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中修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为防止有上访者和群众“闹事”，各省政府纷纷进入戒严状态，扩大维稳支出，采取各种手段如“安抚”（收买）、“上岗”、“强制旅游”等来控制社会局面。可见所谓“两会”，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内部会议，根本听不得一点人民群众的意见。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在中修野蛮的法西斯专政下，国内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们自发地奋起反抗。讨薪、罢工的斗争此起彼伏，冲击着中修腐朽的社会制度。只是仍有一些对中修认识不清、不懂得真正出路在于暴力革命的群众，他们相信通过上访能让国家“出手”做出一些补救的措施来改善被压迫群众的处境。其中不乏有自觉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坚决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右派分子，以及不满中修执政而玩弄阴谋诡计、刻意煽动群众制造混乱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维稳费用年年增加，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2024年3月“两会”期间的全国人大十四届二次会议上，中国财政部提交的《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国防支出16655.4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7.2%；公共安全支出2276.62亿元，增长1.44%。而前一年，中国财政部的《预算草案报告》中，公共安全支出为2089.72亿元，比2022年增长6.4%。
其实中修一贯是以外强中干的模样示人，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些垄断资产阶级的官老爷，被劳动群众的呼声吓得心神不宁，一边开足宣传机器营造出“社会稳定”的假象，一边连年增加国内维稳费用的支出。连年猛涨的维稳费用，无疑加深了中修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无论中修如何垂死挣扎，也不可能摆脱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不可避免的迎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果。中修在进行国民经济疫情化的同时，医药垄断资本通过抬高垄断价格等手段吸干了人民群众身上的血，赚的盆满钵满，又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到处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流离失所的劳动者，他们在中修野蛮的封城期间再次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中修此举无非是自掘坟墓，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疫情期间的2021到2023年，中国维稳费年增率分別为0.7%、4.7%、6.4%。”，并且自2023年起，中修中央政府停发维稳经费，但维稳规模的扩大趋势，每逢特殊日期便要“戒严”，使各省基层政府加重了维稳负担，实在捉襟见肘。“以前维稳费用有很多，包括维稳人员的工资、餐饮费，包括上访人员或所谓政治重点人员的补贴或每月生活费”。为此，各地公安开始以压缩维稳期解决经费不足问题。以北京为例，原本十天维稳期，2024年年缩短为七天，即5月30日至6月5日。维稳的手段也开始“简化”，从过去的“强制旅游”变成原地看守，省去了信访部门的谈话以及吃喝住行的开支。
疫苗维权者屡遭中修软禁
钱大龙：“走路不方便，半身不遂，偏瘫，只能靠左半身活动，左手拿筷子吃饭，穿衣服也是用左手。我们家少了一份收入。失业金我只拿了20个月。我老婆本来应该退休了，现在又上班去了。”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钱大龙在2021年接种第三剂疫苗后身体瘫痪，虽然经过后续调养得以恢复正常，对身体的损害却是极大的。他为了“讨回公道”，曾向中纪委、中国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问责，并连同其他疑似出现疫苗后遗症人士到中国国家卫健委抗议。自己的病历鉴定结果却被矢口否认与新冠疫苗有联系。于是在去年，钱大龙联合其他新冠疫苗受害者，拟定了一份《呼吁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倡议书》，计划赶赴北京两会现场呈递。中修闻讯直接派出“爪牙”对钱大龙进行人身控制，颇有“不解决问题，解决有问题的人”的意味。
“一名警察加两个保安或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一个班三个人。有两个班。每天白天一个班。他们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然后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他们出门要跟着我走，而且不能去敏感地区。接电话的话，可能我的手机是被监控的。在北京昌平有一位刘燕也被上岗了。其他地方也有(疑似疫苗受害者)被上岗，像湖北荆州的何赐祥。”
无独有偶，组织六四运动的自由派季风、写文抨击中修的许章润等人，都成了中修维稳的重点关注对象，季风被以协助办理生活费为由回到贵州直到两会结束，许章润被行政拘留和革职后，连自家门口都要被装上九个监控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