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声明
1980年
以下文件最初由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革命工人》于1981年1月1日接收、翻译并发表，正值江青与张春桥受审之时。
本中译本仅为机翻校对，如有错误欢迎指正。第二版英译本可在此处下载。
亲爱的同志：
我们的党和国家不幸出现了一场旨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最近，这个反革命政变集团又专横地设立了一个所谓的“法庭”，对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等人进行所谓的“审判”。因此，我们马列主义党中央专门发表了严正声明，坚决表达我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现在，我们把这本小册子交给你们，请给我们以同志般的支持。
革命的敬礼。
（上海某工厂的）一名工人
1981年1月3日
把党送上“审判台”的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反动派自己成了被告
大张旗鼓、明目张胆、沾沾自喜、穷凶极恶地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邓、胡、赵集团，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并反复操弄他们伪造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后，在北京正义路1号上演了一系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最不公正、最丑恶的闹剧——所谓的“十名主犯大审判”。在所谓的“十名主犯”中，被诬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党的优秀儿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捍卫者——成为这场“审判”和复仇性攻击的主要目标。陈伯达以及黄、吴、李、邱、江等人不过是充当陪衬而已。
正因为邓、胡、赵集团的复辟权力是从江、张、王、姚手中直接窃取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策划采取超法西斯的、改朝换代般的手段来对付被剥夺了权力的另一方。如果我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中寻找恰当的语言，以描述江、张、王、姚所遭受的一切，并谴责邓、胡、赵及其党羽的卑劣行径，那么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正反两方面的那段论述便完全适用：“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1]
归根结底，江、张、王、姚究竟犯了什么罪？
凡是被非法逮捕、关押并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的人，都可能被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加诸一大堆罪名。把江、张、王、姚硬生生塞进所谓“十名主犯”之中，本身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昼夜策划阴谋、肆意株连他人的险恶居心。此外，在起诉书涉及所谓“四人帮”——江、张、王、姚——的四类四十八条所谓“罪行”[2]中，尤为突出的是，该集团用——马克思毕生竭力反对的——改良主义攻击革命必须采取的非常措施。如果硬要说江、张、王、姚，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两位英勇战士江青和张春桥，确实犯下了应予惩处的所谓“罪行”，那么他们的“罪行”可以概括为：
1.江青不该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而背上那些源自封建“妻偿夫债”之俗的、不该由她承担的罪责。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各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及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毛泽东同志都留下了载入我国和世界人民革命史册、永不褪色的光辉业绩。但是，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面对帝国主义、国内反动阶级、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各种修正主义者以及那些豺狼、瘟猪和下贱走狗的进攻与报复，他不可能表现得那样温良恭俭让，也不可能像绘画绣花、请客吃饭或做文章那样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3]因此，在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激烈斗争中，难免会把少数自封的“圣人英雄”当作牛鬼蛇神扫除，难免会把一两个普通人的脑袋当作狗头砸碎，这是任何革命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牺牲。可如今，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邓、胡、赵叛徒集团，却把被打倒的那些牛鬼蛇神统统追封为“圣贤英雄”，把被砸碎的那些“狗头”一律塑成人头。他们不仅要嚎叫“诬陷”，还要借此向为中国及世界人民所景仰的伟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泼污水，甚至企图让毛的妻子江青同志一个人或所谓的“四人帮”，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为中国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过程中所犯的少量、微小而无法避免的错误负责。这难道称得上公正吗？
2.江青同志与她的少数亲密战友过于文明，因“心慈手软”而吃了许多亏。革命斗争绝不能如此温良恭俭让，也绝不像绘画绣花、请客吃饭、做文章那样雅致，更不可在革命形势看似有利时掉以轻心，同敌对阶级讲什么平等、和平共处。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并强调：“……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遵循这光辉而尖锐的指示，无产阶级掀起了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同志及其战友获得了毛泽东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大力支持。他们无疑有足够的力量，将党、政、军及文艺领域里由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组成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彻底打垮，使其再无翻身之日。但很不幸，江青同志及其亲密战友虽然能够这样做，却没有这样做。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光辉岁月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大都获得了改过自新的机会，甚至在政治上得到了一定的出路，除了极少数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道路、罪大恶极的人。然而，由于江青同志及其战友未能认识到革命工作中无需讲求和风细雨的原则，没有把这些反党、反革命分子连根拔除，甚至轻信了反动集团头目认错复出、重掌大权以散播更多毒素、营救落水狗的阴谋诡计。这给了他们日后报复的机会。
3.能被江青同志信赖，革命到底、宁死不降的同志实在太少！不合格的人反而被任用，以致在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倒戈事件。在探究原因时发现，过去几十年间，我党开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似乎流于表面。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党内干部，特别是许多重要领导岗位的干部，未能牢固掌握辨别真假革命的能力，也未能锻炼出职业革命家应有的高尚品格——为了捍卫真理，哪怕被杀头、抄家也毫不动摇。因此，在我们这样的革命队伍中，竟混入了缩头乌龟、临阵脱逃的狡兔和唯利是图之徒。就连王洪文、姚文元这样众所周知的旗手，也未能经受住革命斗争的严酷考验。最终，在反党、反革命分子的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之下，他们竟厚颜无耻地诋毁革命斗争中必要的破坏与暴力，以及理应属于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的正当防卫，还被敌人摆布，承认了被傲慢地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行”和“错误”。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反动透顶、荒谬绝伦，不过是为炫耀反党、反革命的暂时胜利而设立的“法庭”上。
只有真金才经得住火炼，只有像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那样敢于藐视敌人的人，才能展现出视死如归的伟大牺牲精神。
4.我们的军事武装行动未能与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配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依靠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理论上的启迪与斗争中的具体领导，我们的革命队伍深得民心，成为全国工农群众与革命知识青年团结、战斗的共同目标。尤其在人民解放军内部，我们拥有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因此即使如今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暂时的挫折，我们在这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各级指挥系统中深植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仍是战胜一切反党、反革命叛徒的可靠保障。此外，我们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兵队伍，这是反修防修，粉碎阶级敌人和反党、反革命叛徒进攻的群众武装力量。然而，当我们深化和扩大政治动员，形成了一个对革命形势极为有利的政治局面时，我们一方面没有主动出击，打击各种反党、反革命的据点；另一方面疏于防范，没有料到反动势力会趁着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与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趁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浸在深切哀悼中的时机发动突然袭击，逮捕并囚禁我们以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为首的若干革命队伍领导人。此外，在事变发生后，各地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未能主动出击，未能及时开展有利于继续革命和扩大斗争的行动。上海武装起义临近完成却遭放弃，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缺乏足够的警惕，本应采取的紧急措施延误过久。因此，一个绝佳的抵抗良机就此丧失。
在指控江青同志的诸多“罪名”中，有些是她在中国社会封建思想尚存的社会条件下难以避免的；有些则反映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斗争中，面对极其顽固、狡猾、广泛而隐蔽的反党、反革命敌人，作为革命组织的领导核心的江青同志，以及她领导下的新生革命力量都缺乏经验。正因如此，我们不忌讳谈论革命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承认我们暂时性的倒退与挫折。这绝不能仅归咎于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我们的挫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马列主义路线所遭受的挫折，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逆转，也是中国及世界革命人民在反修防修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受挫。也正因如此，我们越能自觉地、更具体地发现和指出这些错误和过失，就越有利于我们吸取历史教训，今后更加谨慎。这样，这些缺点和错误就能被逐个避免、克服和纠正，使我们的革命事业经得住千锤百炼，使我们能够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
人民是一切的裁决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地，一切反党、反革命分子都必须经受人民的审判，得到最终的判决。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被一小撮曾被打倒、如今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派篡夺。牛鬼蛇神纷纷出来作祟，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横行跋扈，正在复辟所有的资产阶级特权；与此同时，他们炮制出资产阶级形式的“法庭”，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实行野蛮专政并进行所谓的“审判”。这种闹剧与丑态，正如江青同志义正词严地指出的：“这是在审判中国共产党”！
正是因为这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派公然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他们在其资产阶级“法庭”上恶毒地剥夺了江青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为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利益进行辩护和论战的最基本权利。难道这不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把党押上审判台、对无产阶级实施野蛮专政吗？
但对这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派来说，他们越是害怕真理，越是企图掩盖、迫害真理，真理就越会成为亿万人民心中坚不可摧的灯塔，人们就越能看清这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派自始至终的险恶用心和丑恶嘴脸。如今，倘若这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派当真重视其鼓吹的所谓“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人民自然会审视他们自从篡党夺权、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并不遗余力地鼓吹资产阶级思想、清算无产阶级思想以来这四年的所作所为，把事实逐条罗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妖镜”剖析其空洞虚伪之处，进行对照与检验。通过看他们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标准，还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奉行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对立的所谓真理“标准”，就不难辨别他们欲图达到的目标与他们的实际所为。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于那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顽固分子、豺狼与下贱的走狗来说，他们向无产阶级队伍中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倾泻的一切诬蔑、构陷、咒骂，乃至各种不可思议的流言蜚语——如今尤其针对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都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回击到他们自己头上。因为如果“审判”他们自己的“实践”——其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活动，那么铁一般的事实就是：
1）实行封建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为人民的政治表达开辟一个论坛，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青年能自由发表意见，使他们关心党和国家的根本大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防止任何人——特别是党员和干部——以权谋私，并进一步同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坚决斗争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进一步创造一种政治局面：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因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们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以最高法律形式明确保障“人民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但是，正因为“四大自由”是密切联系群众、坚决斗争资产阶级的武器，才逼得资产阶级的实际代理人——那伙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派——炮制出利用它来建立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构想。然而他们随即发现，“四大自由”对巩固其统治、复辟资本主义极为不利。于是他们转而诬蔑“四大自由”是什么“破坏民主、破坏法纪、破坏生产、分裂党群关系”，并且恶毒地将之一笔勾销。这种卑劣的倒行逆施，这种将社会主义蜕化为法西斯主义的反党、反革命活动，迫使我们对先前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作出补充，即《从走资派到法西斯独裁者》[4]。这完全是其反动本性决定的，我们丝毫没有诬蔑他们。
2）使国民经济深陷浩劫
自从反动派四年前复辟资本主义以来，他们便恶毒地将文化大革命那灿烂辉煌、硕果累累的十年污蔑为“十年浩劫”。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谁制造了“浩劫”？正是他们。因为事实上，在1976年10月的反革命政变前，我国曾是一个财政健全、经济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国库储备超过数百亿。然而到1978年，在这些复辟资本主义、铺张浪费的反动派的统治下，我们只剩下约10亿储备。进入1980年，由于违背正确原则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我国由盈余转为赤字，负债达170亿美元，预计1981到1982年仍有逾100亿美元的赤字。是什么导致了如此惊人的赤字？这与反党、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密不可分。在那一小撮瘟猪、下贱的走狗、自封为“超人”——自以为能够呼风唤雨、自诩为“施恩的救世主”——的家伙的疯狂操纵下，他们拾人牙慧，把“四个现代化”奉为自己天才的杰作。所谓的“十年经济规划”，紧随其后的所谓“三年调整”的“八字方针”[5]——全都被事实击得粉碎。一个又一个方案接连破产，尤其是当他们唯美元是瞻、崇拜一切外国事物、并设立所谓的“经济特区”之时。这些实际上是为了吸引海外和外国资本，大肆剥削我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他们企图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这些特区变成公开进行非法勾当、牟取暴利、走私逃税、囤积居奇的“天堂”。
他们已彻底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国方针抛诸脑后，不顾一切地倒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引进所谓“先进技术”。不到两三年，进口总额便飙升至160至170亿美元。而所有进口货物都是靠高利贷购入的。仅仅宝山钢铁厂一个项目，就耗资数十亿美元。他们才真是“瞎指挥”的人，完全不顾经济核算。结果是原材料不足，不懂如何操作和维护机器，没有配套或备用零件，反而变成沉重的包袱。人民群众的血汗，就这样被他们挥霍掉了！至于他们转身向资本主义国家乞援，把头伸进资本主义的绞索里，任凭资本主义“老爹”们摆布、戏弄、牵着鼻子走，却毫无羞耻之心。这种行径不仅玷污了社会主义，更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3）制造严重的“信心危机”
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诞生的几十年来，党在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心中建立了巨大的威望，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灿烂辉煌的十年间。广大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许多红军战士、老干部重焕革命激情，奋勇前进、为人民服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征服自然，一批又一批雷锋式的英雄人物从中涌现，比如Zhu Hejia[6]等人。
“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干校”、农村政治夜校、理论学习小组等各种开门办学形式，既是重要的教育改革，也是群众学习运动中掀起的普及高潮。它使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通过“三大革命运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了无数革命干部，将他们锻造成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士。所有这些创造性发展不仅照亮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里程碑，也赢得了世界反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兄弟党的尊重和信任。然而，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成了那些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眼中钉。因此，一旦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怀恨在心的他们便疯狂地、不遗余力地破坏和践踏文化大革命。他们疯狂歪曲马列主义，抹黑社会主义，诋毁革命领袖，迫害革命干部与群众。他们颠倒黑白，使好人蒙冤。他们鼓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哲学——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崇拜一切“外国货”。为营造这种歪风邪气、让坏人横行，他们把社会主义描绘得一团漆黑。广大青年感到空虚和迷茫；工农兵失去希望与未来。这自然造成了社会主义中国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
如今，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真正儿女已难觅踪影。许多来自工农兵队伍、曾在各条生产战线作出贡献并当选重要领导职务的优秀儿女，如今却正被清洗，并遭受残酷迫害。
曾经投身革命的人们不再以下乡为目标，恰恰相反。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大开后门[7]，公然谋求特权，并煽动起一股竞相把子女送往国外的恶劣风气。眼下，一些只认得ABC的渣滓正上演丑剧，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出海“朝圣”，吃资本主义的面包，不吃中国的馒头和米饭！更可悲、更可鄙的是，这群半吊子的“出国族”挥霍着祖国用血汗换来的外汇：或沉溺于资本主义罪恶的“文明”，或彻底背叛祖国，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甚至有人自杀身亡。这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台湾国民党提供了丰富的宣传材料，他们大肆渲染所谓“逃往自由”的惊人案例，宣称这些人是对中国“极权”统治不满。当你自贬身价时，他人便更容易落井下石。从这种严峻的形势来看，这伙反党集团不仅在我国制造了“信心危机”，更挥舞着破坏球，企图将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每一块砖都砸个粉碎。
4）扩大资产阶级文化污染，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光辉岁月里，春光灿烂、莺歌燕舞[8]。我们的工农兵文艺工作者活跃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各条战线，他们的英雄壮举无论怎样歌颂都不为过；军旅史诗数不胜数；描绘工人与农民、科技与国防的发展和进步的画作层出不穷；更有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推陈出新、层出不穷、鼓舞人心、丰富多彩、颇具诗意的革命文艺作品。而如今，无产阶级不仅失去了国家政权，也失去了文艺领域的领导权。于是，那洪钟般的声音被扔到一旁[9]，取而代之的是瓦片碰撞般的刺耳杂响，文艺界那些曾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如今又浮出水面，出版酸腐发臭的“复仇文学”、“反思文学”。而那些惯于拍马谄媚、如蝇逐臭的无耻娼妓，为讨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派，趁机炮制出他们的“伤痕文学”和“阴谋文学”[10]。他们以为只要挤出几滴眼泪，就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晴空抹黑成阴云密布的烂摊子。但文革的光辉岂是他们能遮蔽的？真正散布阴霾的，正是由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党、反革命集团蓄意炮制、鼓吹的“复仇文学”“反思文学”“伤痕文学”“阴谋文学”，这些早已在祖国上空弥散着乌云和浊气。在这乌云的掩护下，在日月无光的黑暗中，某些资本主义腐朽现象——色情、紧身裤、长发、墨镜、迪斯科、堕落音乐等——起初悄然走私入境，如今竟公然大行其道。所有革命传统与艰苦朴素的教育，都被这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尽数抹杀！纵观这一切，请问他们骨子里还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通过把党放上审判台，复辟集团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为了给其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寻找理由和借口，这个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阴谋集团将江、张、王、姚——这些曾反对他们，如今却因突袭而身陷囹圄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推上审判台，仿效资产阶级法律程序，炮制出这场彻头彻尾的丑剧——所谓的“审判”。然而众所周知，江、张、王、姚所执行的，是得到全党、全国、全军拥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基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并经过总结而做出的指示。就连今天坐在“审判”席上那一小撮人，当年也同样高呼“毛主席万岁！”，紧跟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如果他们不是阳奉阴违、专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那么为什么不在毛主席仍然健在之时，就公然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施展他们那套突袭的伎俩，逮捕、囚禁这位受到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伟大革命领袖呢？正因为人民不站在他们那边，真理也不站在他们那边，他们才不得不戴上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顺从面具。经过批判修正主义、批林批孔的重要斗争之后，他们更展现出虚伪的热忱以骗取信任。直到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时，他们才发动突然袭击，最终彻底暴露出他们一贯隐藏的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真面目。正因为他们是阴谋家、两面派，所以如今他们“审判”江、张、王、姚，其实是在“审判”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毛主席同志，更是在“审判”拥有六十年历史，经过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不过，他们上演这场“审判”革命导师、“审判”中国共产党的丑剧时，也不可避免地将自己那小撮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野心一并送上了审判台。实际上，本文所揭露的他们篡党夺权后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严重破坏，已经足以使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每一位马列主义者——认识到：其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罪行早已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尤其可恶的是，他们非但不为其叛党卖国感到丝毫羞耻，反而将那出“审判”党、审判他们自己的丑剧一幕幕地拍下来，精心挑选最能彰显其不可一世的录像通过卫星转播。这些录像的版权以4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不甘落后，也通过卫星转播了录像。见美国广播公司(ABC)能够不花一分钱就拿到录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不愿吃亏，便拒绝付款。眼见煮熟的鸭子飞了，这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贪狗饿狗便疯了似的嚎叫，指控对方违约。这场争斗真是火药味十足！此外，这群无耻的渣滓还将其肮脏行径的片段录成磁带，以每盘230港元的价格在国外及港澳地区大量兜售。这进一步证明，这些复辟资本主义的败类为了牟利不择手段，甚至甘愿成为国际笑柄，不惜进行任何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罪恶勾当。
但是，我们严正警告这一小撮坏分子：你们拙劣的表演无法压倒中国共产党，更无法压倒千百万坚定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雄战士。事实上，在你们的严刑逼供下，江青、张春桥两位同志早已视死如归，对你们这群鼠辈、小丑的表演嗤之以鼻。江、张两位同志坚持真理、奋勇斗争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国革命人民、我党革命同志，也鼓舞了人民解放军中那些不愿被这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派拖进泥潭，决心革命到底、战斗到底的指战员们。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我们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更不要资本主义——这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无可阻挡。只要我们还活着，你们这群复辟资本主义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就最好别得意得太早。我们也必须加倍努力，增强战斗本领，坚持到底。我们誓要夺回政权，将它还给无产阶级。若你们不信，就走着瞧！
PDF文件：
1980年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声明.pdf (394.8 KB)
中译者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中译者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
中译者注：此处是化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中译者注：英译本的原文加了引号，应该是文章名，但暂未找到这篇文章的任何线索。 ↩︎
中译者注：指由邓小平于1975年提出但被驳回，复辟后通过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另见：《陈云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 ↩︎
中译者注：暂未找到关于Zhu Hejia的报道，以确定其中文原名，故保留原状。 ↩︎
《革命工人》注：靠托关系把青年塞进大学。 ↩︎
《革命工人》注：摘自毛泽东诗作。中译者注：未找到原文，可能是《革命工人》把成语出处搞错了。 ↩︎
中译者注：英译本原文是“Therefore, a metal bell was discarded”，直译是“于是，金属铃铛被丢弃”。中译者认为此处的中文原文应该是“洪钟”，美革共的英译者未能正确理解这个词语的含义，因此翻译错了。初版英译本翻译成了“Therefore, a yellow bell was discarded”，并写注释说：“yellow bell”是中国古代乐器，此处喻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 ↩︎
《革命工人》注：“伤痕文学”是哀叹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文学；“阴谋文学”则是将文化大革命描绘成领导集团之间派系斗争的文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