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中的政治经济学——论中国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危机

  近日,中国生猪养殖业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据报道,生猪出厂价格如今下跌到了5元一斤,也就是说每公斤10元,已经跌落到了2007年的水平。这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中国的大型猪企养殖成本为每斤6元/斤,散养户[1]为7-8元/斤,而一头猪大致为240斤。这就相当于大型猪企每养一头猪就要亏损200元左右,散养户每养一头猪就要亏损500元左右。如此低的生猪价格,无疑说明了一点——猪肉的过剩已经尤为严重,以至于不得不降至成本价以下才能卖出。

  对此,资产阶级是非常清楚的。在生猪养殖行业里,资产阶级常常使用“猪周期”的概念来描述生猪养殖的经济周期。猪周期的起点是肉价的上涨。由于需求增加,猪肉价格上涨,猪企便开始扩大养殖规模,增加能繁母猪[2]数量,从而使能繁母猪产下的仔猪数量增加。仔猪数量增加后,生猪产量就会提高,如此以来猪肉供应就会增加。而当猪肉供应增加后,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于是猪肉价格又会下跌,而猪企便会开始宰杀能繁母猪,减少仔猪产量,缩减生猪养殖规模。如此一来,猪肉供应就会减少,猪肉价格会因供应减少而下跌。当猪肉价格上升至原先的价格水平时,一轮猪周期便宣告结束。在中国,一个猪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8个月即4年,也就是说生猪养殖业的过剩危机每4年爆发一次。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经历了五轮猪周期。如果以48个月这一平均长度估算,那么第五轮周期便应当刚好在今年3月结束。

  可以看见,所谓“猪周期”的概念,恰好描绘了生猪养殖业从复苏到高涨再到危机、萧条阶段的完整的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猪肉价格所以下跌,便是由于生猪养殖处于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之中,资本家不得不通过大量宰杀能繁母猪的方式来缩减生产规模,销毁过剩生产力,人为地降低猪肉供应。而当积压的过剩商品全部卖出时,猪肉价格就会重新因为供不应求而上涨,如此一来资本家便又开始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增加能繁母猪数量,于是猪肉供应就重新开始增加。但是,在这种盲目的扩大生产当中,已经蕴含了下一次危机的种子,于是不久之后下一次危机又爆发了。

  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危机在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首先,垄断资本为了挽回自身的损失,极力采取各种”反危机“措施来避免损失,最后却使得危机本身的持续时间被延长了,危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危机期间,大型猪企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不仅不缩减生产规模,反而还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企图在新一轮猪周期到来时加紧抢占市场,高价卖出积压的大量生猪。以中国最大的垄断猪企牧原为例,2018年以来,牧原除了于2019年减少了75万头出栏,使出栏量由2018年的1101万头减少到1026万头外,每年都在疯狂扩大生猪养殖规模。2020年,牧原出栏量为1812万头,2021年暴增至4026万头,2022年又增至6120万头。到了如今的2025年,在猪肉价格没有明显上涨的情况下,牧原的出栏量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9352万头!这其中的原理便是在危机期间,养殖生猪虽然会面临亏本的代价,然而牧原却企图依靠自身雄厚的资本量抵消损失,直至下一轮猪周期到来,猪肉价格上涨。此时,牧原便可将积压的大量生猪高价卖出,获取丰厚的利润。不仅是牧原,其他所有猪企则也都与牧原一样,企图在危机期间尽可能地减少能繁母猪的宰杀数量,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以在危机阶段过后抢占市场,攫取超额利润。这就延长了危机的持续时间,进一步加重了生猪养殖业的过剩情况。至于个别猪企凭借其垄断地位维持原有的养殖规模甚至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的”反危机“措施,不但没有能够消灭危机,反而是使下一次的生猪过剩危机更加严重了。如今生猪价格的暴跌,便是与生猪养殖规模长期以来居高不下密切相关的。

  其次,危机还加剧了资本兼并的速度和规模,使生猪养殖更加集中在一小撮大型猪企之内。垄断资本在危机期间加剧兼并中小资本和小生产者,扩大市场份额在生猪养殖业尤为明显。资产阶级在谈及猪周期长度时,往往流于现象解释现象,将猪周期的运转看作是某种自动起作用的社会现象。然而下一轮猪周期毕竟不会自动到来,猪周期结束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的出现,如果要结束猪周期,开启新一轮的猪周期,唯有销毁过剩生产力,宰杀“多余”的能繁母猪,使生产规模重新适应现有的市场规模。当牧原等垄断猪企拒绝宰杀能繁母猪时,其他资本规模小于牧原,没有如此实力长期承担损失的散养户便在不断的亏损之后不得不宰杀能繁母猪,缩小自身的养殖规模,同时也将本应由牧原销毁的过剩生产力一并承担。如此一来,大型猪企便可借助其他散养户缩减养殖规模度过危机,大发横财,而散养户的利润则急剧减少,最终大量破产,被大型猪企兼并。2018年以前,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前十的猪企出栏数总和还只占全国总出栏数的8.1%。仅仅过了7年,到2025年,前十家猪企的出栏总数便达到了29.7%,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生猪养殖规模,较2018年翻了足足3.6倍。生猪养殖疯狂增长的集中程度,正好反映了资本兼并规模的加剧,尤其是反映了危机期间生猪养殖业资本兼并的疯狂程度。这无疑使个别猪企进一步加强了自身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同时也使下一次的危机更加严重了。

  最后,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危机还与金融危机相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持续时间和程度。金融领域的危机使得大量金融资本过剩,而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危机又使得猪企意图吸收更多社会闲散资本度过危机。于是,产业资本便与金融投机家相勾结,猪企向银行大量借贷,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定向增发,通过各种方式吸收资本,大肆兴建各类动辄耗资达数亿元的超大型养猪场。而股票投机者也纷纷购入猪企股票,向猪企输送大量资本,以期在危机过后,猪企股价随着猪肉价格的上涨而上涨时将股票高价卖出。金融信贷关系的扩张,使猪企得以在危机期间利用输入的资本继续抵消损失,在危机期间继续维持原有养殖规模,甚至利用新增的投资来扩大养殖规模,增加生产,制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假象。如此一来,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危机时间反而与金融危机相交织,被金融投机所掩盖,持续时间变得更久了。这也就意味着猪周期越来越不稳定,下一轮猪周期的开启时间越来越晚。资产阶级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逆周期”。所谓“逆周期”的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下经济危机的常态化,说明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愈发激化,资产阶级企图挽救自身灭亡的一切手段最后都只是延长和加剧了危机。

  生猪养殖业经济危机的加重,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首当其冲的是在猪企内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他们的相对工资在危机期间急剧降低。猪企在危机中吸收大量资本,最后在新一轮猪周期开始后大发横财,但工人却在这场风波中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剥削。2024-2025年,牧原股份的生猪出栏数量增加了约31%,从7160万头增加至9352万头,但牧原股份雇佣的生产人员数量却从2024年的110354人下降至103736人,下降了6%,而这就意味着每个工人平均需要多照看253头猪,劳动强度较过去增长了约39%。与此同时,牧原股份的工资支出却从2024年的16387792407.54元仅仅提高到了16758826002.59元,增幅仅仅只有2%,平均月工资增幅也只有9%,从12375.17元增加到13462.72元。不仅如此,此项开支包括了除生产人员外其他销售人员、财务人员、行政人员等工人贵族的“工资”开支,工人的工资实际增幅应当远小于9%甚至可能较去年下降了。但即便如此,当劳动强度增加了39%时,平均工资增幅却只有9%,这意味着猪企工人工资的增加远远不足以弥补他们增加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猪企工人的相对工资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轮骤降。

  其次,少数大型猪企的“反危机”措施还加剧了资本的兼并,使大量养殖生猪的小生产者陷入破产,加剧了资本主义下的两极分化,使得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的数据推算,2018年末,全国生猪散养户数量为2706万户。到了2025年末,生猪散养户数量仅为1672万户,减少了足足有38%。散养户的大量破产,导致大量小生产者不得不进城打工,被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增加了产业后备军,使得无产阶级整体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

  最后,生猪养殖业的经济过剩危机也使得劳动人民有消费能力需求的不断缩小和生产规模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一矛盾更加激化了。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危机,直接引起了生猪出厂价格的下降,却并不会使猪肉价格也下跌至同一水平。由于生猪出厂后,还要经历大型批发商和小批发商的加工和销售环节,最后消费者从猪肉零售商那里购买到的猪肉其价格依然要高出生猪出厂价格一截。此次生猪出厂价格跌破5元后,猪肉(前腿肉)的价格则是9-10元一斤,虽然与生猪一道跌价,却并没有生猪出厂价格那样巨大。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还会利用自身对商品销售渠道的垄断,从中大量盘剥,通过商业加价和不等价交换使猪肉价格依然居高不下。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猪肉价格跌破5元的今日,排骨价格依然高达20元一斤,五花肉价格依然维持在10-15元。但由于工资是在不断降低,因而物价的绝对不变就意味着其相对的升高,意味着劳动人民越来越吃不起猪肉了。即使猪肉价格真正下降,这也绝不意味着任何好事。当猪肉价格降低时,购买猪肉所需的工资也会相应降低,而且往往远甚于猪肉价格的降低。作为劳动人民普遍食用的肉类,猪肉价格的降低,必将引起劳动人民花费在食物上的开支的降低。而当资本家看到工人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外卖,吃到工厂食堂里的劣质堂食时,那么他就会相应地降低工资。马克思说过,“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劳动者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它的商品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不仅是相对工资,就连实际工资(可以购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的工资额)也随着猪肉价格的降低而开始降低,使工人不仅陷入了相对贫困化,而且还陷入了绝对贫困化。这就必将引起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市场消费需求的缩小。这种缩小与生猪养殖业规模的急剧扩大迎头撞上,则必将引起下一轮更加猛烈的经济危机。

  通过对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危机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农业危机已经愈演愈烈,居高不下。对待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曾开出了各种“救世良方”,最后纷纷在现实中破了产,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确性。这在生猪养殖业也是如此。不管是各大猪企如何垂死挣扎,都只是使下一次危机的来临更加猛烈。猪企工人的劳动条件恶化,小生产者的大量破产,猪肉价格的不断上涨……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要消灭这一切弊病,就只有消灭资本主义。

图片来源: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HQxBRESp
数据来源:《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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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小猪企和小生产者,一般的定义是生猪养殖规模在1000头以下的生猪养殖户 ↩︎

  2. 能繁母猪是生育仔猪(即卖出去的生猪也叫商品猪)的母猪,而能繁母猪则是由二元母猪产下的。二元母猪则是由长白猪和大白猪杂交后产下的混血母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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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牧原股份的2024年及2025年年度报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pdf (4.7 MB)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pdf (4.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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