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劳河上自由波：加拿大早期历史与“被遗忘”的1837年起义——兼批“英国让步政策”论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小组
15世纪末，欧洲殖民者踏上了富饶而又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土地。他们屠杀印第安人，在加拿大建立封建制度，并把加拿大变为向宗主国提供廉价原料的殖民地。加拿大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欧洲殖民者除了奴役印第安人，依靠不平等贸易和公然抢劫来发财致富外，还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将许多欧洲的贫苦劳动者也带到了加拿大。远渡重洋的欧洲人民在新的土地上依然没能免除来自剥削阶级的压榨，殖民者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反动的大土地所有制，把从欧洲来的移民限制在一个个庄园之中，移民们所期望的“新世界”的“新生活”沦为了泡影。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欧洲殖民者踏上加拿大的土地开始，加拿大的劳动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不断地用暴力冲击着加拿大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殖民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人民不但创造了加拿大的历史，而且创造了他们自身——现代的加拿大民族。只是在加拿大人民的斗争下，加拿大的资本主义才能发展起来，现代的加拿大民族才能形成，而加拿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能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领导革命。可以说，加拿大的历史就是加拿大人民参与革命的历史。
在加拿大实现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加拿大的修正主义者企图利用加拿大历史的特殊性散布和平过渡的谣言。他们借口加拿大的独立在形式上是由英国殖民者“批准”的假象，大肆鼓吹和平过渡论，把加拿大的独立运动历史说成是英国殖民者不断地对加拿大实行“让步政策”的历史，从而宣称现如今的资本主义加拿大也有可能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来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所阐明的一般规律，也完全扭曲了加拿大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从而一步步走向独立的历史事实。加拿大决不是任何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例外，只要我们回望加拿大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史，我们就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加拿大的独立依靠的不是什么殖民者的妥协退让，而是加拿大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加拿大的资本主义萌芽
首先在加拿大建立殖民统治的国家是法国。十七世纪的法国结束了封建混战和对外战争，形成了以中小封建主和新兴资产阶级为基础的专制王权，初步具备了对外扩张的力量。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国为了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满足封建地主的奢侈享受，并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实行一套限制输入、增加输出的重商主义政策，特别重视殖民地的作用，极力开辟海外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法国殖民者迅速地盯上了盛产动物皮毛的加拿大，想要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变成他们进行毛皮贸易、供养本国奢侈品制造业的基地。无耻的贪欲驱使着他们在圣劳伦斯河流域建立了定居点，即魁北克，它与后来的纽芬兰、阿卡迪亚（新斯科舍）共同构成了新法兰西。
法国殖民者踏上北美时，也将本国反动的封建领主制带到了新大陆。在领主制下，加拿大的所有土地在名义上归法国国王所有，土地被国王分封给领主，又被领主分封给更小的领主或租给佃户耕种。其中，又以天主教会占地最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封建主和最反动的经济政治力量。由于种种原因，法国殖民者所引入的封建生产关系被长期地保留下来，对加拿大社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世俗和天主教领主对佃农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在租种土地时，佃农除缴付租金外，还必须缴纳金额达租金十二分之一的税款[1]；使用领主的磨坊，佃农需要缴纳磨成谷物的比例一般为十四分之一；教会每年向佃农征收收入十三分之一的什一税；从十七世纪初至十八世纪，农民在一年内向领主承担的劳役天数从六天增加到三十天；领主可直接取得农民渔获的十一分之一，并且拥有在佃户耕种土地上打猎的权利[2]。此外，领主还拥有对农民的司法权，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在法国封建制度的阻碍下，加拿大的发展极端缓慢。
封建反动势力如此抽筋剥皮、敲骨吸髓，佃农们绝不愿做驯服的羔羊，他们经常逃亡山林与印第安人结伴狩猎，进行非法毛皮贸易，有记录的逃亡人数有一万五千多人[3]，新法兰西到1763年时人口也仅仅六万人左右[4]。在十八世纪初，佃农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徭役的抗议，甚至使得法国本土政府宣布在殖民地暂停徭役。群众的抗税斗争迫使教会将什一税从谷物收获的十三分之一下降到二十六分之一，当1704年路易十四要求设置土地税时，总督和总监慑于群众的斗争，一再表示“不切实际”[5]。殖民地官员惊惧地称殖民地人民“放荡不羁”，称他们“对合法统治者表现出强烈的蔑视”“就像真正的共和党人，不承认王权或司法权”[6]。正是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才使得新法兰西的生产关系不断得到调整，经济缓慢发展着，而不至于陷于倒退和毁灭。农民的逃亡和反对徭役的斗争，使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松解；对繁重赋税的斗争，使农民能够积累下更多的剩余产品以投入市场，并在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下较快地发生分化。在斗争中孕育着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在商业方面，殖民者为保证毛皮贸易的利润最大限度地流回法国，为本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手工业发展服务，他们招徕本国的大商人、国王的亲信、封建贵族和加拿大上层毛皮商组成贸易垄断公司，并只向这类公司颁发特许状。然而，加拿大民族的商业资本仍通过走私等形式，突破种种限制而发展起来。1717年，时任加拿大总督的贝贡哀叹：每年有价值50000里弗尔的毛皮被走私到英国，这相当于整个加拿大毛皮贸易的四分之一[7]。在手工业方面，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指导下，法国不允许殖民地发展任何能与宗主国产生竞争的产业。后来，只由于殖民争霸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法国殖民者才允许加拿大兴办一些不能与宗主国形成竞争、为殖民掠夺服务的的产业——生产同印第安人交换毛皮的白兰地的酿酒厂，为修造法国战舰与商船锯木厂、绳索厂和焦油厂，以及将毛皮支撑皮革运往法国制衣的制革厂等。加拿大的买办资本主义经济由是发展起来。在新办的一系列工厂中，最大工作车间的生产规模达到近350人[8]。在这一时期，虽然主要是买办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毕竟为加拿大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1687年，拉罗谢尔的两个商人和魁北克的一个商人在拉马尔拜建立了几家大型双锯木厂，这些锯木厂有三十名工人，年产约三万块木板、八百根横梁和一百来根桅杆[9]。加拿大商人的投资建厂、商业资本的参预产业部门，标志着加拿大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此后，加拿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便在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夹缝中缓慢发展起来。
经济上的变化必然在政治上得到集中的表现。随着加拿大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他们提出了参与政权的要求。1732年，新法兰西商业资产阶级提出由本地商人代表组成商会直接参与讨论殖民地的经济政策，要求对毛皮贸易、海运税收和农业关税等提出意见。1735年，一批商业资产阶级集体请愿，要求降低税收，呼吁政府允许他们能更多地参与到经济决策当中。到50年代时，资产阶级更是要求组成自治委员会，掌握更多财政和军事权力。
在七年战争的争夺中，资本主义的英国在欧洲与北美列强的角逐中，击败了封建主义的法国，随着176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法国被迫将新法兰西割让给英国，加拿大从此进入英国殖民时期。
二、英国早期的殖民统治
七年战争后，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新法兰西，成为了加拿大新的殖民政府。加拿大人民送走了法国殖民者又迎来了英国殖民者的反动统治。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下，加拿大人民遭受了残酷的殖民掠夺，加拿大微弱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整个国家成为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但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加拿大人民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继续坚持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在加拿大的统治，使得加拿大的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壮大，从而让加拿大的革命形势发展到英国殖民者再也无法忽视的地步。加拿大人民的阶级斗争也促成了加拿大民族的形成，消除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之间的民族隔阂，使二者都成为了加拿大民族的一部分，加拿大人民是加拿大民族的真正缔造者。
英国殖民者踏上加拿大的第一天起就伴随着残酷的压迫。曾经，在加拿大的阿卡迪亚（包括如今的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皇子岛等地区）地区，生活着约1.4万法裔农民。他们辛勤劳动，开垦荒地，和当地的印第安人友好相处，拒绝支持英法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但是，丧心病狂的英国殖民者为了顺理成章地掠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竟然胡说他们是“有战争威胁的人”，并从1755年开始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劳动人民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屠杀，英国殖民者一路上占领房屋，抢夺牲畜，并采取各种酷刑折磨，残害当地人民。阿卡迪亚人组织起了民兵队伍，对英国匪徒展开了英勇的回击。一位阿卡迪亚民兵领袖——约瑟夫· 亚历山大·戈丁被俘后，英国侵略者当着他的面折磨残杀了他的女儿和三个孙子，他却不惧死亡的威胁，坚决地回绝了让他宣誓效忠的要求[10]。在这场战争中，所有被抓住的阿卡迪亚人约1.1万，都被塞进了拥挤破旧的船舱，一切敢反抗的人都要处死和监禁。以至于一路上死于瘟疫、饥饿和沉船的人竟然高达五千余人！[11][12]
而在当地生活的印第安人，也同样不能幸免于英国的毒手。早在战争开始之前，英国殖民者为了以极低的代价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昂贵的海狸皮，往往故意将廉价的酒品和枪支弹药当作与印第安人贸易的商品。不平等的贸易抽干了印第安人的资源，大量酒品又使得淳朴的印第安人染上了酗酒恶习，英国人带来的瘟疫摧毁了一个又一个部落，而枪支弹药更是助燃了部落间争夺毛皮产地的混战。随着战争的扩大，英国殖民者更是到处掠夺土地，使得印第安人流离失所。面对穷凶极恶的英国强盗，曾不知私有制为何物的印第安人早已忍无可忍，1763年五月七日，印第安人在部落首领庞蒂亚克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数月之间，美州西部的所有印第安部落蜂拥而起，一连拔除了英国的九座要塞，起义一直持续到1766年，一共消灭了四百多英国士兵，驱逐了数千殖民者[13][14][15]，连绵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
毛主席在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6]这也同样适用于英国之于加拿大。由于七年战争及以前，加拿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用战争发展起了工商业。为了将其变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英国政府一来便设立专门法庭，加强巡逻，专门搜捕迫害当地的这些“走私”商人，还禁止加拿大同外国通商，禁止向其输入新机器，禁止扩大冶炼炉，等等等等，使得加拿大的民族资本主义遭到重创。而面对着劳动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的斗争高潮，英国殖民者为了稳住自己的统治，竟拉拢法裔封建主，将当地封建制度的一切统治者——中小官僚、大地主士绅、大主教、大买办商人，统统保留了下来。在英国政府的反攻倒算下，加拿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成分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的一部分来源于旧的法国毛皮商人和转投英国的法裔地主，一部分来自于战争期间随军提供军需的商人，后者在战后继续为英国效忠，其中的少数人还加入了英国由殖民军官和官僚组成的政府。与此同时，过去高喊着“带来英国的自由”的口号消灭印第安人的英国殖民者，转头又以“保护印第安人”的口号来着手消灭自由——英国在1763年10月7日颁布了《皇家宣言》，其中假惺惺地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区全部属于“印第安人居留地”，因此禁止私人移住。然而，这里的“私人”，指的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法裔农民，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逃离庄园，翻山越岭，开垦荒地。《皇家宣言》却将当地农民开垦的土地全部剥夺，将他们赶回庄园主的控制之下，巩固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制度。与此同时，《皇家宣言》禁止了私人垦荒，却给了英国殖民政府以收购印第安人土地的特许状，使得英国官僚和军人在西部圈画了大片土地，又垄断了在整个西部收购印第安人所售毛皮的权利。同时，英国在七年战争期间曾承诺要在加拿大建立代议制政府，但是英国殖民者一取得统治权，就马上将诺言抛诸脑后，以镇压反抗为由建立起严酷的军事管制。此后，他们为了增加剥削收入，又颁布诸如印花税等法案。英国殖民者的到来，只是使得加拿大进一步地沦为殖民地，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被严重破坏，使得劳动人民的处境更为悲惨。很快，殖民地的不满开始汇聚，全北美正酝酿着一场反殖民的风暴。
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十三州殖民地，革命的条件最先成熟。劳动人民冲破了《皇家宣言》的界限，不断向西强行移住，并举行集会，组织委员会四处串联。波士顿的市民还为反抗英国的廉价倾销，强行登上英国茶船，将茶叶尽数倒入海中。一场规模宏大的独立战争即将到来。英国殖民者大惊失色，为了将加拿大建成镇压美国革命的基地，防止革命烈火的延烧，他们在1774年颁布了空前反动的《魁北克法案》。该法案正式承认了魁北克的封建庄园制度，并保存了魁北克最大地主——占据2096754英亩土地[17]的天主教庄园主势力，还把什一税、主教制、甚至已经取消的法国封建民法全部恢复了过来。同时 ，英国还在魁北克正式建立了殖民政府，彻底否决了在1763年允诺的“建立议会”的决议，并把领土范围一路延申到大湖区西北部，强行吞走了十三州人民在当地辛勤开垦的土地，并逼迫他们继续服从大土地所有者的统治。《魁北克法案》大大加强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得到英国政府鼎力支持的加拿大地主豪绅依仗着封建法律四处强行征兵，打压、迫害宣传民主思想的进步势力，甚至威胁农民：谁若不参与镇压十三州人民就开除谁的教籍，将他们从租种的教会土地驱逐出去。英国政府以为，这样的高压政策就能灭绝加拿大人民的反抗，正如一位英国御用历史学家所叫嚣的那样：“如果英国对魁北克的不公平程度只及对待新英格兰不公平程度的一半，那么美国的领土就会延申到北极圈！”[18]
但是，反动派总是 “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 [19]。加拿大并未如英国所愿服服帖帖，成为镇压革命的基地。恰恰相反，愤怒的加拿大人民用斗争予以了有力的回击。在辽阔的农村地区，英国殖民者强征士兵的暴行引起了农民的极度不满。他们拿起武器，拒服兵役，妇女们四处串联，揭露英国殖民者的反动本质。在一些地区，农民甚至驱逐地主，掀起夺取土地的暴动。英国殖民者四处镇压，狼狈不堪。经过了整整一年，英国预期6000人的征兵目标只完成不到二十分之一[20]。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大陆军在加拿大到处都得到劳动人民的帮助，一路高歌猛进。在大陆军将领蒙哥马利进军加拿大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时，加拿大人民主动打开城门欢迎美国革命者的到来，英军将领吓得仓皇出逃。随后劳动人民同革命军人欢聚一堂，起誓要同他们建立“相同的权力、按比例的贡献、真诚的联合和永久的和平”[21]，一部分加拿大人还加入了大陆军。在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新斯科舍，甚至出现了零星的游击队和由加拿大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小规模武装起义。面对四处燃起的斗争烽火，英国殖民者是又怕又恨，既恐惧加拿大也和美国一样也爆发革命，从内部推翻英国统治，又苦于难以征兵，力量不足。于是，英国殖民者只得暂时退却至他们的老巢魁北克城。在那里，他们吸取了在蒙特利尔的经验，先发制人迫害驱逐了170户[22]同情美国革命的群众，采取了残酷的高压政策，又急忙从海外调兵遣将，才得以站稳脚跟。在新斯科舍，乔纳森·艾迪领导的坎伯兰起义同样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在起义军行进的过程中，时常有当地人民加入起义队伍，使得队伍扩充了1.5倍。而当英国驻军需要修复坎伯兰堡时，当地人民拒绝提供食物，拒绝协助修复堡垒，甚至向驻军进行宣传，劝告他们临阵倒戈，加入起义军。驻防的反动军官戈勒姆心急火燎，只能强行紧急召集民兵，甚至连伤病员都被他拉上战场。但是，起义队伍随着战事的不利出现了分裂，而当地的商业大资产阶级由于依赖英国订单，唯恐革命会导致航运停止、工人罢工，于是伙同英国殖民者一起反对起义，最终使得英国很快就得以召集附近的优势兵力扑向起义军。最后，英国政府在经过了一年多的残酷镇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基本将加拿大的抗争扑灭。
美国革命虽然短暂地给加拿大带来了一些火星，但却没能够变为焚毁英国殖民统治的冲天大火。因为和美国的十三州殖民地相比，加拿大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受到英国的冲击，又由于长期受着严重的封建制度阻碍。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微弱，同英国资产阶级有着很深的联系，他们大多不敢发动革命，在斗争中往往走上妥协改良的轨道。其中的革命派又迷信个人的力量，一旦劳动人民的斗争发展到高潮，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一呼百应，不进行稠密的准备，又提不出广泛团结劳动人民的纲领，于是惨遭失败。无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分散各地，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面对加拿大人民时同样犹犹豫豫，往往在战争即将失败时才提出实际的承诺甚至纲领，无法响应劳动人民的要求，一些混入起义军的私掠分子甚至不断抢劫加拿大人民，破坏了革命的声望，最终葬送了发起革命的大好时机。
但是，加拿大群众的斗争依旧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第一、他们反征兵的斗争粉碎了英国就近获取兵源的图谋，迫使英国不得不跨越大洋调遣兵力，给十三州的革命军争取了大量时间。第二、加拿大人民在后方作战，和革命军互为犄角，配合革命军攻占城市，牵制了英国近一半的兵力，保卫了革命的中心华盛顿的安全，使得美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极大削弱了英国在北美的力量。第三、加拿大人在革命中也争取到了一部分自己的民主权力，选举了自己的民兵军官，并迫使后来反攻回来的英军也承认了这一事实。第四，广泛的斗争为民主思想在加拿大人的思想中打下基石，促使加拿大民族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发芽。
英国政府镇压美国革命的企图失败了。但是历史上的反动阶级，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失败而选择向劳动者让步。英国被迫退出了侵占的美国西部领土却没有取消魁北克法案。地主阶级在原有的地租以外，还向农民索取各种佃农费、杂役费、住宿费、房租、捕鱼费和狩猎费。而天主教会在重获什一税的合法征收权后仍不满足，以弥撒费、洗礼费、婚礼费、葬礼费、募捐、维修和新建教堂，甚至是在教堂落座为名征收税款。而当地的英法商人又借着农业的丰歉囤积居奇，高利贷资本也对农民虎视眈眈。地主阶级和英国殖民者的联盟空前加强了。但是，封建经济到底阻碍了英国商人扩大市场，其对生产的阻碍也限制了英国剥削更多的剩余产品。因此，英国殖民者还需要寻求更加合适的统治基础。在美国革命中，有一批同英国联系密切的大土地贵族、大商人、奴隶主、教士和官吏组成的保王党人充当着英国的间谍与刽子手的作用——“效忠派”。革命胜利后，为了逃避革命的清算和对他们财产的没收，他们就带着豪奢和奴隶，纷纷逃窜到加拿大。英国政府相中了这批忠诚的反革命分子，对他们优待非常，宣布其中每个军官和户主都可以从英国政府那里领到数千英亩土地和大量现金（全部效忠派分得了300万英镑以上的现金）[23]。于是，效忠派的上层大批涌入了现在的上加拿大和新斯科舍，与原先的英国殖民统治者瓜分了26%最为肥沃的土地[24]。他们大多根本不从事农业生产，一些甚至根本不住在加拿大，而是借助特权，收购和掠取大量土地，炒高地价和地租，完全成为了土地贵族和投机家。这些寄生虫很快同当地从事毛皮贸易的大商人沆瀣一气，形成了上加拿大最腐朽的统治集团——世家寡头（Family compact，直译为家族集团）。另一部分出身富裕农民或中等商人、庄园主的效忠派由于过去没有政治特权，获得的土地相对较少，但也十分可观。他们来到加拿大后很快便慢慢分化，从中诞生了当地的新一批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圣劳伦斯河上游地区（即未来的上加拿大）雇佣农民种植小麦等作物并磨制面粉，在新斯科舍与新不伦瑞克开办渔业公司和少量木材厂。但是，他们或是将商品出售给当地的英军驻扎点，或是将商品销往英国，受着英国的制约，对英国殖民者有严重的依赖性。还有一些趁机逃离庄园主掌控和被欺骗投靠英国的贫苦农民、奴隶也随着效忠派大军来到了加拿大。英国政府欺骗会给他们平等的土地。但实际上，他们被授予的土地无不面积狭小，位置偏远，土壤贫瘠。同时，英国政府故意把向他们审批土地的流程设置地无比严苛和漫长，使得他们有时甚至根本无法得到土地，不得不为资本家做工或向地主佃耕土地。他们和当地人民共同遭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汇入了当地人民的斗争洪流，通过请愿、抗租、抗税、抗捐、抗役等方式，反对高额地租、徭役，要求核定边界，返还地主圈占的土地，并要求政府兑现免费提供土地的承诺。一部分农民甚至突破法律的限制使用暴力，集体占领政府未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在1783年后，大量美国劳动人民也前往加拿大开垦荒地，成为了当地的自耕农，极大地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他们酷爱自由，根本不愿意接受殖民政府的苛捐，同当地的劳动人民也紧密联系，使得斗争的烈度更上一层楼。因此，英国的统治是很不稳固的，以至于1785年，英国国务大臣在一封信中也吐露道：“魁北克省对大不列颠来说是一个保有权非常不稳定的省份”[25]。
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样有变革现状的要求。农民的穷困潦倒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狭小，加拿大农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海外市场来消化由移民开垦土地而增产的粮食。但《航运法》禁止加拿大出口商品到非英国地区，而《谷物法》又对加拿大谷物设置高关税。这种双重管制使得加拿大谷物的出口很不稳定，以至于面粉工业的增长也受到阻碍。加拿大的工业支柱——木材加工同样如此。加拿大的木材出口往往只能运往西印度群岛，而由于西印度群岛也由极端反动的种植园主控制，新设施的建设十分缓慢，以至于加拿大的木材销路很少，严重依赖国内造船业的军事订单，而由于加拿大土地所有权分散在各个大地主手中，又阻碍了各地的交通，使得稍远的木材就难以运输到市场，木材的来源被阻断。因此，加拿大的木材加工业也萎靡不振。此外，传统的毛皮贸易每年的增长速度不足百分之一，因此服务于毛皮贸易的酿酒业、制革业也完全停滞。殖民地唯一的重工业——炼铁业，在美国独立战争时为制造武器偶有发展，但又也很快陷入沉寂。不打击，乃至消灭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两座大山，加拿大的民族工业就不可能发展。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6]加拿大民族资产阶级把目光投向革命风暴逐渐形成的法国，试图用法国的革命理论，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方向。1778年，一群伏尔泰的弟子在独立战争的影响下，于蒙特利尔创办了《文学报》作为他们的机关报，宣传法国资产阶级理论家卢梭、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当地教会学院的疯狂攻击。在1783年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书籍更加广泛地被运送进加拿大，迅速地在各地传播。当地的一位主教从反面反映了这一盛况：“1800年左右，国内有很多人不信，但我相信伏尔泰等人的邪恶书籍流传甚广”[27]。英国殖民政府及其走狗天主教会对此大为恐慌，但他们对这些革命书籍即使四处收缴销毁依然屡禁不止。
此时，加拿大民族资产阶级下层的力量还十分薄弱，没有力量直接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运动最先被加拿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掌握了领导权。由于殖民地使用的封建民法和专制制度限制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商品的自由流转，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投机活动和工商业经营，因此，他们要求建立议会制度，分享一部分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但是，由于他们高度依赖英国殖民者的市场，也需要殖民政府保护他们所占据的大片土地，因此，他们所要求的议会制度带有高额财产门槛，他们幻想实现的是“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主要基础的变更”，极力让运动控制在合法请愿的范围内。1783年，一群效忠派向英国政府发起请愿反对魁北克法案对封建制度的保护，作为其领导者之一的鲍威尔·威廉·杜默一直在队伍中“向人灌输沉默和服从”[28]，使得请愿最后只取得对于陪审团等无关紧要制度的小修小补。1784年11月24日，加拿大资产阶级收集了2300个签名又一次发起请愿，要求保护加拿大的商业自由。但是，地主阶级又很快拼凑出一份具有2400个签名的《反请愿书》与之针锋相对。在请愿失败以后，参与请愿的资产阶级写信给伦敦，声称他们为了自由会“不惜代价”。然而信件中，他们却将请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少数贵族的不明智，并宣布他们将更加竭力地证明自己的忠诚——用再次发起请愿的方式。加拿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的只是某种社会改良，对于人民革命极度恐惧。他们“总是企图在革命高潮中停滞不前，与旧制度达成妥协”，而届时他们仅存的一点革命性也将转为反动。在加拿大，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789年7月14日，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巴黎人民的壮举如同一座灯塔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要求变革的资产阶级找到了防线，“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加拿大的传播一日千里，加拿大的革命运动开始走向高涨。英国殖民者虽大为震恐，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扬言要将一切反抗君主的行为定为叛国罪，还逮捕法、美革命同情者，禁止革命出版物和一切集会，禁止对政府的讨论、批评和抗议，甚至增派军队到各地严防死守，但是都阻挡不了革命思想传播的燎原之势。英国殖民政府对革命态势的束手无策引得英国殖民者在加拿大的总头目——魁北克省总督不得不惊呼：“我完全有理由相信，现在的加拿大人比大革命前更亲近法国，这种变化无疑是（法国的）秘密使者造成的，他们不顾我的一切警惕，想方设法把他们的毒药介绍给加拿大人。”[29]他们加紧使用反革命两手，在实行白色恐怖之余，还采取了分化收买的阴险手段。1791年，英国殖民者颁布了所谓的《1791年宪法》（以下称为《宪法》）。这部宪法首先将加拿大分为英语区的上加拿大（即位于南部的圣劳伦斯河上游流域，今安大略省）和法语区的下加拿大（即位于北部靠近入海口的圣劳伦斯河下游流域，今魁北克省）分开，并在两地分别委派总督分而治之。英国政府声称，《宪法》是对加拿大人的巨大恩赐，它不但保护了法裔的权益，还使得上加拿大的英裔得到了他们的英国商法。但实际上，这部宪法继续维护了法语区的封建制度，甚至将上下加拿大土地的1/7都赐予教会，根本只是英国用以拉拢地主和教会，为其思想和政治上的统治服务的手段[30]。而英国在上加拿大实行英国法律，只是因为当地劳动人民通过抗租抗税和强行移住的方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才使得封建剥削根本无法维系。英国此时推行商法，放宽对商业的限制，反而方便拉拢当地的资产阶级。而更有欺骗性的是，《宪法》还规定在上下加拿大都建立一个“立法议会”，似乎履行了其“建立代议制政府”的诺言。但是，《宪法》同时规定议会只有极其有限的财政权，其所制定的法案还要得到由贵族构成的立法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总督的同意，实际上是一个毫无实权的空谈所。不仅如此，在第一届议会选举中，当选的议员全部都是地主买办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个十足的贵族议会。一个英国的殖民大臣供认道：“在这些让步可能会被视作恩惠的时候做出这些让步，而且我们有能力控制和指导这些让步的实施方式，而不是等到它们被强加给我们的时候才做出让步。”[31]。可见，这部宪法和议会根本不是什么“恩赐”，而是由殖民政府自上而下炮制，用于欺骗人民，拉拢殖民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扩大反动的统治基础的工具。
但是，后世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推翻加拿大统治阶级的暴力革命，竟然无耻地重弹英国殖民者“恩赐论”的老调，炮制所谓的《1791年宪法》是英国殖民政府对加拿大人民的让步政策的谬论，甚至把极端反动的《魁北克法案》也吹嘘为英国尊重法裔加拿大人的体现。他们把加拿大当成“和平过渡”的典型，妄图借此为叫嚷如今同样可以在加拿大乃至全世界实现和平过渡的骗局辩护。他们忘记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32]，闭眼不看加拿大人民一直以来发动暴力革命的斗争才使得加拿大的封建制度受到打击，使得资本主义得以缓慢发展，使得革命思想得以传播。而所谓的《1791年宪法》不过是英国殖民者对加拿大人民反攻倒算，千方百计阻挠加拿大独立的铁证。在宪法颁布后，加拿大依然没有改变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加拿大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以加拿大农民阶级为主的加拿大劳动人民同英国殖民者及其走狗加拿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拿大的民主革命才刚刚拉开序幕。
三、从改革到革命（1791—1837年）
1791年后，进入议会的资产阶级上层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推出了大量诸如《兵役法》、《道路法》等强行征役的反动法令，许多劳动人民清醒过来，离开了请愿的邪路，更多地掀起暴动来抢占土地，反抗赋税和租役。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上层，扩大了小土地私有制。同时，大量美国劳动人民来到加拿大，他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1798年，加拿大多数教区的小麦产量相比于1784年增长了115%[33]。在1794年，上加拿大的小麦开始出口到下蒙特利尔，很快就成为了当地的经济支柱。同时，由于英国在反法战争中急需大量木材等军需，下加拿大获得了大量出口订单，木材工业和面粉工业迅速超过了旧有的毛皮贸易，到1810年，下加拿大的木材出口占据了出口总值的74.5%，农产品占据了14.7%，毛皮仅占 9.2%。英国金融寡头为迅速扩大供应，往往在当地开设分公司，提供小额贷款给大量小生产者建设小型伐木场和加工厂。这些伐木场只能将产品售与英国公司，而公司通过货运和销售，在其中大量收取运费和抽成。因此，下加拿大的中小工业资产阶级最先发展起来，由于他们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英裔的挤兑和买办商人的克扣，他们最先扛起变革的大旗。1805年，政府增课一项土地税。大地主可以很轻易地将其转移给农民，英裔买办商人不依靠土地进行生产，也无需交税，本就艰难成长、通过承包林场进行木材加工的法裔工业资产阶级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为抗议这项明显偏袒英裔买办的政策，以皮埃尔·贝达尔为首的改革派组建了加拿大党，开办《加拿大人》报，利用当时农民反抗土地税和徭役的斗争奔走呼号，要求建立自己的责任政府。总督对改革派恨之入骨，接连解散议会，解职官员，查封报刊，甚至直接逮捕领导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恰恰壮大了改革派在群众中的力量，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改革派反而大获全胜。此时正是1812年，英国殖民者正忙于准备同美国的战争，他们唯恐改革派带领群众同美国联合在战时起义，于是连忙使出狡猾的招抚手段，给改革派官员恢复名誉，升擢官职。结果，皮埃尔·贝达尔捞到一个法官职位以后便心满意足，很快就退出政治斗争。他捞到了个人的名誉，党的名誉就被败坏了。加拿大党的支持率一落千丈，在议会中的斗争偃旗息鼓。英国政府以为就此可以将加拿大人民绑上战车，但是，民主思想早已在加拿大人民中传播开来。战争只会引起群众更激烈的反抗。
1812年，美军借口英国影响其贸易而大举入侵加拿大，加拿大人自觉组织起民兵，站在了抗击侵略的第一线。但是，英国政府却只想要联合反动势力，作为他们“可靠的同盟军”，在人民身上榨出更多油水。当地的大主教普莱西斯在政府的唆使下向所有教区长发出了一封通函，要求他们命令所有未被征召入伍的教区居民协助播种地主田地，保证地主的收成，以至于工业发生了停滞，自耕农的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大多教区出现了严重的歉收。生产的萎靡和出口的不足使得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军费无以筹措，于是政府又采取发行纸币——军票的方式来“筹集资金”，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加拿大的劳动人民忍无可忍，各地的农民、军人和应征人员，都纷纷发生暴动，反对战争中的征税和徭役，反抗强征士兵的行为，并要求改善待遇。到美军大势已去时，英国又企图变反侵略战争为侵略战争，发兵入侵美国，而这一丑恶的行为又遭到美国人民的激烈抵抗，加拿大民兵也拒绝配合执行入侵命令，最终，远调而来的数万英国军队孤立无援，只得滚回了加拿大境内，在加、英、美三国劳动人民的反战呼吁下，英美两国只得悻悻地签署了平等条约，结束了战争。两国资产阶级利用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的方法彻底破产了，两国的劳动人民却在共同的反侵略战争中巩固了友谊，上下加拿大人更是如此。过去，上下加拿大间的经贸联系就极为密切，两地劳动人民也经常在共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建立友谊。英国的分化政策没能使得两地英、法裔人民产生尖锐的对立，他们在战争中互相串联，运输军需，一起反抗反动的征兵制度，联系的纽带更为紧密，大大促进了一个统一的加拿大民族的形成。这场战争锻炼了加拿大人民，为1837年两个加拿大共同爆发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1815年战争后，加拿大的经济马上陷入了萧条中。这一时期，封建制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更加严重阻碍了加拿大的发展：
第一、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加强导致了殖民地市场更为狭小。由于英国军事订单提供的“战时景气”消失。但在1815年当年，英国土地贵族为保护自身利益颁布新的谷物法，规定：加拿大不能出口谷物到大英帝国以外的国家，而若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一个较高的限额，则英国也禁止加拿大谷物进口。因此，加拿大的谷物出口受到严重限制，其他产业也在重商主义的束缚下受到重创。1816年，加拿大小麦和木材的出口相较1814年均下降40%，工业产值同样降低30%。大量中小资产阶级破产，资本迅速集中在大资产阶级手中。
第二、大土地所有制度恶性膨胀，地主和大农场主的土地兼并与投机活动更加猖獗。以上加拿大为例，1834年，在已经探明的1700万英亩的土地中只有七十万英亩偏远劣等的土地没有被分配。其他的土地大部分都被划归给了大土地贵族，仅教会就获得了350万英亩。在上加拿大，这些被圈占土地的十分之九以上都被闲置用于炒高地价。以最大的土地投机商——英国殖民者加拿大土地公司为例。他们于1826年在休伦区域占据了110万英亩土地，这些土地以1英镑/英亩的价格购入，出售时就可以高达8英镑/英亩。不但劳动人民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如此巨款，连实力较弱的资产阶级都望而却步。农民无法付现款，于是只能背上沉重的高利贷，而且债务的偿还往往先息后本，债上加债，一旦无法偿还，就要被重新没收土地。债务缠身的农民使得市场迅速萎缩，更加加剧了危机。但是，大赚一笔的投机商无心发展工农业，他们大块无法进入的荒芜领地还隔绝了各个居民区，使得各地交通，水利，通讯和其他建设都寸步难行，运输费用极其高昂。在下加拿大，一些地主甚至禁止在领地上开垦木材。大土地所有制度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举步维艰。
第三、大土地所有者利用获取土地的便利。往往在一个地块上重复耕作，榨干地力。以至于各地土地肥力都普遍陷入崩溃。在十八世纪，土地平均单产尚有6到12分，到1832年，土地单产就只剩下3分。且产出的小麦质量极差，面粉泛黄，难以出口。农业的衰退导致农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不但抬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而且使得许多地区，农民重新开始种麻养羊，回到自然经济中，商品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
第四、大多数行业的利润大多由殖民者掠夺，这些资本被输送回英国，完全无益于殖民地的发展。以伐木——船运业为例，如前文所述，伐木业的一切运输和销售，都由殖民者所掌握。而船运业中，大多数造船厂建成商船以后，往往又连船带货卖给英国商队，少有加拿大人可以参与海外贸易。因此，加拿大本地的资本积累速度十分缓慢，一旦殖民者拒绝投放贷款，则更加寸步难行。
在经济受到严重阻碍之际，许多在英国经济危机下破产的劳动人民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寻找出路。对于工业资产阶级而言，他们是绝佳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加拿大贫瘠的工业根本不能吸收这些移民，加拿大的资产阶级眼看着他们一船船地来到加拿大，又一批批地前往美国，无不心急火燎，纷纷要求变革。而社会中大资产阶级同中小资产阶级的分化反映在了议会中。中小资产阶级由于面临破产的威胁，在议会斗争中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要求。同时，他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开始慢慢意识到，议会道路不能实现他们掌握统一民族市场的目标，于是开始试图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碎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的枷锁。在下加拿大，帕皮诺所领导的改革派首先提出的就是要求获得控制预算的财政权，以掌握扶植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力。同时，他们也要求对官员的薪资拥有决定权，以通过降低保守派官僚薪资的方式打击他们的寄生性消费和他们的经济力量。但是，他们的提案马上遭到了否决，议会被威胁解散，甚至帕皮诺本人也被撤除了议长职务。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下加拿大人民的愤怒，人民纷纷要求恢复他的职位。只是这样，政府才不得不允许议会控制财政权和议定政府职员薪资的权力。但是，改革派很清楚，给议会多少权利，都不改变两个委员会可以轻易地否决议会的提案，甚至直接解散议会。因此，他们更进一步，要求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会，并于1834年由议会通过了“九十二条决议案”，其中罗列了改革派的所有不满和要求，包括控制财政，建立民选的立法委员会，土地租金不变，废除英属北美土地公司。而上加拿大的情况也十分类似，中小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麦肯齐创办了《殖民地鼓吹者》报，宣传反对贵族世家和要求政治改革的思想，结果，贵族聘请暴徒冲入报社，将一切都砸了个稀烂。而在议会中，麦肯齐领导的改革派也四次被贵族逐出，又在人民的支持下四次被请回。在1834年选举中改革派再次取得胜利。麦肯齐和改革派马上利用这一点，在议会提出了“十七点报告”。该报告概括了对现存制度和政策的不满，其中主要对牧师专用地、财政制度、各种经济混乱和行政委员会的谴责，直接的要求就是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司法委员会和建立责任政府。这些议案的重点，就在于建立民选的立法、行政委员会，要求对实权部门的掌控，想要取得部分被英国殖民者和大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盘踞的政权。但是，英国殖民者绝不可能自动地让出自己的统治权。改革已经触及了殖民政府的核心利益，再往前一步，就要经过一场血雨腥风。一场革命就要到来了。
四、 “将勺子融化成子弹！”——1837年起义
当英国官员罗素的决议在三年后的1837年抵达下加拿大，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这份决议不仅对爱国者党提出的乞求民主独立、抨击殖民地政府腐朽的《92条决议案》全部驳斥，并且还加强了总督的权力，赋予其不经议会通过强行征收税款的特权。此决议一出，整个加拿大沸腾起来，斥责英国暴政群众集会接连不断，爱国委员会即刻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会议决定发动群众抵制英国商品，成立通讯委员会同全国各地区取得联系。在随后的十月，爱国者委员会的地方支部——两山郡常设委员会决定建立自己的司法和民兵组织，恢复起先前被总督解散的法裔民兵队伍，并选出“人民法官”来裁决改革同情者的内部纠纷。爱国者委员会实际上已经已经具备政权的性质，在下加拿大出现了两个政府——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
但是即使面对如此千钧一发的形势，以帕皮诺为首的爱国者党内妥协派仍然不做任何起义的计划，不肯放弃“和平过渡”的幻想，他们对革命的恐惧胜过英国殖民者对他们利润损害的愤懑，他们不能理解暴力是 “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34]，当英国驻加拿大总司令科尔伯恩开始调动军队决心要在爱国者党更强大前将其扼杀时，帕皮诺却还在合法主义的狭窄框框里兜兜转转，他竟然称：“如果他们（英国殖民当局）在非法和非正义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那就让我们在反抗的道路上前进一步，同样的一步，更快的一步”[35]。在1837年十月末的六郡集会上，六千人民群情激愤，帕皮诺却仍在宣扬目前依然要以抵制英货的运动为主。“与帕皮诺不同，我认为是时候将勺子融化成子弹！”[36][37]当英国的残酷统治让勺子无物可盛时，就用它来结束殖民者的压迫，这是革命派代表纳尔逊在会上针锋相对的反驳，这也是广大群众的心声，他们决心行动起来。在帕皮诺等爱国者党人被悬赏时，几百名由小资产阶级、工匠、农民和技工组成的队伍，手持镰刀、草叉、老式燧发枪和破旧的土枪涌向爱国者的旗帜，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等待英国殖民者“在非法和非正义的道路上前进一步”。可惜最终以帕皮诺为首的资产阶级的软弱，起义的延后，导致英国反动军队取得先机率先发难，起义军在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防御。作为领导者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注定了这次起义的失败，但是群众顽强不屈的斗争将会彪炳史册，在加拿大历史上永放光芒。
最初的战斗在黎塞留河畔展开，起义群众带着刻骨的仇恨痛击了一群被称为“滑铁卢战役老兵”的反动士兵，正面击溃英国的正规军，令侵略者落荒而逃，在第一役中就毙伤六十人，对英军的野战炮造成严重损伤，而起义群众方面只伤亡十六人。开战即让英军大败而归，本来是振奋人心的开端，但是由于爱国者党的软弱政策，使各地起义群众限于防守，并没有开战广泛的游击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起义没有连续进攻以维持高昂的士气，最终各地的起义军被逐个击破，分别绞杀。尽管如此，群众仍奋力抵抗，在起义被镇压期间，群众的勇敢和不屈，英军的残忍和卑劣，都被彻底地展现出来。
在圣厄斯塔什的村子边，1400人英军主力为围剿起义军，先对村子进行一个半小时的炮击，将群众逼入教堂，再对教堂放火焚烧，起义群众冲决而出与英军决一死战，一反动军官认出其中一位起义勇士，大声质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为我的国家而战！”起义者坚定简短地回答，几分钟后他与他的两个儿子就义于英军的炮火之下。在这场战役结束后，极端残忍的英军从小队领袖的遗体里挖出他的心脏，摆放在附近客栈的橱柜里。大火烧毁村子中六十多座房屋，其中幸免于难的也无法逃脱英军的肆意掠夺。这就是英国对待起义者的策略：“用火、剑和掠夺，彻底铲除该郡的爱国主义”。一位被逮捕的爱国者党人在狱中的书信描绘了英军的暴行：“一些军官得知保罗-巴拉佐把我引到了埃布利斯，便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下次与我碰头的地点。他们用手枪抵住他的喉咙，几次把他放在木块上，威胁要砍下他的头，但这位慷慨的爱国者顽强坚守，野蛮人的暴力付诸东流”“在完全掠夺了村庄之后，敌人放火将村庄从这头烧到那头，化为一堆灰烬。然后，他们朝不同的方向前进，一路上肆意蹂躏和焚烧，他们的火一直烧到了圣斯科拉斯蒂克村”，有说法称英军在这次镇压中放火焚烧了1600座农庄，这也是为什么，当加拿大群众得知刽子手科尔伯恩回到英国因镇压有功而被封为西德纳姆勋爵时，愤怒地称其为“撒旦”[38]。
当上加拿大以麦肯齐为首的改革党激进派得知了下加拿大已经爆发起义后迅速行动起来，麦肯齐吸取了爱国者党拖延起义导致被英军打得措手不及的教训，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起义计划，他们预备于12月7日将附近乡镇的起义军集结至距多伦多三英里的蒙哥马利酒馆并与城内的军队会合夺取政权，此时多伦多内的大部分正规军被调去镇压下加拿大起义，城内防备空虚，正是起义的良好时机。但是反动政府提前三天察觉到了改革党人的行动，他们预备先挥动屠刀，“家庭契约”集团搜集“效忠派”的私兵和地痞流氓进行武装，并且在多伦多城内放出空气，大肆叫嚣要逮捕改革者，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改革党温和派吓破了胆，擅自提前调动多伦多附近军队发动起义，麦肯齐为首的激进派只好提前行动。由于多伦多反动政府实际上并未完全纠集起反动武装，起义在一开始与军队僵持，但是就在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温和派头目鲁尔夫和鲍德温叛变了，他们竟以“保卫多伦多”的无耻借口两次劝降起义军，这一消息传出后大败了准备支援麦肯齐军队的士气，将全省的中间派都推向了殖民政府，起义者的一封信就提到“你可以判断一下这则报导在全省范围内的影响——保卫政府的志愿者人数增加了一倍”。殖民政府的增援不久便到达，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起义军即使面对于自身四五倍的反动军队也寸步不退，坚守阵地。起义在温和派的动摇下提前发动，最终也在温和派的背叛下被镇压下去。麦肯齐等激进派随后转移到美加边界的海军岛继续武装斗争。
上下加拿大的革命虽然被镇压，但是起义者在圣劳伦斯河掀起的自由的浪潮依然在汹涌。改革党激进派在转移到海军岛后，他们资产阶级的不相信群众力量的痼疾更加明显得暴露出来，麦肯齐向美国民主党人寻求支持，但是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担心支持起义会影响他们棉花在英国的市场，金融资产阶级也不愿冒险与英国开战，真正同情革命的是广大美国劳动人民。从底特律、克利夫兰到纽约，到处都有支持起义的集会，北方的群众自发帮助起义军筹集资金、武器和弹药，有的甚至直接加入起义军。上加拿大起义的余波一直到1838年十一月在英军的持续围剿下才消散。
而下加拿大的起义的余波更加强大，两千起义军在爱国者党人罗伯特·纳尔逊的领导下，于内皮尔维尔发布了下加拿大的独立宣言，宣布下加拿大人民将不再效忠大不列颠王国，下加拿大共和国成立。这份宣言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除此之外它还宣告人人将有言论、新闻、信仰自由，解除政教合一，实行民主选举，在一切公共事务中可以同时使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公共教育……但是在建立下加拿大共和国后纳尔逊却只是翘首等待着从美国边境运送来的武器，而没有带着这份宣言发动广大农民。最终起义领导人们所期待的来自美国的几百支步枪和一门大炮被政府军截获，同时科尔伯恩带着六七千名士兵和一个炮兵连已经抵达内皮尔维尔。在政府军和英军的腹背夹击下，经历了三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终于失败。
英国政府在勉强镇压起义以后，立即就向劳动人民开始了血腥的反攻倒算。一时间，加拿大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有巡逻的军警，到处有血腥的屠杀。在起义最为激烈的下加拿大，政府在各地建立军队驻扎点，集会和言论的自由被严格限制，人人道路以目。起义的爱国党人中99人被处以死刑，参与起义的劳动人民被屠杀、流放的难以计数。在革命者塞缪尔·朗特和彼得·马修斯被判处死刑后，各地数以万计的请愿签名如雪片般送到了总督府，要求为他们减轻处罚，免除死刑。但是，新上任的总督，大刽子手乔治·阿瑟对此根本不屑一顾。1838年4月12日上午，处决开始了，临刑前，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镇定地走向刑场。在下加拿大，另一位临刑的革命者德洛里米尔，在死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死而无憾。在起义和独立中，我所渴望的只是祖国的利益……十七、八年来，我积极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群众运动，始终怀着信念和真诚。我的努力是为了我的同胞。迄今为止，虽然我们都已遭不幸，但我国的创伤终将愈合-——爱好和平的加拿大人将看到自由和幸福在圣劳伦斯河上重新绽放。
我的同胞们，对你们来说，我和我的同志们在绞刑架上的死刑是有用的。我只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了，我试图把这几个小时划分为我对宗教的责任和对同胞的责任；为了他们，我死在绞刑架上，像一个杀人犯一样臭名昭著地死去；为了他们，我把我年幼的孩子和我的妻子独自留在身后；为了他们，我死的时候嘴里还在呐喊：
‘自由万岁，独立万岁！’”[39]
乔治·阿瑟以为，对革命者的公开死刑可以震慑革命者。但是，死刑场成为了宣讲台，每一次处刑都让劳动人民的愤怒更甚一分，在处死了十二人后，前来协助镇压的达勒姆看到公开审判已经造成了下一次革命的趋势，吓得写信给特别委员会，将起义的主要领袖改为流放至百慕大。将塞满监狱的被捕群众释放，并假惺惺地批判当时的寡头政治，以图熄灭人民的怒火。他意识到，这一次的革命虽然被镇压，但是造成革命的社会原因依旧存在。不过，他绝非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以更加狡诈的方式来巩固英国的统治。他收集了加拿大人民斗争的情况，编写了一份“达勒姆报告”递交给英国，并给出了镇压的建议——利用代议制政府的外衣，继续将加拿大人民分而治之。很快，英国就出台了一项《1840年联合法案》，该法案重新将上下加拿大合并，看似取消了1791年宪法将上下加拿大分裂造成的民族分裂。实际恰恰相反，法案给上下加拿大相等的代表配额。但由于上加拿大议会中贵族势力强大，下加拿大的代表中也有相当的英裔买办商人的代表。因此，联合政府使得人数占多数的法语区在议会中必然占少数，有利于法裔民族资产阶级的法案很难被通过，上下加拿大的贵族却能够统一力量，占据多数。与此同时，法案又剥夺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极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上下加拿大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进程被严重阻碍。而革命最大的要求——责任政府制度，依旧被严格禁止，掌握实权的部门依旧由贵族占据，甚至总督还依旧有随时改组委员会的无上权力。伴随着这项法案出笼的，还有英国给加拿大许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数百万英镑的贷款。但是，这些贷款不是礼物而是毒药，英国政府正是为了利用这些英国建设、英国投资的铁路，让加拿大在经济上难以摆脱英国的依赖，在加拿大培养一股新的买办势力。而这些巨额投资，只可能由对加拿大人民更加深刻的盘剥来偿还。英国的这条计策屡试不爽，使得在三十年后，原本获得了责任政府，建立起保护关税的新生的加拿大，重新落入外国资本的罗网中。手段是多么毒辣啊！
起义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1837-1838年的革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它的领导者害怕群众、害怕流血的软弱在起义的过程中体现得一清二楚，在下加拿大，哪怕是起义的前夕，帕皮诺还在试图压抑群众的革命情绪，宣扬合法斗争而仅仅只求武装防卫。在上加拿大，麦肯齐在制定起义计划时还期盼能够不流血取得政权。在整场起义中，他们都把眼睛向上看，怀着崇拜的心情望着他们“独立”与“自由”的前辈——美国资产阶级，期盼这些人能够施以援手，而看不到真正无穷的革命力量蕴含在加拿大村庄的农田上、工厂的机器边，这种源于阶级的软弱和对群众的不信任让他们对英军和殖民政府的手段没有充分的估计，对可能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裂没有十足的准备，导致反动派有机可乘最后将革命镇压下去。
1837年革命虽然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及其右翼的可耻叛卖而失败了，但是这毫不有损革命的光辉。
第一，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并第一次要求在加拿大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共和国，将革命思想传播到了哪怕最偏远的村庄，鼓舞了整个加拿大的人民前赴后继，继续为了推翻加拿大封建——买办——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而斗争。在起义后，受到影响的地区时常爆发农民抗捐抗税的斗争，他们受起义的鼓舞，经常使用暴力冲击当地政府。到1840年代末期，各地反抗运河侵夺土地，反抗高昂的地价和地租，反抗土地公司的斗争层出不穷。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基本摆脱了规模小，力量分散的缺陷，更加有组织，成规模地进行斗争，或是支持议会中的改革派，或是联合起来发起跨越数个地区的运动甚至暴动。使得政府四处镇压，焦头烂额。最终使得加拿大政府在抗议声中于1854年不得不颁布《封建制度废除法》。
第二，革命震慑了英国统治阶级，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得以利用革命的影响在议会中扩大自己的力量，为掌握议会，争夺责任政府制度和经济上的独立权而斗争。使得加拿大摆脱英国殖民者束缚，独立建国的进程大大向前迈进。
第三，上下加拿大的共同起义大大推动了英法两裔的团结和融合，推动了加拿大民族的形成，为加拿大的独立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纵观加拿大自1763年到1840年的历史，英国殖民者的全部政策都为当今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无耻美化。他们将英国对农民强行移住运动的被迫承认，说成英国对农民的慷慨赠与；将英国对封建主的无耻收买，美化成超阶级的“保护法裔风俗文化”；将英国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空壳议会，粉饰成“加拿大的民主先声”。但是，从《1763年皇家法令》到《1840年联合法案》，从西科姆的“土地赠与政策”到德拉姆的“大赦起义者”，英国殖民者无时不是在想尽一切办法纠集和壮大封建主、土地贵族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力量，来向革命人民发起进攻；无刻不是在对人民敲骨吸髓、肆意盘剥。加拿大的历史极其雄辩地证明了：一切反动势力都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夺的，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剥削利益，绝不会自动地做出任何让步。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不是英国殖民者的“让步”让出来的，而是加拿大人民的斗争斗出来的。“英国让步政策”论的要害在于，它否认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美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中散布和平与改良的幻想，反对民族独立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密云未雨、尚在酝酿的今天，所起到的影响是很坏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40]。我们今后还将继续研究加拿大历史，把这部颠倒了的属于人民的历史彻底颠倒回来。
[1] Stanley B. Ryerson, ”The Founding Of Canada: Beginnings To 1815,” 108(1972).
[2] 同上109.
[3] 同上 106.
[4] 张友伦：《加拿大通史简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5] Stanley B. Ryerson, ”The Founding Of Canada: Beginnings To 1815,” 127(1972).
[6] 同上126.
[7] 同上149.
[8] 同上115.
[9] 同上116.
[10] Raymond William Odber, “The River St. John, its physical features legends and history from 1604 to 1784,” 96-107.
[11] Ronnie Gilles LeBlanc, “Dérangement à la Déportation: nouvelles perspectives historiques,” 21-56.
[12] Geoffrey Plank, “An Unsettled Conquest: The British Campaign Against the Peoples of Acadia,” 149.
[13] Gregory Evans Dowd, “War under Heaven: Pontiac, the Indian Nations, & the British Empire”.
[14] Nester William R., “’Haughty Conquerors’: Amherst and the Great Indian Uprising of 1763”.
[15] Peckham Howard H., ”Pontiac and the Indian Uprising”.
[1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1页。
[17] Stanley B. Ryerson, “1837: The Birth of Canadian Democracy,” 29.
[18] Vincent T. 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Vol.1 Discovery And Revolution,” 113.
[19]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0页。
[20] Stanley B. Ryerson, ”The Founding Of Canada: Beginnings To 1815,” 211(1972).
[21] 同上212.
[22] 同上213.
[23] 张友伦：《加拿大通史简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24] Patricia Claxton, “Lower Canada, 1791-1840: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ism,” 4(2016).
[25] Stanley B. Ryerson, ”The Founding Of Canada: Beginnings To 1815,” 225(1972).
[26] 毛泽东：《在第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27] Stanley B. Ryerson, “1837: The Birth of Canadian Democracy,” 24.
[28] S. R. Mealing, “Powell, William Dummer”.
[29] Fernand Ouellet, “Lower Canada, 1791-1840: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ism,” 55.
[30] 张友伦：《加拿大通史简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31] Stanley B. Ryerson, ”The Founding Of Canada: Beginnings To 1815,” 225(1972).
[3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2页。
[33] Fernand Ouellet, “Lower Canada, 1791-1840: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ism”.
[3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35] Stanley B. Ryerson, “1837: The Birth of Canadian Democracy,” 91.
[36] Christian Desjardins, “23 et 24 octobre 1837 - L’Assemblée des Six-Comtés à Saint-Charles”.
[37] Jean-Paul Bernard, “Assemblées publiques, résolutions et déclarations de 1837-1838,” 304(1988).
[38] Stanley B. Ryerson, “1837: The Birth of Canadian Democracy,” 108-109.
[39] Stanley B. Ryerson, “1837: The Birth of Canadian Democracy,” 125-126.
[40]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第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