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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一场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各族劳动人民、各地人民武装和进步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不仅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传播了革命民主思想，唤醒了千百万工农群众，还揭穿了蒋介石匪帮反共卖国的真面目，锻炼了人民的力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取得了极大进步。在八年的奋战中，中国的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以无数烈士的鲜血为代价，取得了这场中华民族近百年历史中最伟大的反帝战争的胜利。同样在这八年的奋战中，被地主束缚了千百年的农民阶级第一次得到了广泛的解放，和工人阶级建立了牢固的革命联盟，使得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巨大发展，最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日本侵略者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打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政府拍摄的“抗战影视剧”中所发挥的作用却被愈发地淡化了；反倒是国民党及所谓正面战场的“故事”被大书特书、大写特写，近年来甚至到了连降日汉奸都被挖掘出立体形象、成了“有苦衷的英雄”的地步。这类赞扬国民党抗日有功的影视剧数量之多，以至于豆瓣网“评分最高的10部抗战剧”清单中，直接正面描述国民党如何抗日的作品就有五部。而且即使是在一些所谓讲述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故事的影视剧里，国民党军也多是以“立体”的正面形象出现的——在《亮剑》里，国民党团长楚云飞不仅手刃汉奸，炮击日军，还和李云龙惺惺相惜，在共产党抗击日寇的时候大义凛然道：“我358团一定帮帮场子!”在《雪豹》中，国民党军官周卫国成了抗战主角，在剧中充分表现其爱国精神领导虎头山八路军部队多次取得从未有过的“重大胜利”。而共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反倒被贬得一文不值，成了衬托这位国民党爱国军官的“绿叶”。
除了影视剧，各种吹嘘国民党抗日功绩的“纪实文学”、“一手资料”也泛滥成灾，各类“抗战回忆录”、“战史”更是层出不穷，触目皆是。这些所谓的“第一手纪实资料”不仅大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拖住敌军，大量杀伤日寇”的鬼话，还把国民党的各路军阀描绘成了为民族解放奋不顾身、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就连独夫民贼蒋介石——这手上沾满人民鲜血，靠卖国求荣、镇压革命上台的反革命匪首也摇身一变，成了在“民族大义”前一致对外、在抗日战争上“亲力亲为”的好总裁了。
可历史上，不正是这位坐拥“百万雄兵”的“蒋总裁”一退再退、一败再败，丢上海，失长沙，弃南京，走重庆，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的1944年，还在豫湘桂一溃千里，使6000万人民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放任日寇达成了“打通中国大陆至印度支那交通线”的战略目的吗？！不正是这位被中国劳动人民咒骂为“蒋该死”的“总裁”，炸黄河，开堤口，签条约，纵贪腐，假抗日真投降出卖民族利益，搜刮民脂民膏让群众穷死饿死，在丢失大半个中国后依旧把反共当作第一要务，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解放区军民，第三次掀起反共高潮吗？！蒋介石匪帮这类不耻于中国人民的狗屎堆，在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后还妄想要跳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不是无耻到了极点吗？！炮制这些混淆是非的影视剧和所谓“纪实材料”的人，硬要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这块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美化成什么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真是颠倒黑白、恬不知耻！
美化国民党的种种反动文艺作品泛滥成灾，绝非偶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夺取中央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这场“国党抗日”的闹剧就悄然拉开帷幕了：早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大会上，老走资派彭真就玩弄折衷主义，大谈什么“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1]，公开否认“共产党和民众领导的武力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2]这一毛主席作出的光辉论断。中修还指使其喉舌公然篡改历史，称“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3]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演讲里，时任中修头子的胡锦涛也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国民党……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4]又过了十年，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中，反革命匪首习近平不仅不谈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邀请国民党老兵参加此次阅兵来体现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以示两岸“人民”的“民族团结”。此后不久，中修政府更是将抗战的时间从8年修改为14年，进而为那个在1931-1937年间未放一枪，对内镇压革命，屠杀工农兵群众，对外卖国投降，签订《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的国民政府，披上了一层“坚持抗日”的神圣外衣。
从历史上来看，开启了美化国民党之先河的文艺作品，就是中修政府于1985年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把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在两广事变勾结日帝、皖南事变镇压新四军的“剿共总司令”李宗仁捧上了天，使之摇身一变成了运筹帷幄、心怀正义、爱兵爱民的英雄将军。卖国投降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也以抗战总指挥的形象登场，不仅在炮火连天中亲自上战场视察军队，还临危不乱，完全不怕日本飞机的扫射轰炸，镇定自若地在烈士追悼会上发表讲话。这部片子的出台，意味着中修政府在政治上给国民党的抗战功劳做了保证，并为后来的一切“抗战剧”塑造了样板。在拍摄这部电影时，中国政府特意作出了如下批示：
“第一，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1987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第二，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主席语录。可以不加。第三，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决定。”[5]
一贯坚称自己是“中流砥柱”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自然对中国修正主义政府抛出的橄榄枝心领神会。《血战台儿庄》甫一上映，便获得了蒋经国极高的赞誉，他拍手叫好，高兴地宣称：“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6]中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靠败坏共产党的名声，践踏共产党的荣誉，出卖共产党的尊严来为自己谋利的！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7]中国政府容忍、放纵、指使其走狗文人玩弄这套“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手段的行为，恰好也就暴露了其极端反共反人民的阶级立场。当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既要用武力维护统治、镇压人民，又要用儒教等反革命两手毒害人民，他们就阶级性上来说和国民政府是一丘之貉。处于相同的阶级利益，他们就总是要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去美化这些老一辈的剥削者。今日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抗战有功论”的最大鼓吹者、支持者。也正是通过美化国民党，其悄然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
在一切对外的战争中，受侵略民族的内部是团结一致、毫无分别的。镇压人民、剿灭革命的反动政府也可以是“爱国”的，也是要抵抗的。
这种以民族主义代替阶级分析，以便鼓动“民族情绪”、掩盖阶级矛盾的狡猾技俩，正是当今的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因此，为了讲明为何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何中修政府要无耻美化国民党，并彻底揭露中修政府的反动面目，下文将首先从历史事实出发，阐明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的国家特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8]要说明抗日战争的性质，进而说明为何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就必须说明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状况，从而分析出其发动这场战争的政治目的。
进攻中国的日本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地主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使得广大日本人民生活极度困苦，长期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导致了日本国内市场十分狭小，根本不能容纳其所产出的巨量商品。同时因为日本在农业生产中的半封建制度没有彻底扫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早已将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尽数霸占，这导致国内的资源难以得到开发，只能依赖海外原料来进行生产。这种对于海外市场和海外原料的极端依赖性，就造成了日本对外的极端侵略性。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军阀头子明治就亲自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狂妄地叫嚣要“第一步侵略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略中国的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9]， 最终使日本成为“八纮一宇”的大帝国。
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先后侵占了台湾、南库页岛，并逐步把朝鲜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下，一共抢占了几乎相当于日本领土76%的土地。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想要保有廉价和稳定的原料供给，想要获得固定的商品倾销市场，只有争夺殖民地一条路好走。这对于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日本则尤其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着英、德、法各国两败俱伤、无暇东顾，同当时的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妄图将整个中国都变为其统治下的殖民地。但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这一条约不得不宣布无效了，而在1922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又签订了九国公约，使中国维持着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半殖民地状态。“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危机，镇压国内外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日本的统治阶级在“利用旧的市场”的同时急需“开阔新的市场”。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举行了一系列的反帝爱国运动，各个帝国主义也纷纷为了转嫁自己遭遇的危机，加大了对中国的控制。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通过非战争手段把中国转化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图谋彻底化为泡影。眼看国内外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半独立的中国已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10]，且“和平”手段再不能达成其完全侵占中国的罪恶目的，于是日本帝国主义集团便将刺刀提上日程，于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侵华战争。
和日本截然相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通过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外国的侵略者们如蝗虫般涌入中国，贪婪地啃噬中国人民的血肉，豢养在华的走狗买办，把中国从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变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些帝国主义者不仅用诸多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了巨额的财富，还输入了大量的资本、工厂，占据了各地的口岸、码头。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只恨不能将偌大的中国一口吃下。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11]早在日本入侵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就已沉甸甸地压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在这个社会，地主、买办、官绅等剥削阶级不劳而获，他们或进烟馆，或逛妓院，或流连于“十里洋场”，或沉醉于赌场舞厅，过着挥金如土、荒淫无度的生活。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却劳而不获，整日受着军阀、土匪、官僚、地主、洋人的压迫，一辈子当牛做马、受苦受难，却依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终只能带着无限的怨恨和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继承了北洋政府政治遗产的蒋介石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政党。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既是一个代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利益的黑暗政府，又是一个通过对外买办卖国、对内镇压群众而维持统治的腐败政府。自蒋介石国民党上台以来，它的各级官员无一不贪、无一不腐，其内部最具权势的地主买办集团——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则是最大的贪污者。他们为了本阶级的“自由”而剥夺了所有劳动人民的自由。他们靠着残害群众、出卖民族、甘当走狗从洋主子那里换来了特权，食肉饮血，将吃人的筵席持续了几十年，一步步把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是“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2]“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3]中国的革命人民是不能容忍这样一个黑暗的政府的，因此自建立之日起，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就始终面临着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同当时陷入绝境的孙中山合作，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的国民大革命，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虽然因为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和屠杀，大革命失败了，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仍进行着推翻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国民党政府的土地革命战争，星星之火依旧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燃烧着。
可见，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本身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在华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蒋介石匪帮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汪精卫匪帮则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相对抗的，他们本身是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因此也就是反动的、垂死的。他们是必然灭亡的腐朽事物。另一方面，本就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劳苦群众组成的共产党则致力于彻底摧毁旧的制度，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因此也就是革命的、进步的。他们是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共产党人革命到底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仅致力于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并且要在此过程中发展人民民主力量，最终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由此，国共两党对抗击日寇的两种态度、两条路线，就必然地决定了两个中国的不同命运。
组建了蒋匪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右派，正是通过对外卖国求荣，取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对内挥舞屠刀，镇压第一次大革命，踩着人民的斑斑血迹上台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14]。在日本向中国伸出侵略的魔爪时，国民党政府就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发一枪将东北三省出卖给了日本。之后更是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中日通商协定》等卖国条约，同意将华北设立为非军事区，撤出一切军政机关和部队，取缔一切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要降低对日关税、给予其最惠国待遇，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经济利益。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匪帮虽然也大喊起所谓的“守土抗战之责任”了，但他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质却根本没有改变，其所推行的依然是抗战前的那一套镇压劳动人民、维持专制统治的政策。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一边宣布“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一切反共宣传”，承诺“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一边又打着“训政”的幌子，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它依靠《出版法》、《集会结社法》、《戒严法》、《取缔危险思想言论办法》、《新闻检查条例》等法律，完全剥夺了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并凭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肆意以“危害民国”的罪名残害革命群众。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帝灭亡国民党的危机暂时解除，国民党对革命群众的压迫愈加公开和露骨了。它规定各县政府必须增设“社会科”，由所谓“指导员”负责管理地方民众组织，并要求国民党员在群众组织中“发生领导作用”[15]。通过行政院社会部、国民党党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重系统，国民党几乎完全取消了人民的结社自由。1942年，它又颁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规定所有群众性质的社团在成立、建设、活动等各方面都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监督，且明令禁止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若宣传马克思主义则更要“一律依法从严制裁”。
在蒋介石的一手操纵下，抗日的战场最终演变为了其反共反人民的战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秘密颁布了《共产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并付诸行动。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大造舆论，污蔑共产党是“奸党”，是“军阀割据”，并借口“统一”，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直接破坏了真正的统一战线。这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16]
国民党的经济政策
在经济方面，由于国民党政府本质上是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战时财政政策也必然服务于这一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赴国难是假，发国难财是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17]。国民政府是一个无人不贪、无人不腐的政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已经掌控了大量金融业和工商业。他们操纵市场，滥发纸币，收受贿赂，攫取了无数民脂民膏，积累了巨额财富，把持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抗战爆发后，他们又打着抗战的名义，大搞金融垄断与产业垄断，吞并民族工业，操纵投机倒把，一面出卖民族利益，一面残酷剥削大后方的人民。
193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了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文件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展示金融政策有关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职权”[18]。自此以后，四行在大后方分支机构迅速扩张，到1945年时，四行两局的分支机构已达2281个，占国民党统治区金融机构总数的76.5%[19]。四大银行的存款也从1938年的40亿元猛增至1943年的417亿元，占比由77.7%上升至90%[20]，从而几乎完全垄断了大后方金融业务。
凭借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党政府得以更加便利地操控国民经济。通过中央银行，其开始大肆滥发钞票以弥补战争开支，刮民脂民膏。孔祥熙对此毫不掩饰地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21]1937年6月，法币发行额为14.1亿元，至1941年12月已增至151亿元，增长10.76倍；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更达到5569亿元，是战前的397倍。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大搞囤积居奇和投机活动，物价飞涨更为惊人——截止至1945年8月，重庆的物价水平相比战前，以达到了惊人的2133.2倍！[22]
此外，国民党还实行极为残酷的赋税政策。由于中国重要经济区几乎全部沦陷，原本占国民党财政收入九成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急剧下降。为了弥补缺口，国民党千方百计向人民开刀，对食盐等日用品层层加税。从1942年到1945年2月，仅食盐一项的年均税收就占国民政府年均总税收的一半[23]。尽管人民群众早已苦不堪言，但贪婪的国民政府却还不满足，还在不断扩大征税范围，结果出现了“一斤猪肉，一个鸡蛋，一块劈柴，一棵白菜都有税”[24]的情况。
国民党的反动经济政策也使民族资本难以为继。高额的捐税和通货膨胀对国统区的民族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大批企业相继破产。而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本，则趁机侵吞了这些原属于民族企业原有的机器、厂房。1935年，官僚买办资本[25]在全国工矿业资本中仅占约12%；但通过金融垄断、政权强制以及财政支持等手段，到1942年，其在国统区工业资本中的比例已上升到69.58%，而民营资本则下降到30.42%[26]，这导致整个国统区的工业生产濒临崩溃。在民族资本被大批侵吞后，即使在生产达到顶峰的1943年，国统区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值也仅为1937年的12.2%[27]，以至于“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28]
飞涨的物价、高额的捐税、沉重的地租以及不断的征兵，使得国统区的一切人民都“生活痛苦，达于极点”[29]。为了进一步盘剥人民，国民政府还出台了限制工资上涨的规定，要求工人、职员、教员等的工资一律按1942年1月30日工资额为标准实行管制[30]，调整必须由主管官署根据远低于市场实际价格的“官方物价”来决定。这使得城市居民的实际工资进一步下降，生活日益困苦。在这种情况下，官僚资本还打着抗日的旗号，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结果使工人更加难以生存。据国民党社会部1944年4月的统计，重庆工人的失业率高达30%；到抗战胜利时，仅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就有17.5万以上的工人失业[31]。“产业工人为着战时生产，很卖力气，但工资较固定，赶不上物价的飞涨。一家人都要从事劳动，才能勉强过活，发生疾病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经济不景气，减产停产的工厂很多，又因战事损失，不能生产，于是有大批工人失业。”[32]
国民党治下的农民，则生活地更加痛苦悲惨。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严重缺地、少地；加之投机倒把推高地价，地主便肆意抬高地租。统计显示，到1941年，各省地租比战前普遍增加至少20%。在缴纳额度上更是惊人：四川成都一带的地租高达73%，其他地区也不低于60%。此外，各地押租也成倍上涨。到1944年，四川璧山甚至出现农民一年应纳租额超过全年收获的情况。[33]
在国民党治下，被暴政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一旦遭遇灾荒，便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难。而国民政府一见粮价飞涨有利可图，不仅不放粮救灾，反而还要大肆征收粮食，借机抬高物价，从中谋取暴利，致使每次灾荒都有数百万民众饥寒而死。1942年河南旱灾尤为严重，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救灾，反而横征暴敛、强征民役，导致当地饿死者超过300万人。
国民党取得的“军事成果”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倒行逆施，必然导致在军事上节节败退。
假抗日、真反共，是国民党一贯以来的特色，它不仅在湖南制造平江惨案、在河南制造确山惨案、在山西挑动旧军打新军、在河北默许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在山东授意秦启荣围剿游击队，还分出了极多兵力以伺进攻边区根据地。在西北地区，国民党驻扎了三个集团军，“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34] 而且最后就连这个集团军三分之二也在1943年被胡宗南所抽调，准备用于进攻边区根据地。在华南地区，国民党军发动了皖南事变，残杀新四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九千余人，之后又组成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的“剿共军”，妄图彻底消灭新四军余部。为了针对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打出的大好局面，国民党不仅组建了“忠义救国军”，妄图剿灭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甚至还直接指挥部队投降日军、改编为伪军，用以配合日本侵略者进攻共产党的抗日武装。
毛主席指出，蒋介石匪帮“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35]同日军作战的国民党军，从始至终都坚持一套消极防御的方针。作为实际上割据一方的军阀，国民党军的各个将领在战争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捞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其次则是如何回避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这些军阀作为实际上的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各帝国主义集团在华的代表，是靠镇压革命、卖国求荣换得了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的机会的，因此更不可能出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36]，只会为了保存自己而大玩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手段。在这类反动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国民党中央军总是留在后方观望，把地方军推到前线送死；而地方军一见战况不利，则立刻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武汉会战的结果就是国民党消极防御、畏战龟缩的明证。当日寇以40万大军进攻武汉时，其因后勤补给困难，只能沿长江逆流而上，前锋部队则随时可能与后方脱节。苏联援华顾问看出破绽[37]，建议国民党军队调整兵力部署，在利用坚固阵地阻击的同时进攻日军部队的侧翼与后方，切断其与后勤部队的联系。但国民党将领们只顾龟缩在城墙之内里以求苟活，根本不敢冒一丝损兵折将、赔钱蚀本的风险，以求达成积极防御、御敌于外的战略结果。在这群酒囊饭袋的拖延之下，日军凭借炮火优势，一路突破长江沿岸阵地，兵临城下。而这时国民党守军一见势头不妙，竟然不开一枪，即刻仓皇逃窜，把武汉一城拱手送给了日军！到了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攻的1944年，由于长期消极抗战，“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38]，在豫湘桂会战再次兵败如山倒，使六七千万人民沦入敌寇铁蹄之下。国民党这根“中流砥柱”，就是如此“力挽狂澜”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更遑论成为什么“中流砥柱”了。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反动与无能，正是由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必然。作为一个代表着大买办、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集团，国民党是这类剥削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最集中的代表，因此有着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既要通过帮助英美帝国主义攫取在华的利益，进而在它们的支持下巩固自身的统治，安做“小朝廷之大臣”，所以对外有着卖国求荣的特点，“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人民是不甘于做亡国奴的，是不甘于有这样一个寄生阶级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它又要血腥镇压群众运动，继续维持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所以对内有着极端仇恨人民、特别敌视革命的法西斯式的特点。
如此一个政党治下的中国，终究是一个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如此一个政党专政的统治，也就使得中国前途一片黑暗，人民绝无光明未来。这样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要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党——如前所述——也就不可能代表任何先进的生产关系。国民党如何抗战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不过是如何借抗战壮大自己，如何借抗战捞取名利的问题，不过是将中国主权卖予日本还是卖予美国的问题。正因为他们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因此只要其走狗买办的阶级地位不受到动摇，他们宁愿让中国继续在日寇的铁蹄下沉沦、继续在美帝的奴役下煎熬，也绝不愿让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人民起来当家作主。因此，仇恨人民的国民党军根本谈不上什么“爱国”，除了能在屠杀革命群众的战场上“屡建奇功”外，这类军队也就毫无战力可言。
真正救亡图存、爱国抗日的是广大劳动人民。不论是地主阶级还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作为剥削者、压迫者，总还是可以和同为剥削者、压迫者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媾和交好，以满足其阶级的、个人的利益，在神州沉沦后照旧生活下去。然而，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却决无可调和的余地。饱受国内外强盗压迫的劳动人民，一滴滴的汇成了深仇的血海，一环环的扣上了奴役的锁链。不彻底将日寇驱之于国土之东，不彻底将地主老爷打翻在地，他们就绝无翻身的可能。因此，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无数劳动人民以他们的鲜血，谱写了一首首让人怆然泪下的悲壮战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英雄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的劳动阶级、被剥削阶级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出于这样的阶级性质与阶级利益，共产党走上了一条与国民党截然相反的抗战的路线，进而也就同国民党相对立地代表着两个中国在未来不同的命运。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起一个独立自强、平等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推行了一整套抗日救国的办法，执行了一条“放手发动群众，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不仅会“在抗日战争中争取民族独立”，“冲破蒋介石反动统治争得政治自由”，还必定要争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共产党的抗日政策
要团结全民族进行抗战，就必须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就是统一战线的最坚强的发起者、支持者和巩固者。早在日寇侵占东三省之时，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在长征的战略撤退、转移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又选择前往陕甘边区。而当国民党在一步步出卖华北主权给日本侵略者时，中国共产党则领导北京学生市民和工人掀起了著名的12·9抗日爱国运动，逼迫国民党推迟建立卖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12·9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民众都起来了，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支持中国共产党顺利解决了西安事变，使得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就逐渐成熟。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参与了对汪精卫等亲日派的斗争，最终否决了其提出的“剿共降日”的政治决议案，终于使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了可能。
在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原则，极大的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和其中的一小部分最反动的分子，并揭露了其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在斗争团结了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通过多次斗争，尤其是通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得到了国内外一切赞成抗日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由广大的中间派、民主派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了，抗日民主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发展。在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发展进步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各地的抗日民主政权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实行民主集中制，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性别、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解放区如此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与国统区毫无民主的法西斯专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也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重大胜利，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方针。通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各个解放区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热潮。这不仅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提升了农民的思想觉悟，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更加巩固了解放区的革命政权。
从1941年开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和国民党对各个边区的封锁，解放区在人力、物力上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开展了火热的大生产运动。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共产党带领人民大力发展农业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努力实现生产自给。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士兵、机关干部和学校学员与人民群众共同参加农业劳动，并建立起不少自给工业。仅1941-1943年，边区政府开荒土地就多达200万亩，不少军队、机关和学校逐渐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经过大生产运动，农民也被组织起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组建了合作社，千百年来第一次摆脱了小私有制的束缚，使得共产主义的萌芽第一次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长起来。
“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39]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建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免遭日寇荼毒，使得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根据地经济力量也逐渐增强。这和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崩坏，民不聊生的场景也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广大的解放区中，这新兴的生产关系正在茁壮成长，它的胚芽里，已经包含着胜利的曙光了。
共产党的军事斗争与理论成果
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成为了对日寇作战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完成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并在同年9月派遣了三万余名八路军战士奔赴危急的山西前线，抗击日寇。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批判了那种依附国民党、集中兵力打大会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这条正确的抗战路线指引下，八路军通过独立作战切断了山西日军的三条主要补给线，使其“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贪生怕死、接连败退，其在造成太原的失陷后见势不妙便纷纷作鸟兽散，让日寇轻易占领了山西一省。面对这样的局势，八路军坚决地在敌后山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开辟了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日军始终在战略上被敌后抗日力量所包围。同时，八路军还在解放区坚持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加强根据地建设，并有力策应了华北、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眼见日寇来势汹汹，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又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急不可耐地掀起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这两种反动思潮。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肆鼓吹“亡国论”，公然说中国的武器军队不如日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而蒋介石一伙作为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一面惧怕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一面又不愿将中国卖予日本，于是在暗中支持“亡国论”的同时，又大肆叫嚣“速胜论”。蒋介石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又无法寄希望于无能的国军，于是只能祈祷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希望英美朝日本施压，好使战争迅速终结。在“速胜论”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一见台儿庄战役“大量消灭”了敌军[40]，便开足马力鼓动说“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利了，日阀……只有静候来审判”。这种完全脱离现实的“速胜论”思想，在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极端惧怕人民，希望在人民民主力量发展起来之前将之扼杀在摇篮里的意图，是服务于国民党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并逐渐加强法西斯统治的目的的，因此也是极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王明也站在“速胜论”的立场上大肆鼓吹国民党，污蔑游击战争对抗击日寇没有贡献。为了打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动思潮，毛主席于1938年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文件。毛主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总结了一年多以来的抗战经验，深入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前途和战略。
毛主席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41]；而中国则是一个羸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42]。因此，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败日本，在战争初期只能进行战略防御。 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兵力众多、资源丰富，进行的又是正义的卫国战争，能够赢得世界的同情与支持；相反，日本是一个“兵力资源皆感缺乏”[43]的小国，进行的是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随着战争的持续，双方力量必然此消彼长，战争则由战略防御阶段逐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漫长的相持阶段中，中国的力量会不断增长，而日本的力量则日趋衰弱；当中国力量超过日本时，就能够转入战略反攻，将侵略者逐出国土，取得最后胜利。
游击战，就是促使双方力量此消彼长，最后得以让中国从战略相持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必要手段。游击战，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依靠人民力量，又发展人民力量的战略手段。共产党因为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代表人民，因此在游击战争中就像鱼儿在水里一样，可以不断前进、不断胜利。而国民党军，则因为脱离人民、仇视人民、残害人民，完全断绝了依靠群众而运动的可能。其以抗日为由组建的反共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就遭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唾骂和抵制，最后只能在“剿共”不利后被戴笠调回，充作“交通警察”部队使用。在灵活机动的游击作战中，共产党的军队避开了日军的正面打击，获得了锻炼和发展，加深了和群众的联系，积蓄了反击的伟大力量。广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不仅不断地打击了日寇的后方经济，还破坏了其掠夺中国资源以战养战的阴谋。在经年累月的游击战争中，日寇的军力得到了持续性的消耗，其士气也日渐低迷。日寇窃据的城市、省会渐渐沦为了滞于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上的一座座孤岛，而广大的农村山区则化为了套在日寇颈上的绞索，使之日夜难安，如坐针毡，却又无计可施。这一切都使中国的力量不断壮大，为战略反攻阶段的大规模运动战与歼灭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1940年，解放区发展到有八千万人口，八路军也发展到了五十余万。虽然在1941-1942年间，日寇和国民党的联合进攻使解放区的发展进入了暂时的困难时期，但是在解放区军民的艰苦奋斗之下，从1943年开始敌后根据地和抗战军队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后，即使日本动用了中国战场上70%的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其也依旧不能打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随着战争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日本帝国主义在各处战线愈发吃紧，日军在敌后战场的兵力也捉襟见肘，只能沿铁路线驻守。驻扎在各处的日军实际上已陷入了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甚至到了无法离开碉堡据点，连自保都成问题的地步——日军“以战养战”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日寇对于共产党的评价也从反面证明了我军同日军作战的成果。1943年驻防华北地区的第63师团的师团长野副昌德便在报告中哀叹道，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大后方——华北，已经“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动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为困难”，乃至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44]。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察觉到“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45]日方新闻也同样证实了日军的军事行动“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朝日新闻在报道中宣称，与日军作战的“大半为中共军”；在“一万五千次”的“交战回数”中，其“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这使得日本方面不得不感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46]由此可见，国民党正规军从来不是什么抗战的“中流砥柱”。真正挽狂澜于既倒的，只可能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广大劳动人民所组成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般的作用，至此也就不言而喻了。
到了1944年，当国民党军仍然被日军打得损兵折将、一溃千里时，我军已开始了局部反攻。在1944-1945年的反攻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了巨大胜利，解放土地十六万平方公里，解放人民一千七百多万，军队主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解放区军民随即发起大规模战略反攻。从8月11日至10月10日的两个月中，经过激烈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二十三万余人，收复城市197座、国土31.52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余万。事实证明，真正坚持全面抗战、依靠人民群众、最终扭转战局的，不是节节败退、不断妥协的国民党，而是始终坚守敌后阵地、开辟人民战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作为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靠出卖国家利益、镇压人民运动起家的。他们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时只会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保全自身而不断妥协投降，出卖民族利益。他们和日本侵略者的冲突，只是本国的强盗和外国的强盗的冲突，只是要将中国出卖予美国还是日本的冲突。他们始终将反共反人民置于第一要位，以至到了“宁予友邦，不予家奴”，和日寇沆瀣一气，展开对共产党——这一劳动人民的党——的共同围剿和扫荡的地步。国民党的所谓抗战，最终目的也不过是维护其旧有的统治，进而使中国被永远地笼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下。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代表，所执行的是一条全民族抗战的路线。而这样一条抗战路线所蕴含的意义，则远不止驱逐日寇那么简单。“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47]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受到了锻炼，得到了解放，终于使得革命的民主力量从潺潺的山涧溪水汇集成了汹涌澎湃的滚滚江河，迅猛地朝“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奔涌而去，誓要彻底冲垮这三座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发展了的革命民主力量，必然地使战胜后的中国再不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了——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也再不能忍受旧社会的黑暗了！
抗日战争中千万烈士的鲜血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这是由它作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的反动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真抗战、依靠人民群众，则是由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性质所决定的。人民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真正创造者。是他们在田野里、在山岭中、在敌后根据地里，拿起枪、扛起粮，组成了无数的游击队、民兵队，支撑起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没有人民的牺牲与斗争，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没有共产党所实行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就没有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这一切都是铁的事实，写在山河大地上，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但正因为如此，中修政权才要竭力歪曲这一段历史。他们鼓吹“国民党抗战有功论”，表面上似乎是在替国民党翻案，实质上是要树立剥削阶级的英雄史观和唯心史观，要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他们不能承认，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不能承认，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动员了亿万人民为国献身；他们不能承认，历史的创造者是伟大的劳动人民，而不是一小撮昏庸无能的剥削阶级。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他们今天的法西斯统治就失去了合理性。
须知，当今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从社会主义政权复辟而来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这一政权的大小官僚同昔日的国民党一样无一不贪、无一不腐。他们垄断了金融、铁路、电力等一切重要部门，在经济上用各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则剥夺了劳动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使“监狱林立，特务遍于国中”。“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依靠最反动的法西斯政府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又由于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从共产党里的走资派中产生出来的，也十分狡猾，擅长‘打着红旗反红旗’——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以达到目的。”[48]在反共反人民上，中修叛徒集团具有很高的“阶级觉悟”。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中修叛徒集团还不敢贸然撕下“红皮”，来公开地反共反人民。于是他们便使用反革命两手，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空洞的口号，假惺惺地说什么“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装出一副“共产党”的样子；另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视为寇仇，残忍地镇压此伏彼起地群众运动——从北京到深圳，从蒲城到江油，人民的怒火燃到哪里，中修叛徒集团的武警、军队就开到哪里，让群众的血泪流遍大地。
正因为中修集团十分擅长于“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既经常鼓吹“国民党抗战有功”，又时时自相矛盾地宣布“共产党是中流砥柱”。这种行为看似自相矛盾，实则包藏祸心。中修政府是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通过颠覆社会主义、阴谋政变上台的，最反动的统治集团。出于其阶级利益，他们狡猾地承认“共产党政府”（即作为剥削阶级的他们自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又大肆鼓吹一小撮帝王将相的战绩，对于共产党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民主政策却一概不提，进而也就否认了那个和人民水乳交融的、真正代表了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
对中修来说，抗战的胜利绝不能解释为人民的胜利。他们宁可说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有功，也宁可说是“民族团结”有功，甚至宁可说是美国的原子弹有功，就是不能承认是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靠自己的组织与斗争赢得了胜利。这就是他们的阶级立场——一切功劳都必须归于剥削阶级，归于统治者，而绝不能归于劳动人民。换句话说，他们所宣扬的 “国民党抗战有功论”，实质上就是“剥削阶级抗战有功论”。这种说法的要害就在于抹煞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用冒充全民利益的民族主义掩盖了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修叛徒集团妄图以这种言论欺骗人民：“在外敌面前，整个民族都可以是‘团结的’，地主买办也可以是‘爱国的’，反动政权也是想要‘救亡的’。在一定时期（譬如过去的抗日战争和而后可能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阶级对立是可以被取消的，劳动人民不应谈论阶级斗争，只需要服从“民族利益”的号召，去为剥削阶级的战争和统治卖命。”邓小平就公开宣扬过这种极其无耻的论调：“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49]
这种无耻的论调，不仅篡改了中国人民斗争帝国主义，以求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更是起到了为中修叛徒集团今天的法西斯专政寻找借口，为其未来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制造舆论的反动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组织群众，才能战胜一切压迫和侵略。任何否认人民、否认阶级斗争的说法，都不过是剥削阶级的谎言。今天篡改历史、抹杀人民功劳的中修叛徒集团，又是大搞阅兵，又是加强战备，一度还拿出了“世界领先”的新式武器，大有和美帝国主义分庭抗礼之势。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不长久的，在靠镇压人民运动而维持统治的国家则更是如此。“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50]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得胜一时”，并不意味着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强大；相反的，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因为这说明资产阶级如果不对内采用恐怖手段，对外采用战争政策，已再不能维持旧有统治、摆脱群众要求革命的现状了。他们依靠欺骗与暴力维持统治，也就极端害怕觉醒的人民将之彻底推翻——而这，已是历史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和海峡两岸的一些人仍在宣扬这种“剥削阶级抗战有功论”。但不论他们如何颠倒黑白，中国人民是决不会容忍这些欺世盗名之徒，将“抗战功臣”“中流砥柱”的桂冠戴在蒋介石、习近平之流的独夫民贼头上！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坚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团结了亿万人民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今天，我们也将循着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依靠人民、团结人民、组织人民，打败新兴的帝国主义强盗，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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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军发表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1944年1月15日《朝日新闻》）
“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1943年12月4日《新民报》） ↑
-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
- 烽火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
-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
- 曹雪芹：《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