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5年以来，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在不断增加。蔡特金集中精力领导国际劳动妇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0年，她来到丹麦的哥本哈根，领导第二次国际社会党妇女代表会议。十七国妇女代表一致确认，妇女和母亲们当前最迫切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代表们一致决议，决不为帝国主义战争出一文钱，出一个人，并且要把孩子教育成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次大会上，国际妇女书记蔡特金建议，为纪念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大罢工，为团结各国妇女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定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的战斗节日。这个建议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从此，她的名字和“三八”国际妇女节分不开了，她被称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蔡特金》，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年。）
”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是团结劳动妇女的革命力量来采取保卫她们的日常利益、通过社会主义而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1910年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会议上决定每年举行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节。这个决议是在1905年沙皇俄国的卓有成效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莫斯科群众性罢工和街垒战的自发力量的影响下提出的。决议里充满了贯串列宁关于通过社会主义解放妇女的遗教的那种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精神。
妇女节应当在无产阶级妇女最重要的日常要求的基础上组织男女无产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及其基础——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根据国际妇女节发起人的愿意，在国际妇女节那天进行的示威应当动员革命群众既在阶级斗争中反对帝国主义的越来越加强的压迫，同时还要反对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越来越无耻地渗入工人运动和反对机会主义领袖对他们所领导的政党和组织的意识和战斗决心的瓦解作用。国际妇女节那天的示威必须是各种群众性罢工和群众性发动的锁链中的新的牢固的一环，而这些罢工和发动的结果必须是向帝国主义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和确立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在“面包、和平和自由！”的口号下在巷战中举行了忠实于自己的革命本质的国际妇女节。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企业、工人区和兵营里的耐心细致的准备工作，群众在同沙皇武装力量的斗争中得胜了。可见，国际妇女节在俄国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出发点。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就发展成为向自己提出更高得无比的目的和具有更重大得多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而第二国际的各政党和各组织的历次妇女节却想把劳动人民中比较轻信的群众导入歧途的一幕拙劣的骗局。“（克拉拉·蔡特金：《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0年。）
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妇女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重新又沦为家庭奴隶和性工具。中修铺天盖地地宣传色情文化，男权成为中修统治基础之一。中修鼓励并提倡男性压迫女性，在社会上宣传男性压迫女性的思想，因此也就必然要掩盖住妇女节的原意，在社会上广泛宣传物化女性的思想。在近几年，每到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中国社会上就会出现一些反动的称呼：女神节、女生节、女王节。这股歪风邪气正是由中修挂起来的。这些节日的称呼看起来是在赞美女性，但是实际上却是在侮辱和贬低女性，因为这些节日的含义都是让女性以漂亮、可爱、温柔、被男人喜欢作为第一追求。资产阶级更是以物化女性的思想作为基础，借机大搞促销，仿佛这一天只是让女性买买化妆品、买衣服、收鲜花、享受优惠的节日。用女神节来污名化妇女节的黑风，正是由中修刮起来的。2007年，中修官方喉舌新华网在妇女节之际发表了这样一篇黑文。
不少“80后”女子排斥“成长”、“成熟”引发争议
25岁,平时热衷聊QQ的小敏,最近几天连QQ也不上了――一开Q,到处都是朋友发来的“三八妇女节快乐”祝语。“我明明不是妇女,太烦人了!”小敏说。
和小敏一样,大多数“80后”女性对于这个节日似乎并不太热衷。尽管有半天假外加其他福利,但女同胞们自己却并不在意这些――她们关心的,是自己又“被成熟”了。
问题在于,“80后”的第一批女性如今已正式步入“而立之年”,其他人也纷纷“奔三”。“她们面临的,或许是一个摆正心态的问题。”
30岁还爱穿娃娃衣
身为一岁半孩子的妈,对于“三八妇女节”,28岁的张女士还是不能接受。张女士在一所中学的初中部任教。这两天,她生怕男同事一见面就打招呼:“三八妇女节快乐。”虽然是善意的问候,但张女士听到“妇女”两个字,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除了男同事,对办公室里年龄较大的女同事,张女士也是退避三舍。这几天,一些美容产品搞起促销,女同事们一下课,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护肤祛斑。一名女同事还十分慎重地对张女士说,女人成了家就应该懂得保养,不然很快成“黄脸婆”。当天回去,张女士连作业都改不下去,照了半小时的镜子。
爱穿娃娃衣,爱买小挂饰,有时和家人撒撒娇,黄女士身上保留着太多年轻女孩的痕迹。这个在厦门某事业单位上班的女子,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总是换下“淑女装”,穿上自己心爱的韩式少女装。
“其实不光是我,我接触过的许多同龄人都这样。”黄女士说,这或许是“80后”女孩生于改革开放年代,自我意识更强、更加拒绝成长的缘故。
“那是一种渴望停留在20岁的感觉。”黄女士说,奇怪的是,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转眼就30岁了、“被成熟”了。
改一个叫法就好了
大多数“80后”女性并非不能接受这个节日,而是对“妇女”这个叫法有意见。
对此,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朱冬亮认为,如果把“妇女节”改成“女生节”或是“女人节”,乐意接受的人应该会更多。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台湾的经验,“在台湾,不管是小女孩,还是五六十岁的女性,都称作‘女生’或者‘女士’。”
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藏在“妇女”和“女生”字眼背后的,是“80后”女性对“成长”、“成熟”的排斥;而人总是要长大的,拒绝成熟只是自欺欺人,只会让自己停留在虚幻中。”
在新华网的笔下，仿佛全中国的女性都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是男人的性工具，以年轻、漂亮即能够讨取男人的欢心作为生活中最主要的追求。新华网的这篇文章，用心十分险恶，它妄图实现彻底篡改国际妇女节的历史，把一个无产阶级妇女的革命节日，改造成物化女性和贬低女性的节日，从而到达彻底消除妇女的斗争意识的目的。妇女节从诞生起就是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的。从美国芝加哥女工大罢工，再到德国伟大的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会议上提出设立妇女节，再到俄国人民于妇女节当天在彼得格勒进行巷战，无不表明妇女节的本质就是革命。
但是，随着中修社会上的性别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之下，中国社会的一些舆论已经不敢像过去那样公开把三月八日称作“女神节”“女王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指出：三月八日应当叫做妇女节。这种为妇女节正名的现象，本身说明一个事实——劳动妇女并没有忘记这个节日的真正意义。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歪曲。某些所谓“女权”舆论一面反对“女神节”“女王节”的说法，一面却把妇女节重新解释为所谓“女性成功”“女性力量”的节日，大肆宣传企业女高管、资本家女性、名流女性，鼓励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体系中“向上爬”。这种做法看似进步，实际上却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篡夺妇女节的历史。这种思想的实质非常清楚：它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希望在这个制度中让更多女性成为资产阶级，成为剥削者和压迫者。
早在上个世纪，列宁就曾经十分反对这种女权主义的思潮，并向妇女指出了一条走向解放的唯一道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艰苦奋斗的道路。原因在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妇女首先就成了男子的财产；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的划分为阶级，妇女成了既是妻子、又是劳动力的奴隶，而她们原有的一点自由就化为乌有了，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妇女才能够作为社会完全自由和平等的一员来生活和劳动。在这两个根本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重大时期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不可抹煞的相互依赖性。变生产资料私有为公有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绝大多数受资本主义奴役和剥削的无产者、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亲手完成的事业。妇女占这一部分人的半数，而在某些国家甚至占大多数。因此，没有妇女，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得到胜利，而没有妇女的积极参加，革命的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能达到和得到保证。
同男子一样，通过社会主义而使妇女得到解放也应当是妇女亲手来完成的事业。假如广大妇女群众没有决心自觉地、不惜任何牺牲地同阶级的革命同志手携手地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中去，那么，妇女也就得不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等。”（克拉拉·蔡特金：《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0年。）
因此，无论是过去商业舆论鼓吹的“女神节”“女王节”，还是今天某些资产阶级女权所宣扬的“女性成功神话”，本质上都是在歪曲妇女节的意义。不过，两者虽然形式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它们都回避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都没有触及男权制度和阶级压迫的问题。
所谓“女神节”，表面上是在赞美女性，实际上却是典型的男权话语。在这种话语里，女性不是作为社会斗争的主体出现，而是作为被欣赏、被评价、被宠爱的对象存在。女性要被称为“女神”，就必须符合男性社会所设定的标准：年轻、漂亮、温柔、讨人喜欢。这样的“赞美”，实际上是把妇女重新放回男权秩序之中，使妇女继续处在被凝视、被评判、被支配的位置上。因此，“女神节”并不是对妇女的尊重，而是男权文化的一种包装。
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女权在为妇女节“正名”的过程中，却又把妇女节变成所谓“女性成功”的节日，大肆宣扬企业女高管、资本家女性、名流女性，把妇女解放歪曲成少数女性在资本主义等级体系中的上升。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触及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基础。它既不反对男权制度，也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希望在现有的统治结构中给一部分女性留出位置。
然而国际妇女节的历史告诉我们，妇女解放绝不是这样实现的。国际妇女节诞生于劳动妇女的斗争之中，是无产阶级妇女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反对男权统治的重要象征。历史上无数妇女的斗争已经证明：妇女的解放不是靠被赞美，也不是靠少数人“成功”，而是要靠广大劳动妇女同劳动人民一起进行的社会斗争。
因此，真正纪念国际妇女节，就必须重新申明这一节日的革命本质。妇女不是“女神”，也不是被宠爱的对象，而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妇女问题不是个别女性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只有在广大劳动妇女与劳动人民共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男权压迫和反对剥削制度的艰苦奋斗中，妇女才可能真正摆脱压迫，走向真正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