的，想得周到齐全，这样做，只会助长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妨碍子女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我们说，父母固然需要从生活上关心子女，但更重要的，却是应当从政治上关心子女的成长，有的革命家长说得好：“不寄糖果甜嘴巴，多寄革命书籍红思想。”我们革命青年，在生活上不能依赖父母，在政治上却需要包括父母在内的社会上各方面的关心，使自己更快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子女应当接受父母怎样的“遗产”？
在旧社会，遗产就是私有财产，它是私有制社会的基础，是剥削阶级的命根子。那时，地主资本家作为遗产留给子女的那些金银财宝，工厂地产，无一不是靠劳动人民的血肉和白骨堆砌起来的。剥削阶级的子女，依靠这些不劳而获的遗产，过着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寄生生活。在剥削阶级看来，剥削越多，遗产越丰厚，就显得越荣耀。但是，在无产阶级看来，获得这样的遗产是十分可耻和可鄙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私有财产，谈不上有什么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女。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没有人再将生产资料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女了。但是，老一辈的革命家长，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是充满着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让我们听听老红军甘祖昌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一次，甘祖昌的大儿子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这件事，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晚上，他把几个孩子召集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废除继承权”的论述，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留下一笔物质财富，让后代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观。我们无产阶级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甘祖昌这种对自己子女严格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对革命后代的真正爱护。
说到这里，使人想起了著名的历史故事《触龙说赵太后》，其中有一段对话，很发人深省：
触龙：三代以前，赵国建立的时候，赵王的子孙封侯的，现在还有继续世袭的吗？
太后：没有了。
触龙：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世袭的吗？
太后：没听说还有。
触龙：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因为他们“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所造成的吗？……
“对话”中所谓的“重器”，就是现在常说的“权力”、“权利”的意思。这段对话，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父母怎样对待子女，但是，对我们时代的革命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父母爱，也是有启发的。它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尤其是革命干部子女，决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搞特殊化。借着父母的地位和金钱，即借着现今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给自己经营一个安乐窝，而应当接过老一辈手中的红旗，接好革命的班，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