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联新闻工作者、作家柯切托夫的《战时札记》里的卫国战争时期特写的一部分。卫国战争时期，他曾为《列宁格勒真理报》担任记者，写一些关于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军民抗击德寇的新闻通讯和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翻译过他在苏修时期出版的一些小说，部分原因在于里面有对于苏修社会黑暗的暴露性材料和资料，这种作品在当苏苏修社会有所震动。尽管有人称他为“斯大林主义者”以攻击，但柯切托夫实际上完全不能配上这个称号，他抨击苏修社会一些黑暗的时候，从来没有直指苏修叛徒集团。文化大革命时期翻译出版他著作时所做的批语同时也指出苏修时期他实际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是《战时札记》里简短的一节，标题是我自拟的。这一部分介绍了两个在卫国战争下，因为思想走上截然不同道路的女青年。我第一次读到这的时候，为其中的教训感到十分的震撼，从中折射出的道理对我们思想斗争也是有益的。
我们把别拉亚村及其司令部做为据点，到沃尔霍夫卡,阿·麦列茨科夫将军指挥的前线各部队走了走,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德寇从齐赫文败退下来后，又重新积聚力量，相对稳定了下来我们未能很快拿下基里什。现在那里有德国强大的防御支撑点:在波高斯基叶，我们流血甚多。
我们还到四军司令部作战处去了，花了不少时间来分析敌我双方在列宁格勒附近的部署图。列宁格勒是要冲之地。秋天以来，德寇离郊区很近。齐赫文一仗，使他们在奥涅加湖区有可能同芬兰人勾结在一起。
地图上把一切情况都标明了。从里诺沃村和河口处，到彼捷尔戈夫，沿芬兰湾一带，有一小片土地在我们手中，长四十至五十公里，宽最多二十公里。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喀琅施塔得拉赫特和奥里金诺，瓦西里耶夫卡，戈洛达衣和叶拉金诸岛。从这几个岛上，每天都用重炮轰击列宁格勒街道。从乌里茨克通过甫尔科沃到普希金，亚姆——衣热拉，考尔皮诺——从海湾到涅瓦——，与列宁格勒地界衔接处，还有一小片地，从九月份的几次战斗以来，一直掌握在我军手中，涅瓦河东北，通往卡累利阿狭长地带，有一块地突出在拉多加湖上。如果把这几小块地方加到一起，就可以形成苏维埃国土上一小片土地。这是从敌人的铁拳中争夺回来的。这小片土地，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各种规格的炮弹的袭击。轰炸机和侦察机穿行如梭，甚至在大白天也厚颜无耻地轰炸。以前列宁格勒也有这种型号的高射炮。在寒冷的冬日，用这种高射炮打不中目标。沿拉多加湖岸，什里谢尔布尔格以东十五公里处又有德军驻扎，切断了我们到大后方的通路。一个不很规矩的四角形，从湖岸突出，直到母加。这块地方切断了列宁格勒的来往路线。沃尔霍夫前线通过西银维诺泥炭田，西银维诺的一小片高地伸向列宁格勒堑壕:列宁格勒部队也打击这些碍事的地方，极力与沃尔霍夫人相会合。
我们写出有关重大战斗中的英雄事迹，用军事电报或途经拉多加的过路人，把通讯送往《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
司令部管理员让我们住在别拉亚村一个女庄员的房子里。这是一个大村，风景很好。幸运地躲过了德国投掷的燃烧弹。没有受到多大损伤。我们的住处很暖和。女主人和蔼可亲,殷勤好客话很多。她的女儿二十岁。女主人每天给我们讲德国人奴役时期，她为女儿担惊受怕的心情:
“他们的官兵都很蛮横，没有教养，随心所欲,把我们当做会说话的牲畜。'端来，拿来，拿去洗洗,铺好’……大概有一、二十个人住在我们家。整夜整夜地玩骨牌，要纸牌，拉琴、唱歌，手风琴又拉不成调,唱歌就是干吼。我们睡在壁炉上吓得要死,只是面面相觑，等着倒霉。受到这样的折磨，真是天大的不幸。来了这么一帮外族人，你每天每时都在提心吊胆，不知道他们会让你受什么罪。我的女儿简直是自找苦吃。要是她闭住嘴什么也不说就好了。不行，她总是刺激他们。嘴快得象刀子，一句不饶。她是共青团员,一直很积极。端水来!他们向她大声吼叫。自己端，又不是什么大老爷!‘她就这么和他们说话。把靴子拿去刷刷!’‘你自己用舌头舔吧!’除此之外还说了些别的。更要紧的是有些话她用德语讲。在学校里她的德语学得很好。有一次，我简直惊呆了。有一个大兵坐在这条板凳上。靠着窗户，其他的人也和他并排坐下。他们把贴身衬衣全脱了下来，一块儿捉虱子。有一个兵看见我注视着他们，你们听，他就故意说:这个是你们的领导人，这个是谁谁谁……把一个个虱子都摆在板凳上，用指甲挤死一个，哈哈大笑一阵，一个笑，大家就都跟着笑。我的女儿就说他们是疯狂的长条黄瓜。‘胡说’，她说，‘你瞎嚷什么!这是你们的希特勒,这是你们的戈培尔,这是戈林!……’我想，这下子完蛋了，赶快在胸前画十字，双腿僵立在地上。可那些捉到子的人笑得更厉害了。只有一个人阴险地站了起来，把我那傻姑娘打了一耳光，打得并不重。他不是为了把她打疼，而是为了维持一下秩序。呶呶呶!他说，‘希特勒-固得,戈培尔固得，戈林固得’。他们所说的’固得’，是“好’的意思。
“从此以后我把她藏在干草棚里了，严禁外出。有时他们也问，漂亮的姑娘上哪儿去了?为什么见不到她?我骗他们说她到邻村姨姨家去拿粮食去了。这样，才躲过了一场灾难。如果她再露面，这帮鬼子一定不会饶了她。”
报上登载过不少报道，叙述我们苏联游击队员在敌后的活动情况。有关敌占区苏联人民斗争的报道，描写了他们的坚贞勇敢精神。这都是些思想丰富、原则性很强的人,他们中间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看着女主人的女儿，就仿佛看见了我以前读过的报道中的人物。要长时期地把德军阻截在别拉亚村，毫无疑问，这位热爱祖国的姑娘一定也会加入战斗的。她跑到林子里去参加游击队，从那里向德寇开枪，烧掉敌人占领的房屋，炸毁桥梁，设置路障。这样的爱国者是不能被收买的，也解除不了她的思想武装，动摇不了她的信念。
又过了几天，在布达戈夏还听说了另一件事。我来到特种工作处。屋里炉子生得很暖和。有人告诉我们德寇侵占齐赫文后的种种情况。
“离这里三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姑娘被监禁起来了。”一个搞特工的大尉说，“只不过十八岁，已经当了叛徒。”“怎么回事?”
“听我给你说。这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当然大家知道了也会得到教益。这个漂亮姑娘住在村子里，离这儿不远。父母对她百般娇惯，无限疼爱。中学都毕业了，还不急于去工作。‘让她好好玩一玩。他们自我安慰地说’，‘反正也快嫁人了。’她穿着丝连衣裙，最高的高跟鞋，整天开着留声机跳舞。一般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我们常常说:‘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比以前快活了。’但德国鬼子来了，有几个德国军官很快地看中了她，要她去做间谍工作，除了她以外，德国人还物色了两、三个象她这样的女孩子。德国军官向她们抖开了非常漂亮的连衣裙，从柏林运来的!法国的香槟酒,荷兰的巧克力,意大利的橙子，捷克的项链、手镯!唱片全是狐步舞曲。她们开始过上了‘美日子’。接着就让她们都住‘集体宿舍’。美其名日学德语，日后要当翻译，说她们在精神上完全不同于当地的野姑娘的狂热，是完全西方化了的小姐。随后，她们穿上难民服，经过前线沿途乞讨。口袋里装着讨来的面包，也装着我们部队的情报,有关炮兵阵地、司令部、林间机场的部署情况。现在军事法庭要提审她。她说，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她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把她的身份告诉父亲。他经受不住这样的耻辱。”
“她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铁路工，火车司机。”
两个姑娘，一个是别拉亚村的，一个是布达戈夏村附近的两个人都出身劳动家庭，年龄也相仿。同样都在苏维埃的中学里上过学，都当过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但她们走的道路竟这样不同。一个姑娘准备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而献身，另一个姑娘却为了贪图几件丝绸衣裙、巧克力和小玻璃玩具而同意做叛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想和她谈一谈吗?”特工干部问我。
真的，我想和她谈一谈。我应该解开这人生之谜。
她坐在窄小的牢房里。铁窗生了锈，她正从窗子上边往外看。因为窗子下面是用木板钉死了的。
“请你告诉我，”我说，“你明白不明白，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事?”，
“是的，是的，是的，我明白!我非常明白。我成了卑鄙的特务。以前在书上看到过这种人，那时我恨这种人。可现在我和这种人毫无差别。”
“对的，”我说，“在外国衣服和巧克力面前你没有站稳 脚跟。说真的，你还非常年轻。这没什么奇怪的。但你为什么不及时出步呢?你可以在接受德国的使命越过前线后，转向自己人，向他们讲出全部情况。”
她先是沉默不语，后来摇了摇头。
“不，不行，您不了解。他们已经不让我止步，不让我悬崖勒马。他们控制了我。我当时完全糊涂了，受了骗。他们的衣服和巧克力使我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
“怎么叫控制?如何控制法?”
“那个给我布置任务的军官总是说,他爱我，要把我带到德国去，带到欧洲去，让我看看世界。后来这个人不见了。又有另一个人接替他。他没有给我任何许愿，只是威胁。稍不顺遂，他就说:我的心尖子，我们要把你母亲吊死在路灯架上。一来，我父亲就开火车去了，母亲留了下来，她年纪大了。”
和这个姑娘谈过话后，我的心上象留下了一块冰冷沉重的石头。不能不看到:她感到痛苦的不是将来如何处置她的问题，而是为她所做过的一切深感懊悔。只要没有这过去的一段事，就是献出这个年轻的生命也心甘。以前，在她的眼里，这位德国军官文质彬彬，姿态优美，总是雄纠纠地戴着一顶军帽。姑娘想，以自己的微笑还报他的微笑，和他喝上一杯酒，接受他送的一点小礼物，也实在不算出格，他们也是人，而且还是来自对世界文化和国际科学都有极大贡献的国家呢。可别拉亚村的那位姑娘，却根本就不理会别人的微笑。别人说一句，她说十句。德国人认为她是一个有潜在力量的战士。这种人可以打死，却不能折服。因面，他们也就没想去折服她。她的母亲想得对，他们迟早要置她于死地。这个被监禁起来的姑娘受到父母的娇纵，根本不会劳动，娇弱异常。在物质引诱面前站不稳立场。希特勒侦察机关的老手就利用了这一点，把她当成他们的武器。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我们有多少官兵、和居民由于这一个武器而死于齐赫文、死于拉扎列维卡、陆古衣和这里，布达戈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