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生活者》节选
须山有事到我家附近的时候，常常顺便到我母亲那儿去。他告诉母亲，我的身体很好；回来后，再把母亲的近况告诉我。
我离家是很突然的，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告诉，就转入地下了。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照例出去和一个同志联络。那时，我虽然也正在做非合法的活动，但同时还参加一个反动工会当会员，广泛利用合法的地位，以工会内部反对派的姿态来工作的。
那一天，在六点钟会面的那个同志对我说，和我在一起工作的 F 突然被捕了，原因虽然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发生联系的人，必须立刻转入地下。我一下子呆住了。在我和 F 的关系上，他知道我不仅是一个反动工会内部的革命反对派，同时还有“老头子”（当时的隐语，即党的直接领导关系）的关系。
当时我要回家去安排安排，准备一下再走。我以为这种余裕总还是有的。可是那个同志（就是“胡子”）说：
“别在这儿说笑话了！”
他好像说笑话，却非常认真地说：
“绝对不能回家去。有什么事要准备，可以托别人去做，没有办法，还是马上穿着随身衣服就走吧！”
而且还笑道：
“这又不是修学旅行！”
“胡子”是少数能够用温和的口气说出坚决果断的意见的人。他举出了一些例子：有的同志因为无处可去，想“也许今天晚上还不要紧”，又回家去住，终于第二天一早就被捕了；也有为了处理一些要事，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正在被追捕的危险，一出门就被捕了。
他没有说为什么就不行，只是举出一些相似的事实做例子。这大概是因为他有过各种经历，这一类事情他知道得很多。
我借了“胡子”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就跑到朋友夫妇的家里去了。——后来听说就在第二天清早，果然有警察厅和 S 局的四个特务，到我家去捉我。母亲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大大吃了惊，告诉他们说我从昨晚出去还没有回来。其中一个“头子”说我大概是闻风逃跑了。
从此我就没有回过家。
须山带着我的消息到我家去的时候，母亲好似自己的孩子回家似的，把他让到里屋坐下，端出茶来，并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脸，弄得须山搔头挖耳，十分发窘。
他把我从家里跑出去以后的情况告诉了母亲，话头一停，母亲就赶紧问：
“还有呢？还有呢？”
母亲一直夜里都睡不好。她眼睛红肿，两颊深陷，脑袋不住地摇摇晃晃，脖子又细又皱。
最后，母亲问他：
“安治得几时回家呢？”
这句话把须山问住了。几时？一看母亲那细细的脖子，他怎么也说不出真话来，只得说：
“噯，不会要很长的时间吧。”
我的母亲对于我几次被捕，在拘留所里度过的几次“二十九天”（据当时日本政府的法律规定，警察局拘留的人，必须在三十天内送交法院受审。而警察局为了长期拘留和刑讯革命者，往往在拘留的第二十九天，把革命者由一个警察局秘密转移到另一个警察局，这样就算不违反“法律”），也已经习惯了。
尤其在前年，我在监牢里住了八个月，母亲还常给我送东西去，因此对我的工作已经能够理解了。只是她还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坦率地任警察捉去，她担心我在逃跑以后再被捉去反而不好。
也许我让母亲过分伤心了，但我还只能用我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来对待母亲。我知道，六十岁的母亲逐渐和我接近，她所经过的内心痛苦的斗争，恐怕比我们自己去做这种工作还要困难得多。
我母亲原是个乡下的贫农，连小学也没有进过。可是，当我在家的时候，她却开始学起字母来了。戴着老花眼镜，弯着腰，把脚伸进装着脚炉的被子里，在被上放一块小木板，把我写废的稿纸收在一起，在稿纸的背面，用铅笔做起功课来了。
我笑着问她：
“你打算怎样呀？”
前年，我在狱里的时候，她因为不会写字，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她想起来就说：
“这件事心里感到很难过！”
我出狱以后，母亲看出我更加深入到革命运动里去了，以后一定还会被抓去。即使不被捕，因为那次是保释出狱的，判刑以后还得进去。为了准备我再入狱的时候好写信给我，母亲就开始学习识字了。
在我转入地下以前，母亲写的字虽然又大又不整齐，但是都能读得出来，这使我很惊异。
——母亲问须山：
“能不能见一面呢？”
须山说还是不见面好。母亲就说：
“那么连信也不能写吗？”
我听须山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想到母亲说这话的心情，深深地受了感动。我难过起来了。
须山在我家要走的时候，母亲把夹袄、衬衣、裤衩、袜子交给了他。然后，又让他再等一等，就到厨房里去。在那里忙活了一阵，过了一会，拿出五个煮熟的鸡蛋。
她让须山对我说：一毛钱能买三四个鸡蛋，要我挑新鲜的买些，一定要吃鸡蛋。
我和须山、伊藤一块吃着鸡蛋的时候，须山笑着说：
“伊藤，我们一个人只吃一个吧，要不然老太太该埋怨我们了！”
伊藤装着好像不懂他的意思，只是擦着眼睛。
后来，须山又要到我家去，我要他明白告诉母亲：四五年当中，我是不能回家的。我不能回家，并不是因为我们干左翼运动，而是那些资本家的走狗——警察们不让我回去；不要恨我，要恨这不合理的社会！
与其含混下去，倒不如让她明白了，会从这里产生出抵抗的力量。我知道有的同志被捕以后，家里的妻子或母亲听人家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关系，就有这样说的：
“我的丈夫或儿子本来不是那种‘坏人’，是因为警察硬给加上个罪名，说他是共产党。”
这就会从家属的口里流露出：共产党就是“坏人”，共产党就是犯罪的了。
我的六十岁的母亲，是不应该这样想，也不应该这样说的。我的母亲五十多年的生活，都是在贫困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如果把道理详细地说给她听，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据须山说，母亲默默地听了这些话。可是她问，她已经六十岁了，万一有了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那时候也不能回来一下吗？
须山没想到她会说这种话，不知怎么回答她才好。
我听了以后，叫须山去对她说：
那时候也不能回来。
“不行啊，我不能那么说。”须山为难地说。
我想到这样说对母亲是残酷的，但这是不得已的。我们应该从一切的事情上，使母亲对于统治阶级坚持终生的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的）。
我嘱咐须山要对母亲反复说明：如果我连在母亲临死的时候也不能回家，这全是统治阶级逼我这样做的。
——可是，当我后来见到须山的时候，我心里很乱，我问他：
“怎么样？”
“我照你说的，对她说过了——”
须山说，我的母亲近来瘦了，脸色也有点发青。她只是问须山：
能不能见一次面？
我忽然想起了渡政的事。渡政转入地下的时候，他的母亲（现在她已经不只是渡政一个人的母亲，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了）向同志们说：
“不能再见到渡政了吗？”
同志们就回答她说：
“不能再见到了。”
于是我把这事对须山说了。
“这个我知道。不把你住的地方告诉她，找一个地方跟她见一次面吧。”
实际上，须山看见了我母亲的那种样子，心里已经受了感动。
“可是，特务正在找我，不这样做已经够危险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呢？”
可是，我终于被须山说服了。决定了一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让须山用汽车把母亲接出来。
到了那天，在约定的时间，我就到那个很小的饭馆去。母亲在桌子对面，离开桌边，拘束地坐着，脸色很沉静。
我一见母亲穿着出门时穿的最好的衣服，忽然从心里产生了说不出的伤情。
我们并没有说很多话。母亲从桌底下拿出一个小包袱，拿出了香蕉、枇杷，又拿出煮鸡蛋。须山立刻就要走，母亲非得把鸡蛋和香蕉塞在他手里不可。
过了一会，母亲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话：
“比在家的时候脸上倒胖了一点，我放心了！”
她说近来几乎每天夜里都梦见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被警察“责备”着（母亲总是把拷问叫做“责备”）。每天都是从这样的梦里醒来。
母亲又说，在茨城的女婿以后会常常来照顾她，叫我不要惦记她。
话说到这类事情上去了，我就把过去托须山对她说的话，又亲自说了一遍。母亲笑着说：
“我明白！”
我忽然注意到母亲的心神不大安定，好像坐不稳的样子，说话也很不从容。
后来，母亲终于说了：没有看见你的时候，我一天到晚坐立不安；一下子见着你了，可是一想到别因为这次见面倒把你抓去，就觉得心神不定了。现在还是回去吧。
果然，母亲一看见别的桌子上来了客人，就小声说：
“那个客人好像还不要紧……”
看见了另一个客人就说：
“那个人相貌很凶！”
相反地，当我不自觉地跟在家里一样大声说话时，她就叫我放低点声音。
母亲说，与其这样提心吊胆地见着你，还不如不见你——只要知道你精神很好地在工作，我心里就好得多了。
母亲要回去的时候说：我今年六十岁了，虽然还想再活二十年，活到八十岁，可是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
知道在我临死的时候你回家来是很危险的，那么，临死的时候一定不让你知道。
对于普通人，也许没有比在临终见不到自己的儿子更大的事情了，何况六十岁的母亲！
母亲这种决心，使我感到震撼全身的激动。我沉默着，也只能沉默着。……
走出来的时候，母亲在我身后说：
“我一个人可以回去，你小心些，回去吧。”
接着，忽然用很不放心的声音说：
“你的肩膀有点毛病……认识你的人从后边就能看出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习惯改掉了才好……”
“大家都这么说呢。”
“是吧，立刻就看得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好几遍：
“立刻就看得出来。”
从此，我把过去残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母亲的血肉关系也切断了！
在以后若干年之内，在新的世界到来之前（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斗争的），我将不能和母亲在一起过日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