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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人物的塑造和描写，是文学创作的中心环节”[1]。人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人物是文艺作品的中心内容。同时，在阶级社会中，如其他一切意识形态一样，文学艺术总是反映和表达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因此，一定的人物形象以及作者对它的态度或评价，正是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观点和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文艺创作特别是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概念化、公式化的不良倾向。它使人物缺乏个性、落入陈套，不能生动具体地展现其所属阶级的本质特征，不能以较好的艺术形式承载一定的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来主张“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方法。然而，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却利用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口号，大肆贩卖人性论和折衷主义，攻击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艺，美化剥削阶级人物。“立体人物论”（或“圆形人物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文艺界所炮制出的又一谬论。
立体人物论是在反对文艺作品塑造“扁平人物”的基础上提出的。“扁平”，即“性格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或“易于预测的”，传统资产阶级“超级英雄”文艺中所谓“伟光正”的主角和“一坏到底”的反派便是“扁平人物”的典型。按照立体人物论的说法，它之所以反对这两种类型的人物，是因为“人性”是自私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尽管资产阶级文艺作品塑造各种所谓“英雄”形象实际上也并不主张大公无私、舍己为人，而是通过美化资产阶级的文艺化身的方法，将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人类的利益）；同时也是因为“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没有“纯粹善”的人一样，“纯粹恶”的人也是没有的，人们心中总是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总之，“扁平人物”既然不符合于“人性”，那么自然也是不符合于现实的。
虽然立体人物论也“批评”某些资产阶级文艺作品和创作方法，但它特别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文艺塑造“高大全”的，即集中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事实上，立体人物论正是极力混淆歪曲生活的资产阶级“英雄人物”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区别，硬说二者都是不符合“人性”的、不符合“现实”的。与此相反，它主张塑造“性格复杂”的“立体人物”。何谓“性格复杂”？简单来说，即是自相矛盾、具有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即是“既好又坏”、“半好半坏”。在当代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中，如此“立体人物”简直数不胜数——自私自利却总是能救万民于水火的“反英雄”[3]、无恶不作却“义薄云天”的地痞黑帮……总之，正面形象总要有些偷奸耍滑的流氓特质，反派角色也须有些侠肝义胆的忠厚品格。按照立体人物论的观点，这样一来，人物才“真实”、“丰满”，才避免了“扁平化”、“单一化”。乍看起来，这套理论好像既主张文艺作品要“如实地反映生活”，又主张塑造“因不同的生活经历而复杂化了的人物形象”，似乎是很“现实主义”的。但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同时也正因为这种欺骗性，它就特别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青睐。
然而，按照立体人物论进行创作果然真实吗？果然能够如实地反映生活吗？一定的文艺路线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并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贯彻始终。正如毛主席通过《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光辉著作，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从而挖掉了它们的理论基础一样，要揭示立体人物论的本质及其究竟如何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也必须拿起唯物辩证法的武器，对其哲学根源展开批判。
人性论是一种剥削阶级的社会历史观点和哲学思想，它主张人们具有某种不以特定的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和阶级地位为转移的“天赋本性”。人性论在历史上曾作为剥削阶级经济、政治、文艺等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今天也同样成为了资产阶级炮制立体人物论的重要依据。
立体人物论以所谓“普遍人性”偷运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按照这套理论，凡是塑造正面人物，在描绘其形象的光辉和伟岸之外，总还要再添上些缺陷、污点或阴暗面。这些缺陷、污点或阴暗面实际上往往不是别的，而正是资产阶级自己所具有的享乐、利己、虚伪、巧诈、放荡、阴毒等阶级特性。然而，他们却诈称这样的阶级性为什么“普遍人性”、“唯一人性”，进而将其强加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我们知道，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由于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进行着不同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所形成的世界观就不能是一致的，而是到处都要打上本阶级的烙印。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实际上不过是他们自身的肖像和缩影：资本家在激烈的资本竞争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于是他们笔下的人物就虚伪、狡黠；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百般榨取、强取豪夺，于是他们塑造的形象就贪婪、残酷……可见，立体人物论的险恶用心之一正在于宣扬人性自私，以便为私有制度虚构出一个万世不移的基础。
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则主张运用突出化、典型化的手法塑造英雄形象，以人物的高度阶级觉悟和共产主义精神打动人心，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4]的巨大作用，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立体人物论者们从自己狭隘的阶级偏见出发，不相信人们可能具有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等共产主义品格，把一切不符合于他们阶级性的人性宣布为虚假，说什么“即使太阳也有黑点”[5]，把突出化、典型化的创作手法说成是虚构和美化，质疑无产阶级文艺作品的真实性，以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立体人物论者的这一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固然，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也可能存在着某些缺点或不足，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这些缺点或不足首先并不反映着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的阶级特性，其次也并不代表着事物的主流和发展趋势。相反，它是衰亡着的现实，而无产阶级觉悟与共产主义精神才是这些人物身上生长着的现实。后一种现实因为反映了事物的主流、本质与前途，所以应当作为文学艺术所着重表现的对象。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或简而言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生活，即依照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所隶属阶级（或阶层、社会集团）的本质特征来塑造其形象；高于生活，即将原属于整个阶级的特征集中于一人身上体现，并加以鲜明化。例如，无产阶级文艺借英雄人物以表现的，正是无产阶级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团结协作而形成的纪律性，以及由于受到剥削压迫最为深重和不为私有财产所牵累而具有的无私性和彻底革命性。因此，无产阶级文艺不仅是现实生活中各阶级形象的真实反映，而且还是更加本质、更加深刻的反映。
还有一种观点，其借口“人物内心矛盾的发展性和复杂性”，诟病无产阶级文艺塑造的英雄人物“在情节中始终以同样的面貌出现，在故事的开端就具备了圆满的形象，于是便凝固了、僵死了，缺乏了变化和发展”，而主张写“人物的发展过程”，以保证人物形象的“流动性”和“真实性”。这种观点实际上不过是立体人物论“写缺陷”、“写阴暗面”观点的翻版。换句话说，就是主张不能只写忠实坦白，还要写出表里不一；不能只写大公无私，还要写出见利忘义；不能只写坚贞不屈，还要写出妥协动摇。其用意不在别处，而正在于把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降低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事实上，无产阶级文艺并不一般地排斥写缺点，而只是反对“为写缺点而写缺点”。无产阶级文艺有时也写缺点，为的是生动地展现人物阶级觉悟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体现人物的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崇高可贵。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便塑造了吴琼花一角色。吴琼花初入红军时，在一次任务中擅自向南霸天开枪，违反了侦查纪律。但是，在经过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长时间的革命实践的教育后，她把个人苦难与阶级仇恨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认识到阶级利益比个人复仇为先，组织纪律比一己意气为重，终于成为了一名既英勇无畏、又胸怀大局的坚定革命战士。
立体人物论者还歪曲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诟病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脸谱化”、“缺少个性”。实际上，他们口中的“个性”还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其所以将所谓“表现个性”放到文艺创作的第一位加以宣扬，也不过是为了反对集中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个性包含着共性，从而每个人的个性都体现着他所处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性，是本阶级共性的特殊表现；同时，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共性不通过个性就无法展现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文艺在注重表现阶级共性的同时，并不轻视对个性的描写，而是力求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否则就会使作品干瘪无味、缺乏艺术力量、难以打动人心，也不能真正深刻地展现阶级精神。《台尔曼传》正是一个按照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塑造人物形象的光辉典范，其中许多人物都是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甘为德国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新世界献出一切的“产婆”，而他们同时又各自具有其突出的性格特征。台尔曼沉着稳重，是团结和领导德国工人阶级进行坚强斗争的伟大领袖，他遇到挫折不灰心，在汉堡起义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支援而失败后，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毅然决定组织工人们进行有秩序的退却；他遭受打击不懊丧，被法西斯匪徒监禁十一年，在狱中时刻坚持斗争，不忘了解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艾妮娅机智勇敢，在意外招停国防军汽车后，她迅速平复情绪伪装自己，顺利骗过国防军军官，将德累斯顿起义遭到出卖的重要消息带回汉堡。菲切谦逊诚实，是台尔曼的忠实学生，他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每每虚心接受台尔曼的教导。达耶克英勇正直，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常常冲锋在与阶级敌人搏斗的第一线……
立体人物论虚构出超阶级的、“为全人类所共有的”本性或感情，以美化资产阶级。立体人物论者同样从“普遍人性”出发，主张有抽象的正义、忠诚、善良、怜悯等品质和脱离了具体阶级关系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并将其宣称为“一切人所固有的本性”。值得一提的是，立体人物论者虽然在口头上强调这些品质或情感的主体是“全人类”，但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却是颇为实用主义的：在他们笔下，美德从来只属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全是庸俗的市民、无知的愚民和凶狠的暴民。当代资产阶级黑帮文艺正是善于运用这一手法的典型。黑帮的主体是流氓无产阶级，这一社会集团来源于各阶级、阶层中最腐败堕落的分子，他们经常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以镇压人民，实际上充当了资本主义暴力机器的补充，却在黑帮文艺中按强助弱、守卫一方、受到万民拥戴。他们不事劳动，“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6]；毫无底线，把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与追求；这样一群极尽烧杀抢夺、奸淫掳掠之能事的亡命之徒，却在黑帮文艺中对老弱妇孺秋毫无犯，对弟兄家庭无限忠诚，在某个“良心发现”的瞬间后金盆洗手。经过如此一番美化工夫，资产阶级的看门恶犬、无所不为的流氓盗匪们竟摇身一变，俨然成了锄强扶弱、舍生取义的英雄豪杰。
折衷主义是一种将矛盾双方平列起来，否认矛盾双方的绝对斗争，调和各种根本对立的观点、立场和理论的哲学思想。由于它的毫无原则性，折衷主义能够被用来为任何最荒谬的观点辩护，立体人物论尤为如此。
立体人物论以二元论代替两点论。两点论，或“一分为二”，即主张事物的统一体由对立着的两个矛盾方面构成。两点论之中还蕴含着重点论，即认为在矛盾的双方中，总有一方占据着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对事物的性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二元论则排斥重点论，将矛盾双方的地位平列起来，不分主次，以模糊事物的性质，否认事物的本质区别，抹煞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资产阶级文艺正是玩弄折衷主义和二元论的老手，其惯于塑造“亦邪亦正”的“立体人物”（所谓“有缺陷的正派”、“有魅力的反派”等），不将角色的好坏、善恶划分为主流和支流，表面上不对人物的总体形象下一定结论，不鲜明地表示作者对该人物的态度是抨击或歌颂；实际上以虚假的“善举”掩盖其确凿的恶行（以反面人物为例），妄图借此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污蔑革命人物、维护反动人物，使人是非不清、爱恨不明，不知不觉地做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傀儡。
电视剧《亮剑》即是如此塑造“二元人物”朱子明的：剧中，朱子明分明做了出卖我党我军机密情报的可耻叛徒，却说他在被捕后经受毒打守口如瓶，时刻准备牺牲自己，只是在日寇搬出凌迟手段的最后时刻才发生动摇；他无疑是协助日寇炮制“赵家峪惨案”的幕后凶手，却说他在得知三百多名无辜群众因其被害后失声痛哭。作者如此安排情节，无非是想表明：贪生怕死实乃人之常情，为苟全性命出卖民族利益也无可厚非；朱子明的变节投降，其原因并非是他不够忠诚坚贞，而是日寇的逼供刑讯实在过于残酷；他的彻底沦为侵略者的忠实走狗，也未必说明他已经丧尽天良，而是还可能保留最后一点未泯的“人性”和“良知”。《亮剑》正是这样可耻地为叛徒、汉奸、卖国贼辩护。
立体人物论以调和论代替结合论。结合论，即既承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共居与转化，同时又强调两个方面斗争的绝对性和对立的不可调和性。而调和论则否认斗争，片面强调统一，将对立着的统一庸俗地理解为根本对立的矛盾双方存在某些“共通之处”，企图对矛盾加以调和，使矛盾双方“合而为一”。在我们的世界观中同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是它们之间必然要发生斗争，许多时候还要爆发为十分激烈的冲突。然而，在立体人物论者笔下，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罪恶与美德好像可以自如地、毫无冲突地共存于同一人物的头脑当中。资产阶级塑造这种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其目的正是在于调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抹煞二者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模糊双方的区别和界限，将水火不容的两种意识形态说成从根本上相一致的东西。
仍以《亮剑》为例，剧中主角李云龙一面“爱兵如子”，一面动辄对战士殴打辱骂，通过棍棒纪律树立个人权威；他一面“保家卫国”，一面对刺死四名八路军战士的日寇中尉赞赏有加，许其厚葬（原著小说情节）；他身为革命军人，却一身流氓习气、军阀作风，不仅数次与兄弟部队争夺军械物资，甚至一度纵兵抢劫藏民粮食；他身为共产党员，竟极端蔑视民主集中制，万分抗拒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屡屡罔顾上级命令纪律，还强烈排斥“党指挥枪”的政治委员制度。《亮剑》正是通过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政治军事路线混为一谈，调和二者在建军方针、纪律原则和军事风格等方面的根本对立的方法，把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贬低为旧式军阀部队和流氓土匪，从而对我党我军进行恶毒的丑化和攻击。[7]
立体人物论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辞代替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者主张矛盾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方面，“既有问题（即矛盾——引者注），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8]。因此，在人们对事物做出的判断和对事物持有的态度上，任何“中间道路”——在支持一种见解的同时，又拥护与其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看法——都是不能存在的。然而，折衷主义者往往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那一观点，看起来考虑周全、不偏不倚，实际上倒向错误一方。立体人物论者在评判人物形象方面，也浸透了折衷主义的精神。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他们一方面“赞同”其在“传统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中是坏人，另一方面又表示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某些苦衷或“客观因素的作用”。立体人物论者的折衷主义还进一步发展为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他们主张评判人物好坏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一角度看来是恶人的，在另一角度看来则可能为英雄，这些角色或许并非在主观上就抱有恶意，而只是立场不同，或为达成目的采取了不恰当的手段，等等。立体人物论者甚至声称“每一个恶人都是自己故事的英雄”，否认判断人物进步或反动的客观标准——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人民利益，以便自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随心所欲地为资产阶级人物辩护：把罪行说成美德；把野心说成抱负；把滥杀无辜说成杀伐果断；把为达罪恶目的不择手段，说成忠实于自己的志向始终不渝。并且，他们还为这些人物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反英雄”。
《雪豹》是继《亮剑》之后又一著名“抗战”电视剧。对于剧中的经典角色日本军官竹下俊，立体人物论的评论家们如是说道：竹下俊“毋庸置疑”是扮演了侵略者的不义角色，他对于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是“无可辩驳”的。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反战主义者”——竹下俊深知日本向中国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质，但作为一名“忠于国家”的军人，他身不由己，只得服从命令。在战争中，他坚守了自己绝不殃及无辜百姓的原则底线，最后在与周卫国的决斗中自断一臂，以死亡作为对自己罪恶的“救赎”。请看吧，这一套掩恶溢美、令人反胃的说辞，正是立体人物论者为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所精心准备的辩白！[9]
著名“超级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中的灭霸也被视为一个“反英雄”人物。立体人物论者们对于影片中灭霸残杀宇宙一半人口的发指行径百般辩护，他们既说灭霸是在遭受欺凌侮辱的悲惨生活中形成了“极端的人格”；又说灭霸实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性格不谓嗜杀成性，其出发点也并非一己私利，其所以采取诸多非常手段，只是为了避免人们由于争夺资源而自相残杀，只是为了使宇宙文明得以存续而免于毁灭，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立体人物论者们为灭霸所编造的一系列辩词，完全切合了作者塑造这一角色的目的。作者使灭霸以反面人物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却暗暗对其加以肯定和赞扬。对灭霸的辩护，实际上就是对马尔萨斯主义的辩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贫困、饥饿、瘟疫和战争的辩护，就是对造成这些悲惨景象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它不仅把这些罪恶现象说成是完全正常的，还把它说成是十足正义的控制人口的有力手段，《复仇者联盟》与立体人物论的反人民本质昭然若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立体人物论是折衷主义形式和人性论内容的统一，立体人物论者之所以利用二元论和调和论，之所以塑造角色暧昧不清、评判人物含糊不明，正是为了宣扬人性自私的观点。他们所主张塑造的“立体人物”，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他们所主张表现的“复杂人性”，实质上就是有产阶级的阶级性。立体人物论与以其为指导思想的文艺作品，使人们固守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狭隘观念，带着人性论的偏见来观察世界，从而对恶人抱有幻想，对好人保持怀疑；不相信“真善美”，只相信“假恶丑”[10]；倾向私字当头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远离公字为先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仅在观念上认同资本主义，还从实践上维护私有制度，成为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庸俗市侩。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一场“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却又无比激烈的阶级斗争，真是用心歹毒、绵里藏针！因此，还喜欢着所谓“立体人物”，还保持着与这类文艺作品的“眉来眼去的关系”的同志们，是时候该清醒过来，从泥潭中拔出大腿了！
- 陕西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理论常用术语简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 ↑
-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资本主义文艺界对“反英雄”的定义一直十分模糊。基本上，凡不同于传统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中“伟光正”英雄形象的人物，都可以称为“反英雄”。此处主要指的是作为主要正面人物的“反英雄”，如“死侍”、“金刚狼”等“超级英雄”。 ↑
-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刘少奇等修正主义者及其文艺领域的代理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正是这样地提过，在六十年代也根据同一原则类似地主张过，其目的在于攻击、污蔑延安革命根据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政治。 ↑
-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立体人物论者实际上也并非时时都主张写“立体人物”。归根结底，是写“立体人物”，还是写“扁平人物”，还要以作者创造该人物的目的与其对该人物的态度为转移。与李云龙相对，《亮剑》中还塑造了楚云飞一角色：他身为国民党军官，却对上遵守命令，对下呵护有加，服从官长，体恤士兵；既守民族大义，又讲兄弟义气；同时还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具有高超军事素养。如此“白璧无瑕”的人物显然称不上“立体”，就连他国民党军官的身份，与其说是缺陷，倒不如说正是作者加以颂扬的对象。作者所以塑造楚云飞这一“扁平人物”，正是希望通过其与李云龙的对照，在污蔑抹黑我党我军的基础上，进一步美化消极抗战、卖国投降的国民党与蒋匪军。 ↑
-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可见，当今在中国社会上风行的各色“抗日”电视剧，不仅肉麻地吹捧国民党，而且无耻地维护卖国贼，甚至还为日本侵略者本身涂脂抹粉，根本不是什么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抗日神剧”，而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文艺！ ↑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