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在协会的帮助下，由协会下辖的历史唯物主义小组相关成员最初于2024年9月完成的一篇大会报告群众供稿。本文结合时事，尝试揭露了张桂梅这个被鼓吹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服务于中国纳粹政府的忠实走狗的真面目。并尝试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重男轻女、女性在教育等方面遭受到残酷压迫的现象。但是因为当时条件的限制和思想斗争水平还不够高，许多问题还未展开，本文不仅在遣词造句上有着一些矫揉造作的问题，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较为粗浅，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概括和描述之上，故而还有许多缺陷与不足。
不过从主要方面来讲，这篇文章毕竟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批判了中国政府所无限鼓吹的读书、投机、“做官”（即爬上剥削阶级的宝座或成为剥削阶级麾下的一条好狗）哲学，并尝试着指出学生应该和旧家庭、旧教育决裂的道路。因此放出这篇文章供大家批评、参考。
评当代武训——张桂梅
1. 教师其人与教育其事
对于“教育是什么”的问题，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回答。就剥削阶级而言，他们为了欺骗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总是要将教育歪曲成抽象的美德。他们时而宣扬 “教育就是教书育人”，时而颇为客观地评论道 “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在他们嘴里，教育成了满足一切儿童、少年、青年学习需要的宝贵经验，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教师也自然而然地晋升为“灵魂工程师”，成了到死丝尽、成灰泪干的“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直到今天，尽管教师虐待学生导致伤残甚至死亡的新闻层出不穷，学生在学校重压下自残自杀的报道比比皆是，许多人依旧认为教师队伍之中虽然有些许败类，但更多的是“以梦为马”、“关爱学生”、“负重前行”的“高尚的人”。其中更是不乏像张桂梅这样的佼佼者，不追求大城市的繁花似锦，扎根农村大山，为贫穷的学生奉献一生；不爱钱财，将得到的收入尽数捐赠给贫困山区；自我奉献，不育儿女，散尽家财办学起校…以张为代表的这些“灵魂工程师”的事迹大受中国政府赞扬，纷获家长市民点赞，甚至泛滥到了在互联网上俯拾皆是，随手可摘的地步：
陈立群退而不休…来到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担任校长…两个月内学校面貌就焕然一新
支月英几十年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玉滚扎根深山17年，先后教了500多名孩子…为乡村教育无怨无悔地付出青春和血汗
然而教育真的像是统治阶级所大肆宣扬的那样普世美好，那样高贵纯粹吗？教师群体真的如同剥削者们所褒扬的那样大公无私，那样高风亮节吗？ 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一切对教育、教师的肉麻赞美，都不过是剥削阶级出于本阶级利益捏造出来的无耻谎话，是他们用于麻痹群众、颠倒黑白的矫言伪语。“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1] 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教育必然是维护一定基础的，不同阶级虽然对待教育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对于教育的本质却都有精确的理解：即为本阶级培养接班人。只不过剥削阶级并不直接表露出这一点，而是冠之以“全民”、“普世”的桂冠。受资产阶级供养的广大教师阶层，也绝非什么纯粹抽象的模范形象，而不过是执行剥削阶级意志，为剥削阶级卖命， “享受着中修政府所封予的虚假名誉，吮吸着劳动群众的血汗，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坚定的拥趸之一”[2] 的工人贵族[3]。
中修政府今日对张桂梅这类所谓“不为名利、舍己为人”的“全民教育家”的吹捧，不能不让人想起另一位“慈善教育家”：此人在清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潮流中广开义学，帮助清朝政府稳定统治秩序，享有“千古义丐”的美名；他“殚精竭虑”、“不求享受”，为了兴建义学四处乞讨、积攒钱财，被人拳打脚踢也在所不惜；他不育儿女、广招学生，高唱“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最后最后在官僚老爷们的赏识下置田买地，爬上了地主阶级的宝座。在被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群众打倒前，他被某些人尊称为“伟大的贫民教育家”；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他又重新走上神坛，被尊为中国“义务教育的先行者”——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武训。
武训本名武七，其出生农民家庭，却忠心维护地主阶级专政，时时刻刻妄想爬到统治阶级宝座。在行乞三四十年的生涯中，他从“行乞兴学”到“放债兴学”，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正式爬上了地主阶级的宝座。此后他更是兴办多所“义学”，受到清朝统治阶级的丰厚嘉奖：他不仅获山东巡抚赐名为“训”以取“垂训于世”之意，还被光绪皇帝授以“义学正”、“乐善好施”的名誉地位，赏穿黄马褂，从此声名大振。可以说，武训这类人“正是这样成为封建阶级豢养的一只 ‘带头羊’，挂上了‘义学正’的奖牌，麻醉、欺骗人民群众。因此，统治阶级希望‘这世上还得有几百个、几千个，象武训这样的奴才。’”[4]
武训死后，历代的反动阶级都极端无耻地以各种肉麻的语言吹捧他：清政府为他建碑立庙，北洋政府为他题词褒奖，蒋家王朝、汪伪政府乃至日本侵略者都将之歌颂传赞。中外反动派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武训塑造成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借以窒息革命的火焰，宣扬依靠少数“好人”的社会改良才是唯一出路，以便维护本阶级集团的专政。
在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近50年后，武训的死魂灵又在神州大地上生息繁衍、泛滥成灾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武训这类人的可恶之处就在于 “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5]
武训其人之于清朝政府，一如张桂梅之于中修政府，二人都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反动统治秩序的作用。因此，回看半个世纪前对武训本人的批判以揭穿张桂梅的骗人假面，进而剖析出今日纳粹中国教育制度的本质，是十分有必要的。
2. 武训鬼魂在张桂梅身上的复生
如前所述，教育绝不是单纯的教书育人，而是一个阶级为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而进行的活动，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专政。资产阶级凭借其掌握的精神资料生产权，利用国家政权推行义务教育，在学校里不断地向劳动人民的子女灌输奴才哲学和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妄图将年轻的一代培养为认同这套“剥削压迫有理，革命造反无理”逻辑的资本主义接班人。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仅仅依靠剥削阶级自己的教育家是不够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样：“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6]要进一步巩固本阶级的统治，他们还需要从敌对阶级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人因为出生劳动阶级，却又心向资本主义，因而能起统治者所不能起到的、更为强烈的欺骗麻痹作用。因此武训之流所以反动，就在于一方面 “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 [7]另一方面“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8]
张桂梅正是武训式的人物。张桂梅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她在家中排行老五，其母亲生她时已年近50，在她年幼时便离世了。和武训四处乞讨、任打任骂以求办学一样，张桂梅在1996年暑假前往丽江华坪任教后，也同样为了筹办“义学”而“带证乞讨”，东拼西凑，任人谩骂，最后终于在“国家的支持”下筹办起了华坪女高。作为教师，张桂梅简直是个圣人：她不仅像上文提到的教师一样为了教育农村孩子而“殚精竭虑”，还不顾个人健康，就算罹患子宫肌瘤也要坚持上课、“回报家乡”；她“大爱无疆”，兼任福利院院长时将自己的收入尽数用于抚养孤儿；她甚至还以“妇女之友”的面貌出现，拜访封建家庭，招收女性学生，将无数父权制度的受害者从大山中“拯救”出来…直至最后，连中国政府都将她的名字、事迹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可谓留名青史，尽享殊荣——恰如因广开义学而被清政府赏穿黄马褂的武训一般。
武训的阴魂之所以能够在神州大地上生息繁衍、泛滥成灾，以至附身在支玉英、张桂梅这类人身上，在今日受到大力吹捧，正是因为中国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近50年来，中国劳动人民持续的斗争越发使得“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境地加速到来了。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剥削阶级前所未有地迫切需要通过宣扬“好人政府”来欺骗群众，以便用改良主义迷雾窒息革命的火焰，借之维护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专政。因此，一如历代的反动派都极端肉麻地吹捧“义丐”武训——清政府为之建碑立庙，北洋政府为之褒奖题词，汪蒋政府乃至侵华日军都将之歌颂传赞，刘少奇等盛赞其“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今日的中修政府、“社会名流”也都不约而同、极端肉麻地将张桂梅吹捧为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教无类”，“深明大义”的“教育名家”。
在剥削阶级的社会，劳动人民不仅受到沉重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还被剥夺了受到正当教育的权利，他们只能自由地选择充当什么样的奴才、哪个资本家的奴才，而不能成为健全发展的人。劳动人民要翻身就必须首先推翻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这是条亘古不变的真理。被剥削阶级只有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才有可能获得其他一切方面的解放，仅仅是乞灵于“十年寒窗、鱼跃龙门”的个人投机路线，而不致力于推翻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就只能使自己永远陷于被奴役的地位。在黑暗腐朽的中国修正主义社会，任何如同张桂梅之流的、妄图向人们兜售依靠“教育改良”以改变人民生活药方的人，不是愚蠢得可怕，就是十足的骗子。这类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剥削阶级进行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活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9]
3. 张桂梅所谓的教育本质上是什么
张桂梅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从贫困中走出，变得独立和自强，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在她看来，教书育人是帮助贫困学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而学生接受教育、特别是青年女学生接受教育，则是“改变一个人，影响三代人”的国之大计。这套冠冕堂皇、义正言辞的说法看似正确，实际上却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即：城乡间教育资源的极不平衡，本就是不合理的；剥夺青年妇女受教育权的行为，本就是极端反动的；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制度，本就是该被推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必然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与父权统治的进一步巩固，后者则使得妇女完全丧失了和男子平等的地位，连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夺去，走上沦为家庭奴隶的道路。这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被剥削阶级——尤其是受着私有制、父权制双重压迫的被剥削阶级妇女们——的受教育权的被剥夺，即使这种教育本质上也不过是驯化奴才的手段。
张桂梅招收学生的手段也反映出了其世界观的反动。许多愚不可及的有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每每听闻张桂梅在封建家长手下“抢人”的“义举”便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将她吹捧为“同农村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作斗争的斗士”。这完全是受了她的骗。张桂梅招收女性学生并非是反对封建家长将女儿出嫁——即作为商品出卖，而不过是以投机资本主义的逻辑使得封建家长相信过早出卖女儿大为不利，只有继续投机才能使之作为商品继续增值。入学后，张桂梅则教育新生时刻不忘“感恩与回报”，“这样（指通过投机过上剥削阶级的生活）的人生比一生屈居在小山村要闪耀多了”，只有走出大山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由此可见，张桂梅不仅绝不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反而为之大唱赞歌，甚至还号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吃尽了苦头、被父权制社会残害至深的山区青年妇女们“将来一定要回报社会”，宣称“这样才不算辜负华坪女高的培养”，鼓吹“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在张桂梅看来，这些遭受残酷压迫的妇女在出卖自己、实现自身的“商品价值”后，便有了回报曾经残酷压迫她们的社会的义务；在遭受这一社会的残酷压迫后，居然还有了将之建设的更为强大、以便其可以奴役更多的被剥削阶级妇女的责任；这种让饱受资本主义父权制压迫的女性反过来维护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行为，简直是厚颜无耻！
凭借这套蛊惑人心、混淆是非的说法，再加之法西斯专政的手段（这一点将在后文提及），张桂梅在农村青年女性中一遍遍地淘汰、筛选、“培育”出了认同她这一套奴才逻辑的学生。在她的“悉心教育”下，这些学生在毕业后也大多如她所愿，“有的成为了教师回到华坪女高任教，有的成为了公安民警，有的成为了医生，有的在攻读研究生学位…学有所成之后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总而言之，都成为了建设纳粹中国儒教父权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成为了这套曾经深刻压迫自己的腐臭制度的建设者、巩固者！
张桂梅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就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奴化教育中为中修统治集团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资本主义接班人。她“根本不去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资产阶级思想”，鼓吹只要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这就充分暴露了她社会帝国主义卫道士的政治地位。这种把劳动群众、劳动妇女在最腐朽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下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教育的缺失”，并大肆宣扬只有“念了书才有好日子过”等谬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中修叛徒集团现行的法西斯专政，为必然灭亡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大唱赞歌。 这套说辞本质上和武训所鼓吹的“义学正”一毫不差，说到底就是在告诉人们只要认真读书就能翻身，只要勤勉好学就能“上位”，而反抗这一切苦难的根源则是完全不必要的。
4. 张桂梅的手段与目的
要维护法西斯专政，就必须依靠法西斯专政的手段。在华坪女高，张桂梅总以“张妈妈”的形象视人。她在形式上和学生同吃同住，仿佛慈母一般关心孩子；但实际上她却打着“为学生好”的旗号，对待学生如同对待奴隶，在精神上和生理上都将她们压榨到了极限。除了中午的40分钟午休，华坪女高的学生没有任何休息的权利，她们吃饭、洗碗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在15分钟以内，只要稍慢一秒，便会遭到痛责。每天早晨5:30，学生们都必须在广播的轰鸣下起床、跑步、晨读，直到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前学生们都不被允许有一丝的空闲。这样的行为遭到了学生的无比厌恶，乃至痛骂张桂梅为“周扒皮”。
从根本上来说，张桂梅就是这些女生的旧家长的集合体，是忠实地为他们执行了“提高商品价值”的职能的化身。张桂梅如此处心积虑的要将女校学生卖出高价，以至于能够代替一众封建家长当起了众女学生的“妈妈”，简直是令人作呕！除此之外，张桂梅对华坪女高的教师也采取了相似的手段。在华坪女高，教师过着同学生相似的生活，而且极难获得请假的资格，即使请假成功也会迎来张桂梅的“疏远”。在办学伊始，张桂梅更是要求该校教师每天五点钟起床打扫整栋教学楼，并在之后以同样的作息时间陪伴学生进行高强度的授课活动。这一举动使得就连最温顺良驯、同为工贵阶层的其他教师也难以忍受，纷纷离职以抗议她的剥削活动。
到这里，也许有一些“博闻强记”的读者会发出诘问：“从新闻看来，张桂梅生活俭朴，为了教育拼死拼活，这总是不能否认的吧？”在此应该严肃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阶级斗争的高度看来，资产阶级的剥削所得究竟用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不过是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是服务于其阶级的利益。恰如地主个人简朴勤劳与否与之剥削农民的事实毫无关联一样，张桂梅的个人生活如何，也是一个极为次要的问题——因为不论简朴也好，拼命也罢，张桂梅都不过是一定阶级关系的代表。总的说来，就是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0]
作为中国修正主义集团的吹鼓手，张桂梅用尽手段赞扬资本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培育资本主义接班人，并在此过程中和中修纳粹政府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她不仅充任了当地的人大代表，还兼任了中国妇联副主任、华坪儿童之家院长，获得了中国纳粹政府颁布的各项殊荣，在实际上成为了剥削阶级的一员。因此张桂梅所以废寝忘食“教育”学生的原因，绝不是像其本人与中国纳粹政府所宣扬的“一心为了学生前途”，而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张桂梅的阶级地位从她的经济地位上也可见端倪：
把自己多年的奖金，社会对她个人的捐赠等100多万元，全部投入了华坪女高…买高三模拟题花了32万，有学生因为军训太累说想喝饮料，十几块钱的烧仙草，全校500多个学生一人一杯，她请了。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11]在学生间施加严苛的管、卡、压的制度，正是张桂梅将学生作为巩固自身阶级地位的筹码的表现；她通过对众多学生的奴化、为纳粹中国培养了无数忠实的奴才，进而取得了自己如今的地位。尽管张桂梅叫嚷女高的学生“3年要学7年的知识”，但她却从未放松对女高学生思想的专政，时刻妄想将女高的学生变为纳粹中国的坚定拥护者。 华坪女高的新生入学先要抄写“（伪）党章”，然后看“革命电影”听“先烈故事”，每周一举行重温“入党入团”的宣誓仪式，每天都高唱“红色歌曲”。可以说， “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12]在张桂梅对纳粹中国的无限赞美下，女高的学生纷纷被张桂梅强制灌输了“忠孝悌义”的反动思想，她们在家时感恩父母，在校时感恩教师，出社会感恩国家，上岗后感恩老板，俨然将奴隶主给予奴隶的每一次鞭打都视为了最宝贵的礼物，并终于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成为了“十足的奴才”。经过华坪女高的“教育”，就连某些学生家长也供认不讳，直言孩子在入学后“和父母不怎么顶嘴了，更尊重长辈了”。
5. 张桂梅造成的广泛社会影响
张桂梅曾说“我这辈子的价值，在于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还是少，她们最后走得都比我好。”实际上，张桂梅所起到的作用绝非在于“拯救”，而在于毁灭。她所谓的“拯救”，不过是把无数的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妇女——从一个坩埚丢到了另一个坩埚，让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最终成了资本主义的忠实奴仆。她如同武训一样，挥舞着“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坚苦卓绝”[13]的破烂旗帜，为腐朽反动的中修帝国主义集团摇旗呐喊。在张桂梅发表的众多宣言中，华坪女高的校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为了将学生驯化为认同“剥削压迫有理，革命造反无理”逻辑的资本主义接班人，张桂梅这一类人总是极力灌输天才论、大谈特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他们否认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将善于投机资产阶级学业、乐于爬上剥削阶级宝座的学贼无耻吹嘘为不同于一般劳动人民子女的天生“高山”、“人杰”，鼓吹“适者生存，弱者灭亡”、“不去吃人，就要被吃”、“提高一分，砍倒千人”的强盗逻辑。这些言论并非什么新鲜货色，而不过是儒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词句的翻版（在这一点上张桂梅和武训也是一致的，二者都是虔诚的儒教徒），是认为劳动人民天生低人一等，剥削阶级天生伟大的极端反革命、反人民言论。
广大学生阶层本就脱离生产劳动的实践，再加上资产阶级精神鸦片和这种反动教育的毒害，最终纷纷成为了既幼稚又狡猾，既软弱又自私，既无能又狂妄，既是奴才又妄想成为主人的可怜虫。他们一方面受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又支持着剥削有理的资本主义逻辑，妄想往上爬到剥削阶级的宝座。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他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大脑，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僚。” [14]中修叛徒集团就是驱使着张桂梅这样的人，利用自己在教育领域这一上层建筑领域掌握的权力，在各式各类的资产阶级学府内批量地为自己驯化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所谓“精资”，即资本主义的接班人。
为了宣传这位当代武训，中修叛徒集团还如同其修正主义老前辈拍摄《武训传》一样为张桂梅拍摄了电影。然而这部名为《我本是高山》的“鸿篇巨制”甫一问世，便遭到了许多人的抵制，最后以不到一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惨淡收场，在影响力上难望其前辈《武训传》的项背。对这部大毒草“反对”得最为激烈的是社会上的各类有产阶级“民主人士”与“女权派”。然而这些“进步分子”对《我本是高山》的所谓批判，却集中在了为张桂梅鸣冤叫屈的环节。在他们看来，张桂梅是货真价实的“女权主义者”，是反抗父权制度的“英雄”，是不忘初心的“优秀党员”。该电影将她描绘成为了“想要摆脱丈夫死去的阴影”的“弱女子”，是歪曲了她“对党的信仰”，是对“独立女性”的空前污蔑。
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张桂梅绝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不管是将无数的青年女学生奴化为资本主义父权制拥趸的可恶行为，还是鼓吹女高学生毕业后要“建设社会”、“添砖加瓦”的无耻言论，都表明了她不过是在维护、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同时做了中国最野蛮的儒教父权制社会的卫护，做了广大妇女群众的叛徒。那些为张桂梅鸣冤叫屈的“进步人士”，在为张桂梅喝令沦为主妇的学生滚出学校的言论——即把妇女沦为家庭奴隶的责任粗暴地推到妇女自己身上，却不谈是资本主义本身在根本上迫使妇女沦为家庭奴隶——叫好时，也就让真正以妇女解放为己任的人们“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父权制纹章” 。这些在根本上也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的“假反对派”，仅仅是在形式上做出对父权制度做出了抗议，最终却还是陷在父权制度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自知或不自知地为之摇旗呐喊。[15]
另外，至于说张桂梅是什么“优秀共产党员”就更可笑了。如果这样一条忠实维护中国修正主义制度的忠犬能被免去“修正主义者”的恶名而被称为“共产主义者”，那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刘少奇、邓小平之流，也就都无愧于“优秀党员”的称呼了。张桂梅这样的所谓“党员”，只能是纳粹党的“优秀党员“，而绝不是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认识到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16]
6. 与旧教育决裂
张桂梅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为筹办女高奔走呼号，但直到最近几年才终于名声大噪，乃至“青史留名”，这背后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今日的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在一个极端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个极端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的积累。严重的社会压迫引起了劳动人民激烈的斗争反抗，群众的斗争又让纳粹中国的统治阶级惊恐不已。纳粹官僚深知维持国家稳定——即现有统治秩序的稳定——的最大威胁来自人民，因此在不断增加警察、国保等暴力专政机关人数的同时，同样极其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劳动人民的专政。教育行业的蓬勃发展、张桂梅之流大受吹捧就这一专政形式的显著表现。
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认清纳粹中国政府所鼓吹的“教育家”们到底是什么人，认清纳粹中国政府所鼓吹的“教育”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广大革命群众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在无产阶级看来，教师群体绝不是什么“高尚的好人”，而是执行一定阶级意志，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特殊阶层。教育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普世的美德，在此可以说：
“教育是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生动反映，教育问题本质上就是为什么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永葆本阶级的统治，必然要培养自身的接班人。 ‘然而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哲学小词典》）’， 资本主义社会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是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剥削阶级不仅要在尽心尽力地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还要奴化更多的、在将来能够为本阶级服务的人… …一言以蔽之，‘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青年团的任务》）。’”[17]
在资本主义社会，绝无可能存在着所谓有益于人民的“教育方案”。不论纳粹中国的教育部门如何大力鼓吹“实行素质教育”、如何卖劲宣扬“改革教学大纲”，最后的结果都必定是进一步加深对劳动人民、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专政，以扼杀反抗中修统治的思想的萌芽。现存的所有教育制度，绝无可能在由资产阶级亲自审核修订的情况下，反过来反对它自身的统治。一切劳动人民、心向革命的青年学生都应该意识到，只有与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才能将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推翻，进而创造出一个再也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他们没有个人的私利，受着最深的压迫，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身。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彻底地认识世界，进而才能改造世界——即施以革命的手段。任何为腐朽的剥削阶级涂脂抹粉的言论，都必将遭到革命群众的唾弃；任何为维护腐朽的剥削阶级统治而“殚精竭虑”的走卒，也都必然在历史的、前进的洪流中，被革命的浪花拍得粉碎！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
LSEP供稿：《论资产阶级教师反动实质与社会相互关系》 ↩︎
在当今的中国，教师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地方财政，并由中央财政做一定的补充。中修统治集团非常明白“灵魂工程师”在其反动上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论在编与否，教师阶层的收入都是远超一般劳动者的。——编者注 ↩︎
（人民日报，1967年5月26日第8版） ↩︎
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 ↩︎
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
毛主席：同上。 ↩︎
马克思：《资本论》 ↩︎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
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 ↩︎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
在帝国主义时代大行其道的所谓女权派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附庸，在根本上是认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父权制的假女权主义者，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将妇女解放作为己任的，是真正的、坚定的“女权主义者”。限于篇幅，此话题在此不多赘述。 ↩︎
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
LSEP供稿：《论资产阶级教师反动实质与社会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