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为重”辩
“友情为重”：这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顽匪头目座山雕的一句话，也是历代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经常宣扬的一种交友之道。
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超阶级的“友情”？能不能抽象地讲什么“友情为重”？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交朋友，同人们相互之间结成的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总要打上各种阶级的烙印。朋友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阶级关系。人们常说好朋友之间“志同道合”，这种“志”和“道”，决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事实上，一个人的“志”和“道”，总是由他的阶级地位、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两个人所以能“志同道合”，结成朋友，他们之间必定有某种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处于某种相同的社会地位和存在某种相同的阶级利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友谊的共同基础。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就谈不上建立什么真正的友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正如猫和鼠不能结交朋友一样，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是不可能结成朋友的。
可是，剥削阶级却说，人和人之间可以不分阶级彼此友爱，讲“友情为重”。他们提出“门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超阶级的口号，贩卖抽象的“江湖义气”，来欺骗群众。林彪鼓吹的“两和皆友”，也是这一套货色。这种超阶级的交友之道，不仅是十分反动的，而且是极端虚伪的。
就说座山雕吧。
看过《智取威虎山》的人都记得：在威虎厅上，当杨子荣说到为了取得联络图，把栾平灌醉的时候，座山雕脱口而出，高喊：“宰了他！”这时，杨子荣机智地利用士匪中的所谓“江湖义气”，沉着地说：“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啦！”座山雕顿觉失言，急忙改口说：“对，对，对，友情为重，友情为重啊！”
这个情节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座山雕讲的“友情为重”，不过是掩饰他心狠手毒的一块遮羞布，是和“宰了他”交替使用的反革命两手。反动剥削阶级都是极端的利已主义者，损人利已，贪婪自私，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就决定他们在结交朋友时，只能以利已为标准。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就相互利用，狼狈为奸高唱“友情为重”，沆瀣一气；而当他们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相互倾轧，以邻为壑，乃至落井下石：“宰了他”，置“朋友"于死地。为了抢夺那张秘密联络图，座山雕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尽管他口头上也会讲几句“友情为重”，可是，当他赤裸裸地主张宰栾平的时候，剥削阶级人物吹起的五光十色的“友情为重”之类的肥皂泡也就彻底破灭了。
其实，座山雕讲的“友情为重”，与有些人讲的对朋友要有“江湖义气”，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义”字作一些分析。
“义”，是一种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在封建社会里，所谓对朋友要讲“义”，是同对君王要“忠”，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一样，构成封建礼教的一部分，把朋友关系纳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的轨道，以便在“义”的口号下，结朋聚党，为封建王朝卖力卖命，防止“犯上作乱”，为巩固反动统治秩序服务。
但是，在历史上许多次农民起义中，也常常出现以聚众结义的形式，来动员和组织自己的革命队伍。《水浒》中梁山农民军初创期间，在晁盖领导下，“义”是
以“杀尽不平人”“砍尽不平事”为号召的。我们看到，一方面，农民起义军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讲“义”，主要用来表示起义者团结互助的朴素愿望，成为联合五湖四海聚义农民的精神纽带。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清，以“义”这一类封建的道德观念为号召，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容易被混入农民军队伍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所利用，用儒家的“义”加以混淆和篡改，宋江就是这样。他在晁盖死后，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篡改和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把“忠”字摆到了“义”之前，“义”成了从属于“忠君”的工具。宋江就是用这服从于“忠”的“义”，腐蚀和毒害梁山的起义队伍，使起义英雄们识不破他的叛徒内奸真面目，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面前步步退却，最后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甚至连坚决反对投降的李逵，也就是因为被“义”字蒙住了眼睛，捆住了手脚，最后成了宋江投降路线的牺牲品。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义”的虚伪性、反动性和它对革命队伍的危害性。
剥削阶级所宣扬的这种超阶级的“义”，在今天仍有流毒。比如，有的青年在交友中，也强调讲义气，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好朋友”，就可以不讲原则，不顾政策，讲交情，搞所谓“有福同享”；只要是“好朋友”，就可以见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闻不问，见缺点错误互相包庇，甚至一起为非作歹，订攻守同盟，鼓吹为朋友两肋插刀，搞所谓“有难同当”。这种友谊，不仅低级庸俗，而且十分危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些阶级敌人正是在结交朋友的幌子下，鼓吹超阶级的“友情”、“义气”，用以腐蚀干部和群众，破坏革命团结，损害革命事业。如果被超阶级的“友情为重”迷住了眼睛，就会真假不辨，敌友不分，甚至丧失立场，“友情”变成了坏人的防空洞，做出危害革命利益的事情。因此，我们革命青年，一定要批判超阶级的“友情为重”，同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
无产阶级历来反对这类超阶级的口号。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欧洲有一个工人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它提出一句政治口号，叫做“人人皆兄弟”，“八四七年，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这个组织以后，立即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对这个同盟进行改造，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代替同盟的旧口号，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使间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组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他也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相同的遭遇，也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共同的阶级敌人，这就决定他们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口号，它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一样，鼓舞着千百万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英勇战斗。正如列宁在纪念《国际歌》作者鲍狄埃时所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三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已找到同志和朋友。”
无产阶级坚信自已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它最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不需要为个人和少数人的私利结朋交友，也从来不讲抽象的“义气”和超阶级的“友情”。
当然，无产阶级战士在实现自已历史任务的共同斗争中，也会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是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基础上建立的，在同阶级敌人激烈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影片《第二个春天》中的冯涛和齐大同，就是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齐大同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与冯涛,是两个身子，个脑袋。可是，当这对亲密战友，在对待建造新舰艇“海鹰”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冯涛对齐大同的错误，并不因为是好朋友而姑息迁就，他毫不讲情面地对齐大同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评，帮助他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种友谊，体现了他们是革命的战友，不是资产阶级的朋友。
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而不是超阶级的“友情”和“义气”。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体现在同志之间在政治上互相勉励，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工作上互相促进，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战友取得成绩，不作庸俗的吹捧，而是作为相互促进的动力；战友有缺点错误，不是祖护、包、纵容，而是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战友掉队了，不是疏远他，而是满腔热情地帮助他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是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因而是襟怀坦白的，真诚无私的，它体现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我们革命青年，应该建立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友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朝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并肩前进。
在新生事物面前
我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犹如烂漫的山花开遍祖国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工农兵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迎来了理论战线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春天；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红色的种子撒遍祖国的边疆和农村；一大批经过斗争风浪锻炼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推上了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标志着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走“五七道路”，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五七干校”办得生气盎然；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革命文艺不断创新和繁荣；赤脚医生不断成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前进；工人阶级进驻大、中、小学等上层建筑机构，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所有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可是，革命的新生事物，当它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不同的人对它的态度就不一样。有人对它赞扬、扶植，有人对它怀疑、歧视，有人对它诅咒、扼杀。概括起来，一种认为它“好得很”，一种认为它“糟得很”。
就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潮流所至，遍及祖国城乡的各个角落，每个革命青年、革命家长，以至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都要对这一新生事物表明自己的态度。
几年来，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革命道路越走越宽广。你看，井冈山上，延安塔下，青年们昂首挺胸，踏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向着光辉灿烂的目标迈进。戈壁滩、北大荒、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青年们用劳动和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大地，迎来了丰收的粮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青年们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豪情满怀。一代新型农民在茁壮成长。一位战斗在湖南省株州地区农林茶场的女知识青年，写了这样一首诗表达自己坚持在乡村的革命激情：
浑身清香的泥巴，一双手光荣的茧花， 脸上闪着广阔天地的朝晖晚霞，妈妈，你就看个够吧， 看还象不象你那个小娇娃？
真是劳动出诗篇！如果不到贫下中农中间，不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没有思想感情上的变化，无论怎样地搜肠刮肚，也万万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看到青年们在农村茁壮成长，一切革命的人们，哪一个不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呢！
毛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创举，生动地说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们的年轻一代，是大有希望的一代，大有作为的一代。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创造者、促进派，当然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的“好得很”派。
支持新生事物，是一切革命阶级的政治特征。社会的发展，总是由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战胜旧事物。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的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的产生，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体现革命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也宣告了新世界的诞生，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一切革命阶级总是把支持新生事物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革命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它目光最远大，最愿意按照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进事物的转化，用新生事物代替腐朽事物，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完成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就是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总是说，读了书理应做官，不能为民，更不能当农民，在他们看来，务农是卑贱的。“读书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剥削阶级观念，在社会上流毒极广。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所以，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以及读了书“高人一等”这些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创举，猛烈地冲击着旧的传统观念，踏碎了林彪一伙妄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青年引入歧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迷梦。广大知识青年通过农村锻炼，既懂阶级斗争，又懂生产斗争，能文能武，一代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正在成长。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有效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对于这样一个革命的新生事物，理所当然地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热忱欢迎和支持，热情称颂革命的新生事物好得很。
革命的新生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比较幼小的，不成熟的，但是它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伟大的革命导师以他们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总是最善于发现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扶植革命的新生事物，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列宁支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故事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形势十分严重，社会主义事业遇到空前未有的困难。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主动倡议每天把工作日延长一小时，集中到星期六进行六小时不计报酬的额外劳动，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晚上六点钟，在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二百多名工人象战士一样又来到了集合地点，开始了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他们修理机车，装卸货物，劳动十分繁重，劳动生产率却比平时高几倍。当喀山铁路工人高唱着《国际歌》结束义务劳动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放射出胜利的自豪的光芒。这个消息在报纸上一发表，列宁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立即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列宁高度赞扬工人的首创精神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肯定这种不计报酬的忘我的义务劳动是“活生生的真正共产主义幼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创举”。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北省有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农业合作社发生了分化：三户老中农退出了合作社，搞单干去了；而三户贫农则坚决要求继续干下去，坚持办社。毛主席热烈赞扬这三户贫农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都亲自培育和扶植了一大批革命的新生事物，为广大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广大群众不断争取新的胜利。
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有人称颂它“好得很”，必定也有人说它“糟得很”。
害怕革命的新生事物，吹嘘腐朽的旧事物，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阶级特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切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人，都是“糟得很”派。
林彪恶毒地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个钻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凭着他反革命的政治嗅觉，预感到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和成长，将从许多方面有力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摧毁他们藏身立命的基础，这怎能不引起他们切肤之恨呢！所以，他们总是带着反动剥削阶级的阴暗心理，对上山下乡这一代表共产主义幼芽的新生事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一切妄图搞复辟倒退的阶级敌人总是十分孤立的，他们时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毒咒骂新生事物，用“变相劳改”等恶毒语言来动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心，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时而又装出一副“关心青年”的脸谱来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林彪胡说什么“解脱体（力）劳（动）”，“才能想问题”，就是妄图把青年往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道路上引。值得注意的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在反对新生事物的时候，有时还采取十分隐蔽和狡猾的方式：把腐朽的旧事物贴上新的革命的标记，冒充革命的新事物，招摇撞骗，欺世惑众。对此：我们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擦亮眼睛，谨防假冒，戳穿阶级敌人反对革命新生事物的一切卑劣伎俩。
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人民内部，包括一部分青年中间，也会有一些错误态度。例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的人态度暧昧，消极观望；有的人害怕艰苦，留恋城市，制造种种理由不想去农村；也有的还发表一些错误的议论。这些同志，与阶级敌人对新生事物的恶意攻击，性质是不同的。然而，这种错误态度和思想，客观上迎合阶级敌人反对新生事物的需要，是“学而优则仕”、“耕读传禄”之类剥削阶级观念的表现和反映。因此，如果不抓紧立场、世界观的改造，不同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不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决裂，就会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生抵触，甚至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干扰，可能会使新生事物受到某些挫折。而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也难免会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的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不到新生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只看到新生事物的某些弱点和不足之处，或被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的某些困难和曲折所动摇，也会对新生事物采取错误的态度。可见，支持新生事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不仅要求我们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要求我们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革命阶级战胜反动阶级，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些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我们伟大祖国百花争艳的社会主义春天，我们革命青年，应当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为新生事物的诞生和成长大喊大叫，同一切腐朽的社会势力和思想意识作坚决的斗争。列宁说得好：“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让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和我们一起，健康地、茁壮地成长吧！
苦与乐浅析
什么叫苦？什么是乐？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各个阶级不同的苦乐观，反映了各个阶级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这里，让我们先看看革命先烈方志敏同志的回答：
“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简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米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案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个小时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
这是方志敏同志在敌人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诱降面前，写下的大义凛然、气势磅礴的词句，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苦乐观。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面前，什么华丽美餐，什么丽服轻裘，什么黄金美钞，什么豪华的住所，柔软的钢丝床，通通“不希罕”。这是因为，在旧社会，这些供地主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享用的东西，样样件件，无不浸透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泪，“金樽美酒盛人血，玉盘佳肴万民膏，”肩负着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无产阶级，憎恶一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剥削阶级那种荒淫无度的享乐生活，在无产阶级看来，是极端可耻的，可鄙的。相反，住茅棚，吃苞粟，为革命肯受各种艰难困苦，过清贫、朴素、洁白的生活，却一百个“宁愿”。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心眼里只装着两个字：“革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崇高的革命理想，使无产阶级战士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崇高的革命理想，也激励着无产阶级战士不畏艰苦，茹苦如饴。无产阶级的苦乐观，就是建立在这种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基础之上的。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对待苦与乐的问题上，总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出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大寨老共产党员贾进才开山取石，抡起三十八斤重的大锤，一口气就打了百多下，震得虎口流了血，但他不吭一声，总是干得那么乐。有一天夜里，大雪下了尺把厚，天刚蒙亮，贾进才就来到石窝。太阳在东方露头的时候，社员们给老贾送来了早饭。揭开砂锅一看，饭早就冻成冰渣渣了。人们要给他点把火热一热再吃，他说：“热它做什么？咱这苦里生、穷里长的人，没那么娇嫩。出上一身汗，让它在肚里变热去吧。”大寨人民都有这种吃苦精神，老年人是这样，青年人也是这样，他们说：“没有亮堂堂的胸怀，没有为革命吃苦的精神，怎能创造出个新世界！”
与此相反，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做人的诀窍也是两个字：“为我”。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苦乐观必然也是以此为转移的。他们以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为“乐”，以过奢侈淫逸的生活为“乐”，而当失去这一切时，就认为是“苦”了。
怎样看待苦与乐，对我们每个革命青年来说，是必须正确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干革命就要艰苦奋斗。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如此。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本世纪内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办到？因此，在今天，我们敢不敢为革命不怕吃苦，敢不敢为革命自找苦吃，就是衡量我们是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九七五年初，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上海籍战士，年轻的共产党员魏尧升同志要复员了。按照规定，他是可以回上海安排工作的，可是，小魏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后，明确了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在复员前夕，他向党组织表决心，“打破个人小圈圈，想到整个革命事业”，坚决要求复员不回上海，到艰苦的农村去干革命。组织上批准了他的革命要求。现在，他已在革命老根据地江西永新县三湾大队安家落户了。
明明可以回到上海，偏要奔赴农村；明知农村艰苦，却要扎根农村。有人觉得，这样做未免“太傻了”。不，这不是“傻”，这正是我们一切革命青年所应该选择的道路。小魏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乐，不是小家庭的舒适，而是阶级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党的需要。到农村去苦不苦？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当然要比城市艰苦些，文化生活水平也要比城市低一些。但这些是由于存在着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对于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是缩小它、限制它，还是欣赏它、扩大它？这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社会主义能不能向前发展的大问题。小魏正是从整个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宁愿自己吃苦，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尖兵，而毫不犹豫地抛弃资产阶级法权给他生活上带来的某些优越条件。这种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树立了无产阶级苦乐观的革命战士的宽广胸怀。小魏的这种革命行动，对那些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或小生产者传统心理的人来说，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在青年同志中，也有极少数人，在政治上要求很低，工作上马马虎虎，物质享受上却孜孜以求。他们整天在个人小圈圈里打转，讲究吃穿，追求安逸生活、美满的小家庭，认为这就是“乐”。在他看来，党的事业，人类的解放，都是他人的事情，自己没有关心的必要。他所关心的、操劳的，就是自己鼻尖底下的“小天地”：这些同志奉行的人生哲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图个“实惠”，或叫做图个“小乐胃”。
这种思想错在哪里？
我们从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个人和小家庭的生活安排得好一点，也是可以的。但那种单纯追求物质生活上安逸舒服的人，必然缺乏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无产阶级的雄心大志，容易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鲁迅曾经热烈赞扬“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鄙视那些“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他曾告诫人们：“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讲究“实惠”的人生哲学，追求“小乐胃”的人，从阶级根源上看，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小康思想。在旧社会，中农和一部分手工业者生活上略可温饱，要向上爬又爬不上去，便转而主张“知足者常乐，能忍受者自安”，幻想保住自己的小康局面，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在社会主义时期，这种旧观念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影响。缺乏革命理想，追求物质享受，满足于把个人生活搞得舒舒服服，把小家庭建成一个安乐窝，便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因此，从思想本质上讲，这种人生哲学仍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为它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是以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为转移的，是与大公无私，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完全背道而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阶级敌人，特别是林彪一类修正主义头子，总是力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青年，用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引诱青年，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迷惑青年。林彪赤裸裸地鼓吹“诱：以官、禄、德”，对于那种不问无产阶级政治，迷恋于生活上追求“小乐胃”的人，很易于接受这种诱骗，从而不知不觉地落入修正主义者设置的陷阱，这是多么危险啊！
有的青年同志不懂得苦与乐的辩证关系，他们觉得，艰苦奋斗，明明要吃苦，哪里有什么“乐”可言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大寨的革命青年是怎么说的吧。几年来，大寨革命青年和老一辈贫下中农一起，在建设新大寨的斗争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和流汗，他们不光听老一辈讲旧社会的苦，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中自觉地去吃苦。他们说，“吃这种苦，为的是使贫下中农不再吃二遍苦，使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苦。所以，虽苦犹甜，乐在其中。”
“虽苦犹甜，乐在其中”，这句话十分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苦乐观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战士自己吃苦，为的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获得解放，获得幸福；无产阶级战士今天吃苦，为的是建设美好的未来，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早日实现。困难和艰苦，哪里都有，对无产阶级战士说来，迎着困难上，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思想斗，其乐无穷。所以，在革命的征途上，不论斗争环境多么艰险，物质生活何等艰苦，他们的革命斗志总是旺盛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振奋的，乐观的。
你看，在斗争环境艰难的革命年代，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行军一路歌，“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你听，在祖国大西南万水千山之间修筑成昆铁路的英雄们的豪言壮语：“问我生活苦不苦，心中有个八亿多。为了祖国修铁路，越是艰苦越幸福。”
你可知道，巡逻在风雪边疆的珍宝岛战士在想什么？他们迎着满天风雪，想的是千家炉火；脚踏着三尺冰凌，想的是万里春色；吃的是一把炒米一把雪，想的是大寨谷香翻金波；住的是一顶帐篷一个雪窝，想的是大庆油田井架座座……
老红军战士方和明，民主革命时期跟着毛主席打仗走天下，全国解放后，扛起锄头坚持乡村干革命，让我们听听他谈的一段体会吧：“苦中含有甜。我在农村与泥巴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可以说，天天在吃苦，也天天在尝甜。比方说吧，大前年，我们遇到历年来最大的旱灾，为了把老天斗输，我们昼夜守在水渠上，想方设法搬水抗旱。要说苦，是吃了些。但是到了秋收时节，算盘一响，粮食又超《纲要》，当我们车拉肩挑去送公粮的时候，那个心啊，不知道有多甜！”
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崇高的思想，只有具备无产阶级苦乐观，即共产主义苦乐观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庸人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胸怀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我们一代革命青年，应当树立无产阶级的苦乐观，要象魏尧升同志那样“打破个人的小圈圈，想到整个革命事业”，为革命自找苦吃，为革命不怕吃苦，哪里任重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努力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