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三里塚与中国之中
三里塚农民运动活动家 加濑勉
烙印在记忆深处的优越感
在我幼小的记忆深处，关于中国的印象，首先是一张挂在教室角落里的世界地图：日本作为"神国"“日之本之国”，被庄严地涂成鲜红色。朝鲜、台湾自然不用说，广阔的中国大陆，以及从印度支那半岛向西延伸到缅甸、向南直到南方诸岛的广大地区，也全都被涂成了红色，成了日本占领下的领土。
在那辽阔的中国领土上，所向无敌、纵横驰骋的"皇军"的英姿；在南京城墙上向天高呼万岁的"神兵"；在广东省街道上骑马前进的大将和士兵；登陆上海的陆战队支起的纯白帐篷------这些都深深地烧进了我的脑海。伊藤深水的战争画中，压倒敌人的战车的沉重、炮火的猛烈，以及前方背着青龙刀四散逃跑的中国军队的身影，这些照片和画册，大概都是我小时候一遍又一遍看过、读过的记忆。
住在狭小国土上的人，竟能拥有那么辽阔的领土，这种感觉，就像穷人平日对地主、有钱人低头哈腰所积压下来的卑屈感，忽然得到了满足一样。把别的民族彻底打倒，辱骂对方、嘲弄对方，并以这种"胜利"为骄傲，这种感情和兴奋、羡慕、解放感、优越感混在一起，使全身都沉醉起来。
村里如果有人死了，或者有人病倒卧床，铁屑、破烂、废品、柴火、旧衣服之类，常常会有中国人、朝鲜人来收买。我和伙伴们就把他们叫作"ボロカイ、ボロカイ"------也就是"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像孩子起哄唱歌那样嘲弄他们。每当我们这样闹得太过分时，父母和大人不仅不责备，反而常常吓唬我说：“那就让收破烂的把你带走吧。”
这些中国人、朝鲜人，在大人眼里，似乎就像带着死亡气息的野狗一样，仿佛真的会把人叼走。我记得，自己当时确实曾经有过这样的恐惧。
在这种天皇制统治之下，这种优越感，在我心里一点一点地形成了"空虚男人的征服欲"这样一种目的意识。
强制劳动的日子与优越感的崩溃
这种发动侵略、被迫参与侵略所产生的优越感，在我的学生生活中一天一天地崩塌下去。所谓"首都防卫"“九十九里浜防卫”，学校被军队占领。我们每天、连续不断地被赶去从事强制劳动：割军马饲料草，帮没有男人的家庭收麦，干红薯地里的农活，剥制作军服用的桑树皮，挖采集松根油用的松根，为防空阵地筛沙，挖牡丹沟等等。
这些强制劳动使我过度劳累，我身边的朋友也因此死去了。他的父母和亲戚穿着黑色丧服，在昏暗的屋子里大声哭泣、悲伤的样子，至今仍像烙铁一样烙在我心底，带着疼痛留在那里。
我进小学时就被任命为级长，因此必须站在同学前面，为了让集体取得好成绩而努力。可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却带来了朋友的死亡。我觉得，是我造成了朋友的死。
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努力去剥桑树皮，再也不为了给军马割草而争好成绩，也不再劝同学们努力。代价立刻从老师那里落到我头上。早会上，我被说成成绩不好，被迫在全校学生面前接受体罚。我的头上至今留着二钱铜币大小的伤疤。顶着寒风忍受伤口刺痛，在校园里哭泣，在当时的我看来是男人的耻辱；如果因此被同伴嘲笑、被看不起，我就咬紧牙关，浑身只剩下一个念头：我要凭这一颗心撑下去。
在我家周围，香取飞行场、八街飞行场、栗山飞行场相继建成，凶暴的炮火和烧夷弹之雨从天空落下。父亲每天牵着牛，被驱赶去从事强制劳动，修补被破坏的设施。我的祖父连粮食、锅、釜、锄头和铁器，也一起被军队拿走。每天都要缝千人针，一家人连吃饭都不得安宁。亲戚和村里有人死去时，父亲又被征兵，只留下母亲和兄弟们。
不久，营养失调的父亲从军队回来。大锅里烧着热水，他穿着发霉发臭、满是虱子的军服回到家里。在电灯下面，一家人一只一只地捏死虱子。这样的一幕，也把一种低级的满足感带回了我家。
我家从曾祖父那一代起，就是水吞百姓，也就是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的贫苦农民、小佃农。因此祖父为了维持生活，既要给地主交地租，又要在农忙时去帮工，还要给地主的田里看水等等。到了秋天，银发的地主就把护身用的手枪放进怀里，一定会来到我家。
父亲和母亲也一起到这个地主家去做奉公人。
地主的地租和零工劳役，使我家长期受人驱使。佃农和农民组织的人经常被叫去，动不动就遭到威吓。有人把菜刀刺进榻榻米里，祖父和父亲被逼问：“今年的年贡还交不上来吗？”"多少也分点土地出来吧。"他们常常受到这样的责骂和强迫。
村里，共产党人又建立了一个农场，以和平农协的名义得到了村落里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佃农过去从地主那里租来的田地，成了自己家的田地。
可是，这些田里收来的米，据说会被美军的吉普车和机动队来夺走。为了把米藏起来，祖父和父亲就在廊檐下面挖洞，深夜里躲进后山。百姓自己生产的米，吃起来竟然也成了罪。家里把粮食藏起来，连"有米"这样的话也不敢说；吃饭时还要把门关上，怕被祖父和父亲呵斥。于是，吃地瓜、吃南瓜，连像样的下饭菜都没有，成了天天的生活。
村落里因为强制征粮，有人上吊自杀。他们悲痛的是，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明天要吃的米和大豆，竟然被美军和机动队夺走。
我没有书，没有笔记本，也没有铅笔，只是懵懵懂懂地去上学，像是寄身在级长、村里的神社、寺庙和山野之间。我有时到山里玩，吃烤红薯；有时在别人的田里吃土瓜、小竹笋；老师如果训斥我，我就拿着木刀跑到老师家去吓唬他。这样的日子很多。
那种打倒中国人、占领领土而来的优越感，已经转化成了"被老师背叛"的感情，并进一步化为反抗和抵抗。就我自己而言，我并没有在学校教室里认真学习过的真实感受。
我和毛泽东思想的相遇
小佃农能够拥有自己的田地，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水吞百姓成了自耕农，劳动的积极性也随之涌现出来。
我在农业中获得深刻自觉，并以责任感从事农业，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垄断资本在美帝国主义支配下，进一步强化了对我们农民的统治和剥削。农地改革使田地"成了自己的东西"，这种强烈感情曾经在夺取米粮的斗争中表现出来；可是后来，这种斗争又变成了"为了防止水田分散而进行土地整理"的斗争。同时，在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多收增产主义中，“无论做什么都不合算”"越做越亏"的矛盾也激烈起来，农民就在这种矛盾中咬紧牙关生活。
这种农民所抱有的矛盾，不是靠簿记主义、技术主义就能解决的。也不是教条主义和立身出世主义式的学习会，能够一下子扫除的。我和镇上青年的苦恼，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广。
就在这时，镇上来了两名从中国回来的日本红十字会护士。青云俱乐部的巨仓先生，同町农村协会小组中的一个小圈子商量，想通过她们听一听新中国的情况。她们说：“在中国，大家每天早晚各学习一小时。学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学习，是对劳动者、农民有用的学习。”
"好，那我们也来做对劳动者、农民有用的学习吧。“我和伙伴们这样下定了决心。伙伴们分头到东京书店去找《社会科学基础讲座》《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书，带回来以后用铁笔刻写油印，发给多古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成员。没有教师，也没有指导者，大家各自热心地读书，互相讨论，开展个人学习。光是要理解"群众工作"这一个词，就已经很困难了。在我和伙伴们的生活里，我们只知道村民、町民、国民这些词。所谓"群众”，到底说的是什么，包含什么内容，我们苦苦摸索着它的阶级性。
我一度觉得，既然要办，就像正式上学那样办，于是向七十名会员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可是也常常只有一个会员来参加。那时我不顾一切地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学习，谁也不来。我要解散了。"松山先生却写信鼓励我说："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来学习，你也要继续下去。五十岚说，一定要坚持下去。"正是这样的鼓励，使我无法熄灭学习会的灯火，只能继续努力。
这个学习会，逐渐赋予每个人行动的力量。我们发动大家在町公民馆购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等书。每当我们和伙伴们提出要求，公民馆书架上的中国书籍就不断增加。
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会，也和其他村子的组织------赤土、荒怱会、草子会------联系起来，发展为香取郡青年恳话会，范围包括一市十町村，并进一步汇入千叶县青年运动和革新运动的潮流。
香取郡社会教育委员会曾在佐原市举办讲演会。其中一名讲师谈到中国，说："中国没有自由，反对政府的人会被集中到广场上，用机关枪扫射杀掉。"这时，听众中一名女性站起来说："我出生在中国，后来同父母一起从中国回到日本，从来没有那样的事。"包括我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和香取郡青年恳话会成员，在会场里高喊："这个混蛋，滚下来！"连会场外面都安静了下来。这件事以后，我们被视为危险信号。
另一方面，在每天的农业劳动中，怀着"越干越不合算"这种矛盾的我，也不能因为生活不安就退缩。普通苗床转为保温苗床，乡里承包式的集体劳动转为共同防治------并以支付工资的形式进行；地主意识下的水利管理，也转变为由农民管理。在村落内部，我同旧地主、乡绅式的"老爷政治"展开了对决。
那时，村里进行了土地改良工程，自耕农所拥有的田地要被重新区划整理。结果，农地改革以后，我以为已经全都变成小佃农田地的土地，竟然还有一部分作为河川佃地残留下来。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借土地改良的机会，把土地重新夺回来；还是用强制买收的办法买下地主土地，使地主转为小佃农，并通过土地交换，把好田集中到一处。
我积极地同伙伴们一起，同地主和旧老爷势力展开对决，在村落中坚决维护那些长期积压着不满的人们的立场。二十四岁时，我当上村落长，实行了村落的民主改革。
这场村落里的土地斗争，使我懂得了农民所拥有的田地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我也是在这场斗争中重新发现中国，并自觉到支撑这场斗争的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日本农地改革所说的"换一筐粪，建设一个好村庄"，我后来才认识到，它并不是站在彻底的农业改革和民主主义原则上，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真正解放农民。它是在战败造成的崩溃危机中拯救日本资本主义；它是作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阵营一员，重建日本资本主义；同时，它又使那些要求彻底农地改革、站起来斗争的农民和劳动者同美国占领政策握手，用制造自耕农的办法转移真正的斗争目标。
因此，它提出"必须改善封建佃耕者的政治处境"，其目的却是"使日本农业反对共产主义"。这就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部分。农村被强化为"不能允许共产主义渗透的金城汤池"，新自耕农则被组织成反对共产党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阵营。
如果从国际背景来看日本农地改革，就会看到，我国战败后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转化、发展为反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在亚洲和东欧，许多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相继产生，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正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的过程中，日本的农地改革作为美国占领政策被推行；尤其是为了把几乎同时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反共、反革命的对象，日本实施了农地改革，使日本农村成为反华政策的据点。
当我认识到水吞百姓能够拥有土地、小佃农成为自耕农这件事的意义时，我已经无法把它同同时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革命斗争、人民生活割裂开来。水吞百姓、小佃农和他们的子女心中积累起来的阶级痛苦和历史条件，都是通过中国人民的生活，在同中国人民的共鸣中，被我发现的。那一天的喜悦和胸怀的开阔，也是一个在村落和乡村里、同日本相似历史条件一起生活过来的农民的发现；是一个围绕着生活、围绕着身体、带着痛苦和伤痕、在现实苦难中忍耐下去的农民的发现。它不是观念，而是像贫穷人身上穿着的衣服那样，是通过肌肤实感接受下来的东西；其中既有痛苦，也有喜悦。
现在，当我在现实中重新追问"越干越不合算"这个矛盾究竟是什么时，它正在日常劳动中一点一点地离开我，逐渐深深地刺痛我的心。
日本农地改革是作为反华政策来实行的。如今，日本又作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直接基地而被利用，日本垄断资本作为死亡商人复活并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也已经结成。结果，当我通过村落生产实践活动发现对农民的压迫和掠夺时，它就在我的内心深处，作为我和中国人民共同命运的东西，重新浮现出来。
我的战争体验、优越感和背叛感，自己所拥有田地的广阔，农地改革，侵略战争和日本作为侵略基地，现实中农民的苦难------这些交错在一起，使一个严厉的主体在我心中萌芽：我究竟应当怎样同中国人民共同前进？
不久，这个主体又将在砂川斗争、反勤评斗争、反《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斗争、反《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等历史考验中受到锻炼。中国的延安、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了我的力量喷涌的源泉，并作为思想的故乡，定居在我的意识之中。
访问中国与参加反对机场斗争
虽然越干越不合算、越不合算又越要干，我却没有因此放弃农业。可是，靠借债维持农业的状况不断反复。水稻以外，又养黑牛、养猪，赤字越来越大；有时不得不把经营资金拿来做生活费；米成了预购制，到了夏天以后，又变成了青田卖米、预支款制度。
我想继续从事农业的愿望，一天一天像被棉绳勒住脖子一样。美国的小麦和武器大量进入日本，我田里的麦子消失了；学校里的面包是用美国脱脂奶粉和小麦粉做的；连牛饲料，也变成了进口玉米和来自越南的木薯粉。米价任人摆布，生活中到处响起这样的声音：“米已经没有总统了。”“可是，总不能因为政府这样，就不种米了吧。”
日本垄断资本加强了对农业的破坏。可是，在中国，垄断资本却像雪一样融化了。朝鲜和中国驱逐了日本帝国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接着，日本资本又不断向台湾和东南亚输出。资本和工业产品作为回流进入日本，大量农产品也进入日本。资本家们提出所谓"关于日本农业的建议"，要求把日本农民减少到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并推动相应政策。靠美国小麦和旧兵喂养起来的自卫队，已经发展到拥有核武器的地步；美国核潜艇开始自由出入横须贺和佐世保。从冲绳起飞的轰炸越南的飞机往来不绝，日本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基地。
《日韩条约》签订以后，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支配阶层积极插手东南亚军事问题。周围形势剧烈变化，我也深刻体验到了外出务工。
我曾在川崎制铁从事挖又黑又臭的泥、打钢桩的作业。铁制滑车掉落，撞在一个作为帮工的外出务工劳动者胸口，一个长野农民当场死亡。我亲眼面对了这个事件。验尸后，农民的遗体胸骨像被折断一样凹陷下去，毯子被鲜血染得通红。
八个兄妹中的一个男人，一个和我同龄的长野青年之死，给了我强烈冲击。这件事成了契机，我开始斗争。面对粗暴而强制的工伤事故，我要求"要活着劳动下去"“要进行健康诊断”“一周至少吃一次鱼肉菜”，并展开斗争。
在继续劳动的过程中，我所在的村子八街，传出了要建设一个比羽田机场大十倍的富里新东京国际机场的消息。而且，这个机场还可能被用作侵略越南的基地。
我也陷入了苦恼。
我访问中国，正是在这个时候。
我作为日本各界青年代表、作为农民代表，同一百十五人一起访问中国。最初，我连自己能够亲自去中国都不敢想。我怎么也找不到自己为什么能够访问中国的理由。
一个人走进天安门前，听到新中国的话语，更深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掌握土地斗争和农地改革的实质，回顾自己从小学六年级毕业以后经历过的各种斗争，并把它们作为自己半生生命的一部分来理解。可是，我为什么会作为日本各界访华团的一员被选中，为什么能够去中国，我怎么也找不到理由，也无法把它整理成有实感的东西。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战士被反动派砍下头颅。革命前进、叛变、放弃，当这种选择迫在眼前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以"用自己的双手使衣食住富足起来"为目标的艰苦实践、严明纪律，以及无数压倒一切的具体事实，使我受到猛烈冲击。直到现在，我的思想和行动，才终于能够理解现实的、具体的东西。我虽然拥有身体，却没有支撑自己的实践理论。面对《矛盾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著作，面对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面对延安窑洞，面对毛主席写论文的桌子，我只能站在那里，泪水扑簌簌地落下。
书本上的知识和革命斗争胜利的无数事实，使我受到极大震动。我这个没有主体、任凭感情冲刷漂流的人，到了现在已经不能再那样下去了。
历史条件虽然不同，但中国同我祖父、父母所走过的道路有太多相通之处。我的父母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残，被地主买来，像养在马棚旁的小屋里一样被役使；可在中国，和他们同样的女性被中国共产党救出来，在人民公社里劳动。我的母亲在地主那里劳动一年只能得四十日元，父亲六十日元。十二三岁时，他们被当作奉公人一样使唤，不被当作成年人对待。这样的出身和成长，是多么不可思议。祖父没有上过学，父母也只读到六年级。这样的生活中所包含的贫穷和痛苦，在中国有着更多、更深的存在。
中国人民把这些作为过去的经历不断讲给我听，而那些话仿佛刺进我的身体，使我感到强烈的痛苦。痛苦是那样亲切地包围着我。于是，在同一阶级拥有共同喜悦的地方，我的心情变得宽阔起来，第一次获得了安宁，感情也舒展开来。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心中的温暖，第一次使我的良心获得了自由。
在这次访问中，使我的思想最终定型的，是我在上海遇到的一位中国女性如同珍宝一般的话语。
她说：
“我的父母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我被中国共产党拯救并解放了。美帝国主义想把日本作为基地，侵略朝鲜和我们的祖国时，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参加了志愿军，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朝鲜同胞，同美帝国主义作战，并把他们打败。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企图重新侵略越南和柬埔寨。日本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同他们的斗争，给了中国人民很大鼓舞。现在，为了世界和平，大家正在怎样斗争？请具体告诉我们。”
这番经过战场体验发出的发言，压倒了代表团，包括我在内，大家一片沉默。
在我所经历过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行动的历史中，我从来没有拥有过"我是这样做的"这样高质量的话语。
我站在中国人民面前，在那一刻深深感到羞愧。因为我原以为，在自己心中，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追求和自立的主体已经成长起来了。可是，侵略国和被侵略国、杀人者和被杀者，这两者之间质的差别，只有通过彻底进行阶级斗争、冒着生命危险反对战争，才能埋葬。我感到羞愧，正是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行动。日本反复进行的侵华历史，日本成年人反复犯下的罪行，我也必须在自己身上一遍又一遍地清算。而且，其中也必然包括这场战争中自己的怯懦，以及自己没能把握中国革命的真相。学习斗争，学习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观点，只想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地学习，是决不允许的。那种安逸的知识和接受方式，不论对斗争还是对个人一生，都是有害的。
我被这位中国女性的发言所鼓舞，选择把参加八街、富里反对机场建设斗争，作为反越南侵略基地斗争、反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一环。从此以后，同八街、富里、三里塚的农民一起生活，就成了我的必然道路。从那以后，同凶恶权力斗争的岁月，已经在我身体里积累了九年。
农业破坏与日本农民之死
我的家已经不像人住的地方了。这样的状态从五年前就开始了，因为父母都外出做雇佣劳动。这种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并不是只发生在我家；我所在的村落如此，日本全国的农村和农民也都是如此。举家离开村落也不稀奇。我的父母和村落里的农民，并不是因为日本农民喜欢一个人离开，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动放弃村庄和农业。
这是因为历代自民党政府奉行拥护垄断资本和海外扩张的政策；因为《农业基本法》被抛弃，自主米价提高政策被抛弃；因为从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大量输入廉价农产品，农民一直受到压迫。
我和村落里的农民，也从政府那里借了农业近代化资金，在水田里种甜瓜，在旱田里种葡萄，养猪、养鸡、养黑牛，努力经营农业。但是，这种借债农业最后都变成了赤字。为了偿还借款，又不得不外出务工，取得额外收入。
我们村落里插秧的人工费是一天三千日元。插秧的开销，如果算上午饭、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的茶点、晚上的宴席，一天就要四千到五千日元。因此，一部分上层农民说："插秧人工费太高，没法干了。"于是引进插秧机。另一方面，下层农民则说："如果用插秧机插秧，插秧很快就结束，就能外出务工多挣钱。"水稻和瓢瓜并作以后，又有人说："田里水田和旱田交错，太费工，没法干。"于是山边一些旱地杂草丛生，种上了松苗和杉苗。
这几年，村落里已经听不到中学、高中毕业的青年从事农业的消息。农业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力资源，被城市工业吸走。一部分农民也转行去做保险推销员、缝纫机推销员、驾校教练等。这样一来，村落共同体也就崩溃了。
政府的反农民政策，就是这样压到我们农民头上的。废除粮食管理制度、限制减反收购、强制推行自由米等等，使米从麻袋包装变成纸袋包装，捆草绳变成塑料带，农民生活越来越被编入资本主义经济之中。
村落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也进一步加深。有农民把田地交给别人受托耕作，也有农民收取每反三俵的高额耕作费。在崩溃状态下，产生出农民剥削农民的经济关系。
有十年外出务工经验的男人，利用这种经验租借土木工程重型机械，不断拉亲戚下水，开始承包亏本的建筑和土木工程下包业务。被夺走薯粉加工工作的老太太们，从每月两三千日元的手工劳动，进一步变成了土方工人、东洋电气和罐头工厂的劳动者。也有人反过来从公司请假，在农忙期回到自己的田里劳动。
外出务工中，工资被克扣、亲戚和包工头克扣工资、拖欠工资，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装卸重型机械的作业中，一个农民的腰骨和颈骨被折断，当场死亡；一个农民在上班途中遇到交通事故；两个农民在东京被火车轧死。我在千叶外出务工时经历的那个长野青年之死，也同我的村落、我的家庭连接起来。
父亲在川崎制铁的铁矿船上做卸货作业时，腰骨和颈骨被打伤，身体被强行压弯。被送往医院后，父亲有两天两夜意识不明。两年的病床生活以后，父亲好不容易活过来，却成了拖着腿走路的人。如今六十五岁的父亲，依然从早上五点开始，带着更加不自由的身体外出务工。
悲观、绝望于农业前途的村落青年，有一个在温室里上吊自杀；还有一个在我家前面的墓地旁，在树枝上上吊自杀。也有父亲因为没有农业继承人而自杀。
因为减反政策而痛苦、因为抗议政府做法而自杀的农民，仅东北地区就超过二十人。日本农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边挣扎，一边死去。
因此，在三里塚斗争中，我不能不和青年行动队一起承担三之宫文雄之死。在驹井野，条件派农民因为憎恨自己而上吊自杀；在三里塚，有农民在自家屋檐下上吊；在岩山，有农民服毒自杀。
怎样理解日本农业的破坏和日本农民的死亡？仅仅唱着"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下的农业破坏和农民死亡"这种抽象词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必须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问题、实践的问题来接受。
所谓理解，所谓真正理解，就是实践。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农民斗争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强化的政策，必然是在破坏农业、强化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过程中推行的。那时，反华政策也必然暴露出来。日本的农地改革，是作为美国占领政策下的反华政策来实行的。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在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的缔结，日本重新武装，以及MSA协定（日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下购买过剩农产品小麦和接受军事援助的过程中展开的。
从我家田地里，从村落三毛作中金黄色地成熟着的麦穗消失了。日本农民不再种麦子，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千叶县本来同北海道、九州一样，是小麦和红薯的重要产地，可是后来全面崩溃了。随着贸易自由化，美国玉米和小麦进口进来；佐藤政府同阮高祺勾结，又从南越进口木薯淀粉。
这种政治背景中，有六十年代的安保国会，有所谓"另类农业基本法国会"；也有在越南侵略中积极承担角色的保安队问题，以及《日韩条约》中显现出来的向海外输出资本、攫取市场等问题。
所谓要"砍掉六成农民"的《农业基本法》，据说是提出农业政策理念的法律。政策上，政府在全国设定三千个试点地区，推行农业结构改善事业。
在日本，也有农民被当作水稻和玉米选择栽培的实验对象。四百户农民中，有二百五十户要被收走农地、被迫赶走，这是可怕的计划。
丰住农民组织了反对结构改善同盟，展开斗争，使计划大幅缩小。
朝鲜战争中，通过资本扩张，从平炉厂商爬升为高炉厂商的川崎制铁，进入千叶，要求把印旛沼的水作为工业用水。印旛沼周边三市十一町村九千名农民，围绕印旛沼干拓、土地改良和水资源开发公团法问题，同全农村劳动者一道召开集会。
美国进口玉米和南越木薯淀粉，使北总农民的淀粉业遭到彻底打击。被工厂污水夺走水利的农民，因为利根川水被取作工业用水，农业用水逐年减少，海水倒流到上游四十公里，五千一百六十六町步水田发生盐害。三市二町村的农民成立盐害对策协议会，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和县拿出对策。
在富里、八街，建设一个相当于羽田机场七倍规模的机场的计划，被秘密策划并内定下来。
富里、八街、山武、酒酒井、芝山的农民组成反对机场的广泛农民联合战线，展开斗争。
运输大臣如果乘直升机视察富里、八街地区，五千名农民就集合起来举行示威，进行竹枪游行。
青年行动队开着自动耕耘机包围县厅，背着草席，穿着地下足袋，在县厅铺着地毯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在知事面前抗议无果后，又有一千五百人的反对团体涌向运输省和政府各机关。
农民斗争也得到了劳动团体、支援团体和群众集会的参加。
在千叶召开劳动者和农民反对机场总决起集会时，两千名农民打碎县厅正门玄关的玻璃，冲进厅内，占领县厅半日。
日本农民运动在农地改革以后，往往停留在请愿、陈情和经济斗争上，被限制在农业活动范围内。
可是，随着一些代表者向陈情、国会议员预算招待、介绍人式活动发展，一些农民也重新作为农民，穿着地下足袋，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展开直接抗议斗争。
富里、八街、山武、酒酒井、芝山等地农民的反对机场斗争和冲入县厅斗争，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的出发点。
这场斗争，是在我从中国回来、住在富里、参加斗争以后第三年实现的。
我和农民一起，打碎千叶县厅的玻璃，敲击县旗和太阳旗，把草席旗插在正门玄关上。
这次行动，使农民长期以来对权力的抵抗和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变成了解放、反抗和情感的自觉。正是以这次行动为基础的斗争和运动，使我确信：制造现代农民死亡的农业，可以被尽可能地打碎。
我认为，必须把这次农民行动，定位为日本人民对侵略中国历史的反省。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能够发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行侵略战争的人与热爱和平的人、侵略国与被侵略国、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的质的差别；也能够发现，要填平这种差别、争取人民的和平，应当怎样斗争。
新闻把反对机场建设、冲入县厅的农民称为"暴徒"。可是，国家权力以政治暴力破坏农民生活、征收土地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难道就是正义吗？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而打碎几块玻璃的农民就是暴徒、反社会分子吗？夺走农民土地和打碎县厅玻璃相比，哪一个更过分？在我们的伙伴之间，也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批判。
我反复阅读和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不屈不挠""坚韧性"以及所谓"过分"问题的论述。
我向大家讲述了上海和朝鲜战争的体验，并表示中国人民断然支持三里塚农民的斗争。
东方红杂技团、乒乓球队等同三里塚农民交流，中国展览会、东京事务所记者座谈会，以及《人民日报》、北京广播、《北京周报》《人民中国》等，都反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三里塚农民斗争。
中国人民和三里塚农民之间的战斗友谊，是在日常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这次行动，解放了我心中封闭的农民世界；也打碎了书本知识中抽象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念，使它成为现实的东西，并给了我把它落实到自身上的契机。
侵略战争与人民的饥饿
像我的村落一样，像三里塚一样，日本的耕地正在荒芜，并被资本夺走。
同今天的日本现实相反，中国正以惊人的势头耕耘天地。
中国农民提出"改造中国""为了革命促进生产"的口号，发挥生产积极性。中国劳动者和工厂，也以坚决的态度支援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下，投入全部心血、热情和细致关怀，把爱护农民的政策建立在农民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之上。
广大的中国土地和田地里，几乎看不到杂草。山上也没有杂草。杂草在结籽之前就被割下，作为堆肥使用。
中国的岩山上，儿童、农民、劳动者、解放军像蚂蚁一样植树。农业用水的水源地被确保起来，灌溉水渠和蓄水池保护着田间作物。
农业水渠像网一样纵横交错，肥料被彻底混入土中，蓄水池变成养鱼池，成为农民蛋白质的供应源。
连铁路边的土堤上，也种着作物。
据说，在中国的岩山上，种一棵树要用坏七把鹤嘴锄。为了造成一亩田，青年搭起帐篷，带着饭盒，走五公里山路，用锄头搬运泥土。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座写着"万里千担一亩之地"的石碑呢？
从出生至今，回顾自己的农业劳动史，就算想找出劳动中节省出来、辛苦积累起来的手段，想唤起那种实感，我也没有那样认真、那样一心扑在农业生产上的经验。
“邻人的贫穷就是我的滋味。”"邻仓谷物立起来，就是我田地的生产热情和管理。"我在三里塚九年农民生活中，同农民之间有过同志式的声援活动；可是，对于这样的说法，我理解它的力量仍然远远不够。
当我站在这块碑文前唱起歌时，人们告诉我：中国农民为了在岩山顶上造田，把岩山凿开，在岩山一侧挖出地下道，从地下道把泥土运上岩山顶，在那里造田。泥土比水更贵重。现实是"水比油还贵"。他们在岩山中间挖井汲水，用三轮车一车一车地运；又从山的另一侧引水，建起贮水池，形成灌溉设施，并把自来水引到农家。
据说在红色岩山上造田，还要种树。有人说："缺水的岩山上，树是长不起来的。"也有人说："必须确保木材资源和农产品。"两者之间，在生产中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人们在岩山上挖洞，把远处运来的土放进去，浇水，再填土，再浇水，反复试验。终于，一棵树在岩山上长起来。首先是民兵种树，然后青年跟上，妇女也跟上，于是这成了整个生产队的工作。
巨大的岩山中，开出了民兵林、青年林、妇女林，一片又一片，规模虽小，却不断增加。
据说，砂石峪人民公社遭遇干旱时，整个夏天总动员挑水运水，给一株作物浇水，同干旱作斗争，坚持了数万公里的路程。普通年份之外，越是自然灾害的年份，反而越有好的收成。
中国农民这种自发性，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决心、意愿和创造性，究竟来自哪里？
生产队书记张贵顺同志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们住在这里的农民，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军阀，家人被杀，身体被夺，土地被夺，家园被破坏，无处可住，在全国流浪乞食。就像狼一样吃野草活命。喝一滴水，也要到五公里以外去取。解放前，这个村子在中国地图上并不存在。”
我认为，中国农民这种惊人的生产热情，并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竞争，而是来自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饥饿的历史反省。
在我的身体里，在日本农民之中，也同样充满着贫穷的痛苦、饥饿的痛苦，以及由这些痛苦支撑起来的劳动。可是，正因为如此，日本农民竟被当作优秀的人力资源驱赶出去，用来伤害中国农民，把中国农民推进绝对饥饿的世界。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想象到这一点。
那是我第一次在砂石峪人民公社过夜。在那无限温暖的被窝中，我整夜流泪哭泣。
于是，我思考：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塑造这个在悲剧中昂扬战斗的自我？
张贵顺同志继续说：
“周恩来总理用’愚公移山’这句话，把为了土地集体化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具体地教给了我们，教给了我们生命。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使我们获得幸福的。”
他们还说，现在，为了防备战争和自然灾害，粮食已经储备三年；同时，他们又抱着"为了革命促进生产""改造中国"的决心投入生产。可是，他们说：“我们的事业还不能令人满足。”
中国农民的生产热情，不从侵略战争和人民饥饿的历史反省出发，就无法理解。它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生产；而是为了坚决阻止侵略战争，为了保卫并发展生产，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为了向世界人民提供具有粮食意义的援助而生产。这就是他们的生产热情。
自民党的农业调查会说："现在日本经济活动中可以使用的土地，有百分之七十五掌握在农民手中。如果不把这些土地收缴过来用于经济活动，就无法进一步发展。经济活动方面受到土地问题过分制约。"所谓"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基本姿态，正是这样的东西。
今天，所谓"农业第三次产业化"，也就是说，政府把农业看成国民游乐消费中的附属物，要搞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这是把农业生产看成国民娱乐余暇附属物的可怕想法。
佐藤为了培养田中为继承人，发表所谓《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出"新全国综合开发"，急于让田中派的政策班子拟定和实行政策。从农业政策角度看，《日本列岛改造论》就是：把农地转为道路、住宅、工业用地，剩下的土地作为永久农地给予财政援助，进行集中的土地基础整备。因此，要修改农地法，扩大公共用地取得，并构想把土地使用权交给企业和公团。
在日本，规模超过三里塚的农民土地破坏已经开始进行。
中国周恩来总理曾向我们和日本人民指出这种农业问题：“土地问题还存在。”“土地的合并和集中正在迅速推进。”“土地被银行资本掌握。”"农民背负负担，被迫离开土地。"关于粮食问题，他还警告说：“连人民的主食都依靠进口，这是畸形的，会导致受别人支配。”“伟大的日本人民啊，这种粮食状况怎么办呢？”
而且，他指出：“日本经济畸形地依赖外国，不是自力更生。垄断资本发展，中小企业破产，城市人口增加，临时工增加，农村劳动力减少，不得不依靠妇女和老人，劳动力正在从农村流出。从这些情况看，日本如果不对外扩张就无法前进，只能走战争道路。”
我认为，指出日本经济和农业之中存在着接受"对外扩张"和"战争道路"的结构，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还必须再次反省：天皇制地主制之下的日本农业，曾经是农民半失业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源，也是帝国主义军队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在农业破坏和弃农政策之下，广大贫困阶层的出现和流动，会不会滋养法西斯主义？我们不能对此麻木不仁。
日本政府仓库中储存的米，只够一百一十四天。日本人民一年能够吃到的米，只有一百一十四天的量。日本农业国内自给率已经降到百分之五十前后。我们的肚子里，有一半是外国粮食。
从储备三年粮食的中国来看，日本的粮食状况是恶劣的。在农业破坏政策之下，本质上的饥饿正在被酿成。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自己的肚子被外国粮食填满，而且这是侵略加剧的代价。对此，我们怎么能够无动于衷？我们农民绝不能允许外国粮食殖民主义，以及接受这种殖民主义的政策。
并不是眼前有土地，就自然会成为旱田、水田。要把土地变成耕地，需要二十年、五十年的岁月和劳动投入。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获得使自己信服的农作物。
当自然的空隙被打乱时，日本的田地就会消失；支配阶层则会以战争为手段，从外国掠夺粮食和资源。
这是历史的教训。我把反侵略战争和人民饥饿之中的三里塚斗争，定位为农民斗争。因此，我生活在三里塚的斗争之中。
农民参加工业，劳动者参加农业
中国的田地里，水利和灌溉设施得到整备，利用煤炭进行蔬菜促成栽培。栽培技术本身并不算高，但通过塑料等生产资料的运用，农业和工业共同发展起来。
同席的农民问我时，我说："我那里也种蔬菜。"可是面对中国的发展，我仍然感到惊讶。
中国土地改革实行时，一部分农民相信土地真正成了自己的，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而付出了极大努力。我也知道，有的农民在解放后的田地和旱地上，把脸贴在土地上摩擦，哭着说再也不离开，表示喜悦。
日本资本主义是在破坏农业的同时发展重工业；而在中国，工业的发展则是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人民公社的耕地，由大型机械、肥料和农业器材支撑着，安定地发展。
我所到的工厂，工人们都明确表示：“同农村和农民革命性的生产热情与发展相比，工业还没有跟上。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支援农业和农民。”
在上海工业展览会场，展示着重化学工业、电子工业的产品和零件。工业水平和技术之高，使我惊讶。
这些机器中，有农村需要的手动强力发电机、组装式高级手术床、能把田地和池塘里的水很快变成蒸馏水的器具等等，都是基于对农村的深切关怀制造出来的。
发电机、手扶拖拉机、卡车等，也都制造得实用而坚固。
城市工业对农村的支援精神，使人感动。
但是，同人民公社紧密联系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我参观了河北省容城县的地方工厂。
据说在中国，也曾经因为修正主义者赞成"只要铺设道路，工农业技术合理化就能实现"这样的主张，地方工业遭到破坏。我所参观的农机具工厂，也曾经从几百名劳动者减少到七八十人，并被迫停工。我参观的工厂，至少都遭到过类似打击。
人民公社的农民同人数减少后的地方工厂劳动者协作，展开阶级斗争，从修正主义者手中夺回工厂，使工厂成为自己的东西。在中国，为什么需要地方工厂呢？
中国国土广大，交通机关不发达。有人向我说明说，如果拖拉机、拖车和农机具零件都要运到城市工厂去生产，是不合理的。
中国的地方工厂，从铸铁制造到零件加工，都在自己的工厂中完成。人民公社经营的工厂也是如此。从铸铁到零件，在一个工厂中一贯完成。这种手工业的、原始形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问地方工厂劳动者，最近制造的农机具是不是叫"把农民从弯腰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机器"。他们笑着说，那叫插秧机。
我问：在插秧机的制造过程中，农民怎样提供协助？他们回答说，农民参加了设计。劳动者和农民反复学习讨论，劳动者和农民反复试验，终于制造出了插秧机。而且在农忙期，劳动者还会修理农机具，人民公社的工厂也日常向农民提供技术支援。
农民参加工业，劳动者参加农业，这不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工农联盟发展的形式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工业可以说是保证工农联盟的坚固无产阶级阵地。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路线对地方工业的破坏，就是破坏中国工农联盟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所谓反独裁。劳动者和农民通过地方工业重建农业、发展农业的决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不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方面来定位它，难道不是看漏了关键吗？
把地方工厂仅仅理解为"有地方工厂，农民就容易拿到机械零件"，这种经济活动或生产活动层面的理解，已经远远不够。那里体现出来的，是人民政权的强化。
中国伟大的抗日统一战线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工农统一战线的发展，对于团结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民，也给予了重要教训。
学习与实践
在中国人民的日常活动中，学习和实践、思想改造，是最中心的课题，并被切实地实践着。
中国现在正在实行饲养八亿头猪的计划。因此，饲料问题极为重大。中国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由人民解放军战士想出的饲料。
这种饲料，是把农作物秸秆提前收割，粉碎成粉末，加入碳酸钙，发酵以后，原本对农作物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就变成了有用的东西。猪饲料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那么，这种饲料是经过怎样的过程创造出来的呢？一名本来可以加入向往已久的解放军的青年战士，后来被分配去养猪。他对此感到不满。
于是同志们帮助他。他在那里奋起，研究出这种饲料。据说，这是毛泽东思想和哲学学习同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他们把生产过程中的学习和实践、政治挂帅的思想观点教给我们，说：“三里塚的各位，也不要因为依赖从美国进口的饲料和垄断资本的高价饲料而吃亏。只要依靠自力更生解决饲料问题，这本身也是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作斗争。”
参观针刺麻醉时，看到头部要害处被扎入麻醉针，我们的率直感受是很不安。所谓不安和紧张，就是担心针会不会钻进穴位、扎坏身体。于是医务工作者说：“请在自己身体上扎一千根针做实验。”“为了人民，决不能扎错一针。为了人民，不要害怕，要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对象。”
患者也希望早日治好，成为革命的后继者，参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尽力。在这个目标下，他们不怕死，忍受治疗。正是这种严肃的学习、实践和思想斗争，使思想和行动一致起来；当二者一致时，不安就会消失，紧张也会消失，患者和医务工作者也就成为同志。
在中国，各个领域都这样通过学习和实践展开思想斗争。
对差别的认识、对侵略意识的清算、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容忍，我们也必须发展同这些问题作斗争的学习活动和实践斗争。
革命的党和新的指导者的发现
我直面着日本农民在悲观和绝望中一个接一个自杀的现实。农民也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了九年的反对机场斗争。
怎样解决农民死亡的问题？怎样把同三里塚斗争同质的农民斗争在全国发展起来？摆在日本农民面前的课题极其重大。
我参加了延安大长征，听取了越过大雪山的农民和士兵、南泥湾大生产斗争中的参军士兵，以及同当地游击队一起作战、作为当年经验见证者的游击队队长讲述他们的经历。
在生或死、革命继续前进或放弃革命这样近乎绝望的条件下，能够克服这一切并把革命引向胜利的，正是毛泽东的英明理论和指导，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姿态。
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并不具备能够正确评价它们的能力。但是，这次延安体验，把建设日本革命党这个最基本的课题摆在了我面前。
面对日本农民的死亡和三里塚斗争无尽的发展，修正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始终站在反对同盟的敌对面，中伤、诽谤、打击农民、劳动者、学生，进行卑劣的组织分裂活动，并把三里塚斗争出卖给权力。
日本社会党则把三里塚斗争当作满足自己野心的一张选票，在议会主义中玩弄。就这个意义而言，政党站到了三里塚斗争加害者的一边。
共产党围绕和平塔迁移、冷暖房防音等补偿问题，同权力进行谈判；社会党则以所谓违章建筑问题为借口，同权力进行交涉，自己主动提出放弃一坪共有地。京成电铁工程中的共有地，被原社会党千叶县本部委员长爽快地盖上同意放弃的印章，这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
延安人民和中国人民中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绝对的。其大业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指导和工作态度，使我震惊。
周恩来总理毕业于外国大学，二十七岁时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继续活跃；而出身于流浪农民、乞食者的张贵顺同志，则同大寨的陈永贵一起，成为七亿中国人民的楷模。
这两位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出身阶级截然不同，可是在他们之间，我感受不到丝毫激烈流动的阶级情感上的不协调。
用农民的话说，他们就是"吃过革命这碗饭的伙伴"。在肌肤感觉上，没有任何隔阂。
三里塚农民知道，一国总理深刻理解三里塚斗争的基本性质，并且细致地提出了关于今后斗争的参考意见。之所以说"要把革命斗争大会开成功"，或许正是因为他很好地把握了我们的心情和斗争姿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周总理所说每一句话的含义。我们知道，那些话语深处流动着的斗士的阶级感情，究竟痛到什么程度。听说周总理的左手在大长征时受伤，至今行动不便，三里塚农民听后说，这就像看到劳动者和学生在权力镇压下流血倒地一样，使人悲愤。
张贵顺同志曾任地方党委副书记，或者公社党委主任。可是，这样的阶级感情，一点也没有像薄皮一样贴在他身上。相反，农民每次见到他，都不会像见到那些推动条件斗争、带着绝望感回去的人那样，觉得他们和自己住在不同世界。
在中国发现新的革命指导者、政治家，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
我曾在延安向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请教感想。
我问："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国全土是不是都发展成为了某种延安呢？"这是一个朴素的印象。我觉得，中国的一个人民公社、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全都成了大大小小的延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受到锻炼，被锻造出来；我感到，在一切领域里，鲜明的劳动武装和革命纪律又重新出现了。
在创造这一过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我切身感到，用自己的权力击败自己的权力，并维持这种权力，是多么困难、多么需要努力。
毛泽东主席英明地论断世界形势：“侵略战争的危机依然存在，但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历史大转变时代，最主体的条件之一，也许正是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人民，不是已经再次下定决心，走上苦难与光荣并存的第二次长征，也就是世界革命的道路了吗？
正是在这历史性的第一步中，我理解了"坚决支持三里塚人民斗争"这句话。作为生活在世界历史大转变时代的一个日本农民，我必须深刻认识这一决心，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我眼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农业被破坏，农民死亡，三里塚斗争面临困难，种种问题积累起来。但是，当三里塚斗争被这种宏大的视野和萌芽中的世界历史所触及时，日本人民的斗争就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涨。
我一边思考，怎样把眼前的困难和光明，作为毛主席"论断"中的行动问题来定位，一边细细咀嚼毛主席接下来的话：
“我兄弟三人，其中两人被国民党杀害。我的妻子被国民党杀害。我的妹妹被国民党杀害。我的儿子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帝国主义轰炸杀害。我的家庭几乎全部被消灭了，但我没有被消灭。留下来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中国，被蒋介石消灭的家庭，数也数不清。一个家庭全部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们不要悲观。前途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