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政权“远洋捕捞”私营企业 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加深
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一家小民营企业的前台，某天突然出现了两名自称来自内陆某省某市的公安，要求见老板。接待人员机警地留了份心，打电话汇报后听老板说他人在外地，就叫老板别回来了，改由财务来应对两名不速之客。 三人安排好见面后，这两名“公安”（此处姑且相信他们的确是公安而不是诈骗贩子或黑社会）也不多废话，开门见山地拿出了一整叠文件，每份文件顶端都印有他们所属公安局的名字，落款签名与盖章也完备，就差没内容。两人说，这样的空白文件他们带了100份出来，每一份值10万至20万元（人民币，2万至4万新元），他们这趟出省可谓身负重任：“我们那里公安弟兄们的年终奖金就靠我俩了。”敲诈勒索的面孔表露无疑。 两名公安声称，他们能找上门来也不是全无凭据，这家民企有产品卖到他们所属的市，遭消费者投诉。然而在中国，凡是资本主义企业根本不会没有“问题”存在。因此对于私营资产阶级来说，纳粹政权什么时候要为难他们，总能找出依据。 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上，“远洋捕捞”指的已不是渔民到外大洋区作业，而是公安部门违法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民企和个人财产，说白了就是找借口把民企抓了，勒索出钱财来。
以广东壹健康案件为例：广东壹健康集团本属广东的企业，其在2022年就实现了24.23亿元收入，2023年6月底提交申请赴港上市。同年10月，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以该集团企业涉嫌诈骗为由，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对壹健康集团旗下公司进行“远洋捕捞”。原本公司涉案总金额只有60多万元，而河南焦作、商丘的办案人员先后冻结该集团子公司相关账户64个。此举导致壹健康集团被迫撤回赴港上市的申请，并因资金问题，导致工厂停工、生产停摆、经营难以为继、员工工资难以发放，集团业务陷于瘫痪，至今未能恢复正常的生产和运营。
这个概念至少在去年3月就已见于中国财经媒体，但情况怕是没有改善，到8月以后更引起广泛关注。相对富庶的广东、浙江，都是“远洋捕捞”重灾区，当地政府也视之为外省对自身财富的掠夺，也最愿意曝光这类案例。
一份被媒体引述多次的《广东省情内参》说，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去年4月专门就异地逐利性执法问题写了一篇内参，其中写到“近年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朴朴、壹健康、九浚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2024年共有82家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企业的高管被拘留，其中约半数是在异地或不知名的地点被拘，换言之是遭到异地执法。而经济条件较差地区公安到富裕省份“捕捞”的行为，也成了这些省份的角力点。甚至于也出现了经济发达省份“捕捞”经济落后省份的企业的现象。
而伴随着警察官方下场参与这种近乎敲诈勒索的活动，警察队伍中的流氓匪类也借此机会寻到个人发财的捷径。参与进这场狗咬狗的争夺之中。
2023年5月下旬起，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前往浙江、江苏等地，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
同年6月11日，两人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沈某趁二人不备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
刚开始，德清县警方认为两人可能在冒充警察，准备按“招摇撞骗罪”展开侦查，结果发现二人真的是司法人员。
最终，杨某某、占某某被判犯有滥用职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有期徒刑七个月。
而这种“远洋捕捞”行为也同样引起了企业数量较之内地多的发达地区的省份的警惕。作为小商品集散地的义乌市，拥有小微企业无数，却频受异地执法影响。以至于，义乌公安不得不公告，“对于一些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义乌公安将不予支持，并将认为具有过错的情形，上报相关部门，由主办方承担相应执法活动的责任。”
而以杭州市警察局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警察机构则针对性的发布通告“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业办案”
并要求遇到“非法办案”的企业报警＋录像取证。
据说，有发达地区城市给民企安排求助热线电话，告诉他们如有外地公安来滋扰，直接拨热线求助。
而浙江省检察机关：排查查封企业资产2年以上且未解封的1.7万余条数据线索，帮助123家企业解冻账户资金7000余万元，解封房产6套，解除扣押汽车20辆。
浙江之外，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态度也非常鲜明，要坚决与“异地逐利性执法”乱象做斗争。 如今“异地执法”“远洋捕捞”的泛滥，说明了中国政权入不敷出的现象加剧。资产阶级政权需要对于同为资产阶级的私营资产阶级进行勒索，才能填补自身日益枯竭的财政。而入不敷出的财政就要求纳粹政权不仅对于劳动人民“吃拿卡要”进行盘剥以扩大财源。对于与他们同阶级的私营资产阶级也要“刮下一笔”来。 而中国政权的这种行为无疑会加剧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加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营资产阶级的矛盾，加剧中国各个资产阶级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实力和与政权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受到“远洋捕捞”这种政权强力影响和是否得利也是不同的。
由于官僚资产阶级由于和政权紧密的联系，其再这种“捕捞”中常常趋向于得利的一方而非受损的一方。在大量案件中，受“捕捞”的多是私营资产阶级的企业。
而官僚资产阶级按照地域划分，资本主义不发达省份的官僚资产阶级则通过“捕捞”从资本主义发达省份的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下夺取私企的财富。而部分富裕省份的官僚资产阶级则也借助政权力量“保护”其辖区内的私营资产阶级企业，甚至“捕捞”穷省来“回敬”对方的捕捞。
因此在我们眼前就展现出了一场“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也表现出来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权正在日益排斥私营资产阶级，它的统治基础正在减少。是它逐步走向人心尽失，最终灭亡的前奏。 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现象也只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才会消灭。
【
】分析：根除“远洋捕捞”须改善地方财政 | 联合早报 【】韩咏红：“远洋捕捞” 现象反映的深层隐忧 |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