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ly published at: 切·格瓦拉与何塞·马蒂——试论民主派的两种不同倾向与前途 – 曙光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列宁的这一光辉论断，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是适用的，对于它的同路人也是适用的。
自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中期诞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和社会主义国家以至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越来越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为了获得这个强大的阶级的支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民主分子或现存制度的反对派往往将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者”，将自己的主张、纲领或学说打扮成“马克思主义”，在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弱小而广大工农群众蕴含着强大革命力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帝国主义时代尤其如此。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利用过“社会主义”的旗帜联合工农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然而，他们与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始终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前者当“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停滞不前，甚至背叛革命”[2]，而后者“主张不断革命”、“决不半途而废”[3]；前者要求“建立一个由资产者剥削雇佣工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4]，而后者要求“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5]；前者“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6]，而后者为了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建立新社会”[7]。由于这样的根本对立，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与无产阶级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在他们内部也必然发生分化，一部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8]，另一部分则走向反动。
本文将以切·格瓦拉和何塞·马蒂两个与古巴独立相关的人物为例，分析二者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不同派别代表的不同倾向和不同前途。希望这对于我们认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原则性区别，了解前者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向后者转化是有一定意义的。
在分析切·格瓦拉和何塞·马蒂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背景，即独立革命后约一个半世纪中的古巴和拉丁美洲。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拉美独立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特别是由于革命的领导权为土白人地主阶级所掌握，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仅没有被消灭，并且相比于独立前还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在整个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纪一个世纪中并入大地产的土地，等于以前三世纪中并入大地产的土地。”[9]大地主阶级（他们约占人口的10%）和外国大公司几乎占有了全部土地，而小农地产则仅占拉美农业的十分之一[10]。小农、佃农和农业工人的极端贫困，造成了拉美本土市场的狭小。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又导致了自由劳动力的缺乏。大地主阶级由于依赖外国输入廉价工业品，不愿发展国内交通事业和实行保护关税。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以及德国等——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极大地排挤了拉美民族资本。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始终是十分缓慢的。不仅占拉美人口绝大多数（约70%）的始终是农业人口，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9年，“美国工业中每个工人每年平均生产价值为六千三百四十美元，拉丁美洲每个工人每年平均生产价值一千三百八十美元”[11]。
上述情况，决定了拉美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要求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限制外国的商品、资本输入，特别是在不同程度上主张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生产关系，扩大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他们的经济实力又是薄弱的，并且在本国的市场和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前，往往依赖国外的市场和投资，对于封建大地产制，也在反对它的同时又与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经济上的特点又决定了拉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决定了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考迪罗”军事独裁统治的斗争必然是无力的。考迪罗，即“首领”，是依靠大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借助军队实行高压统治的军阀独裁者，是拉丁美洲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特殊产物。各个大地主阶级集团之间混战不休，他们的代表通过军事政变或篡夺人民革命果实成为新的考迪罗。墨西哥在1824—1848年发生过二百多次军事政变，更换了31个总统。玻利维亚在74年中发生过60次“革命”。[12]自1810年至1951年，“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至少颁布过一百二十五次新宪法。”而在频繁不断的政权更迭中，仅有少数时间成立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府，但他们对于封建大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统治丝毫不敢触动，而其结局，不是被又一次的政变推翻，就是逐步蜕化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拉丁美洲在一个半世纪内的所有政治和社会进步都是由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得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拉美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极端贫困和痛苦的。工业工人的工资仅即美国和加拿大工人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一个玻利维亚矿工需要工作五百天才能购买一套普通的衣服，而农业工人、佃农和小农的情况则更坏。“在一亿二千六百万拉丁美洲人中，确定有不少于八千五百万人是实际上饥饿的。”[13]拉丁美洲每年的人口死亡率是23‰，超过美国（11‰）的二倍，其中婴儿的死亡率在哥伦比亚高达163‰，接近美国的3.4倍[14]。“在美国，一般人的平均寿命约为六十三岁，但在拉丁美洲，像秘鲁却低到三十二岁”。拉美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被剥夺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特别具有革命性，他们为反对雇农制和大地产制，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争取结社和选举等民主权利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掀起了数十次革命暴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促使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其中一些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利用群众对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此，他们向群众许下许多关于土地和自由的诺言，然而并不准备付诸实践。因而，他们并不能得到群众的真正支持，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力面前，往往出卖群众、背叛群众，最终走向反动。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切·格瓦拉。另外一些人，则主张结合群众、依靠群众，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和属于“劳动者的美洲”[16]，他们有的逐渐与社会主义相接近。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何塞·马蒂。
墨西哥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埃米利亚·沙帕塔。沙帕塔领导的争取“土地与自由”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拉美最激进、最革命的资产阶级宪法的颁布。
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28—1967年）出身于阿根廷的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如前所述，这个阶级与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来自阿根廷的大地主阶级家族——格瓦拉家族和林奇家族，曾经经营过几家建筑公司。格瓦拉的母亲赛莉亚·德拉塞尔纳是西班牙最后一任秘鲁总督的后代，她从她的家族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和一座大茶园，格瓦拉一家在这座茶园上进行机械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格瓦拉首先在出身上便与人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于劳动群众的苦难更是毫无了解。实际上，格瓦拉与其家庭的优渥生活，正是建立在广大工农的血汗之上的。1943年，在阿根廷，国家劳动部规定的五口家庭每月最低预算为147比索，而城市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仅为78比索，农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更是只有约50比索。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半的工人住单间的住所。农业工人的住房“仅够藏身，完全不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只有四根棍子的架子，草和泥盖成屋顶，用树枝排起来作墙。”[17]而格瓦拉一家却住在一栋二层楼的英式别墅。“在拉丁美洲，文盲占人口百分七十五或者更多”。而格瓦拉一家却能供五个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在格瓦拉的四个兄弟姊妹中，两个是建筑师、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律师，他本人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格瓦拉的家庭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拥护者，曾经支持在任内实行矿产资源、电力和铁路国有化，同时又血腥镇压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塔哥尼亚工人罢工的激进派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反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先后依附德、英、美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的的胡安·庇隆集团。这对于格瓦拉的思想产生了最初的影响。
标志着格瓦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彻底形成的，是他早年两次周游拉美的经历。有人说，这是格瓦拉认识到人民的贫穷与苦难、逐步发展起“社会主义思想”的时期。但是，格瓦拉与人民始终是相隔绝的，他根本不了解群众的贫苦生活，更不可能成为他们革命要求的代表。关于格瓦拉被大加吹捧的“无偿”为麻风病人治病的经历，实际上，他是以“研究员”和“麻风病专家”的身份、作为知识分子老爷去到秘鲁圣巴勃罗麻风村的。在那里，格瓦拉受到地方当局金钱上、物质上的资助和优待，经常划船、钓鱼、踢球、游泳、参加宴会等[18]，站在这样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地位，过着这样淫逸和脱离人民的生活，怎么可能产生出半点真正的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呢？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参与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活动和接触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物。
1952年6、7月间，格瓦拉到哥伦比亚，在那里看到了地主、教会和大资产阶级利用军警限制公民自由的高压统治，他本人也一度被亲美保守派政府[19]当作政治活动家逮捕。1953年，格瓦拉到玻利维亚，见证了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帕斯·埃斯登索罗改革[20]。12月，格瓦拉到危地马拉参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颠覆阿本斯民族资产阶级政权[21]的斗争。在阿本斯政府的最后时刻，格瓦拉曾参加支持阿本斯的青年组织，并呼吁建立民兵对抗受美帝国主义支持的阿马斯雇佣军。
周游拉美特别是在危地马拉的经历对格瓦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1958年即古巴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当然，格瓦拉在1960—1961年前还如实地没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拉仍表示：“我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哈科沃·阿本斯上校的民主政府的坚定的崇拜者。”[22]格瓦拉所崇拜的“民主政府”究竟是什么呢？阿本斯政府的外交部长豪尔赫·托里埃略曾总结说：“我们政府的全部政策都没离开代议制民主的范围。它所追求的三个基本的重要目标是：巩固并完全尊重民主自由；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以提高危地马拉公民的生活水平；保卫民族主权与独立。”[23]总结来说，即实现民族独立、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主张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正是要求“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24]。这说明，格瓦拉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个阶级虽然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上有着暂时的、局部的共同利益，但它作为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却是与后者截然对立和激烈冲突的。格瓦拉对于墨西哥拉萨罗·卡德纳斯政府的推崇也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把卡德纳斯称为“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25]，然而卡德纳斯政府并没有“使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集体化，没有垄断对外贸易，没有把国家变成工厂、房屋、土地和商业企业的所有者”[26]，即是说完全不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格瓦拉说：“我是在危地马拉方才成为革命者的。”这表明，除了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格瓦拉的武装斗争思想和反美思想在危地马拉也已经形成了。阿本斯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但他始终没有控制军队，并且直到最后关头也未能发动群众保卫政权。在规模巨大的叛乱面前，阿本斯流亡外国，他希望以辞职换取政变集团“部分保留”的改革成果，也随着被没收土地的归还而化为乌有。由此，格瓦拉认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和巩固政权。[27]同时，美帝国主义对各国民族主义政府的颠覆活动也使格瓦拉认识到：美国是拉美各国独立事业的最大阻碍和最凶恶的敌人，任何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都不可能独自对抗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因此，必须在整个美洲甚至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对其进行打击。实际上，这种认为一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有通过在国际范围内打击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才能胜利的思想，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理论或“国际主义”精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就是在拉丁美洲，早在格瓦拉活动的一个多世纪以前，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就已经实践了这种思想，只不过当时他们面对的敌人不是美国而是西班牙。并且，这种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也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资产阶级在超出一国的范围内反对一种剥削制度，只是出于与他国资产阶级共同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利益，只是为了在本国建立或巩固另一种剥削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在全世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消灭一切剥削制度。
格瓦拉与古巴革命
格瓦拉与古巴革命
格瓦拉是由于与卡斯特罗一同领导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古巴革命而闻名于世的。但是，这场革命并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并且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篡夺了的民族民主革命。作为其结果的，是古巴虽然摆脱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很快又落入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格瓦拉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在他参与领导古巴革命和革命后卡斯特罗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分析古巴革命和卡斯特罗政权的建设与格瓦拉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前，我们需要了解革命爆发的大致背景。
在三十年解放战争（1868—1898年）的成果为美帝国主义所篡夺后，古巴长期处于美国控制之下。1933年，古巴爆发起义，人民群众推翻了代表大地主阶级、商业买办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格拉多·马查多独裁政府，废除了规定古巴为美国独占势力范围、美国有权干涉古巴和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的“普拉特修正案”，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1940年宪法的颁布。然而，起义并没有建立革命政权，反动的军队、警察和官僚机器依然保留下来。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也改换手段，使用改良主义欺骗人民。马查多政府被推翻不久，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军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夺取军队指挥权。巴蒂斯塔长期依靠军队对古巴政局施加影响，特别是二战后在美国支持下第二次出任总统，变本加厉地出卖国家主权、实行残暴统治。他先后废除1940年宪法，解散议会，宣布人民社会党[28]为非法，禁止罢工和群众集会，对反对派施以鞭打、电击、挖眼等酷刑。在巴蒂斯塔统治的古巴，“美国糖业公司，‘每家可以有自己的警察，任何敢于抗议的工人都要被监禁或鞭笞，所有的经理和技术人员都是北美人，他们把古巴工人当狗一样的看待’。……美国在巴蒂斯塔的军队中驻有军事代表团，直接控制着古巴军队的领导权。”[29]自巴蒂斯塔当权之日起，古巴人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抗议、罢工、集会、武装起义接连爆发，一场革命正在迅速酝酿当中。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格瓦拉认为古巴正是他所设想的美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同时，他又为卡斯特罗的所谓“武装反美”主张所吸引，终于加入了后者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计划。为了了解格瓦拉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妥协性和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密切联系，我们也有必要介绍一下卡斯特罗这个格瓦拉的“亲密战友”和古巴革命的头号人物。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是一名西班牙军人，在美西战争期间来到古巴镇压人民起义，后来通过为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服务和投机倒把发财，拥有一座占地近一万亩、雇佣约五百名工人的大种植园，为美国制糖厂提供原料。卡斯特罗本人则是一个充满野心的资产阶级冒险家。在大学时，为了争夺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他参加过互相敌对的政治帮派，从事各种斗殴、绑架和枪击活动。有人说：卡斯特罗是“一个毫无原则、热衷权势的人，他觉得哪一个团体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就同哪一个团体去‘共祸福’。”[30]关于他在革命后声称自己“向来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卡斯特罗当时说：“我要是斯大林，我就会是共产党人。”[31]五十年代古巴社会各阶级、阶层广泛地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使这个毫无节操的政治娼妓和个人野心家嗅到了空前的机会。
实际上，卡斯特罗原本并不反对巴蒂斯塔，甚至曾经与他接触，并表示愿意为其武装夺权的计划提供支持。[32]然而，随着人民对于巴蒂斯塔的不满水涨船高，卡斯特罗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反对独裁”的“革命者”。通过拉拢各派政治团体，卡斯特罗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个旨在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权力的被称为“运动”[33]的组织。这个组织“除了敌视巴蒂斯塔政权，简直谈不上具有什么意识形态”[3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民族民主纲领，完全是卡斯特罗和各团体头目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对于卡斯特罗，格瓦拉不仅始终没有认清他的阶级实质，并且还与他关系紧密（直到二者在1965年发生重大分歧之前），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信件中都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奉他为“古巴革命的特殊条件”和“天地间一力量”[35]。1955—1956年，格瓦拉参加策划并实行了卡斯特罗从墨西哥秘密训练远征队登陆古巴的军事冒险行动。1956—1959年，格瓦拉领导“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即卡斯特罗派武装参与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斗争。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在卡斯特罗政府中先后主持土地改革、担任国家银行主席和工业部长。
古巴革命的胜利不是通过各资产阶级派别武装的军事行动，而是通过社会各阶级、阶层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反政府斗争取得的，而卡斯特罗派则通过使用改良主义手段欺骗人民和在各派势力间纵横捭阖窃取了政权。
卡斯特罗在1956年组织的远征完全是失败的。包括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内的82名武装人员乘一艘游艇在古巴东南部登陆，在上岸后很快遭到政府军围剿，50人被杀、20人被俘，仅剩12人转入奥连特省马埃斯特腊山区。在整个古巴革命期间，各资产阶级派别武装[36]所进行的战斗全都是小规模的，即便是在使格瓦拉一举成名并标志着反对派对政府军的“决定性胜利”的圣克拉腊战役中，他所指挥的游击队也不过三百人上下。与此同时，古巴人民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巴蒂斯塔斗争浪潮，并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早在1955年2月，古巴的铁路工人、制糖工人和二万五千名甘蔗工人几乎同时宣布罢工，反对降低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尽管巴蒂斯塔政府对罢工实行残酷镇压，甚至宣布戒严并用机枪扫射罢工者，但罢工依然坚持下去，迫使种植园主不得不同意工人的一些要求。11月，首都哈瓦那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许多市民参与，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12月，为抗议当局残酷镇压示威游行和逮捕学生领袖，各校举行无限期罢课。1956年10月，古巴陆军军事情报处长和总参谋长在哈瓦那遇刺重伤。11月，圣地亚哥爆发起义，起义者与警察发生巷战。1957年7月，圣地亚哥爆发罢工，几乎全城居民参与。9月，西恩富科斯城海军基地发生兵变，兵变的领导者是反对派军官，他们企图推翻巴蒂斯塔以阻止人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奥连特省政府军司令欧赫尼奥·坎蒂略也曾希望与卡斯特罗达成秘密协议，使巴蒂斯塔下野而由自己接任总统。由于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已是臭名昭著、摇摇欲坠，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中的一些人也主张停止对于巴蒂斯塔的支持，转而寻找新的代理人。1958年，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武器禁运并召回驻古巴大使。
在这样的条件下，卡斯特罗派极力扩张其武装，接着又与几乎所有资产阶级派别达成协议，并利用军事上的相对优势使自身成为反巴蒂斯塔同盟的领导者。卡斯特罗派用以吸引群众加入游击队的，是在其控制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然而这一改革是极其保守和极不彻底的，它不是无偿地分与农民土地，而是“对原主进行赎买”。在地主垄断了全国所有土地（并且其中的47%为二千名最大的庄园主所占有）而贫苦农民一无所有的古巴，这种自上而下且保留大量旧关系的手段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1957年10月，卡斯特罗派与资产阶级政党古巴人民党联合签署《马埃斯特腊宣言》，要求“建立一个广泛的民众革命阵线，包括一切反对派政党、一切民众团体和一切革命力量。”[37]1958年5月，卡斯特罗被任命为古巴“一切革命力量”的总司令，资产阶级亲美派政客曼努埃尔·乌鲁蒂亚被指定为推翻巴蒂斯塔后的临时政府总统。7月，“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与古巴人民党、古巴革命党、“革命指导委员会”[38]等联合签署《加拉加斯公约》，成立“革命公民战线”。在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前的最后一刻，人民社会党也转向武装斗争，卡斯特罗派的统治地位正式确立。
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乘飞机逃往多米尼加。次日，卡斯特罗派武装进入首都哈瓦那，古巴革命宣布胜利。按照协议，乌鲁蒂亚出任临时政府总统，卡斯特罗不久后出任总理。然而，随着共同敌人的倒台与卡斯特罗寻求美国支持的失败[39]，卡斯特罗派与各资产阶级亲美派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他们的同盟以掌握了武装力量的前者对后者进行的大规模清洗而告终。与此同时，卡斯特罗集团迅速倒向苏修，格瓦拉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5月，在格瓦拉的主持下，古巴进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这次改革仍是极不彻底的，私人依然能够占有最多三十卡瓦耶里亚即约六千亩土地——此前，古巴约80%的农户，即十六万户中的十四万户占有土地不超过一百五十亩。[40]并且，这些被没收的土地，无论是私人地主的还是外国公司的，仍然付给代价——照地价发给为期20年、利率为4.5%的债券。[41]6月，美国发表声明抗议补偿估价过低。7月，乌鲁蒂亚辞去总统职位，许多亲美派人物先后流亡美国。1960年2月，古巴邀请米高扬访问哈瓦那，格瓦拉作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多次与其会谈，双方签订协议规定由苏联向古巴购买一百万吨食糖并提供一笔为期十二年的一亿美元贷款。10—12月，格瓦拉访问苏联、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朝鲜等国，代表古巴政府签署苏古联合公报，为换取苏修每年购买二百七十万吨古巴食糖并提供其他经济、技术“援助”，表示古巴与苏联“对于国际问题和两国的内政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即承认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政策。“猪湾入侵”事件，标志着美国—古巴关系的彻底破裂。1961年4月，约1500名反政府武装分子在美国轰炸机掩护下于古巴西南海岸吉隆滩登陆。加之1959—1960年古巴国内埃斯坎布雷山区已经爆发美国支持的反卡斯特罗叛乱，卡斯特罗集团此后完全倒向苏修。1961年5月，卡斯特罗一反常态，公开宣布古巴从此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称他现在是且一直是一名“马列主义者”。而格瓦拉则先他一步，早在1960年8月的第一次拉美青年大会上就曾表示古巴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1961年，卡斯特罗集团的三个派别——“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人民社会党和“革命指导委员会”被整合为“统一革命组织”，后来又改名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2年）和古巴共产党（1965年）。
古巴导弹危机，是格瓦拉与苏修走得最近的一次。面对美国不断策划对卡斯特罗政权的颠覆活动，古巴向苏修求援。1962年，格瓦拉作为古巴代表团的一员赴莫斯科谈判，签署了苏修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7月，苏修开始秘密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10月，苏修将导弹在古巴公开部署，企图对美国实行核讹诈，迫使后者撤回其1959年在土耳其部署的中程导弹。然而，美帝国主义迅速采取反讹诈手段，出动大量海、空军封锁古巴海域，在佛罗里达及临近各州集合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登陆部队，并预备发射全部导弹。最终，苏修向美帝妥协，撤回在古巴的所有船只、轰炸机与核武器，赫鲁晓夫向肯尼迪表示同意由联合国代表到古巴进行“现场核实”。格瓦拉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不惜引狼入室，不仅使苏修的武器、军队进入古巴，并且还将世界推向了帝国主义核战争的边缘，这充分反映了格瓦拉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尽管他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比较坚决，但他不能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共同实质，甚至还幻想利用苏修反美，结果遭到出卖。此后，虽然格瓦拉逐渐远离苏修、有时甚至公开抨击苏修，但他始终对苏修抱有幻想，更没有采取任何反对苏修的实际行动。
1961—1965年，格瓦拉任古巴工业部长，曾主张建立比较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迅速工业化和农业多样化，他的观点在古巴引起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大辩论”。1962年，卡斯特罗邀请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国内两种主要经济主张进行讨论：一者由原人民社会党人、时任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在巴蒂斯塔内阁中担任过部长的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提出，要求效仿苏修“利别尔曼改革”，扩大企业权力，实行独立核算制度和物质刺激原则，并在农业方面大力发展甘蔗种植；一者由格瓦拉提出，要求通过国家计划对企业进行严格的预算控制并迅速实现工业化，鼓吹“志愿劳动”，在农业方面则实行多种经营。
虽然格瓦拉的经济主张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左”的面貌出现，甚至还进而鼓吹“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通过与物质刺激相反的“道德刺激”创造所谓“新人”，但它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同时也是必然失败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纲领。古巴革命胜利后，虽然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使生产资料在形式上转归国家所有，但许多企业实际上仍由旧的管理人员掌握，并且古巴国家本身也逐渐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由于政府对企业缺乏控制，当时实行的所谓“国家计划”和“预算控制”完全是徒有其表的。没有严格的核算制度，企业浪费预算和进行非法交易的情况十分严重：“1961—1963 年，国家预算均处于赤字状态。在同样的三年间，实行预算制度的企业停止向国家预算上缴大额资金”；“平均每周有二万起违规行为，价值二千万古巴比索”[42]。在这样自由放任的情况下，由于利润率较高，资本往往被投入到传统的甘蔗种植行业，根本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特别是集中建设一批耗资较多、周期较长的重工业，进而不可能建立比较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于是，格瓦拉主张通过预算和“计划”加强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至于他提出的“志愿劳动”，实际上也只是国家用于调动劳动力的手段。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卡斯特罗曾经大规模地利用过这种“志愿劳动”，甚至引入军队或以半军事化的形式组织工人进行甘蔗种植。并且，格瓦拉也不是不要物质刺激，这只是一种迷惑性的提法。实际上，在古巴的所谓“志愿劳动”中，到处都在使用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原则，只不过是变换了形式，如将工资折合为社会保障金、对集体而不是个人进行奖励和对未达到生产定额的工人实行惩罚等。格瓦拉的主张最终遭到了严重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脱离农业的发展而片面强调迅速工业化。农业是工业的基础，但古巴的土地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农业以甘蔗种植为主的情况也并没有改变，不可能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和市场——1964年，在古巴工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仍然发生价值八千四百万美元的过剩，可见人民消费能力之低下，然而另一面又是粮食等基本消费品的短缺，投机者通过黑市大发横财，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本没有为格瓦拉的“国家计划”所消除。面对这种情况，格瓦拉甚至希望从苏联等外国引进资金，——1965年2月，在阿尔及尔亚非团结组织第二次会议上，他一面抨击苏修对古巴实行的贸易掠夺，一面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为古巴提供资金——走向了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反面。加之，当时农业和外贸部门掌握在格瓦拉的论敌罗德里格斯和阿尔贝托·莫拉等人手中，仍然实行独立核算制度并极力发展甘蔗种植和蔗糖出口，格瓦拉采取的经济措施最终遭到了严重失败。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是逐步着手干多种经营，而是一下子做得太多了……这样一来农业生产就普遍下降”，古巴“建立了很多工厂……后来我们发现，许多这些厂的技术效率很差……而其替代进口的真正效果也是有限的”[43]。并且，格瓦拉还向罗德里格斯等人妥协，表示“‘必须把我们的工业生产限制在最低目标上’，还要增加资本的原料进口，改进或替换日益破旧的设备”[44]，退回到了使古巴作为苏修的蔗糖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的立场上。1964年，卡斯特罗访问苏联，接受苏修的“国际分工论”，签署一项在五年内向苏联出口二千四百万吨蔗糖以换取机器设备的贸易协定。同年，格瓦拉于1961年提出的“四年计划”被提前放弃。
此后，由于卡斯特罗集团实行完全倒向苏修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格瓦拉的权力被逐渐剥夺，他试图转向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中国寻求支持。1964年末至1965年初，格瓦拉对中国和非洲各国进行长时间访问。1964年12月，格瓦拉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次发言中公开反对苏修的“和平共处”政策，表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仍旧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包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共处。”在非洲，格瓦拉进一步斥责苏修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45]。格瓦拉的行为引起了国内苏修代理人的不满，原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称他为“社会主义阵线中引起不和的苹果”，罗德里格斯抨击他的“精神刺激的理论是出于无知或妄想混淆视听而犯的严重错误”[46]。1965年3月回国后，格瓦拉几乎缺席一切公开活动。10月，卡斯特罗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宣读一封据说是格瓦拉写给他的“告别信”。格瓦拉在信中除了习惯性地吹捧一番卡斯特罗外，还表示自己将到世界其他地方“同帝国主义斗争”，并为此向卡斯特罗正式辞去他的党内职务和部长职务，宣布放弃他的少校军衔的古巴国籍。此时，格瓦拉已经在刚果（金）约五个月。
“游击中心论”
许多人将格瓦拉的离开古巴看作他“反对修正主义”并与卡斯特罗集团“决裂”的标志，然而这一计划却是受到后者支持的。一方面，由于古巴经济建设的失败和自身权力的被剥夺，格瓦拉试图到世界其他地方复制数年前他在古巴的偶然胜利，以别国为据点继续进行反美活动。他认为，拥有大量资源、技术、武器的美帝国主义是强大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第二、第三个越南”[47]，才能在美国不熟悉的环境中击败它，逐步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他选择的地点首先是刚果（金），“因为非洲离开美国远得多，而且在军事后勤方面获得支援的各种可能性也更大些（如苏联、中国、阿联、阿尔及利亚）”[48]，其次是玻利维亚。另一方面，卡斯特罗也极力在拉美和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在这一点上，与苏修的其他附庸党不同，卡斯特罗与苏修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六十年代前半期，为了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和在国际上扑灭民族解放运动，苏修实行一套“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寻求与美帝国主义缓和矛盾；而卡斯特罗却极力支持其他国家的反美武装，以便使古巴成为拉丁美洲和世界“反帝革命”的中心，建立古巴的区域霸权。早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几个月间，卡斯特罗政权便先后对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组织了三场武装行动，结果均遭到失败。格瓦拉对刚果（金）和玻利维亚的“远征”，也是在卡斯特罗的授意之下，得到了古巴政府的人员、武器装备支持进行的。1965年4月，格瓦拉带领约一百二十五名配备着最新苏式武器装备的古巴游击队员来到刚果（金）东部，支持当地拥护前总理卢蒙巴的民族资产阶级武装[49]。当年秋天，当卢蒙巴派武装在受到刚果（金）政府军和美、比帝国主义干涉军的大规模进攻而丢失大片控制区时，格瓦拉向卡斯特罗建议取消古巴援助，并于11月离开刚果（金）。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到玻利维亚东南部山区组织游击队。1967年10月，格瓦拉在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抓捕后遇害。
格瓦拉一系列军事冒险行动的失败，其理论根源在于他反马克思主义的“游击中心论”。指导这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狭隘的经验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爆发是有条件的，即：“统治阶级遇到危机，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异乎寻常的加剧，已经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并且表现为革命行动”[50]。然而，格瓦拉却认为：“并不一定要等待一切革命条件都成熟，起义中心可以创造这些条件”，“使第一个游击中心可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的最起码的必要条件是存在的”，而这样的“必要条件”，只是“人民的不满情绪日趋表面化，激起日益强烈的反响，形成反抗状态。”[51]也就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哪里有帝国主义、有压迫、有不满，就可以到哪里去打游击。他时而“左”倾、时而右倾，又说什么“如果某一个政府是通过人民选举的形式上台的……在没有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斗争手段之前，游击队是不可能产生的”。格瓦拉把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割裂开来，认为在进行议会斗争时就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而这是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并且，格瓦拉在1960年写出那部系统总结其“游击中心”思想的《游击战》时，他的全部军事经验不过两年，并且无论是在规模上（数百人的战斗）还是在范围上（东半个古巴岛）都是相当小的，然而他却把这样狭隘的经验当作一般规律，极力将其推广到整个拉美甚至全世界。以及我们知道，古巴革命的胜利并不是通过军事取得的。
“游击中心论”的要害有三：“不要党的领导”、“不要人民群众”、“不要根据地”[52]。
“游击中心论”鼓吹一条纯粹军事路线，主张“枪指挥党”、“枪即是党”。格瓦拉说：“游击队，作为一个武装的核心，是人民的战斗先锋队”。也就是说，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小股游击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既不要农民（尽管格瓦拉认为“在不发达的美洲，武装斗争的战场基本上应该是农村”，但这句话的意义实际上仅限于游击队应当在山区与政府军作战，对于农民，他是不真正争取的），也不要工人（玻利维亚矿工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他们组织了工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格瓦拉并不诚心与他们联合，而是要求他们放弃自主的斗争而加入“游击中心”），不可能有比较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更不可能从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无怪乎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军阀篡夺了古巴革命的领导权。
恩格斯指出：“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53]然而，“游击中心论”却是脱离群众的。游击战争应该如何开始？格瓦拉说：“必须从秘密工作开始。这项秘密工作是由少数创始人来进行的，而且与人民的行动无联系”。游击队伍应该如何扩大？格瓦拉说：“它（指游击队——引者注）进行了几次成功的奇袭，名声就传开了，于是一些被剥夺了土地或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斗争的农民以及其他阶级的有理想的青年来参加游击队。”格瓦拉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从国外组织的小股“远征军”取得的偶然胜利，认为这就能自动吸引农民加入游击队，而不到当地群众中做工作，甚至在刚果（金）时，他的队伍由于语言不通几乎无法与当地人交流。不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自然不能指望群众加入和支持游击队，不能吸引群众为游击队提供信息和掩护，结果是自绝于人民，放任政府在群众中进行反动宣传，而格瓦拉反认为是农民“不可信赖”，每到一处都生怕走漏风声，把农民抓起来，但最后还是因为告密被捕遇害。
“游击中心论”同时还是流寇主义的。格瓦拉说：“有人轻蔑地称游击战是‘打了就跑’。游击战正是这样。打了就跑，等待，窥探，再打了就跑，如此循环往复”。并且，他在战术上忽而鼓吹分兵，——“当游击队在武器和人数上已相当强大的时候，就应该去组织新的纵队”——使革命力量不能集中；忽而主张集中兵力打“正规战”，——“在这种情况下（指进攻戒备森严的敌占区时——引者注），各纵队就要集结起来，组成一个密集的战线，打阵地战即开展正规军所进行的那种战争”——强令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游击队完成其力所不能及的任务。并且，无限制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就不可能进行土地改革，不可能取得贫下中农的支持，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拉丁美洲，为数众多且深受压迫的农民，正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格瓦拉不仅不搞根据地建设，他对于土地改革的态度也极其保守，他说：“在游击战发展初期，……对于富人，也尽可能少加骚扰”，“应该永远尊重财产所有者对于其用于社会公益的财产享有收受现款报酬的权利。”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和与封建土地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格瓦拉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总之，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他的这一套理论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时期，以苏修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和平共处”和议会道路理论已经不得人心。然而，所谓“游击中心论”却在这时以“左”的、“极端革命”的面貌出现，将许多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武装斗争，却受到小资产阶级观念影响、一时没有找到正确方向的革命者引上邪路，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混乱，破坏了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从参与拉美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革活动，到与卡斯特罗共同篡夺古巴革命果实、在革命后推行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为抵抗美帝和吸引投资等一度接近苏修，再到政治斗争失败后在刚果（金）、玻利维亚等地建立军事冒险主义的“游击中心”、破坏当地民族解放运动，切·格瓦拉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读过几本马、列的书，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取得广大工农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将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马克思主义。”[54]格瓦拉正是因为脱离人民，——他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的，只是将群众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而不能真正认识和依靠群众的力量——所以从反对帝国主义逐步堕落到与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妥协，最终走向反动和灭亡，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省的。
至于那些推崇格瓦拉的人，他们不过与自己的这位偶像一样，只是利用无产阶级运动为个人谋取私利。这是一群假共产主义者。他们大多出身于有产阶级，一方面脱离劳动、脱离人民，一方面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感到受压（在中修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这样的人是很多的，他们来自各个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也有资产阶级）——受到官吏、资本家、家长或教师等的压迫，不满于现状，要求实行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变革，“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55]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万能和正确，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切被压迫者的学说，他们感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解释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感到马克思主义反对压迫的某些辞句符合于自己的口胃，于是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在“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56]，把它变成仅仅为其个人或集团利益服务的工具。他们希望搭无产阶级运动的便车，或者从中大捞一把。因此，他们往往呈现出口头上不断革命、实际上到站下车，口头上极端革命、行动上极端保守，口头上大讲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内心里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的特点。对于这样一些人，真正的革命者也是应当擦亮眼睛、认识清楚的。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政治面貌。这些人所以狂热地崇拜格瓦拉，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爱屋及乌”，不过是羡慕格瓦拉所攫取的名誉和权力、追求格瓦拉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而将他作为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极力美化而已。他们将格瓦拉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将格瓦拉吹捧为“美德”和“良心”的化身，说他为了劳动人民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为了“反修防修”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世界革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良心是由人的……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57]，脱离了生活方式的任何美德或良心都是没有的。格瓦拉的生活向来奢侈豪华、荒淫无度，除前文已经提到的内容外，他总是以口衔高档雪茄的形象示人，在古巴革命胜利后迅速搬进了原巴蒂斯塔分子的豪宅[58]，依靠权势和地位享尽了各种特权[59]，并且不知欺骗和玩弄了多少女性[60]。这样的资产阶级分子，根本不可能与劳动人民有任何共同的感情，更不可能为革命做出任何真正的牺牲。这种将政治面貌和生活方式割裂开来，为个人投机革命、追求享受开路的谬论，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的。
与格瓦拉相反，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坚持进步的，是站在民主派另一端的何塞·马蒂。
1853年，何塞·马蒂出生在古巴哈瓦那一个极贫寒的家庭。1869年，在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期间，年仅16岁的马蒂开始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与同志创办爱国主义刊物《自由祖国》。同年，马蒂因反西班牙活动被捕，被判处六年苦役，后来由于朋友的营救改为在宗主国流放。在国外的几年间，马蒂坚持写作和演说，支持和颂扬古巴革命。1878年，马蒂利用政治特赦的机会回到祖国，他被任命为纽约古巴革命委员会在国内的代表，积极参与准备1879—1880年起义。1879年，马蒂因计划秘密向国内运输武器弹药被捕，并被再度押送至西班牙。1880年，马蒂经法国逃往美国，此后十五年间一直四处奔波，为建立一个联合各阶级反帝爱国力量的革命政党而不懈努力。1890—1892年，在马蒂的促进下，先后成立了古巴爱国主义同盟和古巴革命党。1895年2月，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马蒂立即回到阔别十余年的祖国，投入到激烈的武装斗争中。5月5日，在马蒂的主持下，全体起义者通过会议决定在秋季召开立宪会议，以便成立临时革命政府。5月19日，马蒂在一次向西班牙军队的英勇冲锋中不幸牺牲，年仅42岁。
马蒂的一生，是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事业坚持自我改造的一生，是作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反帝战士的一生，这也正是他的宝贵品质和突出特征。
与人民血肉相连
马蒂的家境十分清寒，父亲原是一名农民，在西班牙军队里当过炮兵，后来又靠做裁缝维持一家八口的生计。由于贫困，马蒂直到十二三岁才进入小学读书，此前一直在家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或者外出干零活补贴家用。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古巴人民，特别是黑人奴隶的生活水深火热。1817年，在约占古巴人口一半的黑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奴隶[61]，他们在种植园和矿山中遭到残酷的剥削。此后，西班牙殖民者又先后输入约六十万黑人奴隶和超过十四万中国契约劳工，野蛮的奴隶制度直到1879—1880年起义后才被废除。这在马蒂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对压迫者产生了刻骨的仇恨，将自己受到的苦难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马蒂在后来回忆童年生活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圆圆的红色的太阳穿过浓雾，
在荒漠似的大海上升起。
而树枝上高高地悬挂着
一个戴着镣铐的年轻奴隶。
不，有个孩子决不会忘记：
当痛苦的眼泪流下的时候，
他曾经对着这个尸体发誓，
要为一切被奴役的人报仇。[62]
第一次因被捕的经历，进一步加深了马蒂的这种思想。他被押送到采石场服苦役，在火热的太阳和狱吏的鞭笞下，少年马蒂与其他爱国者在没膝的河水里捞石头，并用肩背上来。但是，繁重的苦役并没有摧垮马蒂，反而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他的仇恨更加激烈、他的意志更加坚强。马蒂看到：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曾经领导反西班牙起义的准将，下至十二岁的孩子——父母因反对西班牙统治被捕，只是因为争取本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就遭到了殖民者最惨无人道的鞭打和虐待。他说：“在监狱里，有些人受苦比我多，……我只是链条中的一环，……我只是血海中的一滴。”[63]“当别人受的苦比我更深时，我为什么要讲自己呢？当别人泣血的时候，我有什么权利流泪呢？”“几个月之前，我的生活还只是妈妈的一个吻，我的光荣还只是学校的梦；我生活中的担忧只是害怕永远失去妈妈的吻，我生活中的苦恼只是失去了学校的梦。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我轻蔑地对今天的苦难表示沉默，这轻蔑比我昔日的一切光荣更宝贵。”[64]从此，马蒂不再是孩子和学生，他成为了一名为祖国自由而战的战士。
1870—1875年，马蒂被改判在宗主国流放。但是，他没有殖民者的假慈悲所收买，也没有忘记祖国人民的苦难与斗争。他一边学习，进入大学攻读法律、哲学、文学和语言学，一边为维持生活和缴纳学费参与劳动，一边积极进行宣传鼓动，为民族独立事业大喊大叫。在这样艰苦的生活中，马蒂身体很坏、经常生病，然而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
1880—1895年，马蒂到美国从事统一革命政党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他不仅依然与祖国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还与美国的工人、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接触，对他们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有许多古巴工人侨居美国。刚刚形成的古巴无产阶级积极地参与了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尽管生活贫苦，却依然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十分之一支援爱国运动，这后来成为一种自觉的制度，在第二次独立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始终没有中断过。马蒂看到新生的古巴无产阶级中所蕴含的伟大力量，将他们作为宣传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古巴革命党的机关报——《祖国》，正是马蒂在烟草工人们的募款支持下创办的。他高度赞扬古巴无产阶级的爱国精神：“为了让争取祖国解放事业的战士手握武器，而失去自己全家的面包和廉价的酒，失去自己子女的衣服和药物”，“用自己起茧的双手对自由和正义的宝库作出珍贵的贡献的古巴人……那些人是祖国引为自豪的人。”
除了向同胞宣传，马蒂还兼任黑人工人保卫协会的教师，免费向美国工人讲课，热情地声援了他们的斗争。在美国，虽然黑人奴隶制在南北战争后遭到废除，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反动的种植园主势力并没有被消灭，他们将刚刚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黑人变成佃农，在利用分成制的形式进行残酷的剥削。马蒂为受压迫、受歧视的黑人群众发声，坚决反对种族歧视，他指出：“奴隶地位并不意味着被奴役的种族的低贱”，“黑人并不因为黑就低人一等或高人一头”，“在黑人身上并没有什么生而有之的罪恶和病毒”。马蒂认为：肤色并不是区分人的标准，而应当看他们的品质，“无论白人黑人，总是以讲求奢华、包藏私心的人们组成一方，而以慷慨大度、赤心无私的人们组成另一方。”[65]并且，马蒂特别强调被压迫阶级不分种族的团结，他认为：一方面，当时在黑人中所存在的个别种族主义倾向是白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所引起的；另一方面，黑人如果坚持种族主义，那么也不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
1886年，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进行全国性罢工，反动的美国政府收买无政府主义者制造事端，在芝加哥炮制了血腥屠杀工人的干草市场惨案，并判处七名工人领袖死刑。在死刑执行后的第二天，马蒂便奋笔写下了《骇人听闻的悲剧》，声讨美国资产阶级镇压和迫害工人的罪行。在这篇文章中，他热情地歌颂几名被判绞刑的工人领袖是约翰·布朗式的英雄；揭露了美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不公——遭到陷害的工人领袖被处以死刑，而枪杀儿童的侦探狗腿子却逍遥法外；特别是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虚伪性——在垄断资本家统治的美国，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富人享受特权、穷奢极侈，而穷人却饥寒交迫、不得死所，在这一点上，共和国与君主国、美国与欧洲并没有什么不同。
马蒂对工人阶级满怀深刻的同情，对他们的革命导师也表示敬佩与尊重。他在一篇悼念马克思逝世的文章中写道：“卡尔·马克思逝世了……他不仅是欧洲劳动者不满情绪的伟大的唤起者，而且是对人类贫困的原因和人类命运的目光远大的预言者……他是劳动世界里最高贵的英雄和目光最远大的思想家……。”[66]
另外，由于马蒂的活动，当时有阿根廷、巴拉圭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曾任命他为驻纽约领事，也有许多报刊、杂志邀请他作通信员。但是，马蒂并没有因此走上脱离人民群众、追求个人成功的道路，而是利用这些机会进行革命宣传，对拉美思想文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虽然他并非军事领袖，但马蒂却认为：在祖国人民手执武器英勇奋战的决定性时刻，自己既然被任命为民族解放军的少将，那么也必须像任何一个普通战士那样在沙场上战斗。终于，1895年5月多斯·里奥斯战役中，马蒂在冲锋路上不幸牺牲，正如他在16岁时所塑造的英雄阿布杜拉一样，为祖国的自由与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证实生命的高贵的价值，
我们应当斗争，不惜牺牲，
为了拯救别人，如果需要，
我们可以杀身成仁。
……
胜利呵！……我将幸福地死去。
死于我又有什么，——我拯救了祖国！
死多么美啊，当我们为了祖国、
为了祖国的自由而献出了自己！[67]
马蒂不仅出身于劳动人民，并且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他将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份子，而不是任何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英雄”或“救世主”。他指出：“人民，愁苦的大众，才是革命的领导者。”“领导者的伟大不在他们自身——尽管表面上好像如此——而在他们为人民效劳的程度……。”将格瓦拉所主张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群众落后论”与此相比，高下立判。
坚持进步
马蒂并不一开始就是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是以改良主义为出发点，在经历了漫长艰苦的思想斗争后实现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的。
在流放西班牙期间，马蒂基本还是一名改良主义者。这是因为，西班牙在1868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又于1873年成立了共和国，马蒂当时希望资产阶级共和派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推广到与殖民地的关系方面，写了一系列文章向西班牙统治阶级呼吁，要求他们允许古巴独立。然而，在殖民地问题上，刚刚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与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仍然希望从古巴掠夺原料和巨额利润，在共和国宪法中将古巴列入西班牙领土。并且，随着1874年君主专制政体在西班牙的复辟，古巴的独立战争遭到了更加残酷的镇压。现实使马蒂认识到：祖国的解放事业决不能依靠宗主国的统治阶级，而必须要由本民族的人民自己去争取。于是，当西班牙议会中充满“西班牙的古巴万岁！”的反动叫嚣时，马蒂愤然写道：“决不！……自由的古巴万岁！”
桑洪协定的后果，使马蒂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改良主义的反动性。1878年，在军事上遭到失利的情况下，革命阵营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趁机向西班牙妥协，签订了桑洪停战协定。狡猾的西班牙殖民者假惺惺地答应实施“政治改革”，允许古巴人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西班牙议会，并承诺给参与独立战争的黑奴与契约华工以自由及放松经济限制等，而革命军则交出全部武器弹药。然而，在停战后，西班牙殖民者的诺言一条也没有实现。在政治上，古巴在西班牙议会中的代表，实际上完全由西班牙王室和古巴殖民当局指定，他们之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古巴出生。对选举的限制也十分严格，只有每年缴纳赋税125比索的人才有权选举。在经济上，曾经参加十年战争的革命者，财产被完全没收。1886年被“废除”的奴隶制只是变化了形式，奴隶成为了隶农，仍受他们垄断了土地的前主人的剥削，甚至许多原来的奴隶依然是奴隶。[68]并且，为了弥补在战争期间的巨大消耗，西班牙重新加紧对古巴的经济掠夺，征收大量苛捐杂税，古巴人民的生活进一步贫困化了。马蒂至此彻底与改良主义决裂，他与坚持斗争的以安东尼奥·马塞奥将军为首的爱国者和广大人民一道，开始准备武装反对殖民统治的暴力革命。“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69]当时，仍有些主张自治主义、改良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拉拢马蒂，而马蒂却将这些向敌人跪着乞讨“自由”的投降主义者称为“叫花子”，他坚决地说：“权利不是哀求得来的，它是要用武力来夺取的！”
马蒂为人民利益坚持进步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条坚持思想斗争、坚持自我改造的道路，与格瓦拉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最终走向反动的道路再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坚决反帝
马蒂的反帝思想是比较彻底的，在古巴独立的主要敌人还是西班牙时，他就预见到新兴的美帝国主义正在阴谋取而代之，要求抛弃一切认为美国可能支持古巴独立的幻想，提高警惕，在反对旧殖民者的同时时刻准备与新殖民者进行斗争。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马蒂的预见的正确性。这与格瓦拉只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不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片面反帝路线，也是截然对立的。
马蒂最初也曾对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产生过一些幻想。但是，在“恶魔的心脏”生活的经历，使他“熟知它的五脏六腑”。他很快认识到：垄断资本统治的美国，不仅国内到处发生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显著的贫富分化，所谓“民主”选举的马车也不过是“靠黄金的轮子来推动”；并且扩张野心不断膨胀，在国际上日益疯狂地推行一套殖民侵略政策。马蒂在美帝国主义召开第一次泛美会议时便指出，“绝不能认为”这次会议“和美国对美洲大陆各国的侵犯和公然进攻无关”，呼吁拉美各国像树木一样“联成一排和挡住穿着大靴的巨人的路！”
同时，马蒂在发展独立的国际贸易和民族经济方面的观点，也比格瓦拉要来得深刻。他指出：“谁主张经济联合，谁就主张政治联合。买东西的人发号施令，卖东西的人就要低声下气。要保障自由，就必须取得贸易上的平衡。哪国人民要找死的话，就让他把东西只卖给一个国家，哪国人民要想活命，就得把东西卖给不止一个国家……”[70]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马蒂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表示真挚的同情，但他也并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原则性区别在他的身上依然存在。
首先，马蒂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建立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受到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影响，认为占有小块土地是独立和自由的保证，反对土地和财产的过分集中，主张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在此基础上通过由国家征收并归公共使用的单一税逐渐实现财富平均和普遍幸福。我们知道，由于小生产的不稳定性和小生产者的分化，马蒂的观点不过是一种空想，并且一旦付诸实行，便会成为“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71]。
其次，马蒂没有科学的阶级观点，他虽然认识到穷人与富人、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但并不将其理解为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相反，他却把阶级的概念庸俗化，认为它是抽象的、道德的而不是经济的、政治的范畴。他说：“人只可分为两个阶级：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或分为“弱者”和“强者”、“卑贱的人”和“高傲的人”。这表现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评价上，一方面，马蒂认为马克思是可敬的，因为“他站在弱者一边”[72]。这反映马蒂并不真正了解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主要是将他们看作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加以同情。同时，马蒂也没有将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者区分开来，不懂得无产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生产实践和代表新的生产关系而具有其他任何阶级所不具备的高度纪律性和彻底革命性，而是狭隘地从人数方面来了解他们的力量[73]。可见，他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同情一定程度上仍是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有点急于求成”、“应该教人们用温和的方式来弥补损害”[74]，这说明马蒂虽然能够在民族独立问题上比较坚决地主张暴力革命，但渐进主义和非暴力主义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仍留有一定的残余。并且，马蒂耶存在着阶级调和的思想，他认为古巴革命是为了“所有阶级而不是某一个阶级公平的利益”[75]。他所提出的口号——“和大家一起，为了大家的利益”，虽然在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起到了团结爱国力量的进步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超阶级的。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超阶级观点的影响，马蒂主持制定的古巴革命党纲领并没有涉及到土地问题，——虽然他本人赞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而只是提出了推翻西班牙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等要求，在联合地主阶级中部分反西班牙分子的同时，却忽视了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这不能不说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后来为亲美势力所篡夺而最终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干涉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马蒂的思想中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矛盾，是因为他一方面同情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又幻想在古巴能够避免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社会弊病和激烈的阶级矛盾。这是由他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没有彻底实现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转化所决定的。当然，过早的牺牲也使他没有机会完成这样一个转化了。
总而言之，尽管存在着其局限性，马蒂仍然不失为一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古巴的民族英雄。他虽然并不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却比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格瓦拉更加接近人民群众、比后者对于古巴民族的解放事业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他的一些宝贵品质，是值得我们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加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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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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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延彰：《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1976年第4期《北京大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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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尼亚1949年6月在哈瓦那所作关于世界工联经济会议的报告，转引自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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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本节数据若无特别注明均来自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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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哥伦比亚加利城举行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大会的报告，转引自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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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摩托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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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曾经血腥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劳雷亚诺·戈麦斯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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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玻利维亚爆发人民起义，亲美的乌戈·巴利维安军事独裁政府被推翻，埃斯登索罗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就任总统，对矿山进行国有化并实行土地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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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科沃·阿本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在任内实行比较独立的外交政策和比较激进的土地改革，没收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地主土地共五十五万四千公顷。1954年，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反动军人卡斯蒂略·阿马斯发动武装政变，推翻阿本斯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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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罗·拉弗列茨基：《格瓦拉传》，人民出版社，197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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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育沂：《巴西、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的反美解放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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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武装斗争思想，即“游击中心论”是非群众和反群众的，我们在之后便会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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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古巴共产党，成立于192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追随白劳德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此后逐步堕落为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鼓吹议会道路。1940—1944年曾支持并参与巴蒂斯塔政权，党的两名高级领导人任内阁部长。1944年，改名为人民社会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人民党结盟参与总统大选。人民社会党对武装推翻巴蒂斯塔政权长期持反对态度，认为卡斯特罗1953年对蒙卡达兵营的进攻是“冒险行动”，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前夕，才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即卡斯特罗派结成同盟并转向武装斗争。古巴革命胜利后，人民社会党成为卡斯特罗统治集团的一部分。1961年加入统一革命组织，即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2—1965年）和古巴共产党（1965年—）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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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197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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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的大学同学费尔南多·弗莱雷，转引自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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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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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卡斯特罗——引者注）本人对巴蒂斯塔并无恶感，而且他的父亲也认识他（巴蒂斯塔——引者注），并对他有感恩怀惠之情”。卡斯特罗曾通过其妻兄——巴蒂斯塔的内务部副部长迪亚斯·巴拉特与之接触，表示：“如果巴蒂斯塔是抱着武装夺取政权的目的回来的（指巴蒂斯塔在1948年大选后从美国回到古巴——引者注），那么他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帮助”。（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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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名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以纪念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领导的对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的失败的进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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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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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古巴：反殖斗争的先锋抑或历史的例外？》，转引自丹尼尔·詹姆斯：《切·格瓦拉》，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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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卡斯特罗派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资产阶级亲美派的“埃斯坎布雷第二国民战线”，在1958年12月革命胜利前夕分别发展到约七千人和约三千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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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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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巴蒂斯塔学生团体，成立于1954年，曾于1957年3月13日组织一场对巴蒂斯塔总统府的失败袭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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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斯特罗原本并不反对巴蒂斯塔一样，他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也并不反美，相反地却极力寻求美帝国主义对其政权的支持。1959年4月，在没有收到官方邀请的条件下，卡斯特罗对美国进行了一场为期十一天的访问，使美国成为他作为国家元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卡斯特罗在访美期间强调：古巴革命“不是红色的、极权主义的，而是橄榄绿色的、人道主义的”，并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会谈。然而，卡斯特罗并没有得到美帝国主义的青睐，尼克松表示：卡斯特罗“要么对共产主义抱有不可置信的天真想法，要么就是已经处于共产主义的教条之下”。美帝国主义分子由于以下原因不打算支持卡斯特罗：临时政府一直没有兑现其进行选举的诺言，掌握军队的卡斯特罗未免不会成为第二个巴蒂斯塔；卡斯特罗当时同作为苏修附庸党的人民社会党逐渐接近；相比于卡斯特罗，他们在古巴已经有了许多在各个方面都更为可靠的代理人，如乌鲁蒂亚、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理何塞·米罗、古巴前总统普里奥·索卡拉斯、“埃斯坎布雷第二国民战线”领导人古铁雷斯·梅约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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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农业调查》，转引自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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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在1963年进行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仍规定私人能够占有最多五卡瓦耶里亚即约一千亩土地，对征收土地依然给予补偿，且“经营良好、在生产和交售方面与国家充分合作的五卡以上的庄园不予征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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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1960年代的古巴：官僚脱离工人走向“共产主义”》，1998年4月20日《共产主义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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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古巴的经济——它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重要性》，转引自丹尼尔·詹姆斯：《切·格瓦拉》，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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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詹姆斯：《切·格瓦拉》，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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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詹姆斯：《切·格瓦拉》，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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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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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致世界人民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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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转引自丹尼尔·詹姆斯：《切·格瓦拉》，人民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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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刚果（金）宣布脱离比利时独立，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帕特里斯·卢蒙巴通过选举成为刚果（金）第一任总理，主张实行反帝反殖、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当年7—9月间，在比、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及其走狗约瑟夫·蒙博托的军事政变下，卢蒙巴政府被颠覆，美帝操纵“联合国军”将卢蒙巴软禁，后假手莫伊兹·冲伯军人集团将其杀害。1961年8月，美帝操纵成立西里尔·阿杜拉傀儡政府，卢蒙巴的副手安托万·基赞加向帝国主义势力妥协，参与了阿杜拉政权。1963年，在刚果（金）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卢蒙巴派在该国东部和西部地区重新掀起武装斗争。1965年11月，卢蒙巴派武装的主要力量遭到刚果政府和比、美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余部仍坚持斗争相当长一个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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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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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游击战》，人民出版社，1975年。（本节格瓦拉的话若无特别注明均来自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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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乃甦：《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的创作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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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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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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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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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第4期《红旗》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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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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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格瓦拉假手当局借口“养病”住进一间巴蒂斯塔时期前省长的别墅。按照他作为军官的薪金，是根本不能租到这样的豪宅的。只是在遭到政敌公开揭发后，格瓦拉才不得不承诺“待我的健康稍一恢复，我就搬出这幢别墅”。（约·罗·拉弗列茨基：《格瓦拉传》，人民出版社，197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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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在一个时期内实行粮食配给制。在一次手下抱怨粮食定量太少时，格瓦拉恼火地表示“他家从来没有感到粮食不够”，结果发现是他家享受了比一般人家更高的配额。（约·罗·拉弗列茨基：《格瓦拉传》，人民出版社，197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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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在两性关系上主张一套反动的资产阶级杯水主义，他曾表示：“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同一个女人过日子。……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格瓦拉共有四任公开的妻子或情人，至于婚外情等其他淫乱行为更是数不胜数。在访问埃及期间，格瓦拉竟当着埃方人员的面预备实行嫖娼，并在事后厚颜无耻地要求警卫“再送几个这样的姑娘进来”。（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作家出版社，200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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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人口调查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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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忽然间一条深红的光线》，《马蒂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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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古巴的政治狱》，转引自陈佳荣：《何塞·马蒂》，商务印书馆，1962年。（以下马蒂的话若无特别注明均来自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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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古巴的政治犯苦役》。（与前注为同一文章的不同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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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我的种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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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悼念马克思》，转引自陈佳荣：《何塞·马蒂》，商务印书馆，196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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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阿布达拉》，《马蒂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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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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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在<坟>后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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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转引自雷希诺·佩德罗苏：《让他继续活在祖国的心坎上——在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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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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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悼念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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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劳动者众多的国度（指美国——引者注）里，劳动者的联盟将是无比强大的。”（何塞·马蒂，转引自雷希诺·佩德罗苏：《让他继续活在祖国的心坎上——在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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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悼念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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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马蒂，转引自《何塞·马蒂诗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