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同志是一名知名的哲学家，我们必读中的哲学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就是由他主编的。李达同志在临死前曾嘱咐他的秘书陶德麟一定要将本书下册编完，一并出版。但是，陶德麟此人贪生怕死、见利忘义，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操，没有共产党人不怕死的精神，竟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马上投靠修正主义集团，不仅没有遵照李达同志的遗愿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编写，反而将已经完成的上册阉割其革命精华，改编为《唯物辩证法大纲》，给自己捞取金钱、名望、地位，并借着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投靠资产阶级的丑恶行为，给自己捞取了武汉大学校长的职位。
知道李达同志的书以及他哲学家身份的人很多，知道他作为一个坚定不屈的革命者身份的人却很少。但是，历史将给予真正的革命者和叛徒以公正的评价。李达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从他所阐述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精神。因此，我在此简略地介绍一下李达同志其人，并将《李达问题专辑》这部记录了李达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以及他如何被迫害致死的材料，节选一部分转为文字发上论坛，另外附上完整PDF文件以供下载，方便大家了解。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鹤、胡炎、江春等，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参与革命的一批人物，他作为代表曾经参加了中共一大，翻译出版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在党内担任主要职务，为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与早期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来，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李达同志由于反对陈独秀投靠资产阶级的右倾反动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应当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和陈独秀决裂。因为思想上不重视组织工作，没有顾全大局，李达同志选择了脱党。这是李达同志犯的一次个人主义的错误，他本人后来也多次反省这个问题。但是，李达同志脱党后，没有选择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而是坚持在白区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因此遭到了国民党的迫害，一度陷入生活非常困难的境地。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推荐李达同志重新入党并担任了重要职务，使李达同志得以发挥更大的革命作用。李达同志对此十分感激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心将自己的余生都献给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事业。后来，李达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上做了很多工作，他在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还对该校哲学系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造。李达同志在一次会见毛主席之后，因为毛主席嘱咐了一句让他以后可以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宣传多做贡献，他便一直铭记在心。他在晚年不停同国内外、党内外资产阶级走狗文人、走狗哲学家战斗的同时，还不忘毛主席交代的这项任务，在武大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编写小组，花费了几年心血写成。成书后，他第一时间交付给毛主席检阅，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并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准备继续改编上册和整理出版下册。这时李达同志已是75岁高龄，并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任坚持亲自写作，一个字一个字地推进编写工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达同志积极支持、热烈响应，但也正是因为李达同志鲜明的革命立场，遭到了湖北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记恨，引起了他们的迫害。李达同志，在有中央走资派邓小平支持的湖北走资派王任重、陈再道、陶铸、张体学等人的迫害下，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不提供正常饮食，不给予基本的医疗照顾，还被他们派去的工作组和黑卫兵不停批斗，终于在8月24日去世了。
以下是《李达问题专辑》的节选，题为《李达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李达问题专辑》完整版也附在文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林彪反革命面目还未暴露，因此文中对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判断存在问题。
李达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王任重及其死党在彭真的“二月提纲”受到毛主席的彻底批判的时候，预感到他们的刘邓黑司令部即将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成灰烬。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他们妄图以攻为守，在中南地区打开一个“缺口”，对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狠下毒手，向毛主席司令部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并借此积累一套反革命经验，向全国推广，为他们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全面反扑作准备。于是，他们同邓小平串通一气，在去年三、四月份就选定了李达同志作为中南地区的头号打击对象，虚构了一个以李达为首的“三家村黑帮”。
王任重亲自出马，带领着他在武汉大学的一小撮死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卑劣残酷的手段编造了大量的所谓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东泽思想”的“材料”，上骗中央、下压群众，通过他们所把持的一切宣传工具（报纸、电台、电视等等），运用一切可能的宣传方式（大小会“控诉”、 “声讨”，数十万人游行等等），向全国大肆宣传，并且抢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作出开除李达党籍并给他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陶、王之流弹冠相庆，自以为“大功告成”，从此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了。
武汉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去年十二月揪出王任重的时候起，就开始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我们不理睬刘邓死党们的威胁恫吓，不怕陈再道刺刀对准胸膛，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进行了半年多的调查，终于弄清了真相。陶铸、王任重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李达同志打成“三反分子”确确实实是一场大骗局、大阴谋！他们残酷地迫害李达同志，其矛头是直接对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他们向毛主席司令部猖狂进攻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这一伙坏蛋的滔天罪行，非揭穿不可，非清算不可！
陶铸、王任重等一伙为了给李达同志“定性”，特别着重伪造了李达如何“反对毛主席”、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这些“材料”充满着歪曲和捏造。李达同志是一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是满腔热情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在解放十七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历次斗争中是努力跟着毛主席、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尽管他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由于脱离实际，以及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说过一些错话，写的大量文章中也有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从本质和主流看，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决不是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他是革命的理论工作者，决不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决不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李达，而正是蓄谋陷害李达的陶铸、王任重及其死党。
一、深深崇敬毛主席的伟大天才
陶铸、王任重及其死党硬说李达“贬低”毛主席， “攻击”毛主席，“看不起”毛主席。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李达对毛主席的伟大的革命天才是非常崇敬的。十几年来，无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或者私人谈话中，他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经常地表达出他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他在一九五八年发表于《七一》杂志创刊号上的《七一回忆》一文中，以朴素的语言集中地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他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当时的党是刚刚出生的小孩子，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很少，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话，更谈不到。当时的同志们，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大体上是懂得的，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应用，却是不会。至于中国理论的研究工作，却还不曾开始。但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特出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他阅读那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著作，总是细心体会：那些著作中的理论在中国究竟如何应用？如何适合中国的国情？他每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总能得到相当的益处，最重要的地方，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读阅，这是别的同志所不及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这一伟大的思想，在这时已经开始锻炼了。”
他在此文的结语中指出：
初期的党，成份不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许多忠诚的同志们，却代表着党的新生力量。这新生的力量，是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工人阶级的前卫，终于战胜了那腐朽反动的力量，使我党能够成长壮大起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初期的党员，许多是教条主义者，“幸亏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教条主义的偏向才逐渐克服下来了”；党的初期，专只做工人运动，从不曾想到农民问题。 “幸亏有毛泽东同志纠正这个偏向，指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因而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党的幼年期，从不曾注意到武装斗争，“幸万毛泽东同志早就注意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终于用武装的人民打倒了武装的反革命。”所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出席参加，这是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光荣。”
李达的这些思想，还在《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19 5 0年)、《怎样学习党史》(19 5 1年)、《纪念七一，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19 5 2年)、《中国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19 57年)等文中从不同的侧面反复阐发过，在各种报告中多次论述过。
至于李达在平时的私人谈话中热情地歌颂毛主席的话就更多了。
例如，李达常说：“建党初期，陈独秀徒有虚名，他根本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对马列主义理论既不理解，也不研究。桌上放着一本外文的《资本论》做祥子，从来不看。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不调查，夸夸其谈，专横跋扈。张国焘是个专搞个人地位的投机家，野心家。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虽然翻译了几本外国书，其实也是一知半解，甚至连真马列主义和假马列主义也分不清，更谈不上用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当时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好学深思，实事求是，高瞻远瞩，别具一种境界，不管什么书一到他手里就活了，他每读一本书都能够独立地分析、批判，考虑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一套一套的理论和方法。我记得开一大的时候不少的代表喜欢发空论、一讲起来就不着边际。毛主席不喜欢夸夸其谈，他不轻易发表意见，但一发表出来必定是真知灼见。真是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就是在休息的时候，有些代表出去玩去了，毛主席总是不肯休息，不是看书，就是想问题。他想的是如何在中国进行革命的大事。他有时苦心焦思，连别人同他打招呼他都不注意。当时就有人说： ‘毛润之真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那时毛主席还是个青年，但他作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的品质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毛主席不是一个普通的领袖，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革命的圣人。我总是认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接进来了。”
又如，他还说： “大革命时代，陈独秀当权。这个人不但是个机会主义者，而且具有恶霸作风，土匪作风，蛮不讲理。他压制毛主席，共产国际的许多指示他不让毛主席看，甚至连毛主席在会上的发言权也被他剥夺了。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毛主席还是写出了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路线。陈独秀倒了，‘左’倾机会主义者上台，也是压制毛主席，但是毛主席又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五篇经典著作，解决了一系列根本问题。当时全中国、全世界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呢？没有第二个人。19 3 5年以后毛主席领导了全党，中国革命才好象一条大船有了一个英明的舵手一样，一直朝着目的地顺利地前进。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历史作了结论的。所以我经常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指导革命百战百胜的历史。”
又如，他还说： “毛主席在武汉讲农民运动的那次会，我曾参加过，好象是北伐军政治部的一次会。当时党内外许多人都骂农民运动，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搞得乌烟瘀气。毛主席力排众议，极力歌颂农民运动，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挥舞着手臂说：‘糟得很’就是好得很！‘糟得很’就是好得很！重复了好几次，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样坚定，无产阶级的感情那样充沛！我的印象很深，几十年都没有淡忘。”
又如，他多次说： “毛主席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一个阶段，列宁、斯大林是一个阶段，毛主席又是一个新阶段，是现阶段马列主义的最高典型，我认为应该叫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阶段。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毛主席就超过了斯大林。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几次错误，每一次毛主席都顶住了，结果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挽救了世界革命”。
他还说： “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巨匠。苏联哲学界三十年代的哲学批判，斯大林并没有真正作出总结。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写得好的，但是有形而上学的毛病。真正对那次批判作出总结的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他对毛主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作用衷心钦佩，他竖起大姆指兴奋地说： “现代修正主义这样猖狂，只有我们毛主席顶住了、真正不容易啊！”
当他谈到毛主席畅游长江时也兴奋地说： “毛主席一切方面都杰出，身体也杰出，这真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我看毛主席可以活一百多岁，可以把你们带到共产主义去。
李达对毛主席的歌颂是经常的，在他的谈话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凡是听到他谈这些话的人都感到，他的这些话完全是出自内心，没有丝毫伪饰的。陶铸、王任重及其死党们硬说李达“看不起”毛主席，不是别有用心的诬陷又是什么呢？
二、对毛主席有特殊深厚的感情
王任重及其死党们硬说李达对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极端无耻的捏造。事实恰恰相反，李达对毛主席有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
李达回顾他几十年的经历和遭遇时说，解放前他在白区教书，到处被解聘，被驱逐，被监视，被特务毒打，抗战期间弄到贫病交加，仅免于死。19 4 7年在湖南大学教书，为了在一个暑假里赶写一门新课的讲义，把屁股都磨烂了，只得坐在两条扁担上写，还得了胃溃疡，大出血，医疗条件又差，几乎死掉。那时反动派又把他当成“危险人物”，列进黑名单。学校里一些老相识也怕惹祸上身，不敢同他接触。他说，那时他的心境是非常痛苦的，“象守寡一样”。1949年初，他接到地下党通过一个民主人士（熊子民）给他的通知。。他知道是党要他到解放区去，无比兴奋地对他的家属说： “我守寡的日子完了！”到达香港以后，知道是毛主席要他到北京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感激之情，无法形容。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 “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如果再晚几年解放，我肯定早就死了。我这条老命是毛主席救的！”
李达曾对极少数同志谈到1949年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况，他说： “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见到他真高兴。开国之初，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抽出时间来同我谈话，他对人是那样亲切，那样热情，那样谦虚。几十年前的旧事他还记得那样清楚。那天谈得很兴奋，不觉很晚了，毛主席叫我在他床上休息。我说： ‘主席，你不睡么？’毛主席说‘我还早’。我因为疲劳，也就在毛主席床上睡了几小时，早上起来，毛主席还在看参考消息呢。我吃了早饭才告辞。毛主席的饮食非常朴素，非常简单：三个菜，一碟辣椒。主食也是掺了杂粮的，毛主席还风趣地把他叫做‘八宝饭’呢”。
李达认为毛主席最了解他，包括他的错误和弱点。他说：“1949年毛主席批评我，说我早年离开了党，在政治上跌了一跤。但是他又鼓励我，说我这些年来在理论上还算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还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并认为我可以重新入党。这是毛主席对我几十年经历的结论。我那年已经五十九岁了，毛主席的鼓励使我好象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样！”他说： “我的前几十年是不足为训的，1923年我同陈独秀闹翻，就小瓷产阶级劣根性发作，离开了党，经不起考验。（按：李达在1 9 2 3年脱党，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脱党的原因，是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陈独秀主张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李达则主张“共产党应当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 “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之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影响”。陈独秀当时以开除党籍威胁他，他一怒之下，错误地脱离了党组织。）当毛主席他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我在白区里过着书斋生活，没有为党作什么工作，可以说是虚度了几十年，愧对革命，愧对毛主席，这是我终身的憾事！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对待我。”李达每谈到这些话时，情绪是很激动的，甚至是伤感的。据曾在湖南大学念过书的同志回忆，李达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作检查谈到这些问题时，曾经激动得“热泪纵横”。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给予肯定评价，认为在十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是难得的。
李达对此十分感激。他对接近他的少数同志说过： “《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我收到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要我把此书寄一些到延安去。在当时的环境中收到这样的信，对我是多大的鼓励！我把这封信好好保存在箱子里。后来我在家乡逃日本人到大山里去，还把这封信带在身边。不幸在路上遇见土匪，把这封信抢去了。这是使我非常痛心的事！”
李达家属和伴随他十多年的工友和司机说，在北京、武汉、庐山，毛主席多次要李达去见面，畅游长江时也曾要李达陪同前往。有一次，毛主席来到武汉，打电话说要来看李达，李达又感动又不安，向他身边的人说： “主席是国家的伟大领袖，到我这来，安全不好，出了什么事，那还了得！”连忙坐了汽车赶去看毛主席。又有一次，在庐山毛主席通知李达去，他接到电话已是下午五点多钟，饭也顾不上吃，就赶去了。
解放十七年来，毛主席经常给李达以极大的关怀和鼓励。据李达的工友和司机说，毛主席曾给李达写信指导他的写作，曾将尚未发表的著作寄给他看。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说，李达写的批判胡适和费孝通的文章曾受到主席的称赞。据知道情况的有关干部说，李达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党的八大代表、中国哲学学会会长，都是毛主席提名的，所有这些都使李达非常感动，但他自己从来没有对人谈过，还特地叮嘱他的家属、工友和汽车司机不要外传。李达自己给主席写信，或寄文稿请主席审阅时，总是亲手用纸包得好好的，并一再叮嘱为他投邮的同志不要让别人知道，要拿到邮局再打开，要把信封卜着交给邮局工作人员。他说： “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我们是普通的人，给毛主席写信，叫别人看着不好。”
陶铸、王任重一伙把这样一个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的人硬说成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的人，不仅是一个弥天大谎，而且正好说明了他们自己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
三、恭恭敬敬地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李达在解放以来十几年中，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好象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样。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他能够比较自觉地把主席的指示作为他奋斗的动力，竞竞业业地去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恭恭敬敬地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给李达的信中鼓励他说：
“关于辩証唯物論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李达的信中又鼓励他说：
“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李达虽然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宣示过毛主席给他的信（按：毛主席的这些亲笔信件被王任重的工作组从李达家中强行抄去，隐瞒起来，直到去年十一月，武汉大学的革命造反派才从他们手里夺过来三封，现已送呈江青同志），但是他十几年来，直到被陶铸、王任重迫害至死为止，他是一直把主席的上述指示作为前进的最大动力的。
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李达恭谨地勤奋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即使在病时也不愿停止，常常躺在床上阅读。他近几年来急剧衰老，记忆力极坏，有时甚至发生精神恍惚和思维混乱的情况，但他对主席著作的某些重要段落，仍能逐句背诵。直到这次被陶铸、王任重打成“黑帮”，受到残酷的斗争，全部书籍均被没收时，他仍然要求派来监视他的人为他购买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书，认真地进行学习。在平时，他总是反复叮嘱他的科研助手们精读主席的全部著作，做笔记、做卡片，有些重要的部分要背。
据李达的亲属最近说，19 5 7年毛主席发表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前，曾将此文寄给李达征求意见。李达万分感动地说： “主席真是谦逊极了，这样伟大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提意见呵！”他立即反复阅读，并以极严肃的态度写了一篇学习心得呈送毛主席。
李达把从事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当作他晚年的唯一任务。他近年来常常满怀激情地说： “我现在是风烛残年，来日不多了。但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有生之年就只做这一件事。活一天，写一天，直到最后掷笔而去！”他年逾七旬，一身重病（胃溃疡、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等），从一九五九年起医生就警告他必须停止写作，他从来不予理睬。由于记忆和思维能力的衰退，由于手颤，他近几年来写作越来越吃力了，一天只能写几百字，但他仍然不顾困难，奋力执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象刻字匠一样刻出来的。”他深恐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有时焦急地说： “毛主席希望我写点东西，我拿不出东西来，毛主席会说：李达这个人到那里去了？是不是死了？这怎么行！”他有时甚至由于连续生病，不能写作而发脾气。
一九六一年暑期，李达因病到庐山休养，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谈到他三十年前的旧著《社会学大纲》，认为现在还可以找几个助手帮助他修改出版。李达认为这是主席当面交给他的任务，感到异常光荣，立即停止休养，回校组织人力开始工作。他不满意他的旧著，要求作彻底的修改，写成一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从那时起到他死去为止，整整五年，他以全部精力奋不顾身地投入这一工作。一九六三年春天，他患脑溢血和心力衰竭，几乎死去，写作被迫中断了一段时间，医生也警告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写东西了，但他只要病体稍痊，还是伏案执笔，并督促助手们加紧工作。他激动地说： “毛主席交给我这个任务已经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又说： “我本来很想去看毛主席，可是他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向他汇报呢？”还说： “看来我现在是‘人命微浅，朝不虑夕’了。我最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把这本书写完，送给毛主席，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如果我很快死了，也希望你们无论如何要为我完成这个任务！”一九六五年底上册初稿完成后，他极为兴奋，坚持要用四号字印刷，说怕主席看五号字吃力。印好后，第一本就送呈主席审阅，紧接着又开始了下册的编写。当陶铸、王任重的工作组勒令他停止编书，赶走他的助手，逼他交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钥匙时，他气愤得流下了泪，说： “毛主席叫我编书，我不能停止！他们（指助手）走了，我一个人拼了老命，一天写几百字，也要把书写完！”在工作组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下，他仍念念不忘编书。直到死前一星期，他已奄奄一息，还嘱咐他的爱人说： “万一我死了，你要转告陶德麟同志（李达的编书助手），我恳求他替我把书编完，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李达对毛主席的批评总是心悦诚服，永志不忘的。例如，1959年主席来武汉时，在汽车中曾批评李达说： “你写的文章不象以前那样有锋芒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李达对主席的这个批评极为重视，多年来念念不忘。他写文章时经常征求别人的意见，问是否“火气不足”；又经常叮嘱哲学系的师生和他的科研助手，写文章一定要有“骨肉血气”，要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准确、鲜明、生动。”又如，在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上，他原来是主张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必须完全一致的，1961年他在庐山向主席请教这个问题时，主席指示说：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大意）。他立即接受主席的指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如，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一篇是他比较“得意”的，有的同志曾多次建议他删去这一部分，他固执己见，不肯“割爱”，但当他间接听到毛主席批评他“古人讲得太多”时，他立即完全接受，决定把这一部分全部删掉。这一类的事例很多。人们背后议论李达时说： “老头子的脾气很执拗，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他就服了。”这确实反映了李达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四、热情歌颂和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
李达不仅宣誓要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他有生之年的唯一任务，而且从他十几年来的实践活动看，他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这一誓言的。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里，向全国人民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任务提上了日程。李达当时初次担任大学校长，缺乏行政工作的经验，处理学校事务很感吃力，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但他还是以一个小学生和宣传员的身份，把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一面起早睡晚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面把学习的心得写成 文章或 报告，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
1 9 5 0年，为了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写了《做一个光荣的知识分子》、《自然科学与政治》、《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如何研究马列主义》等文。1 9 5 1年，毛主席的《实践论》重新发表。为了配合这一伟大的政治事件，他写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文，指出： “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统一的意志”。同时，他还写了逐段阐述《实践论》的《“实践论”解说》一书。为了争取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他在写《“实践论”解说》时每写完一部分，就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百忙中亲笔为他作了修改，并在1 9 5 1年3月2 7日给他的信中亲切地鼓励他说：
“这个解説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語宣传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份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
伟大领袖的关怀和鼓励，使他无限感激，成为鞭策他奋力工作的巨大力量。
同年，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宣传，李达写了《怎样学习党史？》、《读毛泽东同志1 9 2 6———19 2 9的四篇文章》等文，热情地歌颂和阐发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他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指导革命百战百胜的历史”， “毛主席自1 9 2 6到1 9 3 5的著作，最近在报上发表出来的已有七篇。这七篇著作，都是有关中国问题的经典著作，都是中国革命中的辉煌文献，每一篇都刻划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标志着当时革命的方向。”
同年，他还写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文，纪念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两周年。
1 9 5 2年他写了《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继续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作宣传。同年，毛主席的又一伟大著作《矛盾论》重新发表，他又以很大的热情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毛主席对此也曾给予亲切的关怀和具体的指导。在1 9 5 2年9月1 7日给李达的信中指示他说：
“矛盾論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論什么矛盾，也无論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論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去，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説时，請加注意为盼！”
1 9 5 3年，李达又发表了《“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一文，论述《矛盾论》的伟大意义。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李达在这一时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成绩的。
1 9 5 4年至1 9 5 6年，他原计划写作《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和《唯物辩证法讲话》两书，都因初任武汉大学校长，兼职又多，没有完成。
1 9 5 6年，根据文化思想战线上新的斗争形势，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针。李达认真地领会这一方针的精神，写了一些文章进行宣传，同当时陆定一对这一方针的歪曲进行了斗争，抵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详情见后）。
1957年，他陆续写了《我国现阶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整风运动的辩证法》等几篇文章，阐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的伟大意义；同时以这一著作为武器，积极投入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到1 9 5 9年全国人民在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文化思想战线一片新气象。在这种形势下，李达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毛泽东思想，反复阐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例如，他在1958年7月发表的《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改正学风、教风和文风》一文中，强调“毛主席是唯物辨证法的大匠”，毛主席的著作“正确地反映了发展着的客观实际，集中了千百万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指出哲学工作者“大跃进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真学习毛
主席的著作”，他盛赞当时工农群众学哲学的高潮，指出哲学工作者落后于工农群众，
必须深入工农群众，向工农学习，向工农宣传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头等重要的”。
他还认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应当“以学以致用，立竿见影为宗旨”。他在1 9 5 9年
9月发表的《沿着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前进》一文中又强调说： “我认为有必要掀起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高典型。毛泽东同志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此外，他在这个期间还发表
了《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1959年5月)、《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1959年7月)等多篇文章，反复论述这一思想。他还陆续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讲座》，试图系统阐述毛主席关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他还到中国人民大学等处作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给人们流下较深的印象。他还响应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的号召，带头参加了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批判苏修为目的的集体编书活动，并主动地为湖北省的编写小组作了关于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异常明确地指出“一定要承认毛主席哲学思想是当代的顶峰。”他认为，要编好哲学教科书，“首先应对主席的哲学贡献有一个评价，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马、恩、列、斯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列宁的主要著作《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谈谈辩证法问题》，前者发展了认识论，后者发展了辩证法。但真正从各方面展开了的是毛主席，不仅《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且其他著作均达到了新的境界。”这一年，他还酝酿写一篇《毛泽东同志是唯物辩证法的巨匠》的长文，因糖尿病发作，没有写成。李达那两年不断生病，又已年满七十，写作十分吃力，进行这些工作是尽了极大的努力的。
1960年到1961年是国内外敌人攻击毛泽东思想十分猖獗的时候。陆定一之流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妄图扼杀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这股逆流面前，李达不仅没有同流合污，而且进行了反击。他发表了《努力学习，学以致用》（载武大学报和光明日报时，标题为《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沿着毛泽东同志指示的道路前进》等文，继续强调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理论战线上的新气象，新境界”，强调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扶病写出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的小册子。也就在这个时期，他特地搜集和剪贴了各国人民称颂毛主席、称颂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亲笔在封面上题了“毛泽东思想遍地开花”九个红字。
从一九六一年暑期毛主席指示他修改《社会学大纲》时起，他就发下宏愿、一定要用一生中最后几年时间编出一本系统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科书，“给国内知识界看”， “给亚非拉的革命人民看”， “同苏修唱对台戏”。如他在该书上册《引言》中所说：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作了高度的哲学概括，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境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在当代的最高发展。” “宣传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本书的写作，就是为了对这个任务尽一点绵薄的力量。”在他关于编书的约二十几封通信中再三地表示了他的这个“夙愿”。他忘记了自己已经年近八旬，一身重病，不仅奋力工作，而且还兴奋地设想，如果此书完成后他还在世，他还要修改《“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还要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说》、还要编写通俗的工农哲学读本。但是，正当他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付出晚年的全部心血的时候，他却遭到了陶铸、王任重等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的卑劣陷害，在一夜之间被打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一伙人从他手里夺走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笔，把他活活整死。对于这，他是抱恨终天、死不瞑目的！
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在他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的活动中也有突出的反映。李达一直非常重视扩大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重视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旧大学，改造知识分子，改造各门学科的问题。在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期间，他发表了有关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文章约十余篇，有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各门科学的文章约五篇。为了表示根本改变旧的办学方向的决心，他曾多次提出要把湖南大学办成一所毛泽东大学的口号。他于1953年春天调任武汉大学校长后，对当时徐懋庸在武大轻视系统的理论教育、放弃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肆意曲解毛泽东著作的恶劣做法极端不满。他一到校就筹办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亲自担任主任；又创办了教职员工的马列主义夜大校，亲自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们翻查了武大的校刊《新武大》，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徐懋庸领导期间，找不到一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消息。可是，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李达同志“到校视事”后情况立即起了变化，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的《新武大》头版头条的消息是： “本校教员系统的理论学习正式开始。李达校长作动员报告，本学期学习《实践论》为下学年学习中国革命史以及长期理论学习打下基础。”在十一月四日的《新武大》上又有李达亲笔题字的《理论学习通讯》的刊头，以及李达向武汉市高等学校教师作的《怎样学习“矛盾论”》的报导。
李达对培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伍也非常重视。他对当时北京大学资产阶级哲学泛滥成灾的状况极为愤慨，对中国人民大学一味指靠苏联专家讲义的作法也很有意见，他认为这样不可能培养出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当1956年高教部决定在武大创办哲学系时他就反复强调了两条办系方针：第一、必须把哲学系办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系，办成无产阶级的政治系，必须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哲学问题为中心；第二、要办好这样一个系，必须依靠党团员、依靠青年教师，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专家”。他多次说： “北大的冯友兰、贺麟他们搞了这个学派，那个学派，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不搞那些学派，只搞一个学派，毛泽东学派！我们就是要同北大的那一套唱对台戏！”他还说： “哲学系的教员应当是‘清一色’的马列主义者！”当时他曾把这些意见向康生同志汇报过，并得到了康生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但是，当时负责建系筹备工作的孟××等人并末按照李达的意见办事，仍然抄袭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计划。孟××在 1965年1 2月2 5日的一次会议上也承认，“当时（建系时）老校长提出两条办系方针，我后来到北京开会，把莫斯科大学的一套搬回来了，没有按照老校长的意见办，要是按老校长意见办就好了。”李达对这种作法是不满的。他在1959年写的《沿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前进》一文中尖銳地批评道： “尽管我们一贯地反复强调我们的哲学系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系、无产阶级的政治系，必须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哲学问题为中心，可是有些同志还是不愿意听。”他认为这是一个“关系方针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在这次运动的前夕，这个孟××却被王任重亲自封为“坚定的革命左派”，被指定为搜集李达材料的主要负责人（此人在去年1 0月被武大的革命造反派揪出，定为反党分子，后因有陈再道作靠山，参加了反动组织“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活动）而李达反而被他们打成了“黑帮”，颠倒黑白竟达到了如此地步！
从以上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解放十七年来李达全部实践活动中心内容就是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陶铸、王任重及其死党们明知如此，为了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竟捏造他“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什么“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啦，什么“否认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意义”啦，什么“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啦，等等。真是卑鄙到了极点。
五、在文化战线灭資兴无的斗争中努力站在毛泽东思想一边
解放十七年来，李达除了正面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外，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1 9 5 1年5月2 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社论，号召全国展开对《武训传》的批判。李达闻风而动，立即向湖南大学的师生作了报告，并在6月12日发表了《武训是个反动派》的文章。9月1 4日，他又发表了《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一文。
1 9 5 4年9月，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展开了对胡适派的反动思想的批判。李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向武汉知识界作了报告，并连续发表了《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适反动思想批判》等论文和小册子，并主动争取毛主席的指导。当他把其中两篇文章送请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在1 9 5 4年1 2月2 8 日回信鼓励他说：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讀者帮助更大。”
毛主席还具体指示他：
“……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説的实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説的大体同样的名詞，还需加以比較説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話，也需作明确的批判。”
遵照毛主席上述指示的精神，李达又写了《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一文，对实用主义的本质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
1 9 5 5年5月，毛主席发动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大斗争。李达发表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要善于识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提高警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提高警惕，同一切反革命派作斗争》等一系列文章，热烈地参加了战斗。
1 9 5 6年，反共老手梁漱溟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恶毒攻击党的政策，遭到代表们的反击。李达参加会议回校后立即向全校传达了会议对梁漱溟进行斗争的情况。接着又发表了《梁漱溟反动思想批判》的小册子，对梁漱溟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及其反动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向全校师生和武汉理论界、教育界作了报告。
1 9 5 7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李达积极地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从右派的进攻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发言，回校后又亲自主持了对右派分子马哲民的斗争会，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还陆续发表了《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马哲民的七大罪状》、《批判马哲民的“实践与认识”》、《徐懋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等文章。据上海人民出版社来校组稿的一位同志说，其中《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一篇曾经得到毛主席的重视，认为此文把费孝通等人的老底揭出来了。
1 9 5 8年，杨献珍为了攻击三面红旗，抛出了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谬论。他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谬论，并说： “杨献珍这个人根本不懂辩证法，”后来一九五九年理论界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论战时，他坚决站在正确的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观点。在参加集体编写教科书时，他在他所分担的一章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0年，国际反修和国内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上了日程。李达响应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的号召，参加了编写哲学教科书的工作，同青年同志一道学习讨论，并自告奋勇地要求分担写作任务。他说： “我是一个老兵，我应该上阵！”当时康生同志对他的积极性曾提出过表扬。
一九六一年以后，李达由于全力投入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工作，由于急剧衰老和连续患病，精力不济，在国内学术斗争中很少发表文章；同时，由于旧中宣部和湖北省委对他的歧视和冷遇，许多文件不给他看，许多会议不通知他参加，许多消息和动态未告诉他，（他曾经就此当面质问过周扬），使他的处境比较闭塞，因而对当时学术论战的理解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即使在这种处境中，他也从来没有同意或附和过当时学术界暴露出来的任何一种反动观点。特别是当他对某一斗争有所理解时，更是坚决站在正确的方面。例如，他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起初未加注意，后来理解了这一理论的反动性时，就立即决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中对此进行批判。又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他就热烈称赞，他当时在北京对邓初民说： “这篇文章写得好极了！”（按：当时王任重在武大的头号代理人庄果却在各系大作报告，公开叫喊他“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后半部分”，“不同意《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当他得知了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指示后，更是异常兴奋，一回校就动员前去看他的哲学系教师写文章参加战斗，并说， “海瑞就是彭德怀，《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的！”又如，他对国际上的反修斗争也很重视，对他所熟知的米丁等人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卑鄙行径极表愤慨。他除认真学习中央的反修文件外，还设法弄了一套为反修的需要而编印的反面材料，要他的编书助手认真研究，在书里进行批判。一九六三年冬天，他中风还没有全愈，就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热情地表示，他虽然七十多岁了，仍愿以“老兵”的身份参加反修战斗。
直到这次被王任重打成了“黑帮”之后，他还说： “这么大的运动，也无力来写一些批判文章！”这表明他在那种已被处于死地的处境中还念念不忘自己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但是，这句话竟被派来监视他的人作为“死顽固”和“不认罪”的表现写到“动态”里去了。
李达不仅能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能够明辨是非，坚持原则，顶住歪风，站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这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李达不可能理解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但是凭着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和忠诚，他却能不止一次的觉察到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并作了不调和的斗争。
1 9 5 6年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的阶级对这个方针作了不同的理解。5月2 6日，陆定一抛出了他的黑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一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公然篡改，有意歪曲，胡说“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大造舆论。一时牛鬼蛇神如获至室，纷纷出笼，高叫“开放唯物主义！”掀起了一股逆流。李达针对陆定一的报告，于6月1 3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百家争鸣》一文，以正面论述自己的体会的形式批评了陆定一。他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示，突出地强调了兴无灭资的斗争。他说： “我们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百家争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反动腐朽的唯心主义决没有‘争鸣’的地位”；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只能是我们批判斗争的对象”。第二天，陆定一的报告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控制的《长江日报》立即以陆定一的文章为武器，组织一些人点名围攻李达，一篇署名张绪荣的文章攻击说： “陆定一同志十分肯定地说，人民‘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可是李达同志却取消了唯心主义者的这些自由。这难道符合于党的政策方针和国家的法制精神吗？”（《长江日报》7月2 4日）李达并没有被陆定一的“大名”所吓倒，并没有在这场围攻中“认错”，他在9月3日发表了《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一文，进行了反击。他重申： “哲学和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些有党派性的科学，是理论上阶级斗争的阵地。”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共同目的是：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在政治上拥护帝国主义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奴役被压迫人民的政策。它们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死敌。” “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这两种科学（按：指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批判，仍要继续进行，这是不可动摇的。”李达对当时看过这篇文章的几个党员教师说：他不同意陆定一的意见，他的两篇文章其实都是针对陆定一的；只是因为考虑到陆定一是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他才不得不把话说得娓婉一些。
1 9 5 8年，王任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向李达征求意见。王任重的这篇文章里说什么“不能单纯地依靠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或党中央的少数领导同志来解决各地区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不能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领袖们的事情”，象他这样的“革命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部”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也可以“超过马克思”，等等，说穿了，就是狂妄地攻击毛主席，把自己置于毛主席之上。当王任重要别人征求李达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时，李达毫不迟疑地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只有毛主席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超过了马克思。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容易呀？”事后他对人说： “王任重说他要超过马克思了，他同毛主席一样高明了，我看太狂妄了吧？”（按：当时李达还不知道王任重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的黑话： “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后来王任重发表此文时，将标题改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见《七一》创刊号），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同时还回避问题的实质，强词夺理地为他的谬论辩护，并反过来批评认为他“似乎太狂妄了”的人，实际上是批评李达。在1 9 6 2年中央的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揭发王任重“超过毛泽东”的谬论，王任重着慌了。正是由于这个原故，他才在1 9 6 3年1 2月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当着李达的面提起这件“往事”，并且假惺惺地说“李达同志的这个批评对我很有帮助，当时脑子发热，说走了火，他一提我就改了嘛！”王任重的这些话是虚伪透顶的。他早在1 9 5 7年3月即右派进攻的前夕就在武汉大学的一次报告中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叫喊什么“这个家不要毛主席一个人当，一个人当家不叫独裁吗？”叫喊什么“不许崇拜菩萨”， “要拔庙打神”； 19 5 8年又公然提出要“超过毛泽东”。这难道是什么“头脑发热”的问题吗？李达的批评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痛处。他对李达是恨之入骨的。1 9 6 1年冬天李达在广州从化编书时，陶铸去看他，他当面向陶铸提出对王任重的意见，说他不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不重视理论战线上的工作，并且具体地批评了他在科学院武汉分院养了一大批“只吃饭，不干事”的人（多数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学者”），把科学院变成了养老院”，批评了理论列物不发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文章，尽发表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文章等等。陶铸走后他对他的编书助手说： “我今天在陶铸面前放了一炮，告了王任重一状，我早就忍不住了！”显然，这也成了陶铸、王任重一伙对李达极端仇视的原因。
1 9 5 9年，翦伯赞、吴晗之流带头刮起了一股美化帝王将相，为帝王将相“翻案”的歪风。王任重也不甘落后，抛出了臭名昭著的《读“资治通鉴”笔记》。李达对这种现象极端反感，坚决抵制，到处发表反对意见，例如，有一次他到人民大学去时，在饭桌上当着胡锡奎、齐一等的面说： “现在有人为××翻案，为皇帝翻案，真是怪现象！历史上那么多农民革命领袖连姓名都埋没了，他们挨了几千年的骂，这个案不去翻，却去为镇压农民的地主头子翻案，这些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到那里去了？毛主席讲的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句话还算不算数？到底历史是谁创造的？把些帝王将相捧那么高！奇怪，历史学家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历史。你们是搞历史唯物主义的，应该出来说话，此风不可长！”
我们介绍李达同志的上述情况，并不是说李达同志就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如我们一开头就指出的，李达同志早年脱过党，在政治上跌过跤；解放以后也说过一些错话，在他写的文章中也是有某些缺点错误的。革命群众对他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 “必須善于識別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他老人家还教导我们： “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績七分錯誤，还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必須有个根本的估計。如果是七分成績，那就应該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績为主說成是錯誤为主，那就完全錯了。”我们认为，不管列举李达同志多少条缺点和错误，也取消不了一个根本的事实，李达同志是一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恭恭敬敬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勤勤恳恳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在思想战线上的历次斗争中，总是努力追随毛主席，忠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李达同志的晚节是好的。他是毛主席司令部在理论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鲁讯说得好：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李达同志尽管他有缺点，终究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一名战士。
陶铸、王任重一伙果真认为李达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不，他们完全知道李达是热爱毛主席的。他们最痛恨的正是这一点。王任重之所以认为李达“碍手碍脚”，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不仅是因为李达常常摸他的老虎屁股，对他不够“尊重”，更重要的是因为害怕李达经常识破他的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货，害怕李达在毛主席或康生同志面前反映他们的问题。王任重的心腹许道琦最近供认：他们之所以怕李达是因为“知道李达和毛主席有关系，知道毛主席器重李达，表扬过李达，怕就怕李达会去向毛主席告状。”在去年五月初的中南局会议上，张体学竟然露骨地叫骂： “李达这个人就是靠毛主席吃这碗饭的 1”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赌咒发誓，要把这个“靠毛主席吃这碗饭”的“老不死”一棍子打死。王任重说，不打倒李达，“省委自行解散！”张体学说：不打倒李达，“我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许道琦说：不打倒李达，“我自己开除自己的党籍！”曾经一度， “怕把李达整死”的张体学终于下定决心说： “不怕他死！” “死了倒好些！”这样的刻骨仇恨从何而来？他们之所以这样仇恨李达，正因为他们知道李达是“靠毛主席吃这碗饭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他们自己却是靠刘少奇“吃这碗饭的”，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真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呵！
陶铸、王任重心里有数，知道用正当手段是收集不到李达“反对毛主席”的材料的。所以陶铸在4月1 8日就决定派出全国第一个工作组到武大去压材料，他说： “批判李达是件大事，省委要派人去！”张体学立即答应： “省委靠武大作为样板，要派一个好的工作组去！”王任重则亲自主持材料的编写工作，并指示他的亲信陆舒端，叫她“做好知情人的工作。”工作组“做好知情人的工作”的办法就是，首先把李达的四个科研助手全部打成“黑帮”，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犯了“滔天罪行”，利用这些同志政治上缺乏经验的弱点，大施特务手法，对他们进行轮番审讯，威逼讹诈，无所不用其极，勒令按照他们定的调子“揭发”李达的“罪行”， “一天交一次材料”， “连一句话也要”，借以“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否则就把他们“打翻在地，打进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李达的助手被迫写成的“材料”中提到李达“经常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李达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比较深……”。这些反映实际情况的话却违反了王任重的要求，于是，工作组把他们找去拍桌大骂，“还在说李达对毛主席有感情！什么感情？我看是你们还有幻想，你们这样写材料想过关哪？你们要认清形势，省委是下了决心的！任重同志是下了决心的！”李达的一个助手表示看不出李达反对毛主席时，工作组当即斥责说： “那是因为你的立场反动！现在看一切问题都要颠倒过来看，要从反面理解。比如说，他在1 9 3 7年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这好象他很进步吧。但是你要反过来想：他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写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不抓他，不杀他，还让他的书出版，如果他同国民党没有勾结，可能吗？”（按：工作组明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毛主席肯定了的著作，偏偏要举此例，）于是，在工作组的非法手段的逼供下压得的一些材料工作组总不满意，还要按照他们的需要“加工”。然后再把助手们宣布为“极不老实” “不接受党的挽救”，一一打成“黑帮”，送去“劳动改造”，认为这样“可以防止他们翻案”。王任重的工作组就是用这样伪造李达的“反对毛主席”的材料的。连王任重本人都不得不供认：李达的材料是“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上报中央，上报主席的。”
李达同志已经死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容许陶铸、王任重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一个拥护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同志打成“黑帮”，迫害至死，尤其不能容许他们通过打倒李达同志的办法来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我们下定决心要彻底揭穿陶铸、王任重及其死党迫害李达同志炮打毛主席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李达问题专辑下载链接： 李达问题专辑武汉大学钢二司1967.pdf (85.3 MB)
原来李达是这样的人。此前我读了《唯物辩证法大纲》对他一知半解，现在算是充分地认识到了。
一个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一定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家。其实另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荣国，也是坚持革命立场，不向走资派屈服，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不久就被走资派迫害死了。
太逆天了，这群走资派太猖狂了，令人震惊
今天是李达逝世五十九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