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ly published at: 儒教的复辟与复辟的儒教——习近平如何用“心学”“治国理政”及其必然下场 – 曙光
儒教的复辟与复辟的儒教——习近平如何用“心学”“治国理政”及其必然下场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前言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都接触过儒教思想。在学校里，老师讲的《弟子规》就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公交车上的喇叭里也喊“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街头的广告牌和电视上的节目也说要复兴以儒教为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人有“文化自信”。这么一看，儒教思想似乎是什么好的不得了的东西，人人都应该接受、遵循。但实际上，儒教思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真的有如社会上一般宣传的那样好吗？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去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儒教思想到底是怎么产生、发展的，不同阶级的人对它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后，中国大地上的生产关系没有别的，而仅有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两种。而儒教思想也正是奴隶主和封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以奴隶或者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疯狂的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所推行的一种以“三纲五常”[1]为核心的反动等级制思想，其从一开始就是极端反动的。不论是孔老二、孟轲，还是后来的程、朱、陆、王，所有这些奴隶主和地主的思想家都出于他们的阶级利益，在他们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时炮制了许多“畏天命”、“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小大有定”、“差等有别”一类的谬论，愚弄农民，妄图说服他们放下斗争的武器，温顺的服从奴隶主和地主的命令，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烧毁孔孟宗庙、砸烂孔丘偶像的黄巢起义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奴隶和农民的这种革命反儒教精神也感染了新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因而极度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继承了奴隶和农民革命者的伟大精神，从他们的诞生之日起就加入了创造中国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最前线，不断的在经济和政治战线上举行罢工，参与民主革命，并终于在五四运动里同进步学生一起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地竖起了反儒教的这面大旗，在文化战线上向毒害了劳动人民数千年的孔孟之道猛烈开火。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赶跑了蒋介石这个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走狗，连根拔起了封建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反动的儒教思想更是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物质土壤，在建国后高涨的人民运动走向了灭亡。由此可见，儒教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历来都是剥削阶级鼓吹，劳动人民反对，并且早已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封建地主阶级的牧师兼刽子手王守仁
那么，为什么现在儒教又卷土重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儒教之所以能够在当代的中国复辟，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来说，正是因为当代中国出现了需要并且能够支持儒教思想存在的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垄断资本主义。现在中修的反革命头子习近平之所以要大肆鼓吹各种儒教思想，不外乎就是因为中修的反动统治已经让全国劳动人民群情激愤，一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谬论已经无法欺骗人民，因此要搬弄出历史上奴隶主和封建地主所最为推崇备至，最为赤裸的宣扬造反无理的儒教思想。
而在形形色色的儒教思想当中，由王阳明这个曾经多次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大刽子手所提出的“心学”，则特别被习近平所青睐，说什么“王阳明心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知行合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特色”。因此，彻底搞清楚中修捡起儒教思想的原因和过程，搞清楚王阳明的“心学”到底是什么货色，搞清楚习近平是怎样同他的老前辈蒋介石、林彪等人一样利用“心学”来鼓吹反革命舆论，对于破除社会上的反动风气，帮助在现代中国社会里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广大妇女和子女翻身，有着重大的意义。
儒教的复辟
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杜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2]资产阶级也是一样，他们总是一边用武力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一边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边在意识形态领域散布让劳动人民安于现状的反动思想。不过，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里，一般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行使这种“牧师的职能”。一般的来说，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时，也就是还广泛的存在着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散布的谬论也往往蒙着一层“自由、平等、博爱”的面纱。例如，资产阶级在谈到雇佣劳动时喜欢说什么资本家和工人是“自由双向选择”，但实际上工人只有选择在什么企业里签订合同进而被剥削的自由，而没有选择不被剥削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谈到政治时则喜欢说什么“一人一票、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但实际上只有资产阶级所资助的候选人才能在选举里大造声势，崭露头角，才有被选举的自由。同时，在自由竞争阶段的资产阶级还喜欢提倡“用实力说话”，同时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人前常常说自己都是“白手起家”，自己享受的财富“没偷没抢”，全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挣到的，清清白白，在竞争中没能获胜的都是因为“时运不济、实力不够”，全然不顾在人后他们实际上干着野蛮和血腥的勾当积累起来的原始资本和他们压榨工人为他们劳动才是他们发家致富的原因。总而言之，自由资产阶级这种资本主义的市侩言论、思想，总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总是用美好的表象掩盖住丑恶的事实，而不直接的表现出其反动实质。
然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转向政治反动。”[3]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都激化起来——在各国垄断资本控制了各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深刻，各国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剧烈，劳动人民一日比一日贫穷；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奴役则因为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而加剧，在“援助”、“投资”的幌子下的新殖民主义长期的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更深重的苦难；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则因为各国的实力对比变化而在殖民地的划分问题上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两度打起反革命世界大战，现在还正在为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做着战争准备。各国的劳动人民面对此情此景，则一直在坚决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开始对内施以公开的特务恐怖统治，对外则扩军备战、直接或间接的血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这种经济、政治上反动性和腐朽性的加强，就决定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的举措也比之前更加反动——进入垄断阶段的资产阶级虽然一面还是用着他们在自由竞争阶段的老手段，但另一面他们却发现这些老手段并不足以镇压满腔怒火的劳动人民。于是，各国的资产阶级都纷纷耍起了另一套把戏，用更加直接和赤裸地宣传“压迫有理、造反有罪”的反动意识形态来欺骗、愚弄人民。在欧美，便是各种种族主义（过去和现在的黄祸论、黑祸论、反移民等）和“家庭价值观”（野蛮的反堕胎制度等）的大行其道，而在中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便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红皮结合在一起的儒教。
此外，儒教在中国的复辟还有其特殊性。毛主席曾经说过：“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4]这两句话深刻的指出了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的
资本主义复辟后卷土重来的封建陋习
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所以一旦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就会直接变成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原先的走资派就会直接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这个复辟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经济上的“自由竞争”阶段，自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也没有一个相对不那么野蛮的阶段。正相反，在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必然一开始就是极端法西斯和反动的。而又因为儒教是在过去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里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最反动的意识形态，所以一复辟就极度反动的中修也就要用孔老二的这一套儒教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于是，尽管中国一直到21世纪初才完成了从一个挖社会主义墙角和卖身给老牌帝国主义的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向新的帝国列强的转变，但实际上自从1976年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中修面对着群情激愤要反抗中修反动统治的中国劳动人民，立刻就开始推行儒教作为其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帮凶，首先就是在农村大搞迷信。美国左派进步人士韩丁就曾经在他的《大逆转》一书中就记录到：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不仅如此，中修还在逐渐在农村里搞起什么“好媳妇”“好儿子”“好婆婆”评选活动，大力宣扬要尊亲爱老，要“家庭和睦”，实际上是力图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反动宗法制伦理纲常重新灌输到农村妇女和子女脑中，让妇女与子女们在反动的丈夫、家长前唯唯诺诺、自甘受苦，并进而起到灌输“君为臣纲”思想，让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活的劳动人民不要反对中修的统治，而是遵纪守法，“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奴化妇女、流毒全国的“女德培训班”
而中修除了在农村里推动了反动的宗法制复辟，还在城市里也大力灌输儒教思想给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血腥镇压了80和90年代的学生、工人运动之后，中修先是推动了所谓的“气功热”、“国学热”，之后更是加大力度直接推行儒教。2001年起，中修就在央视推出《百家讲坛》节目，邀请易中天、于丹等资产阶级学者每天中午大讲《品三国》、《<论语>心得》等黑书，宣扬儒家的历史观、道德观；还推出如《大宅门》、《康熙王朝》等电视剧，公开宣扬孝道、忠君爱国、有“圣君明主”的反动思想。曾与习近平互为“政敌”关系的薄熙来，也出于同样的阶级利益在他下辖的重庆大肆推行儒教——所谓“唱红打黑”，打黑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内斗，而唱红则实际上是唱儒。“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四件事情里面，读经典就是要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书籍，包括经典语录、诗词佳作和散文精粹”，这里面就包含了不少黑货——薄熙来亲自写序的《读点经典》丛书里就节选了孔老二的《论语》、大右派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等等，每一篇都在让人去“修身养性”，让人规规矩矩守着资产阶级道德生活，当一个好奴才、好妻子、好子女。
令人作呕的电视节目《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
而在习近平扳倒薄熙来上台之后，他则从薄熙来的手中接过儒教的接力棒，公开供认要用儒教思想这种赤裸裸的压迫思想来统治全中国劳动人民，公开叫嚣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大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中修在学校里大肆提倡“国学”，让小学生读《弟子规》、《三字经》、《新三字经》，让无数儿童青年接受“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的反动逻辑；在全国范围内默许“女子德育班”、“女德基地”等压迫女性的集中营的存在，设立“离婚冷静期”，大肆宣传反动的“贞洁观”，宣传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并让道德败坏的男性在法律上也能名正言顺的压迫女性；近年来更是搞出了“马克思遇上孔夫子”这样通过污蔑革命导师为自己的儒教摇旗呐喊的疯狂、恶劣举措。正如《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里所提到的，“在儒教反动等级制思想支配下，当代中国社会充满了家长对子女、男性对女性、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压迫现象……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这种建立在现代奴隶制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稳定，就要确保维护这种制度的封建家长制和父系血缘继承制的稳定，他们就必然要抛出各种美化反动儒教的理论”。而王阳明及其“心学”，就是中修大力吹捧并起到了极其恶劣影响的儒教理论之一。
心学儒经与“治国理政”
王阳明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一生都是在“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的反动实践中度过的。他生在明朝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深化，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时代。于是，为了维护明朝反动的地主阶级专制统治，他一面残酷镇压了江西和广西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指挥士兵屠杀了两万五千余名农民，一面则收集过往儒家哲学家的思想糟粕，提出了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中心思想的心学，企图用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来消除劳动人民造反的念头。他作为统治阶级“刽子手和牧师”的高度结合，使得中修对他推崇备至，从他那里大肆继承反动谬论并加以宣扬。习近平不少“治国理政”的歪门邪道，也是来源于王阳明的烂货。
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之所以被称为“心学”，是因为王阳明在世界本源也就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的第一方面上认为个人的“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有“心”才有万物，是彻头彻尾的唯我论。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宣扬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完全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完全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王阳明的这种“心学”也并非什么新东西，而是直接继承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张，而陆九渊的这一套又是来源于孟轲“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不仅如此，他的心学里还有佛教禅宗哲学“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的糟粕。总之，王阳明就是从各处找来反动的谬论拼在一起，极力否认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存在，以便为他之后的各种看似反对“邪念”、“私欲”，实则要求人们不得违抗封建政权统治的谬论开道。这充分说明了王阳明为了炮制出一套可以糊弄农民的反动哲学理论，疯狂的在历史的垃圾堆里翻找可以为他所用的言论，同今天中修的做法完全一致。
王阳明世界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直接导向的就是认识论上的先验论。在认识论上，王阳明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反动命题，也是他心学的核心：一个是“致良知” ，另一个则是“知行合一”。所谓“致良知”，就是王阳明认为存在这样一个不依赖于社会实践，人人生来就有的“良知”，它是人类知识的源泉和善良是非好恶的标准，而人人都应该以自己心中的“良知”作为行动的标准。只要不做违背“良知”的事情，做到“存天理、灭人欲”，那么就万事大吉、一切顺利了。他说的“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良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别的，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标准，正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而王阳明不要违背良知、“灭人欲”的要求也不是别的，而正是公开要求农民阶级在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之下也一定不要起义反抗，要“君为臣纲”，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就算最低的生活要求都达不到了也要学会“隐忍”。今天的习近平同他的御用文人十分喜欢鼓吹这一套内容，他们全盘接受了王阳明的“致良知”并加以发展，胡说什么“‘致良知’就是凸显、挺立内在于人心的良知，使之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普遍准则”。接着，他们把“良知”的内容换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说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准则”，让人们好好遵循、践行。实际上，这鼓吹的还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和王阳明提倡的人人都要遵守良知那一套，只不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字眼换成了更好听的“和谐、爱囯、敬业、诚信、友善”罢了，内核是毫无变化的——“和谐”就是要劳动人民不许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必须服从等级制度，不准闹事；“爱国”就是要中国人民忠于修正主义党、忠于习近平本人，时刻要准备着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事业卖命；“敬业”就是要劳动人民“安贫乐道”、“任劳任怨”，心甘情愿的为垄断资产阶级当牛做马，任劳任怨；“诚信”就是要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在薪资、劳动条件、缴纳社保等问题上弄虚作假时选择沉默，而在上下班打卡、出勤和遵守劳动纪律等问题上不准破坏劳动纪律；“友善”就是要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妇女、子女都要对压迫自己的资产阶级、丈夫和家长笑脸以待，不得违逆。
此外，因为“致良知”的观点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基础上，并承认“良知天赋”，所以其还必然导向天才论，必然承认有人“天生脑袋灵”、“是天才”。王阳明就说人的“气质”、“才质”生来就有“清浊粹驳”的不同，分上中下等，“良知良能……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上等人就是圣人，生而知之，说的都是对的，其他人就要听从，实际上就是要搞愚民政策，让劳动人民放弃反抗的想法，当下等蠢材。这一点同样被习近平和他的御用文人拿来继承并加以发挥。他的心腹蔡奇就在北京市中修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肉麻的吹嘘什么“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又在其他的工作会议上说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曾任广东中修党省委书记的李希在做省委工作报告时也是吹捧习近平是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近年来的中修党政文件里也反反复复提到说要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大吹特吹什么习近平是“人民领袖”。所有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鼓吹习近平是当代的圣人、是有非凡才能的天才，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听他的、信他的，要全中国的群众都拜倒在他和他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脚下，服从他的指挥，努力按照他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思想，不要想着什么造反和反抗，跟着中修党的政策走就好了，简直是反动至极！
央视遭到群众猛烈抨击而被迫下架的反动视频
此外，王阳明在承认和吹捧有“天才”、“圣人”这样的生而知之的上等人的同时，还鼓吹下等人生来就有很多“杂质”，必须要一面努力修炼去除“杂质”，一面“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要求农民阶级必须安于自己被压迫的地位，一心一意的侍奉官僚大地主阶级。中修也很敏锐的抓住了这一点加以发挥——习近平及其喉舌经常大谈什么“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撸起袖子加油干”、“中国梦，匹夫有责；同心干，责无旁贷”；深圳市的纳粹官僚则在21年劳动节宣传片《奋斗者，不寂寞》中无耻鼓吹“你总是自觉加班”、“你总是午夜熄灯”、“只为赶上末班地铁”、“因为你不愿下班”等荒谬言论；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央媒多次提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实际上，中修这些所谓的“奋斗”、“热爱”，实际上就是要劳动人民为官僚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到底，主动的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心甘情愿的创造剩余价值，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争霸事业当炮灰，同时还要劳动人民专注于自己眼前薪水低下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而不要去看到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之间的巨大鸿沟与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更不要想着去走上革命道路改变这一切，管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便好。中修的这些做法说到底，依旧是“致良知”那一套把任何反抗中修的想法都“自消融”，反对人民去接触马克思主义，老老实实遵循资本主义道德规范的货色，令人作呕！
而在“致良知”的基础上，王阳明则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所谓“知行合一”，“知”就是指人人自有的“良知”，而他的“行”，则指的是人心头的另一种意念，是“良知”的完成，并不是指实践。这从他自己的话里就能看得出来：“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识，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心里的念头想到什么就算作“行”，而“知行合一”就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去求理，而不是把感觉和思维统一于实践。他的这套“知行合一”同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的原理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根本排斥实践，实际上只留下一个“良知”。当代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中修及其御用文人的蒙骗下错以为王阳明的主张是“唯物主义”，认为他的“知行合一”是既要认识又要实践，将其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实际上完全是中了中修的陷阱。习近平及其御用文人大讲“知行合一”里“知”是基础、是前提，要“以知促行”，然后又说什么“行”是重点、是关键，还要“视意念为行从而防范恶念转变为恶行”。这套说辞看似承认实践，实际上同王阳明当初提出“知行合一”的目的是“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一样，是为了防止人民心中有“不善”的念头产生，是企图从动机上克制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只不过王阳明是让人在心里“克服”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念头后要求人什么事情也根本不要去做了，而中修是让人不仅不要反抗他们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还要让人心甘情愿的去为他们卖命，在认同他们那一套的基础上去“行”，更加反动。如果有小资产阶级真的信了习近平从王阳明那里继承的这一套“知行合一”，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那么结果只能是他们要么在日益反动的社会中抱着自己的一厢情愿虚度光阴，一事无成，要么全盘接受了中修的反动逻辑，成为他们最忠实、最坏的走狗。
在系统的哲学理论之外，王阳明还到处说书讲学、刻碑立传，而他的弟子则搜集了他的各种文章编成了《王文成公全书》。在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王阳明这个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圣人，在行动和思想上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之外，是怎么样对待妇女的。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里，有一篇他为一名监察御史的妻子所著的墓志铭，里面写道：“古之葬者不封不树……然世之皆有铭也，亦非古矣，而妇人不特铭。妇人之特铭也，则又非古矣”，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本来是只有圣人是可以有墓志铭的，现在人人都有墓志铭了，已经属于是“背离古制”，是坏事，而妇女这样地位低贱的人则更没有给她们树墓志铭的必要，给她们树碑是“破格”了。之后，王阳明又说什么“凌孺人杨氏之铭也，曷（hé）证哉？证于其夫之状，证于其子之言，证于其乡人之所传，其贤者也。”，赤裸裸的表示他之所以给这个妇人立墓志铭，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的丈夫、儿子和乡邻都称赞她是个“贤妻良母”才这么做的。接着，墓志铭里又写到“孺人……姑舅爱之，族党称之，乡闾（lǘ）则之，不悉数其行，则贤可知矣……孺人之慈训存焉……孺人之内助”，王阳明在这里十分反动的宣称这个女人之所以是贤人，正是因为她做好了服侍丈夫和教育儿子的本职工作，当好了一个生育工具和家庭奴隶。这其实是一种特别针对女性的愚民政策，是同“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样的反动言论，是极度仇视、贬低女性，企图让女性就龟缩在家庭的狭小天地里而不去参与社会上的事情，企图让女性就是当一个愚笨的、没有自己思想的、无法独立的性工具，妄图让女性永远就处于服从丈夫这样一个被压迫的地位上，妄图让妇女永远不得翻身。而习近平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王阳明在妇女地位上的反动观点，但深得王阳明精神上的真传——他在同全国妇联这个打着帮助妇女的旗号压迫妇女的组织的领导谈话时，就多次提出要“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在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等方面发挥优势、担起责任”，公开宣扬要让女性去“相夫教子”，听从丈夫和长辈的命令当家庭奴隶。他还在各处发表“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的言论，实际上是要配合各地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的倒退举措一起，把有独立人格，本应与男性平等相待的妇女变为“生育机器”，行纳粹德国的野蛮故事，完全站在了妇女解放的对立面，令人怒不可遏！
而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王阳明看到明朝社会上不符合大地主阶级礼教的情况越来越多，人民越来越不信三纲五常那一套腐朽的东西，于是就批评说“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并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要求在教育儿童少年时“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鼓吹要搞道德教育，实际上是要往儿童和少年脑子里灌输礼教、灌输“父为子纲”的孝道思想，进而培养他们“君为臣纲”的忠君思想。这套做法也完全被习近平学了去，他高叫“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我们的教育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其实完全就是王阳明主张的现代翻版，只不过要子女服从、卖命的对象从家长和明朝地主阶级政权变成了家长和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政权。
综上所述，习近平及其背后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疯狂的吹嘘儒教，吹嘘王阳明这个明代儒教代表人物的学说，不是为了别的，而完全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儒教反动的等级制压迫有理思想来麻痹和欺骗今天的中国人民。他们把这种精神上的毒药当作他们镇压血腥工人和群众运动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5]，一手拿着儒经，一手拿着屠刀，企图让富有斗争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妇女和中国儿童少年屈服于他们的统治不再反抗，让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习近平之流的罪恶企图，真的能够得逞吗？
儒教必败，革命必胜
习近平效仿独夫民贼蒋介石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6]想要知道习近平这样鼓吹儒教的独夫民贼的必然下场，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老前辈蒋介石和林彪的故事。蒋介石把王阳明吹捧的比天还高，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有价值的学派”，是“东方文化精神”。蒋介石也同王阳明一样，是“刽子手和牧师的结合”，他一面镇压农民起义和围剿红军，一面大肆叫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压制农民和工人革命。蒋介石也很相信王阳明的唯我论、天才论，恬不知耻的说什么“本团长现在是全国的最高统帅”、“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军人都应该要服从我、爱戴我”。蒋介石也搞“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炮制所谓“力行哲学”，要人们“实践礼义廉耻”，努力去按国民党反动派的要求行事。那么，这么疯狂、这么反动、这么同王阳明维护反动统治的意图心有灵犀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呢？他的下场，就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赶出了大陆，龟缩在台湾岛上永世受到唾弃直到一命呜呼，处心积虑的“反攻复国”计划成了一纸笑谈。曾经在他治下民不聊生的中国，则变成了人人安居乐业、阶级斗争形势一片大好的乐土，曾经在他治下做牛做马的中国劳动人民，则翻身当了主人。
林彪也是一样。林彪把王阳明吹成“先哲”，说要对他的思想“加以新的发挥”。林彪也搞唯我论、天才论，说什么自己是个爹妈给了“特别灵”的脑袋的天才，比一般工人农民要聪明，痴心妄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服从他的指挥。林彪也搞“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要解决问题，就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搞主观世界”，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说法，把世界观的改变说成一念发动，还要搞“克己复礼”，让人克制真正闹革命的想法和行为。那么，意图篡党夺权，企图在中国以王阳明的哲学为指导复辟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呢？他的下场，就是在他的野心阴谋彻底败露之后仓皇出逃，机毁命丧，身败名裂，给全国人民当了很好的反面教员，使人们对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复杂性、必要性的认识又加深了。
综上，从蒋介石和林彪的反革命历史来看，他们尽管耍弄着儒经和屠刀的反革命两手，但是在起来了的人民面前完全就是纸老虎了，只能落得一个统治被劳动人民推翻，本人被劳动人民唾弃的下场。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对在物质上用武力，精神上用儒教镇压他们的统治阶级恨之入骨，所以一旦爆发革命的浪潮，中国人民就要彻底打倒骑在他们头上的剥削阶级老爷。
中国儒教社会是妇女的地狱
现在也是一样。习近平所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玩弄的各种儒教思想已经压得中国社会里的一切被压迫者喘不过气来了，特别是在一般的阶级压迫之外还受着法西斯男权和封建家长制压迫的妇女和子女。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女性地位一落千丈，在社会上处处被虎视眈眈，少有不慎就要遭到最野蛮的侵犯。从1980年到1983年间，强奸犯罪的数量就翻了一番，到1983年达到了57914起；到了近年，强奸和猥亵儿童犯罪被提起公诉的人数更是连年上升，在2023年的前十一个月里就达到了3.8万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不是什么冷冰冰的统计数据，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受害者女性的血泪遭遇！更不要说这些有报案和起诉记录的案件只是整个压迫女性的中国社会的冰山一角。更让人愤怒的是，女性在被欺辱过后还往往要被社会上的反动法西斯男权分子污蔑攻击。在百色祈福高级中学性侵事件里，明明是唐毓文这个禽兽千方百计的要控制、玩弄和虐待符月华，给符月华灌输了许多错误的思想，却有男权分子在符月华的日记公开之后歪曲抹黑其中内容，站在加害者的那一边说这是“师生恋”，说符月华也是“喜欢” 唐毓文的，把性侵美化为“恋情”，把压迫洗白为“喜欢”，更有甚者更加反动的说就是符月华“贱”，在受害者死后还要插上几刀，完全不看是继续维持社会上仇视女性、污蔑女性的反动风气；在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中，明明是男方强迫女方发生关系，明明是男方在强奸女方后还要非法囚禁、施暴、控制，却还是有男权分子叫嚣什么这是女性为了骗取彩礼而策划出来的阴谋，说什么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奸，说什么现在女性道德败坏骗取彩礼的不在少数，完完全全就是不看现实，为了他们要和新闻里强奸犯一样压迫女性的利益而毫无底线地攻击受害者女性；在更早的丰县铁链女事件中，被铁链拴起来锁在房外破屋里的受害者女性杨某侠，其悲惨境遇得到暴露的契机竟然是因为当地要吹捧其丈夫董志民“父爱如山”，“生育八个孩子”的“英雄行为”因而有大量的“正能量”博主前去采访宣传，简直荒谬至极！而在杨某侠的事情暴露之后，由于其中揭示出来的压迫过于露骨，丰县、徐州两级政府还千方百计地否认、歪曲事实真相，称杨某侠“有暴力倾向”，铁链是为了“防止伤人”，“没有任何虐待情况”，拿狗都不信的鬼话来欺骗愤怒了的中国人民；此事到最后也只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判了董志民轻飘飘的九年有期徒刑。所有这些事情，无一不是受害者女性在经受了天大的苦难之后还要被信奉儒教的男权分子用“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反动逻辑倒打一耙，受到二次伤害，无不说明与男性同为人的女性，在当代的中国社会里，就是这样被儒教思想和法西斯男权思想这样压得喘不过气来，受着非人的待遇，抱着无尽的仇恨，有“千年的仇要报， 万年的冤要伸”！
丰县八孩“铁链女”杨某侠
而本应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劳动者的广大儿童少年，则同样在儒教思想的压迫下失去了自己全部的自由。“封建家长将花费精力和钱财养大的子女自然地看作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就要求对这种私有财产的无限所有权和控制权，这就是中国变态的封建家长制思想的经济根源……私有制家庭的家长既然把子女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财产，那自然就要在这份财产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儿童少年被家长投入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之中，被迫长期进行脱离社会实践的投机活动，以满足家长让“子女股票”价值增殖，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卖出大赚一笔的预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儿童少年们首先就遭到了生理上的摧残。2000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约为24.3%，而23年后，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已经高达52.7%，有超过整整一半的儿童少年近视，这还是大概率经过了中修美化的数字！
中国中小学生近视现状
此外，睡眠障碍、消化系统疾病和免疫力下降等健康问题也在中国少年儿童中日益频发。同时，更为野蛮的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学校里，儿童少年疯狂受着家长和学校联合进行的资产阶级奴化教育的影响，一个一个都上了儒教要孝敬父母，努力报国的当。即使不上当的，也大多没有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正道，而是信奉起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沉迷于二次元文化等低级趣味当中。尽管如此，若哪个子女不甘愿受到奴化教育，要争取个人的解放，或者甚至都不需要子女有什么过错，只是家长“恨铁不成钢”了，那么迎来的就一定是皮鞭棍棒。早在1987年，青海省玛沁县就爆发了轰动中国的夏斐事件：当地一名小学四年级的九岁学生夏斐尽管期末考试的数学和语文成绩分列全班第二、第五，但因没有达到其母亲规定的90分标准而撒谎，之后其母亲发现夏斐在撒谎后竟用铁制的三角形木锉等凶器毒打他四小时之久，最后夏斐身受重伤，不治身亡！
同样，在2023年的四川绵阳，也有一名老畜牲父亲在儿子体育考试考了18分之后拿武士刀向儿子捅去，将其杀害，事后还在法庭上恬不知耻的宣称自己是“最好的心办了一个最坏的事情”，令人震悚！而至于杨永信的临沂戒网瘾中心和豫章书院这类受家长允许用电击疗法、钢筋戒尺和孔孟儒经来虐待子女，维持封建家长制权威的集中营更是不知道残害了多少儿童少年：仅仅根据官方统计就有6000余人在杨永信处接受过“治疗”，也有至少100人曾在豫章书院“就读”！被打的皮肉绽开的身体，几十具冷冰冰的尸体……这就是“戒尺之下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的反动儒教逻辑在现实中对中国广大的儿童少年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伤害。中国的子女们也同妇女们一样，早就在儒教思想的压迫下喘不过气来了！
杨永信臭名昭著的“电击疗法”
不过，“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8]儒教如此疯狂，只能导致中修反动统治的加速灭亡。只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行动起来，能够唤起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以及受儒家压迫最深的妇女和子女的阶级斗争意识，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反对中修野蛮统治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就要席卷神州大地，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妇女和子女就能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儒教的枷锁，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彻底解放，习近平和当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只能落得同蒋介石和林彪一样的下场，再也不能吃人、害人！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而正是我们这样的革命组织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9]
- 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种说法宣扬压迫有理，要求被压迫人民接受压迫制度，不得反抗。 ↑
-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
-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 ↑
- 毛泽东，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烽火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
-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
-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