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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叛徒——韩江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10月10日，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宣布颁发给了韩国的所谓“女性主义”作家韩江。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说明，韩江获奖的理由是“直面历史创伤和无形的规则，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揭示了人类生命的脆弱。”看似抽象的话语中其实隐藏着诺贝尔奖一贯以来的颁发标准——它“是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1]。韩江正如那位拒绝领取诺贝尔奖的资产阶级作家萨特所言，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东方叛徒”。
韩江的获奖作品《素食者》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文学，是充斥着韩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死亡文学。《素食者》的大致剧情为一位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主妇英惠嫁给了一位公司科长，长期忍受着父亲和丈夫的家暴，选择以所谓的素食以及之后的绝食，外加毫无羞耻之心的裸体来反抗父权制压迫。按作者韩江自己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在如此对抗儒教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后，她付出了巨大代价——父亲和丈夫的家暴，丈夫和姐夫的强奸。最后，她被姐姐当作疯子送入精神病院治疗，遭受折磨和虐待。但是，英惠对压迫的回应是什么？韩江企图告诉人们，英惠是在反抗，不仅是“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而且是处处跟碰到的压迫者对着干，吃素乃至绝食和自残来“反抗”压迫，拒绝为丈夫做肉菜，拒绝接受丈夫和父亲的命令，甘愿接受姐夫的强奸来报复丈夫的压迫，对同样受到压迫却成为父权制帮凶的伪善的姐姐冷眼相待。韩江刻意将作品取名为《素食者》，在她的设定中，“食肉象征着人类的暴力”，而素食主义是“一种不对任何事物造成伤害的方式”，是一种变相的反抗。但是，这些所谓的“反抗”都在表达同一种思想，那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在韩江的世界里，逃避压迫是如此轻而易举——只要玩弄主观唯心主义的诡计，在心里感到自己变成了“自由自在”的“树”，那么任何压迫都变成了虚妄。
但压迫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韩江也无法公然否认。于是她便只能抛出消极悲观，穷途末路的死亡哲学。先是英惠在遭受重重压迫后说什么“我为什么不能死”，后是她据说在家庭主妇的劳累生活中忍无可忍的姐姐任惠大呼小叫着“这一切……说不定这是一场梦”，开始跟英惠感同身受起来。在这里，韩江将浸透了全书的主观唯心主义直接发挥到了唯我主义的地步——除了“我”之外，外界都是虚假的“梦”，都是依赖于“我”的认识而存在的。列宁指出，“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素朴实在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2]韩江竭尽全力地在书中大肆宣扬极端反动的唯我主义思想，妄图用荒诞不经的死亡哲学蒙蔽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斗争视线，这充分反映了其日趋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不仅如此，《素食者》的反动性还体现在它对待暴力的态度上。对待暴力的态度历来是检验革命派和反动派的一块试金石。自人类有阶级社会以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暴力，世界上只有两种暴力——革命阶级的暴力和反革命阶级的暴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暴力，当统治阶级率先施加暴力时，那么唯有奋起反抗，运用革命的暴力来粉碎反革命的暴力，消灭压迫者，才能争得属于被压迫者的真正和平和解放。这种革命的暴力是正义的暴力，是值得一切酷爱自由的进步人士所赞美的暴力，在历史上总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3]。对于性别问题来说，事情也是这样。当父亲、丈夫的暴力近在眼前时，女性要想不受压迫，那么唯有以暴力反抗与暴力压迫针锋相对，不如此就不能震慑这些压迫者（即使马克思主义不赞同个人复仇，但是对于家暴而言，还手毕竟比被动挨打要更能保护自己，离婚则是在保护自己后的后续处置方案）。但是，就是在这一点上，自诩“非暴力”的韩江却露出了赤裸裸的狰狞面目，她极端仇视女性的自发反抗行为，在书中大肆渲染暴力可怕，故意长篇累牍地描绘梦见自己施加暴力的英惠是如何得心神不宁，日渐憔悴，备受折磨，好像暴力是什么万恶之源一样。其实，英惠所梦见的，并不是别的，正是如韩江所想要隐晦地表达的那样，是对咬伤自己的狗反抗的暴力（这已经荒谬到何其可笑的地步了，可谓是把基督教的左脸被打也要将右脸伸过来的教义发挥到了极致），是对压迫自己的父亲、丈夫反抗的暴力。这样的暴力幻想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它的来源正是英惠身边各式各样的性别压迫，是“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4]所固有的特性，它恰恰说明了在小资产阶级中间除了百依百顺的奴才特性外，还潜藏着一种缺乏引导，但是又极端狂热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反抗，包括受压迫妇女的自发反抗，真正站在妇女这一边，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进步人士，第一应当是支持，第二应当是引导，而绝不能泼冷水，如资产阶级那般咒骂什么“泼妇”，“痞子运动”，诸如此类。但是韩江的态度却恰恰暴露了她背叛妇女解放的投降派真面目。她恶毒攻击被压迫者正义的暴力反抗，将其丑化为“疯狂”的行为，咒骂暴力的反抗是“毛骨悚然的、肮脏的、恐怖的、残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正是告诉女性面对暴力，唯一该做的就是不要抵抗，要顺从压迫者，甘当一个奴才吗？英惠自述自己之所以喜欢胸部，甚至甘愿不顾廉耻地将其裸露，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杀伤力。手、脚、牙齿和三寸之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会成为杀戮或伤害人的凶器”，以为只要自己不动用暴力，以非暴力的消极态度面对压迫者，那么就可以摆脱压迫。但是，接踵而来的父权制压迫者却“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5]。英惠一系列荒诞的不抵抗政策招致了丈夫和父亲更大的暴力，姐夫的强奸，精神病院的虐待等等等等。这不正是信奉唯我主义，对一切压迫视而不见的恶果吗？这怎么能说只要吃素裸体、绝食自残，压迫就会消失呢？这不正是充分说明了所谓“女性主义”大肆宣扬的那种只要闭上眼睛就不存在压迫，追求逆来顺受和死亡的“解脱”的反动本质吗？资产阶级的所谓“女性主义者”不过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帮凶，是女性中的内奸，她们是从侧面通过颠倒黑白的方式来将投降说成是反抗，把堕落说成是解脱来灌输给女性种种使她们甘愿成为奴隶的迷魂汤的。
性别问题上的性别投降主义必然导向阶级问题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将诺贝尔奖颁给韩江，绝不单纯是因为韩江的《素食者》散布了让受压迫女性投降的反动思想，还因为它的背后是让韩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放弃抵抗，和英惠一样放弃暴力，投降于压迫者的投降主义哲学。韩江如此别有用心地写出包括《素食者》在内的各色所谓“女性主义”文学，最主要的还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借攻击女性的反抗来攻击人民的反抗。在韩江小的时候，韩国发生了震惊内外的光州事件。光州事件是韩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全斗焕法西斯政权的正义斗争。正是因为韩国人民的这次反抗，全斗焕政权才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全斗焕的法西斯统治才会在最后垮台，代之以虽然在内容上同样反动但毕竟在形式上要更有利于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然而，面对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韩江是怎么看待的呢？答案正在她继《素食者》之后的下一部小说《少年来了》里。在书中，她不去赞扬韩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争，不去赞扬全韩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光州市民的同情和对全斗焕法西斯政权的声讨，反而是唱起了大肆反对革命暴力的和平经，重弹起《素食者》中的老调，极力把光州事件塑造成只有“坏”的暴力，只有“坏”的死亡，一无是处，“本来不应拿起武器”的可怕的悲剧，从而宣扬消极悲观的思想，让韩国人民放下武器，也和她一样向韩国反动政权投降，当一个好奴才。韩江自己对此就曾供称：“（光州事件）向我呈现的是解不开的两个谜：一个关于人类暴力行为，一个关于人性的尊严。”这两个“谜”的实质是什么呢？无非是韩国人民在光州事件发生后在“医院门口排着长龙”，“等着为伤者献血”的互帮互助，团结友爱，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和全斗焕政权凶残的暴力恐吓吓坏了这位动摇不定，毫无气节的奴才，使得她畏惧对压迫者的反抗，俯下身子摇尾乞怜、磕头求饶，想要靠投降来换得不受打扰的“安宁”。看，这就是背叛了韩国人民的投降派！这就是 “东方的叛徒”！
韩江之所以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并不是偶然的，她的小说之所以在韩国国内受到被压迫女性和一部分被蒙骗的韩国人民的欢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韩国是一个阶级压迫十分严重的社会，工人反抗资本家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而韩国又是一个儒教父权制思想弥漫的社会，整个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暴力和侮辱也同样是十分严重的。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韩国的买办政权和帝国主义分子都吓破了胆，极力想要扑灭这场火，于是便忙不迭地在文艺领域抛出了一系列极端反动的悲观主义文艺作品，片面地渲染压迫的可怕之处，把受压迫说成是被压迫者无法反抗的命运，好让被压迫者放下武器，让资本主义永世长存。因此，前有《活着》《熔炉》《燃烧》《寄生虫》，后有《素食者》，韩国如今所谓“现实主义”文艺的一般规律可见一斑。
《素食者》这部反动小说获得诺贝尔奖，虽然是一件坏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6]全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的大肆吹捧，正好让这部小说以及它所包含的思想更快地走向反面，让人们看清了何谓投降主义。真正的出路不在非暴力中间，不在死亡中间，而是在斗争中间。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7]，女性要解放，奴隶要翻身，唯有依靠斗争，向一切压迫者开战。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不管是宋江还是韩江，都不能阻挡革命人民浩浩荡荡的步伐。世界的潮流是革命，是共产主义，这是任何投降派都无法抵挡的。“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 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