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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1789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它席卷全欧洲、震撼全世界，将法国千余年来顽固的封建制度砸得粉碎。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对旧有封建生产关系清算得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还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则为资产阶级巩固革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在人民的支持下推翻了封建贵族、立宪派和吉伦特派的统治，并对反革命的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实施革命恐怖；他们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军队，打退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限制大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维持了战时法国经济的运转……法国大革命的高潮——雅各宾专政“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自由、平等、博爱”，这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口号正是出自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之口。雅各宾派曾在这个口号下，为了保卫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过一系列顽强的斗争。没有雅各宾专政这柄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剑，就没有后来的资本主义。
雅各宾派对资本主义事业是忠心耿耿的，它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是十分坚决的。因此，一切封建势力都极端仇视雅各宾派，这是丝毫不令人奇怪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可现如今，对雅各宾派的攻击却恰恰来自于他们的那些资产阶级后辈，来自于那些一面对人民进行残酷专政，一面叫嚷着雅各宾专政“残暴”的巧伪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问。今天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胡说什么雅各宾派对反革命分子实行的革命专政是“滥杀无辜”、是背叛了曾经的“革命同志”，又说什么雅各宾派限制高价的法令“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在他们口中，正是雅各宾派如此“极端”的政策，才使法国的各个阶层群情激愤，最终导致他们的统治被“正义”的热月党人推翻。但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污蔑雅各宾派的种种谰言，都是丝毫经不起推敲的。雅各宾派发展壮大，推行专政，直至垮台的历史证明：从斗争立宪派和保王党，再到斗争吉伦特派及宽赦派，雅各宾派的每一个胜利既是符合人民的要求、又是顺应历史的发展，他们所执行的每一项革命政策都是十分正确且必要的，决不能以雅各宾派的断头台否定上了断头台的雅各宾派。我们应当遵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2]的方针，考察雅各宾派的历史，给雅各宾派以公正的评价，从法国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革命经验。
一、雅各宾派的产生，雅各宾派反对立宪派和保王党的斗争
1789年7月14日，革命的法国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上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3]在法国王室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后，到底由哪个阶级、哪个政治集团争得革命的领导权，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新政权，就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中心问题。为了实现本阶级和集团的政治主张和阶级利益，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都在这一时期积极活动，围绕着政权问题与其它阶级、其它政治派别进行了种种激烈的斗争。雅各宾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别。
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初期诞生的一个中小资产阶级派别，其成员多为下层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4]。他们政治上以卢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理论指导，主张以革命手段实行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法国各地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便齐聚巴黎的雅各宾修道院，在此地秘密召开各种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集会。在会上，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并建立起以罗伯斯庇尔、马拉等人为主导的雅各宾俱乐部[5]，作为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投身法国大革命。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时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6]自建立伊始，人数稀少，力量薄弱的雅各宾派就面临着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的妥协动摇分子斗争的革命任务。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首先上台的是在一开始实力雄厚，受到王室支持，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立宪派（又称斐扬派）。他们本就没有革命的要求，而且还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掌握政权，便急急忙忙地宣布革命结束，妄图阻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1791年，由立宪派操控的制宪议会急忙抛出了一部充满妥协性的《1791年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给国王以极大的权力，用纳税额卡住投票权，将广大的法国人民一概打为没有投票权的“消极公民”。这部宪法的出笼，标志着立宪派已经背叛革命，与封建地主阶级合流，滚到反革命的一边了。
而对这部没有给予广大人民任何权利、甚至将工商业资产阶级也排除在外的反动宪法，雅各宾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罗伯斯庇尔曾愤怒地指出：“如果国王给自己的祖国招致内乱和外患的一切惨祸，如果他率领叛乱者和外国人组成的军队，想要蹂躏自己的国家，并把全世界的自由和幸福埋葬在它的废墟下，那么他将是不可侵犯的吗？”[7]尽管此时雅各宾派仍然相当幼稚和具有妥协性，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甚至并不准备废除君主制，只要求实现比立宪派的主张更有利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但是为了反对立宪派独揽政权，雅各宾派与其时还支持革命的吉伦特派，以及巴黎的无产者——无套裤汉结成了联盟，与立宪派展开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
在立宪派的一味纵容下，保王党分子活动得越发猖狂。时时刻刻梦想着复辟君主专制的封建地主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以还端坐在王位上的路易十六为总代表，开始在革命队伍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与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派结成联盟。早在革命初期，路易十六就与立宪派将领拉法耶特暗通款曲，宣称他对拉法耶特“保持绝对的信任”。拉法耶特也“投桃报李”，极力在各种场合袒护国王，甚至将大臣的任免权全部交与国王后，还要每年批给他个人2500万里弗尔的王室费，待遇极为优厚。
不过，贼心不死的路易十六却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受制于第三等级的虚君，他企图逃往国外，投靠欧洲封建君主势力，借助欧洲反动君主的军队，用刺刀复辟被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专制王朝。尽管他的出逃最终失败，但仍然引起了法国人民的极度愤怒，他们聚集在巴黎的马尔斯校场，要求废除君主制。此时，立宪派将领拉法耶特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血腥镇压了这次和平示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尔斯校场惨案”。这说明立宪派早已和封建地主是一丘之貉，都是妄图扼杀革命的反动派，是“大革命事业的真正叛徒”。[8]此时的雅各宾派仍然是妥协的，他们虽一度主张参与请愿，最后却中途退出了。但也正是这次事件使雅各宾派认识到，立宪派是革命的凶恶敌人，为了将革命向前推进，夺取被立宪派把持的国家政权，他们唯有与立宪派斗争到底，别无他路。
出逃和惨案过后，立宪派迫于人民的压力，以裁定他叛逃无罪为代价换取他签署了《1791年宪法》，路易十六仍不失法王之位。然而路易十六和他背后的地主阶级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改换手法，要变本加厉地策划反革命复辟阴谋。路易十六利用宪法授予他的一票否决权屡屡否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法案，却别有用心地主动提出了要对外“输出革命”，让新生的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动对外战争，与全欧洲君主国为敌的提案，还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吉伦特派提出的相关法案，妄图借欧洲反动军队的屠刀残杀革命力量，颠覆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在君主国刺刀的保护下重掌实权。与此同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则在信中得意地写道：“一群傻瓜，他们看不出来这是在为我们服务”，翘首以待封建制度的复辟。在此之后，她更是充当了欧洲反动君主的超级间谍，可耻地向奥地利军队出卖情报。法国王室已然成为了法国革命政权的最大内奸。
为了揭露法国王室的罪恶阴谋，反对把革命“输出”到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建立所谓“姊妹共和国”、“共和国圈”的反动主张，让法国大革命不被这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葬送，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接连发表讲话，抨击法国王室和吉伦特派的荒唐言论，宣扬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对外实行民族自决，不用暴力来强迫外国接受“革命”，对内集中力量镇压国内反革命分子的革命思想。在雅各宾俱乐部里，罗伯斯庇尔慷慨陈词，发表了名为《论宫廷的战争阴谋》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痛斥法国王室妄图利用战争来使外国干涉军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罪恶阴谋，指出这场战争“是法兰西革命的敌人反对法兰西革命的战争”，“目前不应当宣战，首先必须毫不松懈地让各地制造武器，必须武装国民自卫军……必须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必须惩处有罪的大臣和坚持镇压煽动叛乱的教士……战争应当从起诉叛乱者和查封他们的财产开始”。[9]此后，他在《“真正的科布伦茨在法国”》中也认为法国此时盲目发动对外战争只会遭到各民族的反对，使自身处于遭到内外反革命敌人夹击和全欧洲人民反对的孤立境地：“没有人喜欢武装的传教士，自然和明智的第一个劝告是把他们当作敌人赶出去……这些地区（指外国）的人民群众懂得这些事件（指法国大革命），却并不懂得我们的宪法”，“由政府发动和领导的对外战争……是一种逆向的运动，这是一种会导致国家死亡的变动。这样的战争……预示着将使带来种种侵害的自由的敌人得以顺利地发难”。[10]虽然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派的正确主张在当时由于遭到了资产阶级大多数派别和王室的反对而未能得到采纳，但这充分表明了雅各宾派在当时作为资产阶级进步派别的革命性。
此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雅各宾派的先见之明。在对欧洲君主国宣战后，由于内部叛徒的出卖和法国军队依旧实行革命前腐朽落后的旧制度，法国在战场上一败涂地，欧洲反法同盟的反动军队长驱直入、进抵巴黎。1792年5月25日，反法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公爵发布《布伦瑞克宣言》，叫嚣：若是法国人民胆敢伤害法国王室，巴黎将遭到血洗。反革命势力一时间喧嚣尘上，法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面临着被内外反革命分子武装颠覆的严重危险。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立宪派却毫无作为，负责指挥军队的前线总司令拉法耶特甚至不顾战况、弃军而逃，亲自返回巴黎发表恶毒攻击雅各宾派的演讲，叫嚣要解散雅各宾派俱乐部，镇压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革命者，甚至企图借国民自卫军发动武装政变，用反革命暴力维持反动统治。但是，人民是要革命的，在法国人民满腔怒火的斗争下，他的反革命阴谋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粉碎：受革命思想熏陶的国民自卫军士兵拒绝执行他的命令；王室等保王党分子迫于人民压力作壁上观，拒绝与他联合；他的演说则迎来了一切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激烈反对。最后，走投无路的拉法耶特竟仓皇出逃、狼狈投敌，朝奥地利方向逃窜，成为了赤裸裸的革命叛徒，最后落得一个在普鲁士境内锒铛入狱的可耻下场。立宪派对内镇压革命，对外投降叛变的反革命立场已经暴露无遗。
与立宪派相反，雅各宾派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主张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指出“只有打击拉法耶特，法国才能得救”，要求废除君主制、推行共和制。他们顶住了立宪派施加的强大压力，于1792年8月10日联合以无套裤汉为主的巴黎民众发动起义，推翻了立宪派的统治，逮捕了路易十六等王室成员和立宪派分子，在事实上废除了君主政体。9月21日，第一届国民公会召开，吉伦特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并上台，正式接管了此前由立宪派控制的政权。1793年1月，吉伦特派控制的国民公会在人民群众的愤怒要求下，被迫同意雅各宾派要求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的提案。至此，立宪派和他们的政治盟友保王党垮台，雅各宾派反对立宪派和保王党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依靠人民的支持扩大了自身在革命政权内的权力，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然而，如今的资产阶级却一方面大肆攻击雅各宾派处死路易十六的正义之举，另一方面又将路易十六这个叛国贼美化成“心系人民”、“温良仁善”的好国王，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反革命的政治本质。对此，罗伯斯庇尔曾说：“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11]。为了发展和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雅各宾派和保王党、立宪派之间没有任何妥协余地。雅各宾派从支持君主立宪到支持共和的转变，是阶级斗争浪潮推动下的必然结果，这正好说明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抽象的“暴政”。雅各宾派对立宪派和保王党实施的革命暴力，绝不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所污蔑的“暴政”，而只是顺应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这样的暴力是必要和正义的。
二、雅各宾派反对吉伦特派的斗争，雅各宾专政的建立
取代立宪派而上台的是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是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与封建制度有着很深的矛盾——封建行会、专利公司、关卡林立和度量衡不统一等，都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曾经参与过民主共和运动，但是，他们由于背着极为沉重的私有财产包袱，便在革命中顾虑重重，特别是害怕群众运动危及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他们对于把革命推向前进往往是动摇的，对于封建反动势力往往是妥协的。在吉伦特派取得政权后，这种动摇性和妥协性更是进一步发展为反革命性。在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后，广大的法国人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要求彻底摧毁千余年来强加于自己身上的封建枷锁，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的政治制度及其生产关系。为了防止封建制度在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实现复辟、为了更加彻底地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中小资产阶级也要求推动革命更进一步。他们势单力薄，无力单独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对抗，故而在与二者的斗争中往往向人民寻求支持。然而，对于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来说，王政既已废除，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也被扫清，那么就应该“到站下车”了。为了使革命就此结束，吉伦特派甚至否认旧制度的复辟是当时的主要危险，不惜与保王党分子勾结，将矛头转向坚持革命的人民群众和雅各宾派，事实上成为了封建势力在革命队伍中的代理人，成为了投降派。就这样，雅各宾派与人民继续联盟，吉伦特派则与保王党等各色反革命势力同流合污，围绕着是继续革命还是倒退复辟的核心问题，两个营垒在各条战线上爆发了尖锐斗争。
在如何处置通敌叛国的国王的问题上，吉伦特派为了防止革命走向“过激”，与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死保路易十六，主张将其“留待战后处置”，而革命的雅各宾派和人民群众则要求立即审判并处决国王，以进一步打击反革命气焰并巩固革命成果。吉伦特派千方百计地拖延对路易十六的调查和审判，甚至援引《1791年宪法》中关于国王的人身“不可侵犯权”的条令，反对将其处决。只是到后来，在杜伊勒里宫铁柜中发现的通敌密信彻底暴露了路易十六的叛国面目——铁证如山！在人民的滔天怒火下，吉伦特派再也无力辩驳，只得顺应雅各宾派和群众要求，将路易十六处以死刑。
吉伦特派还纵容保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他们的经济和军事政策是旺代保王党叛乱爆发的重要原因。1792年12月，吉伦特派颁布法令废止粮食统制，此后物价飞涨。次年2月，指券[12]贬值50%。劳动者工资与生活开支的差距日增，他们在全国各地不断掀起骚动。在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下，地主纷纷转向保王党，希望借助王政维持对土地的占有。1793年，吉伦特派颁布的三十万征兵令成为了叛乱的导火索。西部农民本饱受封建压迫之苦，起先也曾对革命表示拥护。但是，吉伦特派不仅没有满足他们对于土地的要求，反而带来了高昂的物价；不仅没有废除“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划分而给他们以政治权利，反而废除了历史悠久的村民大会。本就遭到吉伦特派以应对战争为名盘剥的他们，如今又要被强制征兵入伍。这一切都造成了他们对革命的不满，使他们易于受到反动宣传的蛊惑。3月，保王党分子在西部的旺代省及周边地区组织“天主教王军”，利用反征兵口号煽动农民发动叛乱，一路攻城拔寨，猖狂一时。然而吉伦特派不以为意，只派遣少数军队前往镇压。这些军队的将领往往消极怠战或根本不会作战，致使整个旺代地区只剩下两个城镇为共和政府所掌握。当时，唯有雅各宾派坚持对叛乱进行严厉镇压。3月19日，国民公会根据雅各宾派的主张通过法令，规定凡属携带武器的叛徒一律处死。雅各宾派上台后，此次叛乱终于在强力镇压下被平定下去。
在经济上，吉伦特派实行的政策仅限于清除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阻碍，他们极力保护投机利益和私有财产，对群众处境的改善并不在乎，迟迟不肯颁布为城市贫民和劳动农民所强烈要求的限价法令和土地法令。在连年的内外战争中，法国工商业遭到极大破坏，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却趁机大做起投机买卖。吉伦特派成为了投机商的保护人，不愿对物价进行任何干涉。为弥补战争造成的巨额军费开支[13]，吉伦特派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一时纸币暴跌，农民不愿出售粮食，全国到处发生粮荒，客观条件对投机特别有利。在吉伦特派的反动政策下，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富裕农民藏匿粮食，物价腾贵、工业衰落，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城市贫民不堪其苦。群众运动由是高涨，城市居民强购商品、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政府实行限价。在反投机运动中，出现了革命期间最激进的派别——忿激派，它代表城市最贫苦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实行商品最高限价。雅各宾派最初并不同意忿激派的主张，但为了在与吉伦特派的斗争中取得群众支持，它和后者逐渐接近。1793年5月4日，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国民公会第一次通过了粮食限价法令。这一法令使得雅各宾派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土地问题上，吉伦特派代表富农利益，甚至为了保障私有财产竟也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愿对土地进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分配。在立宪派统治被推翻后，吉伦特派为在新选举中骗取农民支持，曾假意表示同情农民，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法令。然而，即便是在这些法令中，对封建生产关系的铲除也极不彻底：仅仅次要的封建税金和对教会的负担遭到废除，主要的封建义务——如地租、代役租等——仍需农民赎回。关于没收逃亡贵族和王室土地，并将其分成小块向农民出卖或租佃的法令，后来被吉伦特派借口“调查不足”而取消；分配公社公有土地的法令也未见实行。这两条法令直到雅各宾专政时期才得以实现。此外，雅各宾派还宣布无偿取消一切封建义务，下令焚毁一切封建契约并禁止私藏。在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下，数十万无地、少地农民以低价取得了土地，他们成为了拥护革命、保卫祖国的生力军。
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吉伦特派始终希望通过战争为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海外掠取市场和土地。1791年8月，普鲁士、奥地利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支持路易十六，外国干涉战争的威胁愈发临近。路易十六心怀鬼胎，秘密策划着“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的阴谋。此时，雅各宾派正确地指出，法国和革命的危险主要来自国内的封建势力，要求首先肃清内部敌人，“真正的科布伦茨[14]在法国”。[15]而吉伦特派不仅不支持雅各宾派的主张，反而与路易十六苟合。1792年4月20日，法国向普、奥宣战，战争还是爆发了。
当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雅各宾派便力图使它转变为保卫法国革命成果、支援欧洲革命力量的战争，而吉伦特派则将其视为转移或掩盖他们的反动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手段。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主张，要将法国边界扩张到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而另一个吉伦特派分子罗兰供认：“我们一定要使我国成千成万的军队前进，进到他们两足所能及之处。否则，他们一返国就会致我们于死命。”吉伦特派发动了战争，却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本已解放的尼德兰地区陷于敌手，南部的重要港口土伦也被英军占领。就在此等危机时刻，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率军叛变，同干涉军一道进攻共和国，可见吉伦特派的“战功赫赫”。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本就是一个妄图在革命中趁机攫取独裁权力的野心家，早在1791年，他就殷勤地在多封密函中就如何制止革命向路易十六建言献策。在路易十六被处死后，他又转而拥立奥尔良公爵，密谋借助奥国力量复辟君主立宪制。雅各宾派对他早已不信任，雅各宾派领袖马拉公开将其称为叛贼，但吉伦特派却仍对他赞赏有佳，极尽奉承献媚之能。在部队中，迪穆里埃保护军需承包人，他所属的士兵衣服、饮食都很坏，大量义勇军归国，剩下的多半是未经改造的旧军队士兵。他们纪律很差，常常从事劫掠，战斗力可想而知。在对荷兰的进攻中，迪穆里埃因分散本已不多的兵力而遭到惨败。为此，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国防委员会决定将其撤职，派出一名将领携三名特派员取代他的位置。不料，迪穆里埃竟将四人拘留，甚至把他们交付敌人。之后，他更是于1793年3月妄图煽动军队调转枪口进攻巴黎，以恢复君主立宪制并释放王后。然而，广大官兵依然拥护革命，在这一企图遭到挫败后，迪穆里埃率部千余仓皇逃往奥国，彻底沦为可耻的卖国贼。这样一个革命叛徒能够长期保有军队的统帅权，吉伦特派“功不可没”，他们早已成为了迪穆里埃一类的靠山和后台。迪穆里埃的叛变阴谋早有端倪，而吉伦特派却死命保留他的职位，致使其活动愈加公开和猖獗起来。到雅各宾派上台时，各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并占领了法国的大片领土。只是雅各宾派颁布的土地法令，才激发了农民参与军队、保卫祖国的爱国热情。他们在短期内组成一支四十二万人的大军，终于在1794年7月将所有外国干涉军赶出法国。
在吉伦特派实行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下，1793年初，旺代的保王党叛乱和反法同盟已经从内外将革命政权包围，革命形势极为不利。然而，吉伦特派非但不能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4月，吉伦特派诬告雅各宾派领袖马拉，把他送上法庭。在马拉受审的途中，巴黎人民、革命市政府和外省的雅各宾俱乐部支部纷纷出面为他示威声援。由于群众的斗争支持，马拉最终被判无罪。吉伦特派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提升了雅各宾派在群众中的声望。5月18日，吉伦特派又组织反动的“十二人委员会”，妄图取缔作为雅各宾派主要营垒的巴黎革命市政府——巴黎公社。24日，吉伦特派下令逮捕雅各宾派领袖、巴黎市政府副检察长埃贝尔。可见，吉伦特派此时已经完全沦为了革命的敌人和阻碍，不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革命就有被扑灭的危险。愤怒的巴黎人民首先行动起来，他们组织起一支八万人的武装队伍，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起义。在起义中，雅各宾派联合忿激派，发挥了领导作用。29名吉伦特派反动议员被逮捕，政权转入雅各宾派手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此上升到最高阶段。
但是，起义并没有完全消灭吉伦特派的力量，许多吉伦特派议员逃走。在外省，由于原有的市政府得到保留，吉伦特派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四处挑起叛乱，妄图使各省“独立”，组织对抗雅各宾专政的“联邦政府”，甚至不惜与保王党勾结。6月中旬，全法国83个省中有60个发生叛乱。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雅各宾派革命政权遭到颠覆，雅各宾俱乐部也被捣毁，八百余名成员被杀。在马赛、南特和波尔多等商业城市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吉伦特派与旧贵族合作，他们窃据市政，驱逐国民公会的特派员，设立反革命法院对雅各宾派大加迫害。7月，为阻止雅各宾派的革命恐怖，吉伦特派丧心病狂，竟使出卑鄙的暗杀手段，派出刺客夏洛蒂·科黛将马拉公然刺死在其家中，反动势力一时猖狂到了极点。大敌当前，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知道，他们必须联合人民。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颁布土地法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通过革命期间最激进的《1793年宪法》，取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规定实行普选制；通过全面限价法，制止通货膨胀，建立征用粮食的“革命军”；派出雅各宾派成员担任各地军队特派员，确保军队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政权手中；加强革命恐怖，严厉镇压投机商和反革命分子。革命恐怖是雅各宾派对当时反革命分子的革命专政，它是雅各宾派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推行的。后来的地主资产阶级为攻击革命，污蔑革命为“暴政”，纷纷对“革命恐怖”大加攻击，好似这样的革命专政一无是处，仅仅带来了“悲剧”一样。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16]如果没有这种恐怖，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的继续胜利，也就没有这之后对法国封建制度更加彻底的扫荡了。在实行了雅各宾专政后，法国资产阶级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遭到了镇压，暂时无力再反对革命政府，法国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得到了承认，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而爆发了强烈的革命热情；法国工人在雅各宾专政中惩处了那些罪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部分稳定了物价，并获得了政治上更多的自由，并得到了法国将要实行资产阶级范围内最民主的宪法——《1793年宪法》的承诺，他们为了保卫并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应得权益而纷纷拥护革命，誓要粉碎一切想要把他们重新拉入封建制度深渊的复辟势力。马赛、里昂、旺代的叛乱终于先后在8—12月间得到平定，法国境内的各国干涉军在雅各宾专政结束时都基本被赶出国外，法军甚至还乘胜追击到了比利时，在当地建立了革命统治。革命的成果保留下来了，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了。
三、雅各宾派反对宽赦派的斗争，雅各宾专政的继续和发展
雅各宾派虽已在1793年6月夺取了最高政治权力，但它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却从未停止。在雅各宾派的革命恐怖政策下，王后与吉伦特派头目先后在10月间被送上断头台，反革命气焰遭到沉重打击。彼时彼刻，依然流窜于社会各界的反革命分子眼见公开的对抗已然不再可能，便转而采取更加隐蔽、阴险的分化政策——收买雅各宾派中的动摇分子，以挑动雅各宾派内部的分裂。因此，以丹东为代表、主张同大资产阶级媾和的宽赦派就成了他们拉拢的对象。
宽赦派是雅各宾派中的右翼，他们是投机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所希望的不过是保全自身，所渴求的也不过是升官发财，这些大资产阶级往往并无任何立场，只是如同政治娼妓般在各派间摇摆不定，左右逢源。宽赦派的代表就是丹东。丹东原本是和马拉、罗伯斯庇尔齐名的雅各宾派领袖，他在革命初期为革命民主事业做出过一定贡献。他曾支持破坏封建制度，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奔走呼号，热烈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痛击内外的反革命势力：“我们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只有这样共和国才能得救。”然而，在丹东身上也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立场，“尽管他身居山岳之巅，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沼泽派的领袖”[17]。在与吉伦特派的斗争中，他动摇不定，曾试图调和两派之间的矛盾，呼吁双方“共同对敌”。为此，他还责备马拉“不应因为某些过激的个人而谴责一个省的所有议员”。[18]丹东更与革命的叛徒和卖国贼迪穆里埃交好，甚至在后者向共和国发动进攻时还试图为其辩护，直到其公开叛国投降后才堪堪作罢。彼时同大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暧昧不清的关系，便已预告了丹东日后叛变革命的罪行。
在雅各宾派取得政权后，丹东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和积累的政治资本大肆贪污腐败、投机倒把，彻底蜕化变质成了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在革命前，丹东不过是一个背负着数万里弗尔购官欠款的无名律师。而到他临死前，他已拥有巨量产业，财产竟积累至数十万里弗尔。已在经济地位上迈入大资产阶级行列的丹东，在政治思想上也迅速地朝着他们靠拢。他不愿意继续将革命推向前进，主张对内宽赦投机商人和反革命分子，对外同各国干涉军议和。丹东是宽赦派的一个缩影，其中的许多人也同他一样成为了新的大资产阶级并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要不要继续革命，要不要维护资产阶级政权，要不要镇压革命队伍内部危害革命的宽赦派叛徒？这个问题摆在了雅各宾派面前。一贯坚持“事情如果半途而废，那便等于什么也没做”的雅各宾派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主张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在吉伦特派的统治被推翻后，宽赦派和雅各宾派之间再次爆发了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雅各宾派主张对吉伦特派分子实行严厉的专政，并派遣革命军队镇压反革命叛乱；而宽赦派却对吉伦特派报以温情，使原吉伦特派外交部长勒布伦的职务得以保留。埃贝尔派要求与外国干涉军作战到底，以保卫革命的成果和祖国的独立；可宽赦派却主张与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媾和……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已敏锐地觉察出宽赦派的反革命行径，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在演讲中痛斥丹东及其同党的腐化生活，彻底撕下了宽赦派的宽容假面。宽赦派成员的声望一落千丈，彻底失去了劳动人民的支持，大资产阶级此时也因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而人人自危，根本无力掩护他们，宽赦派领袖丹东过去所积累的政治资本化为乌有，他在1793年7月的救国委员会票选中落选，退出了革命的权力中心。
丹东一众虽被开除出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救国委员会，但其反革命活动不仅并未停止，反而因为他们的失势而更加猖狂起来。在发现雅各宾派对外国间谍和国内投机分子的调查会对他们产生威胁时，宽赦派就公然站到台前，向雅各宾专政发起最疯狂的进攻：他们把雅各宾革命专政下的法国说成是“告密者飞黄腾达的天堂”、“法官与原告的屠杀场”，将罗伯斯庇尔说成“多疑的暴君”，称他“迫害天才、迫害有产者、迫害其他所有的人”；他们借口所谓“爱惜人类的鲜血”，要求彻底停止实行革命恐怖，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大赦；他们主张取消限价法令，实现“商业自由”；他们对被投入监狱的卖国贼与投机分子暗中襄助，甚至帮助英国奸细的银行启封，并助其逃出法国。反动势力看似疯狂到了顶点，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宽赦派的政策与劳动人民的要求根本相悖，他们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即使制造了如此多的反革命舆论，却无法对雅各宾派的统治造成任何威胁，于是很快便遭到雅各宾派的清算。1794年4月，丹东、德穆兰等宽赦派被处以死刑，“腐化堕落的偶像”们最终以一副滑稽的面貌退出了历史舞台。
宽赦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在形成之时，就已经从革命派中分化出来，成为了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高喊着所谓“宽赦”的美妙字眼，实际上企图篡夺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复辟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早已沦为了革命的叛徒。因此，雅各宾派将丹东等人送上断头台，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是所谓争权夺利的“同室操戈”，而是维护革命政权的必要举措，在客观上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
四、雅各宾专政的垮台，批判反动的“杀人太多论”
尽管雅各宾派曾与人民结成同盟，且与保王党、立宪派、吉伦特派、宽赦派等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是雅各宾派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它与人民在阶级立场上是有着根本对立的。虽然他们反对封建主和大资产阶级，但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削弱和资产阶级革命基本要求的达成，他们也不愿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雅各宾派害怕人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破坏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秩序。“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19]因此，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雅各宾派最终也将资产阶级专政的矛头指向了曾经的同盟者——劳动人民。在雅各宾派掌权后，虽然他们颁布了一些如嫌疑人法和最高限价法等法令，以镇压反革命分子、维护劳动人民利益，但这些不过是他们维持与无套裤汉同盟的临时性手段，目的是防止反革命分子夺走他们尚不稳固的政权。他们希望利用人民的力量达成自己的目的，又不希望人民的革命运动超出自己的掌控，更不希望人民执掌政权。为此，他们制定了许多限制人民权利、镇压人民活动的狭窄框框。雅各宾派保留了立宪派在1791年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列·霞白利法》，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雅各宾派的最高限价法虽然规定了最高物价，但同时又规定了最高工资，也没有对最低工资的规定，资产阶级仍得以随意降低工人工资。雅各宾派还镇压了其他主张更加激进的派别。忿激派不满于雅各宾派政策的不彻底性，要求逮捕囤积硬币和制造饥饿的银行家、没收革命期间暴发户的财产、免去军中贵族和富人的职位、全部开除国民公会内部的吉伦特派分子、立刻实行新宪法。对于雅各宾派颁布的《1793年宪法》本身，忿激派也看透了它的资产阶级虚伪性，因为它仅仅只是抽象地规定了人与人在政治上的形式平等，却从未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实际的不平等作出过任何限制。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曾满怀愤怒地对《1793年宪法》控诉道：“在宪法的哪一章中，我们能找到对于囤积投机的谴责？假如人们中间还有一个阶级能迫使另一个阶级陷于饥饿，那末，这是什么自由呢？假如富人依靠其垄断而享有生杀予夺之权时，那么这是什么平等呢？自由、平等、共和国——在今天只不过是空话罢了。”[20]雅各宾主义的阶级性是十分明显的，它不论如何地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革命的作用，但归根到底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它是与人民根本对立的。
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雅各宾派也充分暴露出了自己身为资产阶级镇压人民的一面。面对忿激派的革命主张，雅各宾派不仅不愿满足这些要求，反而还于1793年9月逮捕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及其战友，并将他们交付审判。在忿激派被镇压后，雅各宾派更是向埃贝尔派举起了屠刀。埃贝尔派是雅各宾派内部的左翼，他们主张废除基督教、扩大打击投机的范围、对财产征收累进税、取缔高利贷、将革命公敌的土地交给贫民、将逃亡业主的工厂收归国有、继续革命战争，并准备发动新的起义。1794年3月，罗伯斯庇尔把埃贝尔、肖梅特等左派领袖送上断头台，从此公开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此后，雅各宾派更是在镇压劳动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放松了对粮食供应和生活必需品的管制，甚至容忍各种违反最高限价法的行为，放弃了经济上对投机商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取缔了巴黎地区其他有组织的人民俱乐部，企图“定于一尊”，使无套裤汉从此噤声；他们还撤销了先前设置的“革命军”组织和“反囤积专员”职位，将无套裤汉从政府中一脚踢开。雅各宾派背离革命的行为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他们看到深受自己信赖的领袖纷纷遭到政府镇压，而同时自己的生活也并无改善，不愿意再信任和支持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割断了自己与人民的联系，使专政丧失了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他们从真老虎变成了纸老虎。
经过对宽赦派和埃贝尔派的镇压，雅各宾派似乎消灭了一切对自身统治的威胁。然而，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大资产阶级还在继续暗中搜罗力量，在各个阴暗的角落中密谋推翻雅各宾专政。就连雅各宾派本身也对此有所察觉。为了巩固雅各宾专政，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镇压提出要废除基督教，反对一切宗教的埃贝尔派，深感自己统治基础薄弱的罗伯斯庇尔把宗教迷信当作救命稻草——1794年6月8日，罗伯斯庇尔竟荒唐地炮制了所谓的“最高主宰崇拜”，话里话外地把自己说成是所谓“最高主宰”的化身，把资产阶级专政美化为绝对合乎所谓“美德”的统治，企图依靠迷信的方式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加强雅各宾派的政治力量。但是，当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开始镇压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时候，他和他的雅各宾派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没有人民的支持，所谓的“最高主宰”不过是空洞的，虚幻的神灵，一点都无法为雅各宾派带来任何现实的力量，它并不能掩盖雅各宾派在政权中力量薄弱的事实，以及他们处于被大资产阶级、保王党和人民共同反对的孤立境地。雅各宾派无论如何是无法依靠一群资本单薄、思想软弱、人数稀少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圣鞠斯特、库东、小罗伯斯庇尔（即罗伯斯庇尔之弟）等——与资本雄厚、反革命意志坚定、党羽众多的大资产阶级抗衡的。因此，他们不但没有能力阻止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组建反动的热月阴谋集团，而且就算在察觉到密谋推翻他们统治的阴谋后也几乎毫无办法，只得不断作徒劳的挣扎，麻木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反革命政变。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资产阶级来说，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专政仅仅是他们在法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面临被彻底颠覆的危险时所采用的一种非常措施。当法国解除了国内外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而那时罗伯斯比尔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他终于在7月27日垮了台。”[21]1794年7月26日即热月8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已经出现了阴谋集团。然而，此时的雅各宾派却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来识别和镇压反革命分子，他们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如圣鞠斯特，甚至主张加强“团结”，向大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次的演讲不但没有对大资产阶级形成威慑，反而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尽快发动政变，以快打慢，试图在雅各宾派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之前，将他们眼中的“暴君”“一举粉碎”。7月27日，即热月9日，就在罗伯斯庇尔发表最后一篇演讲的第二天，反革命势力就在国民公会上发动了突然袭击，打断了当时圣鞠斯特的发言，在混乱中将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库东、小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领袖逮捕，发动了使大资产阶级上台篡夺政权的热月反革命政变。当晚，巴黎市政府和雅各宾俱乐部派兵营救，将罗伯斯庇尔一行救出。然而，大势已去，此时巴黎的48个区中仅有13个出兵拥护雅各宾派，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不仅如此，罗伯斯庇尔自己也完全丧失了所有信心，既感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没有力量，无法在反革命阴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又因为自己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资产阶级本性，不能和不愿借助人民的力量来挫败热月党人的阴谋，夺回被夺走的政权。最终，他选择了束手就擒，放弃一切反抗，无力地哀叹道：“强盗得志，共和完了！”28日，反动军队再次逮捕了他们，并于下午将他们送上断头台，雅各宾专政就此终结。
雅各宾派统治的垮台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必然性。雅各宾派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力量弱小，需要借助劳动人民的力量对抗封建旧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作为剥削阶级，他们与劳动人民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这样的阶级特性决定了他们既不甘心使反动势力梦寐以求的旧制度复辟，又不可能坚定地与劳动人民一道反对大资产阶级，于是只能利用二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为自己的掌权开辟道路。然而，随着自身目标的逐步实现，他们与人民的联盟便走向破裂，他们的政权也因此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力面对大资产阶级的进攻，只得束手就擒。
但是，资产阶级学者们却将雅各宾派垮台的原因归结为其“极端”政策和“屠杀”了太多“无辜者”，以至最终被“代表人民利益”的热月党人推翻，但事实并非如此。雅各宾派的政策看似极端，但实际上只是针对反革命分子而实施的革命恐怖，法国大革命能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大半归功于这样“极端”的政策。而致使雅各宾派最终失败的原因，并非是什么杀人太多，而恰恰是没有彻底地实施革命恐怖。一方面，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不够坚决，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恐怖加之于人民。在他们手上，恐怖从保卫革命的工具变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22]。雅各宾派未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彻底镇压，反而给热月党人等反革命分子留下了活动的空间；而对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忿激派和埃贝尔派，他们却果断镇压，致使他们几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看似威风凛凛的革命统治，实际上变成了空架子，最终被热月党人轻而易举地推翻。
资产阶级学者所谓“杀人太多”导致雅各宾派最终失败的言论，完全是重弹宽赦派的老调。资产阶级所谓反对暴力，实际上反对的只是革命的暴力，而对于反革命的暴力，他们始终是认同的。他们批评雅各宾派对反革命“不行仁政”，却对立宪派屠杀抗议群众、热月党人镇压牧月起义的暴行闭口不谈，极尽美化之能事。可见，资产阶级反对暴力是假，反对革命是真！
五、雅各宾派的历史地位，正确评价雅各宾派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保王党与立宪派是革命政权凶恶的敌人，掌权后的吉伦特派和宽赦派则蜕变为了革命政权之中阴险的叛徒，雅各宾派对他们的专政，无疑是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的，是符合革命利益的。雅各宾派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专政非但不是“暴政”和“屠杀”，而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必要的革命恐怖。即使在专政末期，雅各宾派逐渐蜕变为阻碍革命的势力，但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他们的主要方面是推动革命发展的进步派别，奠定了如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今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是由雅各宾派确立的，这是对那些“数典忘祖”的资产阶级最大的讽刺。
罗氏虽死魂犹在，正如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一样，雅各宾派虽然消失了，但是他们造成的影响却是很深远的。热月政变后，残余的雅各宾主义者高喊“为罗伯斯庇尔报仇”的口号，尝试重建雅各宾专政；在黑暗的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一度举起雅各宾主义的旗帜要求推翻王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直到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列宁还多次赞扬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主张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当效仿雅各宾派，对反动势力予以坚决打击。不仅如此，雅各宾派的革命思想还传播到了国外，引起了西方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大地震：海地的黑人资产阶级组织起了“黑人雅各宾派”，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建立了第一个黑人资产阶级共和国；英国的雅各宾派曾在雅各宾专政的同时期四处活动，密谋推翻英国封建君主制，一度引起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极度恐慌；爱尔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雅各宾主义为武器，反对英国的民族压迫，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造成了震动；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巴贝夫虽在根本上批判雅各宾派镇压人民的反动的一面，但是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督政府的热月反动时，也曾说道：“恢复罗伯斯庇尔就是恢复民主”，将雅各宾主义当作法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总之，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雅各宾主义一直是民主主义者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它的锋芒直指一切封建制度，对此后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反，反动派则是对雅各宾派的革命暴力杯弓蛇影，心有余悸。早在热月政变刚发生不久，热月党人就开起了谣言公司，为被雅各宾专政镇压的牛鬼蛇神大肆翻案，抹黑雅各宾专政是“暴虐”的“专制”，捏造所谓罗伯斯庇尔密谋与路易十六的女儿联姻，想要成为复辟君主制的“暴君”的无耻谰言[23]；在复辟年代和七月王朝时期，保王党分子还在疯狂鼓吹雅各宾专政是雅各宾派“血腥罪行的样本”；即使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年代，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无所不用其极的资产阶级也悍然将“雅各宾主义”的名头扣到了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头上，咒骂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庇尔”，借攻击雅各宾专政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国19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电影中，法国资产阶级依然没有放弃对雅各宾派的污蔑，公然把雅各宾派抹黑为“残暴”的“刽子手”，以服务于其反对暴力革命，宣扬阶级调和论的反动宣传；直至今日，中修喉舌《北京青年报》还疯狂攻击雅各宾专政是“血腥专制方式”，“狂热而无情的杀戮”。[24]
这一切激烈的争论足以说明，对雅各宾派的历史评价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到是否坚持革命暴力，是否要求对反动势力实行专政，是否要反对旧制度复辟的问题。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25]，列宁也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26]，不管是考茨基还是当今的中修叛徒集团，都无比激烈地辱骂雅各宾派，就是因为他们要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正好能够说明他们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暴力革命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雅各宾派的历史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同样是有着参考价值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所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在旧资产阶级革命中是空前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种种革命专政措施，到今天还能够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提供某些宝贵的历史经验，而雅各宾派坚持革命的精神，到今天还是有某些教益的。如今的资产阶级正和过去的各色反动派一样，挥舞着反雅各宾主义的破旗反对暴力革命。批判他们对雅各宾派的污蔑，对于将资产阶级鼓吹“行仁政”的虚伪谬论批烂批臭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如今的无产阶级较之过去的一切剥削阶级来说是更加伟大和英明的，无产阶级革命较之任何资产阶级革命来说也是要伟大无数倍的，而如今的时代比起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则更是一个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新世界破土而出的伟大时代。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吧！
-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三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毛泽东：转引自《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 ↑
-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 ↑
- 从家庭出身来看，罗伯斯庇尔是出身自没落律师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律师，马拉是出身自教师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医生，圣鞠斯特是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法学生，在经济地位上大多处于清贫状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因而容易接受卢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政治上代表了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
- 广义上的雅各宾派在革命初期泛指一切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因此在立宪派尚未明显表露出其反革命本性，吉伦特派尚未彻底反对革命时，他们也曾在雅各宾俱乐部内活动，也曾被称为“雅各宾派”。狭义上的雅各宾派则仅指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俱乐部内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当时被称为“山岳派”，以与雅各宾俱乐部内部的其它政治派别相区分。为了便于理解，全文各处的“雅各宾派”均指山岳派，而立宪派、吉伦特派则一律称之为“立宪派”和“吉伦特派”，此后在雅各宾派内部分化出的宽赦派和埃贝尔派同理。 ↑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 ↑
- 罗伯斯庇尔：转引自《罗伯斯庇尔》，《世界史话（近现代部分）》，《青年自学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
- 列宁：《解放派和新火星派，保皇派和吉伦特派》，《列宁全集》第八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 ↑
- 罗伯斯庇尔：《论宫廷的战争阴谋》，《罗伯斯庇尔选集》，中文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
- 罗伯斯庇尔：《“真正的科布伦茨在法国”》，《罗伯斯庇尔选集》，中文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
- 罗伯斯庇尔：《“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罗伯斯庇尔选集》，中文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
- 指券是法国大革命时由政府颁发的纸币。 ↑
- 1792年12月，国库收入仅三千九百万里弗尔，而支出中仅战费一项即需二亿二千八百万里弗尔。 ↑
- 科布伦茨是德国一座位于德法边境的城市，法国的流亡贵族在逃窜出国后大多涌向此处，于此地策划阴谋，妄图组建复辟势力，借助外国干涉军的力量实现法国的封建复辟，重新建立以法国王室为专制统治者的法国旧制度。“科布伦茨”一词在当时已成为地主阶级反革命巢穴的代名词。 ↑
- 罗伯斯庇尔：《“真正的科布伦茨在法国”》，《罗伯斯庇尔选集》，中文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
-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89年1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71年。 ↑
- 勒瓦瑟尔：转引自马克思：《<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82年。 ↑
- 此处指吉伦特省，因为吉伦特派议员多出自于法国的吉伦特省。 ↑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鲁：转引自周一良《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89年1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71年。 ↑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71年。 ↑
- 热月党人在发动热月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便捏造了所谓的“王室阴谋”，声称罗伯斯庇尔为了当上“暴君”，早已在暗地里与路易十六被囚禁的长女玛丽·特蕾莎订婚，阴谋通过与法国王室公主联姻来继承王位，复辟君主专制制度。随着拿破仑称帝以及之后的波旁王朝复辟，这样可笑的罪名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罗伯斯庇尔被强加的罪名也从阴谋复辟君主制变为了反对复辟君主制，正如所谓的“四人帮”在被中修叛徒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后其罪名同样离奇地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为了“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这无疑说明此类罪名只是做贼心虚的反革命阴谋家在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为了欺骗群众而临时编造的谎言，一旦造谣者自己打算实践他们给对方强加的罪名时，就只得偷偷摸摸地把原来的功绩改为罪行，把原来的罪行改为功绩，然后将颠倒过来的罪名再度强加给对方。 ↑
- 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26/c_128835841.htm。 ↑
-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73年。 ↑
-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