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下是一篇揭露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纳粹德国相勾结的论文。作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党的阶级本质并没有触及。即使如此，作者依然尽力在现象的范围内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德国的密切联系，因此这篇文章依然对广大读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文章中某些不正确的地方，则应当带着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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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以色列共产党第16届党大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份文件被提交上来，其中指出“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和绝大多数犹太组织都宣布抵制纳粹德国，锡安主义领导人却与希特勒政权之间存在着接触和合作”[1]。该文件援引锡安主义官员埃利泽·利夫内（Eliezer Livneh，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地下武装哈加纳（Haganah，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的编辑）在1966年以色列晚报（Maariv）的研讨会上的声明，埃利泽宣称“对锡安主义领导人来说，拯救犹太人性命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手段）[2]。在德国法西斯12年统治期间屠戮了数百万犹太人之后，去质问锡安主义对其的反应，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禁忌。很难发现涉及这方面的可信证据或文件。以下调查收集的（至1976年）信息包括关于锡安主义者和法西斯之间合作的一些重要方面。很明显，此类事情的性质让该调查没法呈现其全貌。只有当层层封锁的档案文件（尤其是以色列的档案文件）[3]被开放给学术研究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埃利泽·利夫内，1902年生于俄罗斯帝国波兰的罗兹。知名锡安主义活动家和以色列政治家，支持大以色列计划。1975年逝于耶路撒冷。
希特勒降临
据统计，1933年的德国有503,000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0.76%。31%的德国犹太人居住在首都柏林，占该市人口的4.3%。德国的统计数字还表明，在1871年至1933年期间，德国犹太人的人口从1.05%下降到0.76%[4]。
这些德国犹太人绝大多数是非锡安主义或反锡安主义人士，1937年之前，德国锡安主义者联盟（Zionistische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缩写：ZVfD）在取得公众关注方面有着很大困难。例如，在1925年统计的犹太人当中，仅8,739人（不到2%）有资格在锡安主义者大会（Zionist Conventions）投票，只有锡安主义组织的成员才会有这个资格[5]。1925年2月，在普鲁士的犹太社区地方选举中，当选的124名候选人里，只有26人属于锡安主义团体[6]。1932年7月，犹太基金会（Keren Hayesod）向德国锡安主义者联盟第24届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评估犹太基金会在德国的行动时，不应忘记，在那里不仅要考虑广大犹太社区的冷漠，还要考虑他们的敌意”[7]。
柏林，夏洛滕堡区，马立克大街10号建筑上的德国锡安主义者联盟纪念匾。
因此，当希特勒掌权时，锡安主义者基本上是个人数稀少，影响力微不足道的少数群体，在广大犹太人中，非锡安主义组织有着重大影响。那些组织的顶点是1893年成立的犹太信仰德意志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缩写：CV），该协会顾名思义，将德国犹太人视为德国人，并认为其主要职责是对抗反犹主义。
柏林，维尔默斯多夫区，巴黎大街44号建筑上的犹太信仰德意志公民中央协会纪念匾。
与这一基本立场对应的是，中央协会还宣布坚决反对锡安主义。因此，中央协会理事会于1921年4月10日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如果巴勒斯坦定居地的相关工作只不过是援助和支援的话，那么对中央协会来说，便不会有什么要反对的。但是，巴勒斯坦定居地是一个犹太国家政策的第一步，因此应拒绝对其的鼓励与支持”[8]。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中央协会站在了进步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前方，一同对抗着反犹主义。
对于这种态度，犹太作家维尔纳·莫斯（Werner E. Mosse）评论道：“中央协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有着特别的责任，要代表德国犹太人的利益去进行积极政治斗争，锡安主义代表着……系统性地让犹太人隔离在德国公共生活之外。锡安主义原则上拒绝参与由中央协会领导的任何斗争”[9]。
锡安主义者对纳粹德国威胁的态度是有一些共同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假设：法西斯主义者和锡安主义者一样，都相信不科学的种族理论，在一些神秘泛化原理上也有共同语言，如“民族特质（Volkstum）”和“种族”，他们也都是沙文主义者，倾向于“种族排他性”。因此，在1930年的反犹主义领军出版物——《南德意志期刊（Süddeutsche Monatshefte）》的一版中，锡安主义者格哈德·霍尔德海姆（Gerhard Holdheim）就犹太问题写道：“锡安主义计划包括以民族为基础的一个同质且不可分割的犹太人概念。故此，犹太人的标准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一个种族社区的归属感，这个群体被血缘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并决心保持其民族个性”[10]。这套话语与措辞与法西斯主义的别无二致。难怪德国法西斯会欢迎锡安主义者的观念，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写道：“必须大力支持锡安主义，以便每年将一定数量的德国犹太人运到巴勒斯坦，或者至少迫使他们离开这个国家”[11]。对于这些说法，汉斯·拉姆（Hans Lamm）后来写道：“毋庸置疑，在纳粹犹太政策的初期，他们认为采取亲锡安主义的态度是恰当的”[12]。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893年生于俄罗斯帝国爱沙尼亚的塔林。纳粹理论家，一直担任纳粹党外交事务办公室和负责文化与监视政策的罗森贝格局的主任。经过审判后于1946年在纽伦堡执行死刑。
中央协会相当尖锐地指出，锡安主义者对“德国民族主义者部分假定”的认同，为反犹主义提供了弹药，在中央协会的一份政策宣言里，他们甚至谈到在对抗法西斯的斗争中，锡安主义是“刀刺在背”[13]。但是锡安主义者认为，只有反犹的希特勒能够把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推进他们的怀抱。德国锡安主义报纸《犹太评论报（Jüdische Rundschau）》的主编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tsch）于1933年1月8日（希特勒掌权三周后），在当地的锡安主义者联盟理事会会议上宣布：“德国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的特质（即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符合锡安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立场，在这里，我们有着寻找基础的空间，这不是互相理解的基础，而是讨论的基础。”[14]。
罗伯特·韦尔奇，1891年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的布拉格。知名锡安主义记者和《犹太观察报》编辑，1933年4月1日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爆发时，韦尔奇评论道：“自豪地戴上犹太黄星！”，希望让犹太人主动迎合纳粹分类，坚定犹太认同，拒绝融入德国，之后曾表示后悔写下这句口号。1982年逝于耶路撒冷。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政府首脑，随后纳粹党接管了当局所有职位，这意味着现在的掌权者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了。德国犹太人对事态发展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纳粹党的方案包括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第5点）和将所有犹太人从公职中除名（第6点），以及驱逐所有在1914年8月2日之后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第8点）。事态变化中，只有锡安主义者看到了些好处。绝不会是反锡安主义者的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塞克斯（Christopher Sykes）的观点是“锡安主义领导人在纳粹灾难开始时就决心从这场悲剧中获得政治利益”[15]。首次公开表达这类观点的是来自柏林的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兹博士（Dr. Joachim Prinz），他是个坚定的锡安主义者，他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权描述为“犹太人回归犹太教的起点”[16]。在谈到法西斯对德国犹太人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活动时，普林兹写道：“我们再也没有藏身之处了。我们不希望被同化，我们希求对犹太国家和犹太种族的认同”[17]。这决不是少数几人的观点。锡安主义者联盟的媒体《犹太评论报》于1933年6月13日写道：
锡安主义承认存在犹太问题，并希望以大方且具建设性的方式去解决它。为此，它希望争取所有人的援助；包括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援助，因为就锡安主义而言，这不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问题，而是一个可用于处理真正问题的问题，其解决办法将令所有人感兴趣[18]。
通过这种论调，锡安主义采取了与法西斯相同的政治路线。
约阿希姆·普林兹博士，1902年生于德意志帝国西里西亚的别尔扎内。锡安主义领袖之一，世界犹太人大会副主席和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成员，反对纳粹并于1937年移民美国。1988年逝于美国新泽西州利文斯顿
1933年6月21日，锡安主义终于正式宣布其应对法西斯掌权的相关政策：“锡安主义者联盟就德国新体制下犹太人地位的宣言”。在这份冗长文件的一节中，有人强调“我们认为，新体制下的民族狂热原则让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有了实施的可能性”[19]。锡安主义者联盟在这份文件中，用了“鲜血与种族的连结”等法西斯术语，回顾了德国犹太人地位的历史，并且就像希特勒一样，为犹太人假设了一个“特殊的灵魂”。然后，锡安主义者说：“对于犹太人来说，起源、宗教、共同命运和自我意识在塑造生活方面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克服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个人利己主义，这应该通过共同团结和乐于承担责任来实现”[20]。
在鼓吹并重申法西斯言论后，锡安主义者公开承认了法西斯国家：“在基于种族的新体制（即法西斯德国）的大地上，我们希望我们的社区结构也能以种族为基础，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在分配给我们的领域里为祖国做出有益贡献”[21]。最后，锡安主义者谴责了反法西斯势力对抗希特勒政权的斗争，即他们希望在1933年春掀起一场对纳粹德国的经济抵制。“他们针对德国的抵制宣传本质上是非锡安主义的，因为锡安主义不想战斗，而是希望去说服和建设”[22]。
为了充分理解锡安主义者联盟宣言的全部意义，人们必须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1933年4月1日，大屠杀的第一个高潮已经到来，全德国的犹太人都在遭受迫害。1933年3月初，德国城市里的犹太人遭到虐待（例如，1933年3月11日，不伦瑞克的犹太商店被洗劫一空，3月13日，犹太律师在布雷斯劳的司法大厅前被粗暴对待）。法西斯当局颁布了《公职回复法案（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该法案导致了德国大学中的2,000名犹太科学家和学者被除名。1933年夏召开的第18届锡安主义者大会对此反应却很冷静，1933年8月24日的锡安主义者大会上本应讨论德国犹太人的立场问题，大会主席团采取行动制止了此类讨论[23]。主席团还极力、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一项要求抵制德国商品的决议，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安排德国犹太人移民上面。反对德国的抗议也被控制在了最低限度。
在1933年4月7日的《帝国法律公报》上，《公职回复法案》正式颁布。这是第三帝国颁布的第一部反犹种族主义法案，要求非雅利安人士（即犹太人、共产党人等）不得从事如教师、教授和法官等公职。
法西斯奖赏了锡安主义者的“克制”，并允许锡安主义者联盟继续不受阻碍地运营。（当时德国所有民主和反法西斯的政党与组织都受到了最严厉的迫害，其管理者和成员都被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里）。与此同时，法西斯在非锡安主义组织的道路上设置了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对中央协会的影响最大，因为在1933年之前，法西斯就已经将中央协会视为“他们的犹太大敌”，有许多纳粹媒体的例子可被用于证明这一点[24]。中央协会一直指责锡安主义者对“（反法西斯的）斗争”不感兴趣，“并且（在面对越来越近的法西斯威胁时，锡安主义）奉行冷漠政策，因为它感觉事不关己”[25]。
1933年3月1日，纳粹冲锋队占领并关闭了中央协会的理事会。1933年3月5日，图林根的中央协会因为“叛国阴谋”被禁止了。与此同时，纳粹国家开始迫害其他非锡安主义犹太组织，如代表犹太裔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犹太前线老兵全国社团（Reichsbund jüdischer Frontsoldaten）”。“德意志民族犹太人联盟（Verband nationaldeutscher Juden）”也遭到了禁止。
在法西斯的支持下，锡安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首次在德国犹太人中取得了主导地位。1933年秋，“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成立，所有大型犹太组织，如中央协会和锡安主义者联盟，都参与其中。帝国代表会的领导是犹太拉比利奥·拜克博士（Dr. Leo Baeck），他本人反映了帝国代表会对锡安主义自相矛盾的态度：拜克曾同时担任中央协会理事会成员和锡安主义定居地基金“犹太基金会”的德国主席。新成立的帝国代表会为锡安主义领导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平台。
利奥·拜克博士，1873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波兹南的莱什诺。犹太教拉比、学者及神学家，犹太教改革派的领袖，在二战时期担任代表会/联盟主席，代表并保护着德国犹太人，直到1943年被关进集中营。1956年逝于英国伦敦。
虽然帝国代表会有时被宣称是在法西斯政权的意志下建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库尔特·鲍尔-卡杜里（Kurt Ball-Kaduri）写道：“因此，帝国代表会是在没有任何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创立的；这个组织成型之后，帝国内政部仅仅被告知了而已——盖世太保根本就没表现出任何兴趣”[26]。直到1939年7月4日，才颁布了一项强制创立德国的犹太人帝国联盟（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的法令，组织名字从代表会改成了联盟。该法令使得所有犹太人都要注册为帝国联盟成员。同时满足了锡安主义者目标的法令第2项规定：“帝国联盟的目标是促进所有犹太人都移民出国”[27]。
库尔特·鲍尔-卡杜里，1891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柏林。德国税法律师，以色列史学家，于1934年加入锡安主义组织。1976年逝于以色列特拉维夫。
纳粹党高层允许了各种各样的（锡安主义）政治活动。一个例子是巴伐利亚的政治警察于1935年7月9日记下的笔记：
锡安主义组织有时会向其成员和同情者募集捐款，用于鼓励移民、在巴勒斯坦购地、以及为巴勒斯坦定居地计划争取支持。这些捐款活动并不需要政府首肯，因为它们都是在犹太人内部举行的。除此之外，对国家警察来说，他们的募捐集会无伤大雅，毕竟他们的目的是用那些捐金去促进犹太人问题的实用解决方案。
1933年之后，法西斯允许锡安主义者继续他们的宣传。虽然当时德国所有的报纸都受到了宣传部的直接监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其他进步主义组织都被禁止了），锡安主义《犹太评论报》的发行却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后来成为《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驻耶路撒冷通讯记者的温弗赖德·马蒂尼（Winfried Martini），根据他自己的证词与“锡安主义有紧密联系”，对一个“矛盾事实”评论道：“那些年里，在所有报纸中，比起没有任何自由的非犹太媒体，反而是犹太（锡安主义）媒体保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28]。他又说道，《犹太评论报》时常批评纳粹，但这并不会导致该报遭禁。只是在1933年末时，才因此收到禁令，不得向非犹太人出售。根据法西斯的愿望，犹太人应该皈依锡安主义，就算这意味着与法西斯的冲突，犹太人也该这么做。就这样，曾经发行量不高的《犹太评论报》[29]，迎来了急速增长期。
1933年4月3日发行的《犹太评论报》，评论了4月1日的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有着著名口号“自豪地戴上犹太黄星！（Tragt ihn mit Stolz, den gelben Fleck!）”。
1933年4月1日，考虑到《犹太评论报》与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立场一致，他们对自己处在法西斯高官的白名单上感到欢喜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对德国犹太人的有组织大屠杀，激起了全世界的义愤，让所有正派的德国人感到愤怒和厌恶，但并没有遭到《犹太评论报》的强烈谴责；实际上，这场屠杀被评论为是证实了锡安主义者的观点：“许多犹太人犯下的致命错误是，当已经无处藏身时，居然认为有人能代表犹太人的利益”，《犹太评论报》如此评论这场屠杀：“1933年4月1日是犹太人觉醒和犹太复兴的日子”[30]。
锡安主义者的自由包括发行书籍和报纸。1938年之前，许多出版社（其中柏林-夏洛滕堡的犹太出版社（Jüdische Verlag in Berlin-Charlottenburg）和舍亨柏林出版社（Schochen-Verlag, Berlin）最为重要）可以不受阻碍地印刷锡安主义著作。因此，在法西斯德国的统治下，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首任总统）、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色列首任总理）和阿图尔·鲁平（Arthur Ruppin）的著作是完全合法的。
阿图尔·鲁平，1876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波兹南的拉维奇。锡安主义思想家与领袖，特拉维夫的建城者之一，从1908年开始担任锡安主义组织巴勒斯坦办公室的雅法主任，被称为“锡安主义定居地运动之父”。1943年逝于耶路撒冷。
附加笔记：阿图尔·鲁平认为犹太人被同化是不可容忍的，希望通过殖民巴勒斯坦并将大量犹太人聚集在此地来保持犹太认同；从包括纳粹在内的反犹思想家处获得的灵感，让他相信要实现锡安主义，便需要犹太种族的纯洁，因此他鼓励欧洲犹太白人移民，反对并歧视埃塞俄比亚犹太黑人移民。
资本转移
“种植者”公司按需购买德国货物，用犹太移民的德国银行账户付款。这些移民随后离开德国，得到与其付出款项同等价值的土地[31]。对锡安主义领袖来说，“种植者”公司的经验似乎是成功了，他们随后于1933年夏开始了与帝国经济部的谈判，最终签订了所谓的《哈瓦拉协议》。
1933年的哈瓦拉谈判是锡安主义的历史上想要掩盖的一幕，因为在他们就经济合作进行谈判的时候，反法西斯力量正在试图发起抵制运动对抗纳粹德国。锡安主义运动领袖人物纳胡姆·哥德曼（Nahum Goldmann）在后来评价该事件时写道：
但是，许多犹太组织拒绝加入这场抵制运动，要么是因为许多犹太小公司是德国大企业的代理商，要么是因为一些犹太组织，尤其是美国的那些，认为组织一场抵制运动去针对与自身所在国正常贸易的国家（即德国），是不爱国的表现[32]。
这个论点在某些方面也许是合理，但它还是掩盖了事实真相，正是那些锡安主义者第一个站出来试图破坏这些抵制运动。
纳胡姆·哥德曼，1895年生于俄罗斯帝国白俄罗斯维什涅瓦。锡安主义领袖人物，世界犹太人大会创立者且长期担任主席职位，啤酒馆暴动后被纳粹错认为共产党特工，1933年在巴勒斯坦参加父亲的葬礼，因而逃过了纳粹的逮捕，不久后移民美国。1982年逝于德国巴特赖兴哈尔。
《哈瓦拉协议》签署的情况有数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是德国锡安主义者同盟倡议与法西斯当局谈判的，这让时任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Anglo-Palestine Bank）总裁的埃利泽·霍菲恩（Eliezer Hoofien）有了兴趣。据报道，霍菲恩于1933年前往柏林，开始与帝国经济部高官汉斯·哈滕施泰因（Hans Hartenstein，官职应该是外汇管理办公室主任）谈判[33]。（因此，《哈瓦拉协议》也被称为《霍菲恩协议》，这种称呼是让霍菲恩一人承担所有责任）。霍菲恩参与其中是肯定的（这种参与是必要的，毕竟协议涉及外汇转换这种需要职业银行家专业技能的问题），因此可以假定，如此重要的事务不可能源于私人倡议，没有锡安主义机构的授权，没人能启动这样的谈判。事实上，从其他文献中就可以看出，柏林谈判是由犹太建国会（Jewish Agency）政治部门主任哈伊姆·阿洛索罗夫（Chaim Arlosoroff）负责的[34]。最后，1935年签订的协议得到了世界锡安主义大会（World Zionist Congress）的官方通过！[34:1]
在以色列议会（Israeli Knesset）上，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以色列的赔偿协议的辩论中，外交和国安事务委员会（Commission for Foreign and Security Affairs）主席梅尔·阿尔戈夫（Meir Argov）至少是这么说的（1959年6月30日的会议纪要）。还需要提及的是，阿洛索罗夫突然遭到刺杀也让人怀疑与和纳粹德国的谈判有关。1933年6月16日，在自己公寓里的阿洛索罗夫被两名身份不明的刺客杀害。他的妻子指认凶手是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Abraham Stavsky），他是由弗拉基米尔·贾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领导的锡安主义修正派的活跃成员，修正派是锡安主义恐怖组织伊尔贡（Irgun）的前身。巴勒斯坦当局的警察逮捕了嫌疑犯，但不久后就释放了他们。身属锡安主义的以色列劳动者之地党（Mifleget Poalei Eretz Israel，通称：Mapai）的警察亚胡达·坦能鲍姆-阿雷兹基（Yahuda Tannenbaum-Arezki）宣布，尽管斯塔夫斯基遭到了明确指控，但“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没有杀死阿洛索罗夫，是阿拉伯人干的”。弗拉基米尔·贾博廷斯基本人要求“在阿拉伯人中寻找凶手”。但有趣的是，几天之后的1933年7月7月，大卫·本-古里安指责贾博廷斯基与德国法西斯勾结在一起（好去不让人注意到本-古里安自己与纳粹的联系？）。Albert M. Hyamson 观察到阿洛索罗夫从德国返回数日后就被刺杀了。
哈伊姆·阿洛索罗夫，1899年生于俄罗斯帝国乌克兰罗姆内。巴勒斯坦依舒夫屯垦区的社会主义锡安领袖，童年随家人逃难至德意志帝国，早年便已经有强烈的犹太人认同，在锡安主义组织快速晋升，希望与阿拉伯人达成和平妥协而遭到敌视。1933年在英属巴勒斯坦特拉维夫遭到刺杀。
用鲍尔-卡杜里的话来说，《哈瓦拉协议》是“以帝国经济部致信霍菲恩先生的方式”缔结的。“谈判进行的很顺利，因为那时候的纳粹仍然是倾向于“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35]。
埃利泽·霍菲恩，1881年生于尼德兰乌德勒支。会计师，1912年移民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1925年至1957年间担任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首席执行官及董事长，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大银行——以色列国民银行。1957年逝于以色列特拉维夫。
根据在柏林达成的协议，两家公司成立了：位于特拉维夫的哈瓦拉信托与资本转移公司（The Trust and Transfer Office Haavara Ltd）和位于柏林的姊妹公司——德国犹太人咨询巴勒斯坦信托公司（Palästina Treuhandstelle zur Beratung Deutscher Juden，缩写：Paltreu）。哈瓦拉转移的程序如下：犹太移民把资金（最低金额约为1,000英镑）存入哈瓦拉组织在德国开设的账户（柏林的瓦瑟曼银行（Wassermann Bank）或汉堡的沃堡银行（Warburg Bank））。有了这笔钱，犹太进口商可以购买德国商品出口到巴勒斯坦，同时将等值的巴勒斯坦英镑（Palestinian Pound，巴勒斯坦英镑兑英镑汇率为1：1）存入巴勒斯坦的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哈瓦拉账户之中。当移民抵达巴勒斯坦时，他会从哈瓦拉账户收到他在德国的付款的等值金额（鲍尔-卡杜里评论道：“在汇出相当高的费用之后”）[36]。
德国犹太人咨询巴勒斯坦信托公司的转移协议。
《哈瓦拉协议》签订后，为了把移民送到巴勒斯坦，锡安主义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巴勒斯坦航运公司（Palestine Shipping Company），这家公司买了德国客轮“霍亨施泰因号（Hohenstein）”，改名为“特拉维夫号（Tel Aviv）”。1935年初，这艘客轮从德国不来梅哈芬港（Bremerhaven）启程，开往巴勒斯坦海法（Haifa）。在这次航行中，客轮船尾印有用希伯来字母写的船名“特拉维夫号”，一面万字旗在桅杆上飘扬；后来一位乘客称这种象征的组合是“形而上学般的荒谬”[37]。客轮船长莱迪格（Leidig）可是纳粹党的注册党员！
客轮“特拉维夫号”的宣传海报。“特拉维夫号”属于德国犹太船运大亨、一战老兵阿诺德·伯恩施泰因（Arnold Bernstein），1929年大萧条后从货运转到客运行业，193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航运公司，1937年试图移民未果，被纳粹逮捕，1939年成功移民美国。伯恩施泰因客运帝国是犹太人逃出纳粹德国的重要手段。
《哈瓦拉协议》决定了对纳粹国家的经济抵制企图彻底失败，同时，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受其影响的国际贸易变得萎靡不振，在这种局势下，《哈瓦拉协议》为法西斯经济保证了一个庞大且自由的出口市场[38]。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斯图卡特（Wilhelm Stuckart）的备忘录强调了这一点。在1937年12月17日的备忘录里，他指出：“（《哈瓦拉协议》的）主要利益如下：哈瓦拉集团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力导致了不同寻常、但我们期望的偶发事件，巴勒斯坦是唯一一处德国商品不受到犹太人抵制的地方……”[39]。与此同时，哈瓦拉转移程序让移民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数量上涨，加强了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地位。来自德国的移民也带来了更加高深的经济知识等等。[38:1]
无论如何，1933年5月，呈现给希特勒的德国外贸分析报告总结道：“德国商品的外贸前景极其惨淡。不仅是政治上的局势不尽人意，经济方面也是如此”。
这也导致了（对移民的）“选择性”。由于协议要求移民最少要支付1,000英镑，只有犹太资产阶级成员才能借机移民，而犹太平民只能任由命运摆布[40]。因此，在最近对法西斯种族政策的审查中，对《哈瓦拉协议》的以下评价可以被认为是完全公正的：“要求德国犹太人反对加害者的团结原则被资本主义利益所撕裂。金钱不沾臭气（Pecunia non olet）。与此同时，目的只有将资本从法西斯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的犹太承包商却得到了高度赞扬。据称，那些被转移到近东的资本是为犹太人服务的。然而，在巴勒斯坦，这些资金和它们还在德国时的目的一样：是为其所有者的利润服务的”[41]。
[40:1]根据 Kennzeichen J 的数据，每年离开德国的犹太人数量分别为：1934年为约23,000人；1935年为20,000人；1937年为23,000人；1938年1月至1939年9月为157,000人。尽管锡安主义者不断宣传，但是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人只占移民总数的一部分（1934年为37%；1935年为36%，1937年为10.8%）。Feilchenlfeld、Michaelis 和 Pinner 在他们关于德国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人数的著作里提到，《哈瓦拉协议》一共转移了50,000人。柏林报纸《每日镜报（Tagesspiegel）》估计，1933年至1940年间去往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移民总计为70,000人（1974年2月15日的《每日镜报》）。根据锡安主义的声明，在此期间从德国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约占从德国移民的犹太人总数的25%。以经济水平为起点去思考哈瓦拉转移，可以让我们从财力角度来审视这些移民。拥有超过1,000巴勒斯坦英镑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比例从1933年的10.3%升至1936年的18.1%，而同期犹太移民中的工人比例从35.8%下降至17.2%。
做出如上评价的著作还确认了“锡安主义国际组织希望当德国犹太人移民来到巴勒斯坦时，不要是一无所有的状态，最好是作为资本所有者，可以帮助建设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这种期望，锡安主义者有了与反犹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兴趣”[42]。
事实上，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哈瓦拉转移是巴勒斯坦的锡安主义经济的强劲推动器。锡安主义文献声称总共13,960万帝国马克从德国转移到了巴勒斯坦[43]，这在当时可是笔巨款。另一文献给出的转移总金额为800万英镑[44]。锡安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增长。以色列最重要的产业大多都是由德国犹太人移民建立或指导的，这件事并非巧合。巴勒斯坦最大的铸造厂和水泥产业是由曾任柏林水电公司（Berlin Electricity and Water Company）董事长的卡尔·朗道博士（Dr. Karl Landau）创立的。柏林的阿诺德·巴特博士（Dr. Arnold Barth）、汉堡的西格弗里德·萨尔海因博士（Dr. Siegfried Sahlheine）和布雷斯劳的赫伯特·费尔德博士（Herbert Förder）是以色列国民银行（Bank Leumi）的首批组织者。柏林的弗里茨·纳夫塔尔（Fritz Naphtals）和纽伦堡的格奥尔格·约瑟夫塔尔（George Josephthal）从微不足道的“劳动者银行（Arbeiterbank）”发展出了一个巨大的企业。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些公司是由来自开姆尼茨（Chemnitz，冷战时东德称卡尔马克思城（Karl-Marx-Stadt））的耶库特·费德曼（Yekutiel Federmann）和山姆·费德曼（Sam Federmann）建立的；在1962年的以色列版《名人录（Who’s Who）》里，耶库特是以色列迈阿密集团（Israel Miami Group）的创始人(该集团下有豪华连锁酒店——丹酒店（Dan Hotel）)；伊莎斯百斯特（Isasbest）的合伙人；以色列石油勘探公司（Israel Oil Prospectors Corp., Ltd）的创始合伙人；该公司启动了首次次石油钻探“成交一号（Mazal I）”；耶库特还是许多其他公司的总裁。
纳粹德国为犹太人贝蒂·洛温施泰因（Betty Löwenstein）颁发的出境护照，贝蒂不得再度入境德国，上方的 J 表明了贝蒂的犹太人身份。贝蒂的中名不是萨拉（Sara），萨拉是纳粹当局给犹太人安排的统一中名。
锡安主义者与德国法西斯之间的经济协议得到了纳粹帝国所有机构的批准。早在1933年之前，德国外交部便已经多次采取亲锡安主义的态度。（哈伊姆·魏茨曼和国务秘书冯·舒伯特（von Schubert）和冯·比洛（von Bulow）有过多次会晤）[45]。
193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爆发后，法西斯的各个机构之间才对延续哈瓦拉转移的有效性产生了争议。现在，纳粹外交部意识到了支持锡安主义意味着会疏远阿拉伯人——这可不符合纳粹帝国的利益。德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瓦尔特·杜勒（Walter Döhle）为这个观点公开发声，在1937年3月22日的综合备忘录里，杜勒宣称“继续支持犹太移民……只会让德国人重新获得的地位……走向不幸末路”[46]。在采取这一立场时，杜勒自然不仅是因为担忧阿拉伯人才这么做的，他更忧虑德国法西斯的政治利益。他补充说，德国“不必过分担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德国的同情，因为我们需要做的甚至不是去提出一个积极的阿拉伯政策，而是避免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提供惹人注目的帮助”[47]。杜勒担心“阿拉伯人的政治氛围可能会转变，我们可能会因为积极参与反对他们的斗争而遭到指责”[48]。
也有其他法西斯当局认同杜勒的担忧。纳粹党外事机构（负责外交事务的党办公室）坦率地表示：“就政治方面而言，它（哈瓦拉转移）意味着在德国资本的宝贵帮扶下，去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49]。
1937年12月17日，上文已经引用过的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斯图卡特备忘录指出，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爆发以来，“（哈瓦拉）转移的优点变得越来越小，缺点变得越来越大”[50]。
斯图卡特认为，如果一个犹太国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应该避免一切可能促进该国家成型的措施”。随后，斯图卡特明确说道：“毫无疑问，哈瓦拉转移为巴勒斯坦（即锡安主义殖民地）的高速建设有着极大贡献。这个转移不仅带去了大量资金（从德国带去的！），还带去了移民中最聪明的人，最后，它还带去了必要的机械和工业设备，也是从德国带去的”[51]。
威廉·斯图卡特，1902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威斯巴登。纳粹党律师与法学家，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纳粹主义忠诚支持者，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起草者之一，在万湖会议时支持使用绝育手段而非集中营灭绝犹太人。1953年逝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下萨克森汉诺威。
这些官员的忧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观点相矛盾），最终被呈现给了希特勒。在外交部政治贸易局的1938年1月27日备忘录里，希特勒决定继续实施哈瓦拉转移[52]。面对外交部和纳粹党外事机构就巴勒斯坦人对德国日益高涨的敌视而发出的抱怨，希特勒的态度没有变化，他仍然决定要支持锡安主义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因此，外交部外事办公室在1938年11月12日的备忘录里再次要求“需要对早就该取消的《哈瓦拉协议》采取行动”[53]。乔恩·金奇（Jon Kimche）和大卫·金奇（David Kimche）证实了希特勒“毫不含糊地下令推动对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移民”这一事实[54]。希特勒做出了决定，即“要通过一切手段来加速犹太人移民。元首认为这些移民应该首先流向巴勒斯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55]。最后，在1936年至1939年的阿拉伯人起义年间，法西斯高官的亲锡安主义立场也得到了温弗里德·马蒂尼的证实。作为《德意志汇报》驻巴勒斯坦的通讯记者，他报道这场起义“显然有利于犹太一方”，没有任何纳粹官员反对这个说法[56]。
希特勒仍然是哈瓦拉转移的保护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瓦拉转移才被停止[57]。
[57:1]1941年，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下令禁止德国犹太人移民。
纳粹为纪念《哈瓦拉协议》签署实施而铸造的纪念币，“形而上学般的荒谬”。
与纳粹情报部门的合作
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1884年生于德意志帝国东普鲁士奥莱茨科。1911年至1914年间任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秘书长，1924年至1933年间为该组织主席，布鲁门菲尔德不认同反纳粹经济抵制，他宣称：“经济抵制会让德国犹太人损失惨重。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1963年逝于耶路撒冷。
这种接触是秘密进行的，但有证据表明，锡安主义者与党卫军（主导法西斯国家整个警察和特务机构的组织）正在筹备合作。在法西斯统治后不久，纳粹主要宣传纸媒《进攻报（Der Angriff）》便刊登了一份来自巴勒斯坦的旅行报告，用正面的语气介绍了锡安主义者殖民巴勒斯坦的行动。这份题为“到巴勒斯坦旅行的纳粹党人”的报告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批评[58]。
报告作者用化名“林（Lim，是米尔登施泰因姓名首字母缩写）”来掩盖其真实身份——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SS-Untersturmführer，等同于少尉）利奥波德·伊特兹·冯·米尔登施泰因（Leopold Itz von Mildenstein）。米尔登施泰因活跃于党卫军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缩写：SD，党卫军的安全情报组织），该组织最初是纳粹党的内部特务组织，但从1934年起便不再仅仅是纳粹党警察和警察指挥工具，它发展成了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重要内部政治特务机构[59]。它也成为了法西斯安全警察的政治指挥和干部建设机构。米尔登施泰因写了一系列直白的亲锡安主义文章，这件事并非巧合，因为自1934年以来，帝国保安部（国内）第二局新设了112办公室，通称“犹太事务办公室（Judenreferat）”，这个办公室就是他的私人王国。根据马蒂尼的说法，米尔登施泰因在巴勒斯坦之行时“受到了锡安主义者的审慎劝导”[60]。1938年之前，米尔登施泰因的办公室一直负责着法西斯的犹太政策。这个政策由党卫军的中央机构制定，党卫军官报《黑色军团（Das Schwarze Korps）》如此描述道：“巴勒斯坦迎回千年前遗失子嗣的时候要到了。我们的愿望和国家的善意将陪伴着他们”[61]。有人试图将党卫军的亲锡安主义政策描述为米尔登施泰因的个人态度，而不是反应了锡安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官方友谊。但是，不仅仅是《黑色军团》的文章与这种观点矛盾；几年后，米尔登施泰因本人从《进攻报》那里要来报告原文成书出版。但这次，他把亲锡安主义的氛围改成了不加掩饰的反犹主义[62]。
[7]利奥波德·冯·米尔登施泰因的书于1941年出版。
利奥波德·冯·米尔登施泰因，1902年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布拉格。1929年加入纳粹党，1930年代支持锡安主义的纳粹领军人物，甚至会去学习希伯来语，曾多次去往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考察，为《进攻报》写了一系列关于锡安主义和巴勒斯坦移民的文章。1968年逝世。
在帝国保安部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游览巴勒斯坦时，那些审慎地劝导了他的锡安主义领导人继续接触着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当然，很难找到这些联络人的详细信息，毕竟相关记录都是高度机密。关于这些联络，可供浏览且为数不多的文件中便有着弗朗茨-阿尔弗雷德·西克斯教授（Professor Franz-Alfred Six）的备忘录[63]，时间为1937年6月17日，其分类为“机密事项”[64]。这份备忘录记载着有关于锡安主义使者费维尔·波尔克斯（Feivel Polkes）访问柏林的信息。波尔克斯是锡安主义地下武装哈加纳的参谋，官至中校[65]。接替米尔登斯泰因担任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的是党卫队上级小队领袖（SS-Oberscharführer，等同于军士长）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哈根在文件里声称波尔克斯“领导着巴勒斯坦所有的犹太自卫组织”[66]。
[63:1]弗朗茨-阿尔弗雷德·西克斯教授生于1909年12月8日，1930年加入纳粹党。1936年，他被晋升为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Hauptsturmführer，等同于上尉），并担任帝国保安部中央媒体和图书馆部门主任。随后，他晋升成了帝国保安部（国内）第二局的主任。1948年4月，西克斯被美国审判庭判为战争罪，处以20年监禁。1951年1月，刑期减为10年，1952年9月30日获释。一直在追捕纳粹战犯的以色列人没有对知道锡安主义者和法西斯合作秘密的西克斯表现出任何兴趣。
[64:1]这份备忘录由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美国战争文件研究委员会（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保存。这些文档也有通过微缩胶片的方式提供给其他档案馆（名称是：德国警察首长和党卫军帝国领袖记录（Records of the Reich leader of the SS and Chief of German Police），华盛顿，1958）。此处引用的文件可在党卫军帝国领袖胶片第411卷，2936012和2936069帧找到。阿尔温·拉梅（Alwin Ramme）在他的著作《党卫军的帝国保安部（Der Sicherheitsdienst der SS）》第21页写道：“很难评估这些胶片，部分原因是因为质量太差。那些特别能暴露隐情的文件往往拍的很差，难以阅读——这绝对不是那些负责处理的人无意间造成的” （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
[65:1]根据最近的资料，费维尔·波尔克斯现在（1976年）住在海法。《我猎杀了艾希曼（Ich Jagte Eichmann）》一书的作者、海法文献研究所（Institute for Documentation in Haifa）所长图维亚·弗里德曼（Tuvia Friedmann），在1970年1月25日的一封信里提到，关于波尔克斯访问柏林的文件早在1947年时便已经在以色列广为人知；他还说，他已经和波尔克斯谈过这些事情，波尔克斯宣称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弗里德曼继续写道，因为缺乏原始文件，只有副本可供传阅，所以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个复杂的事情。
赫伯特·哈根，1913年生于德意志帝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新明斯特。1933年加入基尔的党卫军部门，1937年加入纳粹党，同年调至犹太事务办公室，曾与艾希曼去往中东与锡安主义者见面，1937年与艾希曼一起在维也纳建立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1999年逝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吕滕。
在巴勒斯坦，波尔克斯一直与“德新社（Deutsche Presse-Agentur，缩写：DPA）”通讯记者，莱舍特博士（Dr. Reichert）保持着紧密联系，莱舍特是帝国保安局巴勒斯坦间谍网的一员。这个间谍网由保安局特工奥托·冯·博德尔施温格（Otto von Bodelschwingh）领导，他的伪装是住在海法的推销员。波尔克斯访问德国的入境签证正是莱舍特博士办理的。
1937年2月26日至3月2日间，波尔克斯在柏林与代表纳粹政权的帝国保安局特务举行了几次会晤，其中两次是与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SS-Hauptscharführer，等同于上等军士长）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会晤（艾希曼当时在犹太事务办公室工作）。会晤中，波尔克斯提出与德国政权合作，他告诉艾希曼，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加快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速度，这样就可以在当地取得对阿拉伯人的多数地位。为此，他与英法两国的情报部门合作，同时他也希望与希特勒德国合作”[67]。在关于波尔克斯访问柏林的报告中，哈根继续指出：“波尔克斯还宣称，只要不与他的个人目标冲突，他愿意为德国提供情报……除此之外，他还愿意大力支持德国在中东的利益”[68]。海因茨·霍恩（Heinz Höhne）如此评价波尔克斯的提议：“…这背后有着哈加纳的移民政策”[69]。
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生于德意志帝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索林根。1932年加入纳粹党，二战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以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而闻名。经过审判后于1962年在以色列中央区拉姆拉执行死刑。
党卫军立刻根据西克斯的指示，对波尔克斯表达了合作意向。此时，纳粹正对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施加压力，以迫使德国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后，只会去巴勒斯坦而非其他国家。这正是锡安主义者想要的，但西克斯补充道：“这项措施完全符合德国的利益，盖世太保已将其付诸实施”[70]。
哈加纳中校费维尔·波尔克斯用自己的方式为发展锡安主义者和法西斯的合作添砖加瓦；他甚至邀请艾希曼作为哈加纳的客人来访问巴勒斯坦。西克斯指出：“在接触工作准备时，第二局112办公室的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艾希曼是第一候选人。波尔克斯在柏林逗留期间，艾希曼与他会晤过，并受他邀请，在他的指导下访问了巴勒斯坦的犹太殖民地”[71]。
费维尔·波尔克斯，1900年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利沃夫。二战时是锡安主义地下民兵，负责与艾希曼和哈根接触。1982年逝于以色列拉马特沙龙。
艾希曼和哈根的巴勒斯坦之旅是锡安主义者和纳粹德国合作历史的一个插曲。但它既意义深远又暴露隐情，已经成为大量造假的对象了。锡安主义者写手没有承认臭名昭著的犹太杀手阿道夫·艾希曼曾一度受哈加纳的邀请来到巴勒斯坦，而是试图推翻这个指责，声称艾希曼此行的目的是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叛军接触，甚至是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阿尔-侯赛尼（Hajj Amin Al-Husseini，Hajj 可音译为哈吉，意思是该人去圣城朝圣过）策划阴谋。这个故事的发明者似乎是著名的锡安主义者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1947年时便已经声称艾希曼在萨罗那（Sarona）的巴勒斯坦定居地建立了一个特工网络，并与“大穆夫提”接触[72]。1951年，莱昂·波利亚科夫（Leon Poliakov）在《德国世界报（Die Welt）》发表了类似的故事[73]，两年后，杰拉德·雷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在他的书《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里借用了这个故事[74]，在雷特林格的书里，艾希曼被派去巴勒斯坦据说是“为了接触阿拉伯叛军”。从那时起，各种流言四起，美国人昆丁·雷诺德斯（Quentin Reynolds）甚至声称艾希曼参见了大穆夫提[75]。艾希曼的传记作者科梅尔·克拉克（Comer Clarke）更是宣称艾希曼带了5万元的“纳粹黄金”去援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叛军[76]。
当这些传言与事实比较时，以色列政府如此急于让艾希曼在以色列而非其他地方受审的原因之一便浮现了出来；只有在以色列，锡安主义者与纳粹的联系才能被隐匿起来[77]。在终审时，艾希曼会被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在法庭上作虚假供述。“这是真的”，艾希曼受审时供述道，“1937年巴勒斯坦之旅的目的之一就是与大穆夫提阿尔-侯赛尼接触”[78]。但是，在党卫军领袖希姆莱的秘密档案里找到的艾希曼和哈根的旅行报告却展现了不同的情况[79]。这是旅行报告的要点：1937年9月26日，艾希曼与哈根离开了柏林，掩护身份是《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编辑，乘坐罗马尼亚号（Romania）于1937年10月2日抵达海法。由于英国当局（因为阿拉伯起义）拒绝让两名党卫军使节下船，艾希曼和哈根转而前往埃及。在这里，他们见到的不是阿明·阿尔-侯赛尼[80]，而是他们的老熟人，哈加纳军官费维尔·波尔克斯。
[77:1]艾希曼案的控方出示了一份据称是由阿明·阿尔-侯赛尼撰写的文件，其中称艾希曼为“阿拉伯人的明珠”。这份“证据”是粗制滥造的伪作，就连亲以色列的《汇报》也在1961年6月28日得出结论“这份文件的价值让人怀疑”。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里写道，在以色列审批艾希曼的动机之一就是“揪出其他纳粹分子，比如说纳粹和一些阿拉伯统治者之间的联系”（第8页）。但是汉娜·阿伦特最终也得出结论，艾希曼接触阿明·阿尔-侯赛尼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第10页）。
[80:1]杰拉德·雷特林格如此声称（见《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柏林，1956年，29页）。
阿明·阿尔-侯赛尼，1897年生于奥斯曼帝国耶路撒冷。1913年完成麦加朝圣获得尊称“哈吉”，一战时加入奥斯曼军队，1921年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反对锡安主义，进行了各种对英和对锡安主义的斗争，1941年参与伊拉克政变，失败后流亡德国。1974年逝于黎巴嫩贝鲁特。
艾希曼和哈根的旅行报告准确呈现了1937年10月10日和11日间，在开罗格罗皮咖啡馆（Groppi）与波尔克斯的谈话。波尔克斯立即在党卫军人员面前非常坦率地阐述了锡安主义的计划（艾希曼和哈根记下的波尔克斯的声明，不仅在锡安主义者和法西斯合作的方面让人感兴趣，作为锡安主义扩张政策的证词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用尽一切手段尽快建立一个锡安主义国家，以便吸引大批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当犹太国家根据《皮尔方案（Peel Paper）》
[81]的现行倡议和英国的部分承诺建立时，该国的边界可能会根据意愿向外推进。[81:1]1937年阿拉伯起义爆发后，罗伯特·皮尔爵士（Lord Robert Peel）主持了一个检视巴勒斯坦局势的皇家委员会，并讨论出了把巴勒斯坦分割成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套方案。
1937年《皮尔方案》的巴以分治计划，蓝色为犹太国家，红色为阿拉伯国家，黄色为英国控制的国际区域。
波尔克斯随后赞扬了德国反犹恐怖行动造成的后果：“德国的极端对犹政策让民族主义犹太人的圈子感到无比欢喜，因为这个政策将增加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这样，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会比阿拉伯人多”
波尔克斯再次指出必须加快将犹太人从德国驱逐出境的速度，并重申他愿意向帝国保安局提供秘密情报。正如艾希曼在旅行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他确实立刻拿出了两条“情报”。第一个情报试图唤起法西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敌意。艾希曼记录道：“根据波尔克斯的情报，在柏林召开的泛伊斯兰世界大会（Pan-Islamic World Congress）与两位亲苏联的阿拉伯领导人有着直接联系，他们是埃米尔谢基卜·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和埃米尔阿迪力·阿尔斯兰（Adil Arslan）”。艾希曼旅行报告记下的第二份情报是关于那个明确承诺站在反法西斯暴政和反对反犹主义暴行第一线的政党：德国共产党。“根据波尔克斯的情报，共产党对德国的非法广播电台传输功率非常强，他们会在卡车上组装起广播站，然后在广播时沿着德国-卢森堡边境行驶”。（这些情报非常有趣，它们能让我们知道锡安主义领导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盟友和敌人的！）。
谢基卜·阿尔斯兰，1869年生于奥斯曼帝国舒维法特（Choueifat）。出身贵族之家，因文学素养又得到了“雄辩埃米尔”的称号，强烈支持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政策，也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存续，一战后被法国人驱逐出境，之后主要于日内瓦在国联里担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非官方代表。1946年逝于贝鲁特。
艾希曼和波尔克斯之间的会面并不是孤例。这数次会面可以归类进法西斯和锡安主义者间的长期合作框架之中。继艾希曼和哈根之后，“非法移民组织（Mossad l’Aliyah Bet）”巩固了这种合作，当英国发布《皮尔方案》给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人数施加限制后，哈加纳创建了非法移民组织，其目标顾名思义。1937年末，艾希曼出访数月后，非法移民组织的使者在柏林夏洛滕堡马立克大街10号的德国犹太人帝国联盟的大厦里开始了活动[82]，得到了柏林法西斯当局的许可。两名使节——皮纳·金斯堡（Pina Ginsburg）和摩西·奥尔巴赫（Moshe Auerbach）为此从巴勒斯坦前往德国。
乔恩·金奇和大卫·金奇在他们的著作《秘密之路（Secret Roads）》里，记录了1938年夏，金斯堡抵达柏林的日期[83]。金斯堡作为“社区定居地联盟（Union of Communal Settlements）”的使节向盖世太保正式介绍了自己，宣布他有一项特殊任务在身，而他的任务与纳粹政府的意图是一致的，那便是组织德国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只有得到纳粹领导人的支持，这个项目才能大规模开展实施[84]。盖世太保随后与金斯堡讨论了“如何对抗英国管辖政府，鼓励并提高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非法移民数量”。
与此同时，法西斯当局开始改变压迫德国犹太人的方式。他们不再让锡安主义组织单独安排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在维也纳（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挂牌成立，由阿道夫·艾希曼领导。1938年夏初，艾希曼在维也纳会见了基列之子组织（Mossad Bar-Gilead）的另一位使者。后者请求为移民建立训练营，以便为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工作打下基础[85]。在将这一请求转达给柏林后，艾希曼批准并支援了建立训练营所需的一切事务。1938年末，约有1,000名年轻犹太人在这些营地里受训[86]。
[86:1]在审讯艾希曼时，甚至连这场会面都没有被谈及过。
Aliyah Bet 音译为阿利亚贝塔（Aliyah 意译为上升/升华，与之相反的是，离开以色列被称为耶利达（Yerida），意思是堕落），Aliyah 代表着犹太人归乡，Bet 代表其秘密/非法性质。自1880年到1948年间，总共有五次大规模阿利亚运动。图为1939年9月老虎山号搁浅雅法，老虎山号负责从罗马尼亚运送移民。
同一时刻，柏林的金斯堡在纳粹当局的帮助下建立了类似的训练营。乔恩·金奇和大卫·金奇写道：“来柏林为一切做准备的那个巴勒斯坦人（指金斯堡），根本就没有良心，他一点都不反对和恶魔共进晚餐，只想着吃进属于他的那份”[87]。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评论了金奇兄弟给的信息：
……这些从巴勒斯坦来的犹太人说着和艾希曼没什么两样的话语……他们被巴勒斯坦的社区定居地送到了欧洲，他们对救援犹太人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认为那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要选择“合适材料”，而他们的大敌……不是那些让犹太人无法在老家——德国和奥地利生存的人，而是那些阻止犹太人进入新家园的人；敌人绝对是英国，而不是德国……他们可能是公开讨论共同利益的第一批犹太人之一……[88]
提议与希特勒组成战时同盟
两大锡安主义恐怖组织：左为伊尔贡（国家军事组织）的图标，右为莱希（以色列自由战士）的图标。
时任修正派领袖的弗拉基米尔·贾博廷斯基与欧洲的法西斯运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89]；他也被指控试图寻求与希特勒德国建立密切关系。在私下与法西斯合作但公开谴责其他人的类似行为方面，不同的锡安主义派别之间显然存在一场竞争。（请想想哈伊姆·阿洛索罗夫遇刺时的状况）。锡安主义报纸《音讯报（Davar）》于1933年7月刊登了本-古里安的一篇文章，其中有着严肃的指控：“……就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对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达到高峰之时，弗拉基米尔·贾博廷斯基先生抵达了柏林，并在巴勒斯坦和锡安主义者中公开发表反动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煽动性演讲”[90]。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贾博廷斯基想要破坏锡安主义和法西斯的谈判，以便让自己取而代之成为纳粹的谈判伙伴。尽管如此，贾博廷斯基还是竭力反驳本-古里安的指控，指出1933年4月28日在华沙电台（Radio Warsaw）发表了讲话，并要求一场对德国的世界级经济抵制，同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作为对希特勒威胁的唯一适当的回应”[91]。这很明显是在影射大多数锡安主义者支持的哈瓦拉谈判。但贾博廷斯基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巴勒斯坦发行的修正派报纸《人民阵线报（Hazit Haam）》“据称以不掩饰的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去对待法西斯运动”。该报的编辑……被告知，虽然知晓希特勒有狂热反犹主义，但要看到纳粹主义中包含着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元素[92]。
[89:1]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曾经支持了修正派一段时间，并允许他们在意大利建立一所训练海军士兵的学校。1932年，贾博廷斯基曾提议，巴勒斯坦的管辖权应移交给意大利，因为比起英国人，墨索里尼更愿意推进犹太国家的事业。
弗拉基米尔·贾博廷斯基，1880年生于俄罗斯帝国敖德萨，后改名为泽维·贾博廷斯基（Ze ev Jabotinsky）。锡安主义修正派创始人和领袖，英国军人，一战时与特鲁姆佩尔道一起创立了英国陆军的犹太军团，战后在巴勒斯坦建立数个犹太组织，包括贝塔尔和伊尔贡，组织反英起义失败后流亡。1940【？——编者注】
对法西斯德国来说，与锡安主义中的多数派合作无疑比与修正派这个“少数反对派”合作要重要得多。尽管如此，修正派人员还是被允许继续在德国活动。修正派青年组织“贝塔尔（Betar，希伯来首字母缩写，组织名字取自锡安主义早期英雄人物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Joseph Trumpeldor））”的成员是德国唯一一个从纳粹那里获得穿制服许可的非法西斯组织（关于该组织，舍希特曼（Schechtmann）在报告里提到它“正在融入纳粹政权的某些特征”）[93]。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年半后（此时的德占柏林，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开始了），伊尔贡还打算与德国法西斯合作，他们甚至提出了向法西斯政权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合作倡议。（伊尔贡是以色列国的组成部分，曾从哈加纳分裂出来，后来在1948年与其重新合并；伊尔贡长期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曾在1967年至1970年担任以色列政府中的总理，今日（1976年）领导着以色列议会里的利库德集团）。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曾在1967年至1970年担任以色列政府中的总理，今日（1976年）领导着以色列议会里的利库德集团）。梅纳赫姆·贝京，1913年生于俄罗斯帝国白俄罗斯布列斯特。一战后成为波兰公民，10岁便加入了锡安主义运动，德国闪击波兰时逃亡立陶宛，但后来被苏联警察逮捕送往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参加苏军，1943年加入伊尔贡并任司令，从事恐怖活动。1992年逝于以色列特拉维夫。
1941年1月，提出合作倡议的前几个月，当时支持英国反对纳粹的伊尔贡少数派与反对任何亲英政策的多数派决裂了。伊尔贡委员会成员亚伯拉罕·斯特恩（Avraham Stern）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反英派得到了大多数伊尔贡成员的支持。正是这个团体的反英活动家向纳粹政权提出了合作倡议。
这个倡议被延长成了一份文件，其内容细节至今（1976年）都是高度机密。这是从驻土耳其的德国使馆海军武官报告中摘取的，该武官负责处理机密任务。这份报告仍被保存在英国一个不公开的档案馆里，它描述了该武官与伊尔贡使节的接触细节。1941年1月11日的备忘录谈到了伊尔贡“倡议的基本特征”，事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伊尔贡如何与德国积极合作”。
备忘录的文本如下：
德国纳粹党主要政治家的演讲和发言中经常指出，通过撤离来彻底解决犹太问题是欧洲新秩序的一个先决条件（无犹太欧罗巴（Judenreines Europa））
犹太大众从欧洲撤离是解决犹太问题的先决条件；但只能通过让这些大众在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定居，并按照历史边界建立犹太国家，才有可能实现
在以这种方式确认了锡安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基本观点后，伊尔贡活动家提出了与纳粹联盟，正如这份文件之后的文本：
以（撤离犹太人）这种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实现犹太人的解放，是伊尔贡政治活动和常年斗争的目标。伊尔贡非常熟悉纳粹德国政府对德国境内的锡安主义运动和锡安主义移民计划（1933年至1939年间的法西斯-锡安主义合作）的善意，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根据德意志概念在欧洲建立的新秩序，与伊尔贡体现的犹太人民真正的民族愿望，两者之间是可以存在着共同利益的。
二、新德国和复兴的希伯来国家（Völkisch Nationalen Hebraertum）之间将有可能合作，并且，
三、在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着悠久历史的犹太国家，将会受到与纳粹德国签订的条约的约束，这将利于维护并加强未来德国在近东的权力地位。
因此，这个倡议是提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作为德国法西斯盟友的法西斯犹太国家！
“这些提议意味着，如果德国政府承认上述犹太解放运动的民族愿望的话，巴勒斯坦的伊尔贡将在战争中加入德国一方”。因此，在提议与德国法西斯合力对抗反希特勒集团之后，伊尔贡在文件里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
伊尔贡的合作提议延伸至军事、政治和情报方面，而且在巴勒斯坦之外的组织准备工作，将在伊尔贡的领导和指挥下，在欧洲组织犹太人力进行军事训练。如果德方要征服巴勒斯坦的话，这些军事单位将会加入这条战线。
以色列自由运动将会间接参与制定欧洲新秩序，这已经处在筹备阶段了，我们将会根据上述的犹太人民的民族愿望，以积极的种族解决方案来应对欧洲的犹太问题。在世人眼里，这将会让新秩序的道德基础提升到一个非同寻常的高度。
以色列自由运动的合作也与纳粹德国总理的最近一次演讲一致，在演讲里，希特勒先生强调，为了孤立并击败英国，将愿意加入任何联合和联盟。
这份令人吃惊的文件不需要更多评论了。仅需补充的是，反犹主义和已经启动的欧洲犹太人清除计划，阻止了德国法西斯接受这个联盟提议。但两年后，伊尔贡开始对近东的英国当局发动恐怖袭击，从而削弱反法西斯同盟对抗希特勒德国的斗争，削弱这场也会拯救欧洲犹太人的斗争。
亚伯拉罕·斯特恩，1907年生于俄罗斯帝国波兰苏瓦乌基，昵称亚埃尔（Yair）。1925年移民至巴勒斯坦，1932年加入伊尔贡，主要在东欧促进犹太人移民并组织民兵。1940年从伊尔贡分裂建立莱希（Lehi，意译：以色列自由战士），希望凭借武力推翻英国。1942年被巴勒斯坦警察枪杀。
结论
毫无疑问，防止数百万犹太人被杀戮（以及防止那场夺取无数性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可能方案是，在法西斯独裁政权刚刚开始统治的时候，就推翻他们。但是，锡安主义领导人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唯一的目标是增加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当锡安主义者赞同纳粹对犹太种族的反同化观点时，对他们来说，法西斯独裁便不是一场灾难，而是对他们立场的确认。正如大卫·本-古里安所说的那样：“锡安主义多年来的宣传做不到的，灾难（纳粹掌权）在一夜之间就做到了”[94]。
500以色列里拉上的国父大卫·本-古里安，1886年生于俄罗斯帝国波兰普翁斯克。锡安主义温和左派，1906年移民巴勒斯坦，成为当地犹太社区领袖，1921年组织了当地工会，1946年成为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执行主席，1948年5月14日宣布以色列建国，长期担任以色列总理。1973年逝于以色列拉马干。
锡安主义领袖不仅没有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们甚至采取行动破坏反法西斯阵线（通过哈瓦拉协议来组织经济抵制）。他们实际上还拒绝了拯救德国犹太人的计划，只因为这些计划不包括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以下例子来自埃维昂大会（Evian Conference，位于法国-瑞士边界的埃维昂莱班（Evian-les-Bains））：1933年后，当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拒绝接纳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在瑞士埃维昂镇召开一场关于难民问题的国际大会。这场大会于1938年6月6日至15日间举行，有32个资本主义国家参加。大会失败了，因为与会国拒绝接纳犹太难民，人们会以为参会的锡安主义运动代表会向这些国家施压，迫使其取消限制。但是，事实正好相反，锡安主义领导人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接纳12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他们对其他解决方案不感兴趣，正如克里斯托弗·塞克斯后来评价的那样：“他们从一开始就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敌视着整个大会……真相是，埃维昂大会的目标根本就不符合锡安主义的理念”[95]。
美国实业家麦隆·泰勒（Myron Taylor）于埃维昂大会上致辞。32个国家和24个组织参加了这场大会，但是大部分国家拒绝接受犹太难民，英美两国也并不积极，因而最终作罢。希特勒曾表示愿意协助犹太难民离开德国，随后纳粹也利用大会失败来宣传。
因此，锡安主义领导人对未能拯救更多欧洲犹太人的性命负有共同责任。人们应当记住，那些从可怕的法西斯统治下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应该归功于反法西斯集团的战士，特别是苏联军队的战士，大量苏军战士牺牲在了击败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战斗中。
今日（1976年），锡安主义领导人仍然声称，除了锡安主义者之外，在法西斯统治的岁月里，没有人站在受迫害的犹太人一边，就这样他们歪曲了历史。罗伯特·韦尔奇本人在1933年没有明确的反法西斯立场，他提出了德国根本就没有人在迫害犹太人这个论点[96]。
但是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这是不正确的。除了许多帮助受害者的个人义举外，法西斯独裁统治伊始，德国共产党便在谴责作为当权的法西斯政府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反犹主义暴行。1932年，德国锡安主义组织青年守望（Hashomer Hatzair）仍然宣称“志愿移民（Chaluzian）青年[97]去加入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是表达我们的政治参与的方式”[98]，并且对青年守望组织来说，“反对共产主义者极为重要”[99]，德国共产党就1938年11月9日的犹太大屠杀发表了如下声明：“德国工人阶级站在反抗迫害犹太人的最前线……德国将从犹太大屠杀的耻辱中解放，这个时刻将与德国人民从棕色（纳粹）暴政中解放出来的时刻一同到来”[100]。
[96:1]Chaluzian 意思是志愿移民的锡安主义者。
德国共产党人呼吁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但锡安主义者不感兴趣。1935年，在卢塞恩（Lucerne）举行的第19届锡安主义大会上，哈伊姆·魏兹曼说：“对于那些发生在德国犹太人身上的事情，唯一有尊严的回应是，在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建立一个美丽且公正的家园——一个强大的家园”[100:1]。
50以色列里拉上的国父哈伊姆·魏兹曼，1874年生于俄罗斯帝国白俄罗斯莫托利。锡安主义中间派，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化学家，1917年协助创作《贝尔福宣言》，二战期间两度担任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主席，八面玲珑，会见美国总统杜鲁门并得到支持，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担任首任总统。1952年逝于以色列雷霍沃特。
Information Bulletin,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3-4, 1969, p. 196. ↩︎
Information Bulletin…, 3-4, 1969, p. 197. ↩︎
In the book Das Leb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in Jahre 1933 (Life of the Jews in Germany in 1933) by Kurt-Jacob Ball-Kaduri (Frankfurt am Main, 1963) are cited, among others, the following “unpublished sources” which are kept in the Yad-Vashem Archive in Jerusalem.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Haavara transfers” by Dr. Leo David (YWA 01/277), “Negotiations with the Gestapo in Berlin about Emigration 1936-1938” (YWA 01/130), “Leo Plaut and the Gestapo Chief Diels in Berlin in the Years 1933/34” (YWA 01/229), all in German. ↩︎
These statistics a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Esta Bennathan. “Die demograph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 der Juden,” Entscheidungsjahre,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he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Jews,”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Concerning the Jewish Question in the Weimar Republic), Tübingen, 1966, pp. 89, 95. ↩︎
Dr. Alfred Wiener, Jüden und Araber in Palästina (Jews and Arabs in Palestine), Berlin, 1929, p. 36. ↩︎
According to Wiener, op. cit., p. 36. ↩︎
Quoted from Kurt Loewenstein, Die innerjüdische Reaktion auf die Kris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e (The Internal Jewish Reaction to the Crisis of German Democracy),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63. ↩︎
Quoted from Dr. Alfred Wiener, Kritische Reise durch Palästina (Critical Journey through Palestine), Berlin, 1927, p. 8. ↩︎
Werner E. Mosse, Der Niedergang der deutschen Republik und die Juden (The fall of the German Republic and the Jews)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8. ↩︎
Gerhard Holdheim, Der Zionismus in Deutschland (Zionism in Germany) in Süddeutsche Monatshefte 12/1930, p. 855. ↩︎
Alfred Rosenberg, Die Spur des Juden im Wandel der Zeiten (The Trail of the Jews in the Changing Ages), Munich, 1937, p. 153. ↩︎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London, 1963), p. 53. ↩︎
CV-Zeitung, IX, July 11, 1930. ↩︎
Minutes of the Session are in the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in Jerusalem, quoted by Kurt Loewenstein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88. ↩︎
Christopher Sykes, Crossroads to Israel (London, 1965); German edition Kreuzeege nach Israel (Munich, 1967), p. 151. ↩︎
Quoted from Hans Lamm, Uber die innere and äusser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jüdentums im Dritten Reich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of German Jewry in the Third Reich), inaugural dissertation, Philosophische Fakultat der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at Erlangen, 1951, p. 161. ↩︎
Hans Lamm, ibid. ↩︎
Hans Lamm, op. cit., p. 156. ↩︎
Quoted from In Zwei Welten. Siegfried Moses zum 75 Geburtstag (In Two Worlds. For the 75th birthday of Siegfried Moses), Tel Aviv, 1962, pp. 118 ff. ↩︎
“Äusserung der Zionistischen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 zur Stellung der juden im neuen deutschen Staat” (Statement of the Zionist Union of Germany regarding the State of the Jews in the new German State), published in Zwei Welten, Siegfried Moses zum 75 Geburtstag (Tel Aviv, 1962), p. 118 ff. ↩︎
Ibid. ↩︎
Ibid. ↩︎
See Joseph B. Schechtman, Fighter and Prophet. 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 (New York/London: 1961), p. 194. ↩︎
Arnold Paucher, Der jüdische Abwehr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 letz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he Jewish Struggle against anti-Semit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Hamburg, 1968, p. 32. ↩︎
Arnold Paucher, op. cit., p. 43. ↩︎
Ball-Kaduri, op. cit., p. 147. ↩︎
Reichlsgesetzblatt (Reich Law Bulletin) Part I, No. 118/1939, pp. 1097 ff. ↩︎
Winfried Martini, “Hitler und die Juden” (Hitler and the Jews) in Christ und Welt, Stuttgart, June 16, 1961 ↩︎
Ball-Kaduri, op. cit., p. 91. ↩︎
Jüdische Rundschau, April 4, 1933. ↩︎
See Werner Feilchenfeld, Dolf Michaelis, Ludwig Pinner, Haavara Transfer nach Palästina und Einwanderung deutscher Juden, 1933-1939. (Haavara Transfer to Palestine and the Immigration of German Jews, 1933-1939), Tübingen, 1973. ↩︎
Nahum Goldmann, Staatsman ohne Staat (Cologne/Berlin, 1970), p. 197. (The Autobiography of Nahum Goldmann) ↩︎
Ball-Kaduri, op. cit., p. 155. ↩︎
This is at least what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 for Foreign and Security Affairs of the Israeli Knesset, Meir Argov, said in a parliamentary debate over the reparations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minutes of the Knesset on June 30, 1959). It remains to be said that the sudden assassination of Arlosoroff gave rise to the assumption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connected with the negotiations with Nazi Germany. Arlosoroff was killed in his flat on June 16, 1933 by two unidentified persons. His wife identified the murderer as a certain Abraham Stavsky, who wa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Revisionist party led by Vladimir Jabotinsky (this party being the precursor of the Irgun). The Palestinian police arrested those who were suspected of the murder, but released them soon afterward. The police officer Yahuda Tannenbaum-Arezki, who belonged to the Zionist Mapai Party, declared despite the clear identification of Stavsky that “Abraham Stavsky did not kill Arlosoroff, Arabs did.” Vladimir Jabotinsky himself demanded “to look for the murderers among the Arabs.” But interestingly enough, a few days later - on July 7, 1933 - David Ben Gurion accused Jabotinsky of collaborating with the German fascists (in order to divert attention from his own collaboration?) . See in this connection Joseph B. Schechtman’s book, op.cit., pp. 185, 202, 203. Also Albert M. Hyamson, 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 (London, 1950), who made the observation that Arlosoroff was murdered “a few days after his return from Germany.” ↩︎ ↩︎
Ball-Kaduri, op. cit., p. 155. ↩︎
Ibid. ↩︎
Winfried Martini, “Hebräisch unterm Hakenkreuz,” (Hebrew under the Swastika) in Die Welt, Hamburg, January 10, 1975. ↩︎
Nevertheless, in a report analysing German exports that was laid before Hitler towards the end of May 1933,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prospects for the sale of German goods abroad are extremely bad. The situation is not only politically unsatisfactory, but also economically so” (quoted in Kurt Patzold’s Faschismus, Rassenwahn, Judenverfolgerung (Fascism, Racial Madness,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Berlin, 1975, p. 123. ↩︎ ↩︎
Quoted from Kennzeicihen J (Mark J), (Berlin: Helmut Eschwege, 1966), p. 132. ↩︎
According to statements from Kennzeichen J, the annual number of Jews leaving Germany was: 1934. about 23,000; 1935, 20,000; 1937, 23,000; and from January 1938 to September 1939, 157,000. Despite the efforts of the Zionists, only a part of this total emigrated to Palestine (in 1934, 37 percent; in 1935, 36 percent and 1937, 10.8 percent). Feilchenlfeld, Michaelis, and Pinner give in their already-mentioned book the number of Jewish Germans who immigrated to Palestine by way of the Haavara transfer as being 50,000. The paper Tagesspiegel, which appears in Berlin, estimated the total number of German emigrants to Palestine between 1933 and 1940 as being 70,000 (Tagesspiegel, February 15, 1974). According to Zionist statements the immigrants from Germany made up in this period around 25 percent of the total of Jewish immigrants in Palestine. Working out the Haavara transf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 strata of immigration gives an idea of immigrant according to their financial standing. The proportion of immigrants possessing more than a thousand Palestinian pounds increased from 10.3 percent of all immigrants in the year 1933 to 18.1 percent in the year 1936, while the number of immigrating Jewish workers sank in the same period from 35.8 percent to 17.2 percent. See Dr. T. Canaan, Conflicts in the Land of Peace (Jerusalem, 1936), p. 41. ↩︎ ↩︎
Kurt Patzold, op. cit., p. 190. ↩︎
Kurt Patzold, op. cit., p. 277. ↩︎
See Feilchenfeld et. al., p. 277. ↩︎
Meyer Weisgal and Joel Carmichael (Editors), Chaim Weizmann, A Biography by Several Hands (New York, 1961), p. 232. ↩︎
According to Ernst Marcus Das deutsche Auswärtige Amt und die Palästinafrage in den Jahren 1933-1939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in the years 1933-1939) YWA 01/11; quoted by Ball-Kaduri, op. cit., p. 174. ↩︎
Report by Döhle dated March 22, 1937. The Chief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rganization in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Haavara, 1938, Series 72, Jewish State, Palestine (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Foreign Office in Bonn); quoted by Heinz Tillrnann, Deutschlands Araber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Germany’s Arab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Berlin, 1965, p. 63. ↩︎
Heinz Tillmann, op. cit., p. 63. ↩︎
Heinz Tillmann, op. cit., p. 65. ↩︎
Memorandum by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rganization of the NSDAP (Nazi Party), dated June 5, 1937, quoted by Tillmann, op. cit., p. 67. ↩︎
Kennzeichen J, p. 133. ↩︎
Kennzeichen J, p. 133. ↩︎
See Tillmann, op. cit., p. 69. ↩︎
Heinz Tillmann, op. cit., p. 30. ↩︎
Jon and David Kimche, Des Zornes und des Herzens Wegen (Secret Roads), Berlin, 1956, p. 26. ↩︎
Kimche, op. cit., p. 28. ↩︎
Winfried Martini, “Hitler und die Juden,” in Christ aind Welt, Stuttgart, June 6, 1961. ↩︎
The emigration of Jews from Germany was prohibited in 1941 by order of SS Chief Himmler, see Leon Poliakov and Joseph Wulff,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Jews), Berlin, 1955, p. 89. ↩︎ ↩︎
Winfried Martini in Christ und Welt, op. cit. ↩︎
Alwin Ramme, Der Sicherheitsdienst der SS (The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SS), Berlin, 1970, p. 59. ↩︎
Winfried Martini in Christ und Welt, op. cit. ↩︎
Das Schwarze Korps, Berlin, May 15, 1935. ↩︎
Leopold von Mildenstein’s book appeared in 1941 ↩︎
Professor Dr. Franz-Alfred Six, born on December 8, 1909, was a member of the Nazi Party from 1930. In 1936 he was appointed SS-Hauptsturmführer to the post of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Department of the Press and Library at the SD main office. Then he took over the directorship of the Department II (inland) in the SD main office. Six was sentenced to twenty years imprisonment for war crimes by an American tribunal in April, 1948. In January 1951, this sentence was reduced to ten years and on 1 September 30, 1952 he was released. The Israelis who are always on the hunt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ve not shown any interest in exposing Six, who was privy to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Zionists and the Fascists. ↩︎ ↩︎
This document is kept in the archives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 in Alexandria, Virginia, USA. These documents were also made available on microfilm to other archives (exact designation: Records of the Reich leader of the SS and Chief of German Police, Washington, 1958). The documents quoted here are available on the RFSS film roll 411, frames 2936012 and 2936069. Alwin Ramme writes in his book Der Sicherheitsdienst der SS on page 21: “The evaluation of these films is made difficult because of their bad quality in parts. Documents which are especially revealing are often photographed badly and rendered difficult to read - this having been done not unintentionally by those in charge”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 ↩︎
According to recent information, Feivel Polkcs today lives in Haifa. Tuvia Friedmann, author of the book Ich Jagte Eichmann (I Hunted Eichmann)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Documentation in Haifa, stated in a letter dated January 25, 1970 that the documents concerning Polkes’ visit to BerIin have been known in Israel since 1947; he also stated that he had talked to Polkes about these events and Polkes had declared that it was all “a misunderstanding.” Friedmann further wrote that it was allegedly not possible to check this complicated matter further since only copies were available and not the original documents. ↩︎ ↩︎
RFSS film roll 411. ↩︎
Quoted from Heinz Höhne, Der Orden unter dern Totenkopf (Order under the Skull), Gütersloh, 1967, p. 309. ↩︎
Mernorandurn by Hagen, RFSS filrn roll 411, p. 4. ↩︎
Heinz Höhne, Op. cit., p. 310. ↩︎
Memorandum by Six in RFSS filrn roll 411. ↩︎
Ibid. ↩︎
Sirnon Wiesenthal, (Grossmufti - Grossagent der Achse (Grand Mufti - Grand Agent of the Axis), Salzburg/Vienna, 1947, p. 12. ↩︎
Leon Poliakov, Breviaire de la Haine (Paris, 1951). ↩︎
Gerald Reitlinger,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1953). ↩︎
Quentin Reynolds, Minister of Death (New York, 1960), pp. 77-78. ↩︎
Comer Clarke, Eichmann, The Man and his Crimes (New York, 1960), pp. 35-37 ↩︎
The prosecution in the Eichmann trial produced a document that was allegedly written by Haj Amin al-Husseini, and which referred to Eichmann as “a jewel for the Arabs.” This “piece of evidence” was such a crude falsification that even the pro-Israeli Allgemeine Zeitung concluded on June 28, 1961 that “the value of this document is questionable.’ Hannah Arendt writes in her book Eichmann in Jerusalem that one of the motives for holding the trial in Israel was to ferret out other Nazis - for examp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azis and some Arab rulers” (p.8.) But Hannah Arendt final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laims over Eichmann’s contacts with Haj Amin al-Husseini “were unfounded” (p. 10). ↩︎ ↩︎
Neue Zürcher Zeitung, Zurich, July 12, 1961. ↩︎
RFSS film roll 411. ↩︎
According to Gerald Reitlinger’s claim (See Die Endlösung, Berlin, 1956, p. 29). ↩︎ ↩︎
A Royal Commission under Lord Peel examined the situation in Palestine in 1937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rab revolt and discussed a first plan to divide Palestine into a Jewish and an Arab state. ↩︎ ↩︎
Heinz Höhne, Op. cit., p. 319. ↩︎
Jon and David Kimche, Des Zornes und des Herzens Wegen, op. cit., p. 13. ↩︎
Ibid., p. 14. ↩︎
Ibid., p. 16; even this meeting plays no part in the Eichmann trial. ↩︎
Ibid., p. 14. ↩︎
Hannah Arendt, op. cit., pp. 55-56. ↩︎
For a time the Italian dictator Mussolini had supported the Revisionists and permitted them to establish in Italy a school for training navy soldiers. Jabotinsky had in 1932 made the proposal that the mandate over Palestine should go to Italy because Mussolini would be more amenable to furthering the cause of the Jewish state than Britain was. ↩︎ ↩︎
Joseph Schechtmann, op. cit., p. 215. ↩︎
lbid., p. 214 ↩︎
lbid., p. 217. ↩︎
David Ben-Gurion, Rebirth and Destiny of Israel (New York, 1954), p. 41. ↩︎
Christopher Sykes, Crossroads to Israel (London, 1965). ↩︎
See Kurt Patzold, op. cit., p. 77. ↩︎
Jüdische Rundschau, August 30, 1932 ↩︎
Ball-Kaduri, op. cit., p. 396. ↩︎
Quoted from Kennzeichen J, p. 105. ↩︎
Chairn Weizrnann, Reden und Aufsätze (Speeches and Essays) Berlin, 1937, p. 2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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