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摩尼教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小组
在现代与“魔”相关的贬义词有很多，走了歪路叫“入魔道”，形容人痴迷固执叫“走火入魔”、如痴如狂叫“魔怔”。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壳，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往往是剥削阶级掌握了文字的使用，剥削阶级将“魔”视作“正教”、“正道”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对于“魔”极尽攻击诋毁之能事，在古代甚至动用军队、特务对其搜剿残杀，意图将其消灭净尽。所谓的“魔”究竟是何方神圣，竟引得他们如此大动干戈呢？
在西方，从马兹达克领导的农民战争开始，到在南欧开枝散叶的阿尔比派；在东方，从唐初陈硕真起义，到清末白莲教起义；古今中外的劳动人民团结在“魔”的旗帜下，秉持着“明胜暗，善胜恶”的信条，身化“魔军”，揭竿而起“杀尽不平”，同凶恶残暴的剥削阶级展开殊死的搏斗。因此“魔”成为了剥削阶级闻之则惧，见之则恨的革命斗争的代表。“魔”作为贬义词的出现，正是说明了剥削阶级对“魔”的刻骨仇恨。
而这个参与了众多革命运动的“魔”，便是诞生于古代波斯、通过劳动群众的口耳相承传遍欧亚的——摩尼教。
一、摩尼创教
公元三世纪，从欧洲到印度，到处都燃烧着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在此起彼伏的奴隶起义的冲击下，奴隶主阶级残酷剥削压榨奴隶的庄园一个个灭亡，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隶农制在其废墟上不断滋长。古代奴隶制社会已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地步。而奴隶、隶农则要求继续革命，彻底推翻万恶的奴隶制度。此外，新兴的地主阶级也要求冲破阻碍着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广大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急切地需要一种“下可使之上，穷可使之富，乱可使之治，弱可使之强”的革命理论，用以对抗反动思想、指导革命斗争，改造腐朽的奴隶制社会。一次次革命斗争的失败，使他们吸取了教训——基督教早已沦为了奴隶主阶级的麻痹人民的工具；拜火教、佛教本就是宣扬转世往生的精神鸦片，必须完全抛弃；缺乏系统的世界观、教义神秘晦涩的基督教异端思想，还有很大的缺陷。因此，当时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能够满足各阶级革命力量的需要。于是，时代呼唤一种崭新的革命思想。
革命的思想，不一定产生在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往往产生在阶级矛盾最尖锐、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在当时，便是地处三洲五海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奴隶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外掠夺奴隶和财富、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以挽救自己濒临灭亡的统治，奴隶主阶级纷纷发动侵略战争，帕提亚帝国和继之而起的萨珊波斯与罗马帝国间的争霸旷日持久，美索不达米亚成了征粮、征兵与战火的前沿。帕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残酷的民族压迫，也使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报之以更加猛烈的起义斗争。在波斯国内，奴隶主阶级以宗教神权为镇压欺骗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蚁聚于拜火教寺庙祭司奴隶主阶级的道袍后面，向进步阶级和劳动人民进攻。此时，出身于没落奴隶主家庭的摩尼，为了斗争腐朽的祭司阶级势力。总结了当时劳动群众的进步思想，吸收了各民族的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及其诺斯替异端教派的部分内容，并在批判地改造拜火教的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以直观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流派——摩尼教。
摩尼教虽然继承了拜火教中善恶二神相争的教义，但其去除了拜火教中二神最终合而为一的矛盾调和论，而将斗争思想作为它的主要内容，这使得他与充斥着唯心主义的其他宗教大相径庭。这正是反映了其与波斯奴隶主贵族截然不同的阶级立场——摩尼教坚决反对剥削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反对淫乱放纵的性交关系，反对富人压迫穷人的社会现实，要求不拜偶像、不说谎、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欺诈、不行邪道巫术、不诈伪、不二心、不懒惰，矛头直指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宗教代表——拜火教祭司阶层。
在摩尼教的宗教世界观中，在现实世界诞生之前（“前际”，即过去），就存在着物质的宇宙。宇宙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高广无限量”[2]的，它分为光明和黑暗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统治黑暗世界的黑暗魔王率领众魔入侵光明世界，而光明世界由于长期处于和平无战争的状态，没有城墙、武器和防御，结果在战争中被黑暗世界吞噬。光明虽被吞噬、但并未被消灭，它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下去并继续与黑暗斗争。这一斗争使光明和黑暗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现实世界（“中际”，即现在），产生了世间万物和人类。现实事物于明暗相争中诞生，因而是光明与黑暗的混合物，二者间的斗争也便在其内部继续下去。摩尼教据此将矛盾斗争的观念推广于世间万物，并进一步认为：虽然现世由黑暗统治，但随着光明与黑暗间斗争的愈益激烈，世界将会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在熊熊烈焰之中，光明不仅将得到解放，还将战胜并封印黑暗，使其永不为患。而摩尼教徒的使命，正是帮助光明战胜黑暗，将人世间争吵、掠夺、仇杀、战争等种种恶行，都与黑暗世界一同封印。到了那时，全人类都将进入光明与幸福的世界——“后际”，即未来。
这便是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理论。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三际，即过去、现在与未来。通过这一理论，摩尼教指出：物质世界发展的动力不在外部，而在于其内部明暗双方的斗争。而世界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其主要方面——过去是光明，现在是黑暗，而未来又将复归于光明。但是，这一复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过去的光明世界，没有城墙、武器和防御，是弱小的；而未来的光明世界，将在与黑暗的斗争中强大起来，最后彻底将黑暗封印。摩尼教通过通俗易懂的神话故事阐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矛盾主次方面的相互转化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思想，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辩证法的理论。
摩尼遣弟子多人，使于四方，以教化天下[3]。在为了传教同各民族统治者和劳动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摩尼及其弟子锻炼出来了能写会画的本领，学会了使用绘画来表达思想。即便是不识字的人，只要一看他们绘制的关于明暗相争的画，也都能明白其中道理。他们抨击拜火教祭司的奢侈腐朽，反对奴隶制社会的贫富悬殊，宣扬只有弃富就贫、独身禁欲、济贫振乏、粗衣素食才能“成圣”。摩尼教主张勤俭诚信、反对贪婪淫乱的信条正打中了腐朽的奴隶主阶级奢侈享受、凶残奸诈的卑劣本性。“二宗三际”的辩证法思想契合了当时奴隶制度普遍衰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新的生产关系即将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现实。“光明——黑暗——光明”的否定之否定公式，揭示了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终将灭亡的结局，告诉劳动人民：光明世界不是处于遥远彼岸的飘渺幻想，而是包含在现实世界之中的必然前途；劳动者也不必仰望苍天等待救主的降临，而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人类的幸福；新生事物不可战胜，光明未来必然到来！摩尼教由于契合了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改造腐朽的奴隶制社会、迎来光明幸福的新社会的愿望，迅速地在萨珊波斯及其东西邻国传播开来，仅十余年间，便发展至徒众数十万，跨州连郡[4]。而当时方才崭露头角、力量还相对弱小的新兴地主阶级，也从摩尼教强弱转换、弱可变强的思想中找到了进行革新活动的理论基础。因此，摩尼教的流行具备了囊括奴隶、隶农、自由民和新兴封建主等各阶级的广阔社会基础。
“可是，革命的新生事物，当它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不同的人对它的态度就不一样。有人对它赞扬、扶植，有人对它怀疑，歧视，有人对它诅咒、扼杀。概括起来，一种认为‘好得很’，一种认为它‘糟得很’。”[5]在广大劳动人民对摩尼教交口称赞、竞相追随的同时，以拜火教寺庙祭司为代表的奴隶主反动势力，则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称摩尼伪托大道、妖惑小民[6]，勾结国王和保守的奴隶主阶级，阴谋杀死摩尼，将摩尼教这个“异端”彻底镇压。 波斯奴隶主保守势力将代表他们利益的国王扶上王位后，在几年之内做好了镇压摩尼教的准备。尽管摩尼对于统治阶级的磨刀霍霍有所察觉，但他的没落奴隶主的阶级出身和长期与剥削阶级打交道的实践，使得他的阶级立场难以同劳动人民一致。摩尼的眼睛是向上看的，他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相比于集结全国信徒发动起义，他更希望争取国王的支持实行改良。因此，摩尼虽然具备了组织人民起义、实践斗争哲学的客观条件，但却没有组织信徒“三十六方、一时并起”；并且，他对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和可能采取的镇压手段也估计不足，没有准备充足的力量进行反抗，而是坐以待毙，这最终使他本人和他所创立的教派遭到了波斯奴隶主阶级的联合绞杀。
公元277年，国王传唤摩尼进京。摩尼一到皇宫，就立刻被关押起来。拜火教祭司集团厉声要求摩尼“改邪归正”、放弃“异端”信仰，然而遭到了摩尼的严正拒绝。于是，摩尼被投入监狱，遭受酷刑折磨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被反动派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身殉道。在他死后，祭司集团更是丧心病狂地将其尸体剥皮实草，并挂在首都泰西封城门上以恐吓人民。在将摩尼下狱的同时，波斯统治阶级立即着手对摩尼教徒进行残酷镇压。霎时间，血雨腥风笼罩了整个波斯。
在波斯被镇压是摩尼教思想流派在最初诞生和传播时遭遇的重大挫折。作为教主的摩尼个人的阶级局限和错误观念是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刚刚作为宗教诞生的摩尼教思想尚未经过劳动人民长期细致的纠正和改造，作为宗教所具有的落后性质也较为明显——它并没有克服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中用以麻痹人民的教义，而是相反地吸收了这些成分，宣扬轮回转世以往生光明世界，误导信徒去寻求死后的安宁、而不是通过斗争追求现世的幸福，这便削弱了摩尼教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意义，也不具备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组织起义斗争的可能。除此之外，摩尼教还受到了剥削阶级等级制思想的影响，将信徒分为上下若干等级。这便为剥削阶级篡改摩尼教教义、在信徒中扩大等级差别、实施“拉出去，打进来”的反革命手段留下了后门。
然而，迫害与残杀阻碍不了进步思想的传播，摩尼教所赖以产生的基础——波斯地区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仍然存在着。摩尼教的信徒们或是流亡他国、或是转入地下，不屈不挠地坚持宣传摩尼的思想。于是，摩尼教的核心理论“二宗三际”的思想继续在广大劳动人民中传播，并转变为了革命斗争的物质力量。在摩尼殉道二百年后，马兹达克举起摩尼教“明暗相争”、“助善胜恶”的旗帜，率先克服了早期摩尼教宗教的落后方面，将其改造为了可以指导人民革命的思想武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号召广大受压迫人民起来斗争，摧毁在恶魔统治下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夺富济贫，建立人人平等、平均享有一切财产的理想社会。农民战争的洪流横扫萨珊波斯，革命农民纷纷起来夺回被贵族、地主抢占的土地，捣毁地主的谷仓和庄园，解放妇女，建立平分财产的农民公社。波斯人民奋战三十八年，使无数奴隶获得自由、使波斯的奴隶制残余遭到沉重打击，极大地推动了波斯社会向封建阶段的发展。
二、名扬欧亚——摩尼教思想流派的世界影响
自其诞生伊始，摩尼教便没有局限于一国一族的狭小范围内，而是开枝散叶、润物无声，将革命的火种撒遍欧亚大陆——在东方，它经中亚、过印度，于武则天时期传入神州大地，成为历代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暴政的伟大旗帜；在西方，它越过波斯、飞向罗马，受到饱经苦难的奴隶们的拥护，把与基督教合污的奴隶主阶级吓得魂飞魄散。自它在三世纪诞生起，至十八世纪蕴含着其“二宗三际”思想内核的流派淡出历史舞台止，摩尼教的思想贯穿了人类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
1. 西方世界的摩尼教——基督之敌
摩尼教在西方的传播路线分为南北两条：南路从巴勒斯坦出发，经埃及、北非、西班牙至整个欧洲西部；而北路则横穿罗马和波斯对阵的前线，经小亚细亚半岛直到巴尔干地区。
摩尼教一经传入罗马帝国，便受到了奴隶群众和其他受压迫人民的热烈拥护，同时也遭到了罗马反动奴隶主阶级的极端仇视。在公元六世纪之前，摩尼教被教廷视为“异端”，直接与被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尊为“正统”的基督教展开了激烈斗争。此后，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和基督教成为欧洲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摩尼教也“改头换面”，将其“二宗三际”的思想内核寓于基督教的外衣之下，以基督教异端的形式继续存在，并一直在劳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直至15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出现。
为了扼制革命思想的传播，反动剥削阶级利用政权和神权的力量，使用了种种残酷的手段。以戴克里先为代表的罗马统治者一面挥舞屠刀，命令非洲总督血腥镇压摩尼教徒，不仅焚烧经书、四处抄家，还不惜实行苦役以至于火刑；另一面又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力宣扬各色反动宗教教派和唯心主义哲学，在精神上奴役人民。一时间，诸如新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之流的反动哲学层出不穷、流毒万里。而其中最臭名昭著、最受罗马统治者青睐的，便是经过奴隶主阶级反动改造后的基督教。
原始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7]，宣扬平等博爱、衣食互济、患难与共。由于其教义中包含着鄙视权贵、坚信正义必胜的思想倾向，基督教最早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拥戴。然而，基督教同时也宣扬阶级调和，不仅反对劳动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还宣扬等待上帝拯救、忍受今生的苦难，以便死后升入天堂的荒唐论调。罗马奴隶主阶级正是利用这消极的一面，将基督教改造成了适于剥削阶级统治需要的毒害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并进一步制定了神学理论、统一了教义，使它和反动哲学相结合，公开宣扬“信仰高于理性”，鼓吹除了对于上帝的信仰外，其余一切知识都是不需要的。宣称人们绝不可抱怨上帝对于命运的安排，而应该随遇而安、忍受一切。还说，“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是违背上帝的安排，就是物质欲望的奴隶和罪人”，妄图用奴隶主贵族那一套陈腐的禁欲说教使劳动人民世代安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地位。
剥削阶级一面大肆宣扬反动意识形态以削弱摩尼教在群众中影响，一面又削尖脑袋，妄图以钱财物力为敲门砖钻入摩尼教会、夺取教派领导权，以便从内部破坏革命。罗马城的富人不仅向摩尼教会捐献大量金钱，还修建了巨大的宅院供教徒居住、传教。他们篡改摩尼教教义，抓住其中的落后因素极力发挥和加以扩大，将在现世中助善胜恶的革命号召变为在来世里“往生净土”的虚无幻想，将现实的阶级斗争变为来世的个人修行。这些阶级异己分子怀着对劳动人民的刻骨仇恨混入摩尼教组织内部，他们同罗马统治者里应外合，欲将革命运动除之而后快。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无论是外部敌人的迫害还是内部叛徒的出卖，都阻挡不了革命人民起来斗争、阻止不了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在北非，“唯使听人勿蓄奴婢 ”的摩尼教吸收并发扬了原始基督教中平等互助、蔑视权贵的反奴隶制思想，继承了诺斯替派、多纳特派等组织群众反抗罗马统治的革命作用，在反对富人穷奢极欲与社会贫富不均的旗帜下将劳动人民组织起来。3世纪，奴隶、隶农、农民与被压迫“蛮族”向罗马帝国展开了广泛的反抗斗争，猛烈地冲击了反动的奴隶制统治。摩尼教也“当风随借力”成为了一种在罗马劳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思想流派。最终在人民起义和蛮族进攻之下，罗马这座奴隶主阶级的“永恒之城”彻底倒塌，西罗马帝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西欧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
在南北两条路线中的北线，即从小亚细亚半岛到巴尔干地区，摩尼教的传播同样也经历了激烈的斗争。527年，查士丁尼一世继东罗马帝位，他为了发动对意大利和北非地区的侵略，实现“兴灭继绝”的复辟迷梦，首先便要扼杀东罗马帝国境内革命思想的传播和人民运动的兴起。他下令禁止摩尼教徒出现在任何地方，如果他们被发现与旁人接触，则当场处死。而为了将宗教迫害合理化，帝国官员主持了三次基督教神学家与摩尼教徒的辩论，妄图在理论上将摩尼教彻底打倒，然而摩尼教领袖们面对罗马统治者的屠刀毫无惧色，尽管他们身负锁链，但仍将教父和神甫们辩得哑口无言、驳得颜面扫地。他们揭露了拜占庭奴隶主的罪恶阴谋，展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超的理论素养。拜占庭统治者见“文攻”无法达到目的，便立刻撕下虚伪的假面，举起屠刀杀死大量摩尼教徒。但是，革命的人民是杀不绝的，在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下，查士丁尼的复辟迷梦幻灭了，拜占庭奴隶主的统治也被彻底推翻。在人民起义打击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拜占庭建立起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
但是，奴隶制的覆灭并不意味着摩尼教与基督教斗争的终结，也不代表着摩尼教从被镇压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在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后，日耳曼氏族贵族获得了大量土地，他们在原有的罗马隶农制基础上建立起了封建的大庄园，而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也在军区制改革后确立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统治。总之，农奴服从领主、领主服从国家、国家服从上帝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西方被到处建立起来，“奴隶制的枷锁依然如故，或者旧枷锁只是被一些同样沉重同样侮辱人的新枷锁所代替”[8]，各民族劳动人民在推翻罗马奴隶制统治后继续遭受着封建剥削与神权压迫。
随着封建大地主阶级取得统治，他们便也很快接过原为罗马国教的基督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由于各国封建统治者的极力扶植，基督教会不仅成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更成为中世纪欧洲占有全部土地的约三分之一的最大封建主，是一切反封建运动的最首要、最凶恶的敌人。由于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和教会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为了保存和传播革命思想，劳动人民利用摩尼教“尊奉耶稣”的特点（在摩尼教教义中，耶稣是神的使者之一。），将摩尼教打扮成基督教的异端，在基督教的外衣下继续宣扬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反对偶像崇拜，主张变革被魔鬼统治着的现实世界，要求消灭封建等级制度、均分教堂土地和财产。相比于早期摩尼教，由其发展而来的基督教异端不仅发扬并完善了辩证法思想，并且更是直呼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为“恶”与“魔鬼”，将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比起其他语言晦涩的宗教更能吸引劳动人民。于是，它很快成了革命人民反封建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
821年小亚细亚的保罗派农民起义，揭开了中世纪欧洲摩尼教思想指引下反封建运动的大幕。
8世纪初，大土地所有制在拜占庭帝国恶性膨胀起来，全国寺院林立，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基督教会之手，农民在教俗封建主的双重剥削下苦不堪言，他们急需一种能将教育、团结和组织本阶级与剥削阶级进行斗争的革命思想，而保罗派正成为了这样一种思想和旗帜。
保罗派主张简化教会礼仪、废除偶像崇拜，并反对拜占庭帝国的封建统治，将地主阶级和东正教会统治的拜占庭称为黑暗王国，把地主、教会占有的土地和财富叫作魔鬼的产物。为了摧毁这黑暗王国，小亚细亚的贫苦农民奋起反抗，争先恐后地加入保罗派，他们不仅拒绝向地主、教会和拜占庭官府交租纳税，还夺了剥削阶级的浮财平分给农民。面对人民群众的斗争，拜占庭皇帝米凯尔三世挥舞屠刀，丧心病狂地使用淹死、钉死、斩首等种种极端残忍的手段屠杀革命农民。一时间，小亚细亚半岛上刮起了一阵血雨腥风，惨遭屠戮的农民多达十万。 但是，这丝毫吓不倒英雄的农民群众，公元821年，保罗派领袖卡尔比阿斯组织农民五千人在小亚细亚起义，武装反抗拜占庭的反动统治。农民军两次杀败拜占庭皇帝亲率的军队，打得米凯尔三世全军覆没、只身逃跑，既赔了军队、又丢了皇位。军事上的接连胜利使保罗派力量大增，他们在土耳其东部的迪夫里伊建立起了农民革命政权——保罗派共和国，将革命推向了高潮。
保罗派农民在打退拜占庭统治者军事进攻的同时，也粉碎了他们进行政治诱降的阴谋。接任米凯尔三世的拜皇巴西尔眼见“剿”即武装镇压不力，便转而采取“抚”的一手。巴西尔派钦差对保罗派领袖赫里索希尔[9]说：只要赫里索希尔能保证保罗派不再发动进攻，巴西尔愿意送给他大量金银、珍宝、丝绸等财物。然而，巴西尔的招安和诱降遭到了赫里索希尔的严词拒绝：“如果他要和平，那就放弃他的东方，也不要统治西方。否则，贵族的奴仆们将把他拉下皇位！”充分彰显了革命农民为解除压迫“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气节。巴西尔恼羞成怒，于871年亲率大军镇压保罗派，结果拜占庭军队在赫里索希尔领导的农民军面前又一次大败而归，连巴西尔本人都险被生擒。
虽然，在内部叛徒的出卖和统治阶级的镇压下，保罗派的起义不幸失败了；但是，保罗派这一“基督教化”的摩尼教并未消灭，而是继续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秘密传播。其二挫拜皇、建立农民政权和均分土地财产的革命成果限制了拜占庭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打击了寺庙庄园主的经济政治势力，农民阶级部分地夺回被侵占的土地，使社会生产力在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了。
10世纪初，惊魂未定的拜占庭统治者下令逮捕全部保罗派信徒，并将其流放到远离小亚细亚的巴尔干半岛和保加利亚交界处，他们满以为这样便能使革命思想脱离它的社会基础、脱离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以此将革命扼杀于襁褓之中，从此便可高枕无忧了。然而，他们搬起石头只是砸了自己的脚，“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10]，革命的思想不仅没有就此离开群众，反而如种子般散播了出去，在保加利亚这块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土地上再次生根、发芽。
到了10世纪，在四百年的阶级分化和封建化过程中，保加利亚（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平原一带）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生产力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带来的只是封建地主对农民剥削压迫的日益沉重，与教会和寺院的成为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随着农民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深入，一种由保加利亚本地流传的摩尼教思想流派——波哥米尔派在保加利亚流行起来。团结在波哥米尔派旗帜下的保加利亚农民焚毁庄园、赶走牲畜、杀死他们所痛恨的地主。这时，随着保罗派信徒的流放到保加利亚，波哥米尔派和保罗派这两种反封建的异端教派很快融合在一起。
波哥米尔派认为善和恶的斗争是永恒的，而善终将战胜恶，因此压迫和暴行作为罪恶的产物也终将伴随着恶的被战胜而消灭。它反对教阶制、反对教会的封建特权、主张废弃一切教会礼仪、提出消灭一切封建压迫的口号。针对保加利亚当时贫富不均和等级森严的社会现状，波哥米尔派还提出世间所有富人和贵族都是魔鬼的仆人，并痛斥穷奢极欲的上层教士。
在波哥米尔派和保罗派领导的农民战争的共同打击下，保加利亚封建主的国家摇摇欲坠、濒临灭亡。1025年，拜占庭帝国侵略并占领保加利亚，拜占庭在当地实行了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仅分裂保加利亚、将其划为四个军区，还向保加利亚农民征收货币地租，使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产品以获取货币，从而在劳役和实物剥削之外，又横遭一层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中间盘剥。保加利亚大地主阶级则与侵略者合流、投降拜占庭，以此在拜占庭建立的伪政府中仍然居高位。
在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运动更加风起云涌，波哥米尔派或保罗派接连于1078—1079年和1086年组织并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击溃拜占庭驻军、擒杀其魁首并惩办卖国封建主。起义军很快横扫保加利亚旧境，在这次起义之后，拜占庭侵略者被逐出保加利亚。“前门驱虎，后门拒狼”在反对拜占庭侵略取得巨大胜利后，革命农民成功抗击在1096年入侵保加利亚的由西欧封建主组成的十字军，使得这些匪帮狼狈过境，死伤枕籍。事实上为保加利亚挣得了民族独立，为百年后阿森起义再度建立保加利亚民族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
信奉波哥米尔的保加利亚人民不仅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民族独立，而且这些信徒们行走四方，将这一进步的思想散播到整个欧洲。
在13世纪，随着农民战争和西欧城市的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新兴工商业发展起来了，市民阶级以异端运动的形式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城市自治，反抗封建压迫。而面对愈发激烈的反抗，封建地主阶级不得不继续完善基督教这一精神武器，过去的教父学，只是由“教父”制定的粗鄙简陋的教条，在劳动人民接连不断的斗争下早已不能发挥欺骗人民的作用。为达到更好地在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他们将教条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创造出了“尿泡一样滔滔不竭”的经院哲学。
随着欧洲封建社会的发展，经院哲学也愈发完善和系统化，托马斯·阿奎那就是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抓住“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利用亚里士多德形式与质料学说和目的论思想，将整个世界描述为“小大有别，万世不易”的等级社会，而居于宇宙等级结构的塔尖的，就是上帝。阿奎那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神圣化为永恒的世界秩序，宣扬等级压迫的“合理性”，认为人被分成等级也是天造地设，如果被压迫民众妄图提高自己的等级、地位，那便是有罪。
而劳动人民的反抗则团结在异端的旗帜之下，向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发起了冲击。当时异端运动的中心是法国南方以阿尔比城为中心的各城市，称为“阿尔比派”。其中阿尔比派信徒中出自于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派别自称纯洁派。这种思想流派广泛流传图卢兹伯爵领地的各城市中，他们认为自身纯洁，与罪恶的世界不同。他们接受摩尼教的核心思想，主张世界渗透两个对立的因素：以斗争转化的思想反对‘小大有别，万世不易‘的封建等级制度。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一切封建秩序和天主教会都不是上帝所创，而是恶魔作祟的结果。既然如此，就应该在“上帝”的名义下，将这些邪恶之物统统消灭。他们反映城市下层群众对于社会的不满，直接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秩序。
阿尔比派异端运动的发展使教会惊惧。早在12世纪70年代，教会就企图消灭阿尔比派，但是没有得逞。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组成一支反阿尔比派的十字军。法国北部的封建骑士，抱着掠夺南方富庶城市的目的，争相参加，为首的是一个宗教狂西门·德·孟福尔。虽然南部各城的抵抗因为由于市民阶级上层的动摇和各城市之间各自为战，缺乏支援，没有联系广大农民而失败了，但是城市人民没有放弃斗争，他们前赴后继地投身革命，发动起义。刽子手孟福尔最终被起义的图卢兹人民击杀，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长达二十年的阶级斗争，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和封建教会，法王路易九世乘机于1229年把图卢兹伯爵领地并入王室，将国王的势力伸展到地中海岸，自此法国国王的领地面积才超过了任何一个大封建割据势力。北方的农民战争和阿尔比运动一道打击了法国大地主封建割据势力，促进了法国中小地主阶级在法国掌权，扩大了统一的民族市场，使得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了起来。 阿尔比派运动是西方世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以摩尼教思想为主要的领导思想的群众运动。此后，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继承了摩尼教作为人民群众斗争思想的革命衣钵，直到汇合入现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之中。
2. 东方世界的摩尼教——从明教到白莲教与东方剥削阶级的斗争
在唐代平定了东西突厥之后，联络东西世界的丝绸之路重新繁荣起来，伴随着商旅往来展开的是各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佛教、景教、拜火教在此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精神的工具。事物总是有矛盾的两方面，与此同时，反抗剥削压迫的思想如佛教的“弥勒下生信仰”与摩尼教也悄然而至，化作了中国被统治阶级反抗剥削者的斗争大旗。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波斯国人持《二宗经》[11]来朝，受到了朝廷的接见，标志着摩尼教正式出现在中国统治阶级视线内。武则天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其夺取政权后延续了唐太宗时期的法家革新政治路线。她为了打击世家大族大地主阶级势力，进一步巩固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统治，必须制造革新舆论，打击维护世家大族世袭统治的儒教。武则天尊崇佛教等各派宗教，甚至推崇佛教异端中的弥勒下生信仰，“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12]。而摩尼教也和他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弥勒教[13]一样，作为一种同儒家思想斗争的工具，被允许在实行法家路线的唐王朝传播。
然而，由于摩尼教宣扬“善恶相争，善必胜恶”。这一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思想注定不会得到剥削阶级长久的青睐。摩尼教刚在中华大地上崭露头角就激起了所谓“正道”“正教”的反对，佛教称摩尼教为“愚民易于渐染”的“附佛外道”、“魔教邪法”[14]。
唐代中期之后的封建社会，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据优势的局面形成，大地主阶级势力膨胀。中小地主阶级势力衰微。在地主阶级内部，以儒教思想为代表的反动的一面占据主要地位。发展生产，讲求耕战，意图限制土地兼并的法家思想日益衰弱。意识形态领域上的斗争也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改变而变化，农民阶级的革命思想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成为了思想斗争的主要矛盾。并且**“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5]“上智与下愚不移”、“三纲五常，万世不易”等儒教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推崇下，再度成为社会上的统治思想。与之相对的，农民阶级则吸收改造摩尼教的思想，使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变为农民革命的宗教外衣。
因此李隆基统治时期及之后的唐朝政府，将儒学再次摆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同时也对于摩尼教展开镇压。公元732年，唐朝政府下令：摩尼教“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禁止在民间传播摩尼教。时间来到公元843年，唐武宗不仅下令禁止摩尼教传播，还抄没摩尼教寺院，驱逐摩尼教信徒，各地中国信徒转系流亡，至此摩尼教从中国统治阶级的合法宗教中彻底消失。 但摩尼教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影响着中国的农民、佃农、奴隶、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甚至较其“合法”时期更加深刻。
大地主阶级为了在思想领域统治劳动人民，首先便企图篡改寄托着劳动人民革命思想的宗教。寇谦之等地主阶级豢养的道教徒篡改以“太平道”“五斗米道”为代表的原始道教的教义，“尽去三张之道”[16]。其大量删减五斗米道等原始道教教义，将其改造为“出世修仙”“入世济民”的合法宗教。其宣扬迷信鬼神，谶纬符箓，炼丹修仙，完全抹杀了劳动人民宣扬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战斗精神。
在改造道教的同时，地主阶级引进佛教，到了摩尼教传入的时期，佛教在中国发展出来了其最反动的，毒害作用最强的形式——禅宗。禅宗宣扬“万事皆空”“佛在我心”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将佛教修行的要求简化为“坐禅”“顿悟”即可。相比其他许多形式繁琐的分支来说，禅宗的修行形式极其简单，人人都能“修行”，人人都能“成佛”，这无疑可以吸引一部分思想相对落后的劳动人民入教。佛教宣扬神不灭论，轮回转世，因果报应。所谓成佛就是要摆脱轮回和报应，进入永生不死的极乐净土。不管佛教各个宗派的具体成佛的途径多么不同，而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让人们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来世，让劳动人民忍受现世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地，从而消弭反抗斗争，作为一支强力的鸦片烟麻痹处于苦难中的劳动人民。
而曾被奴隶主奉为至宝的，最腐朽反动的儒教，也被走向反动的地主阶级重新挖出来遵奉，唐代中叶之后，儒教向着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程朱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发展。
理学即道学，儒教的“理”等同于宗教中的“上帝”，是万物之源，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由“理”产生的。儒教鼓吹的三纲五常被理学吹捧到了“理”这个吓人的高度，“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17] 三纲五常就是天理，谁也不能反对，这就把当时宋代已经强化了的封建国家说成是天理的化身，是绝对精神的体现。目的就是为维护腐朽的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服务。
而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则鼓吹“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8]。将世间万物都看做人心中的精神活动，彻底取消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并且把封建社会的最高皇权及一切道德伦理纲常，说成是人心所固有且永恒不变的东西，能扩充到整个世界。这样一来，遵守封建道德，服从封建统治，都被说成是发自人的本心，是人心所向，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心学鼓吹“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19] 要人民安于忍受封建剥削压迫的痛苦，不要起来反抗。
儒、释、道这三家以儒教为核心，成为了历代剥削阶级奴役欺骗劳动人民，进行思想专政的主要思想武器。其所宣扬的，便是社会等级的天理当然，便是各个等级地位的万世不易，是劳动人民应该遵循维护这一套封建伦理纲常，逆来顺受，不要进行任何反抗与斗争。在形式上，自唐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的积累，倒逼剥削阶级的思想向着哲学化和系统化的方向上发展。剥削阶级捏合编造出了从“神”造万物，到严守尊卑等级的一整套唯心主义思想理论向劳动人民进攻。这就是摩尼教传入中国后到近代之前劳动人民在思想斗争领域面对的局面。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20]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观念，锻炼出了坚定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奴隶制时期，奴隶们以“与汝偕亡”[21]的阶级仇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22]的辩证思想，为了实现“适彼乐土”的理想社会。团结斗争，埋葬了奴隶主阶级和奴隶制度。在汉代，中国劳动人民便以原始道教“太平道”“五斗米道”为革命的纲领和组织形式。在“共生万物，无所匿，无所私”“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23]的思想下反对贫富不均，以富凌贫；在“致太平”的理想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24]的号召下掀起浩大的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腐朽统治。南北朝时期南朝农民延续五斗米道的斗争思想转战东南半壁，打碎了南方氏族地主的清平江山。北朝农民针对寺院封建主阶级“侵夺细民，广占田宅”[25]欺压僧尼，放贷剥削的现实情况，则采取“弥勒教”的斗争形式，在“新佛出世，除去旧魔”[26]的号召下掀起大乘弥勒教起义，聚众数万“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27]最终粉碎了北方寺庙封建主的统治。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起义打击下，奴隶制的残余被扫清殆尽，封建制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农民战争的斗争方向和口号逐渐深入，他们提出“冲天”、“均平”的战斗口号，向封建制度发动了更深刻的进攻。
因此摩尼教的种子一埋入中国的革命沃土便迅速生枝发芽，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荆扬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28]的兴旺气象，自唐代以来农民阶级不断的以摩尼教为组织形式发动起义斗争，它伴随着农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茁壮成长。
摩尼教运用宗教语言，系统的讲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世界观，从世界产生到世间万物矛盾变化均有与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经验契合的思想理论，因此劳动人民乐于相信，乐于传颂也乐于参与摩尼教这种思想的发展改造。从最早的受摩尼教影响的浙东陈硕真起义开始，中国农民在“善恶相争”“善必胜恶”的宣传鼓舞下发起了一次次改造社会的农民战争。不断的将中国社会推向前进。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北宋末方腊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朝白莲教起义。
到了宋代面对“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古今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的大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统治的局面，农民尊奉的摩尼教思想也随之有新的发展。
五斗米道在东晋士族门阀王凝之家中变成高高在上的神位，农民起义军袖孙恩则把它作为组织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与之相类似，摩尼教也在宋代封建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被分化为地主阶级的明教和农民阶级的魔教[29]，这是阶级斗争在宗教内部的反映。
与罗马奴隶主对待摩尼教的方式类似，宋代的中国地主阶级采用打进来的方式，篡改摩尼教教义，铸造偶像，建立寺庙，严男女大防，利用摩尼教宗教属性的落后方面，强化封建等级制度对于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早期教义中的通过不杀生等宗教修行、轮回转世的理论、忍欲牺牲以求来世等精神鸦片的内容被地主阶级吸收并发扬，并且伴随打进来的地主阶级强化等级制度，把持教会上层的地主阶级分子篡夺福建、新疆等地区摩尼教会的领导权，残酷剥削当地摩尼教会的下层信众，其寺庙变质为了进行封建剥削的庄园，与一般的寺庙封建主把持的寺庙已然无异了。
作为理学魁首的朱熹也赤膊上阵，他在做漳州知县时，发布“劝谕榜”以儒教的“夫妇之纲”攻击魔教为：“佛法魔宗乘间窃发，唱为邪说，惑乱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长不嫁”。并且运用政权力量：“禁约保伍，互相纠察事件……不得传习魔教……知而不纠，并行坐罪。”[30]通过维护”夫妇之纲“来让封建国家有可以维持纲纪的凭借。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剥削秩序。
然而农民阶级的摩尼教却不会和地主阶级的摩尼教走一条道，也不畏惧保甲连坐的严酷镇压。他们坚持早期摩尼教“不拜偶像”“男女平等 ”“素食”“简朴生活”等思想“食菜事魔”，发挥摩尼教 “平等”“互助”的精神，反对封建社会人压迫人，男尊女卑，男女大防的压迫现象[31]，因此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不论男女老幼，皆乐从其党。宋代农民在魔教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尊奉大贤良师张角为教主，摩尼为光明之神，设“堂口”为常设机构，堂口首领一般由一村之中最“桀黠”者，即斗争精神最强的农民为领导，地主阶级将其称之为“魔头”“菜头”。他们定期组织“香会”“烧香聚众”作为与群众联系、宣传革命道理的活动。并采用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刻板摹印”广泛分发宣传材料。为符合农民阶级白天劳动，晚上休息的阶级特点，农民群众参加摩尼教活动时“夜聚晓散”，并有“杂混男女”“千百成群”[32]的特点。
魔教信徒们艰苦朴素，“甘淡薄，务节俭”[33]，还发挥了摩尼教“平等”、“互助”思想——他们在生活上互帮互助，亲如一家，“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彼之说”；如有农民遭到地主恶霸欺压，或生活难以为继，便团结群众，无私帮助，“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至于小康”[34]。在魔教旗帜下，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他们前赴后继，顶着封建官府的禁令法规，严刑峻法。为了掀翻大地主阶级统治的黑暗之天，迎来没有压迫剥削的光明世界进行不懈的斗争。
北宋末年，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成为宋朝封建国家赋税剥削和勒索豪夺最严重的地区“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35]阶级斗争形势日益尖锐。众乡之“魔头”方腊，运用摩尼教中“二宗三际”的学说，来宣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革命思想。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光明”和“黑暗”这“两宗”势力的对立斗争。这种斗争，经历着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阶段(“三际”)的发展过程：过去是“光明”和“黑暗”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发展到了现在，“黑暗”暂时超过、压倒了光明”，但是通过斗争，到了将来的阶段上“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其运用这种朴素的宗教语言，表达了明、暗对立并在斗争中转化的朴素辩证观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民反抗黑暗统治、向往光明社会的革命愿望，有力地批判了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铁定不移”之类的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对当时的农民运动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不仅如此，针对统治阶级妄图用劝诱劳动人民忍受苦难，“戒杀”、“戒盗”的宗教欺骗，方腊克服了原始摩尼教的缺陷，提出斗争在明暗转化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只有“杀人”才能“度人”，只有使用革命暴力杀尽反动派，才能真正成“佛”[36]——消灭黑暗统治，在人间建立起无限光明的世界。汇聚于魔教旗帜下的农民群众以革命斗争冲击了“天理如此”的唯心主义理学，实践了“助善胜恶”的斗争哲学。
光明必胜！黑暗必败！起义农民们带着必胜的信心，发动了北宋末年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方腊起义军起睦州，占杭州，夺取东南半壁六州、五十二县，与地主阶级展开殊死搏斗。伴随方腊起义军的迅猛发展，从大江南北到东南沿海集结在“魔教”旗帜下的农民“相煽而起”纷纷起义响应，同为“魔头”的吕师囊、郑魔王、裘日新、俞大翁等组织农民奋起于台、衢、越、温等州县，农民革命的烈火燃烧于东南半壁。百万农民参与的农民战争粉碎了宋王朝的巧取豪夺，沉重打击了大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缓和了东南地区土地集中于大地主阶级手中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虽然方腊起义最终在叛徒出卖和重兵镇压下失败了，然而**“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 [37]。压迫剥削仍然存在，广大农民仍要革命，要解放，魔教不仅没有随着起义失败而消失，反而香火鼎盛，生生不息。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起居舍人王居正说:“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1130年，钟相在洞庭湖流域，以宗教组织农民救人疾患[38]，里之鳏寡孤独废疾有艰于生计者，辄存恤之。发动起义后，百万农民踊跃参加，席卷大湖上下。而魔教王宗石、缪罗等起义于信州、严州为“大圣天王”的侧翼。钟相杨幺起义失败后，南宋的魔教旗帜下的农民继续斗争。1140年婺州东阳教徒起义，1144年俞一在宣州泾县以摩尼教组织起义等。革命是杀不绝的，而代表着革命的魔教仍然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口口相传。
而地主阶级曾信奉一派的摩尼教，则在阶级斗争的浪潮中被归入了故纸堆里。“不杀生”、“求来世”的“明教”信徒们在各地魔教组织农民起义奋起斗争之时都如同消失了一般，均没有加入这一浩浩荡荡的革命浪潮之中。在日后信他们的人越来越少，直到如今仅剩福建沿海草庵一座，像是释迦摩尼的摩尼雕像一尊了。东方妄图利用摩尼教作为自己统治工具的地主阶级，也如西方的奴隶主一样，覆灭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
腐朽的赵宋王朝在人民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面对北方的元朝挥军南下，大地主阶级镇压抗战派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出卖民族利益拱手投降，中国重新统一在有大量奴隶制残余的野蛮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汉族大地主阶级同蒙古贵族合流，共同压迫中国各民族人民。蒙古族的奴隶制残余带来了当时部分领域的奴隶制复辟。王公贵族蓄养奴婢，经过长期斗争已经松弛的人身依附关系重新严密起来，佃户贫农又沦为了受地主控制人身的农奴。在手工业领域甚至恢复了奴隶劳动，大量手工业劳动者带着镣铐生产，在地主监工的皮鞭下劳作。在蒙古贵族和各民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农民大批破产沦为农奴庄佃，每到秋收王公贵族每每派遣骑兵践踏耕地“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在政治上“又江南豪民广占农地，驱役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形成一个个大地主的割据王国。不仅如此，蒙古贵族还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推行“四等人制”，其中蒙古人居于最高地位，而色目人、汉人、南人则位居其下。蒙古贵族享尽各种政治特权，甚至“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不得还报”[39]。
因此，推翻元朝，摆脱蒙古贵族的民族压迫，冲击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解除各民族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就成为了当时中国劳动人民的历史使命。
而封建统治阶级面对烽火四起的农民革命势态则慌了神。他们唯恐农民将他们彻底推翻，于是在方方面面都加强了专政。而在思想文化上，元朝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剥削阶级便在从董仲舒到朱熹的一系列封建卫道士所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终变不得”的谬论之上大做文章，更是允许其他有利于剥削阶级维护自己糜烂统治的思想传播：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各路糟粕轮番登场，在人世间侵夺土地、广建寺院，剥削各民族人民；在精神上散播忍受苦难，往生极乐的精神鸦片。依靠地主阶级的邪神淫妖也在为非作歹，河伯娶亲式的迷信闹剧四处上演。
但是，有矛盾的这一面就有矛盾的另一面。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坚持斗争的农民将摩尼教和弥勒教融合而成的新“明教”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将其从东南沿海地区传播到黄河上下沿岸，河南、安徽、山东、湖北等地以至于长城沿线都能看到这新明教的影子；白莲教[40]也在长江流域与南方开枝散叶。这些农民自己的宗教，处处都与上述的那些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牛鬼蛇神相对。
广大农民反对“不平”，要求平等，他们要求改变封建制度下贫富贵贱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针对剥削阶级反动统治，明教认定元朝统治下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一定会改变，只要满腔仇怨的劳苦人民手握武器“杀尽不平”，就一定能变“不平”为“太平”，变黑暗为光明。这种闪耀着革命光芒的辩证法思想和暴力革命思想，为之后红巾军团结战斗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起义军领袖在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利用了民间早已流行的明教的宗教语言，宣传社会变革思想：“天下当大乱”，“明王已经出世，弥勒已经降生”！他们满怀胜利的信心宣告：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他们的口号鼓舞着千百万起义农民为推翻元朝统治、实现“太平”理想而斗争。 不仅如此，广大农民更是创造性提出了“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的革命民谣。 历史前进的动力究竟在何处？过去的剥削阶级，总是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于少数英雄人物，在于王公大人。即使是原始的摩尼教，也加入了救世主下凡助黑暗变为光明的内容。而元末红巾军继承和发展了汉末黄巾军曾提出的“小民从来不可轻”的革命历史观，认为是劳动群众不堪忍受黑暗统治和贫困生活所掀起的斗争才是明暗转变的决定性力量，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孟儒家宣扬的“上智下愚”的反动史观。
元末开河变钞，强征十几万农民在两万戍军监督下重开黄河故道，死者枕籍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而滥发纸币，使得物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在重重压迫下生活日益痛苦，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各种矛盾冲突极为剧烈。在元末红巾大起义前，中原有棒胡举弥勒旗起义，南方有“烧香之党”领袖彭莹玉、周子旺领导明教教徒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被元朝镇压而失败，但是昭示着一场阶级大搏斗即将到来。 当时在北方以韩山童为中心，在南方以彭莹玉为中心，积极组织农民群众准备起义。韩山童、彭莹玉在开河民工和农民中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弥勒佛下世，改换乾坤”，“世界光明大同”等反应革命思想的口号，谶言。以弥勒教《弥勒下生经》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作为被宗教内容掩护的宣传材料。为了动员河工，在开河必经之处，预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四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民谣。待到石人被挖出来，民工积压的阶级仇恨一下被挑动起来，这时韩山童痛斥“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社会“贫富不均”的悲惨现象，号召人们拿起武器起义反元，当地明教信众和农民群众在韩山童、刘福通领导下集结在颍州准备起义。 虽然叛徒告密，元军先发动袭击，韩山童不幸被捕牺牲，但革命的熊熊烈火早已燃起。起义领袖之一刘福通逃亡颍州（今河南阜阳）联系明教组织和当地群众。发动起义，攻破颍州，开仓放粮，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在刘福通起义后，江淮一带的明教信徒和农民群众纷纷起义响应，迅速形成了北方以刘福通“韩宋”农民政权为首，南方以彭莹玉“天完”农民政权为代表的起义成功的大好局面。
农民革命席卷全中国。在斗争哲学指导下的农民群众，揭穿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佛教的“众生平等”之类的骗局，武装了奋起斗争的广大农民，他们高举大刀长枪，杀向地主官僚，所到之处，“杀守令，据城邑”，“见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杀其人”[41]；对地主官僚及反动儒生实行坚决镇压，杀出了一“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开颜”的大好局面。“火飞岳华三关破，血染秦川万马奔。 ”[42]红巾军坚持武装斗争十三年，“大小数百战”，对蒙、汉地主阶级给予了沉重的打击，摧垮了元王朝的黑暗统治，为明代初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元末农民战争也成为了摩尼教思想流派所参与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革命斗争。
从农民革命营垒中叛变而来的朱元璋篡夺了农民革命的斗争成果，建立起了新的地主阶级专政的明王朝。作为明教内部的叛徒，具有丰富反革命经验的朱元璋对于过去明教秘密传播，组织人民起来造反的情况非常警惕，明朝建立起厂卫特务机构对“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辑而时省之”专门负责侦抓所谓危害封建统治的“不轨妖言”，搜捕所谓“妖人”、“叛逆”和“大奸恶”。明朝弘治年间，锦衣卫头目掌卫事都指挥使叶广“督捕中外‘盗贼’，获数千百人”。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年号，1505—1521年），“刘学孟等为‘妖言’，聚众数百人”在河南地区起义，锦衣卫“寻捕获之，遂以为谋逆，…拟凌迟处死。”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年号，1521—1566年），“有司贪肆，百姓穷苦”，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以“富贵快活之说”对广大农民进行鼓动宣传的起义领袖，他们在“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宣大处处皆有党与，动至千万人”。对此，内阁首辅徐阶献上毒计，“密令厂卫…访拿，以渐去之，庶无他变也”，即利用特务逮捕起义领袖，通过“斩首行动”将酝酿中的革命消弭于无形。
特务机关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制造冤案——“豫设逻卒于乡村，诱引愚民为非，寻以妖言发之，文致以法”；旁坐株连——“或以一人而牵十余人，或以一家而连数十家”；滥杀无辜——“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
面对封建末世专制统治空前强化的新形势，革命农民的秘密结社活动采用的宗教外衣开始发生变化，在明朝，已经中国化的摩尼教思想经过与弥勒教和白莲教的融合最终汇合于白莲教的外衣下。农民群众们变更佛号和教名，改造革命斗争的宗教外衣，形成了新的秘密结社的宗教形式，传播着其中掩护的“善恶相争”“二宗三际”的摩尼教主旨。
白莲教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不死不灭的古佛，世间万人都是无生老母平等的儿女，为了从苦难中拯救世人，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摩尼佛、弥勒佛下凡，分别统治着人类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是未来。在现在向未来转化的过程中，弥勒佛降临人世，人们在大劫之年就可以化险为夷，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幸福的世界。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同教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观念。这些要求是曾经摩尼教人人平等、反对压迫、互帮互助思想的直接延续。
在“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的口号下，农民群众继续同穷奢极欲、残酷暴虐的剥削阶级展开斗争。明中叶之后，白莲教徒发动了很多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抗清斗争陷入低潮之后，白莲教以及其支部天理教潜伏了下来，以秘密宗教的形式继续组织各种反清斗争。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给阶级斗争形势带来了新的变化，大量破产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加入，给白莲教带来早期无产阶级的思想——相比于摩尼教，清中叶白莲教更加强化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主张不分男女老幼，都应一律平等，要同生死、共患难，“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43]。还主张入教以后，共同享受钱财，“教中所获资财，悉（都）以均分”[44]的平等、平均的思想。这一时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对于宗教外衣的利用也到了“神佛难辨”的巅峰时期，其首先体现在教派数量和名号众多“据民间宗教研究专家刘子扬先生统计，教派名目达107种之多，但另据一些学者估计，总数应不少于四五百种。”[45]在另一方面，这种宗教外衣的隐蔽效果更加突出。乾隆年间，江西的一个县太爷为了平寇乱，报君上反动目的，在家里研究当时流传的魔教邪典五十余部，最后得出结论，这些书籍都是没有一句逆反言论的“正常”宗教书籍。然而农民们却用这类宣传材料组织革命运动。种类多、流传广、影响深刻成为了这一时期摩尼教思想在白莲教阶段的特点。信奉白莲教的农民们在新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与继承明朝衣钵的清朝进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刻的当属清朝中叶白莲教与其分支天理教发动的川蜀白莲教大起义和北方天理教农民起义。
满清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于疯狂掠夺，使得无数农民失地破产，他们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经历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川楚交界，希望再次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安居乐业。可是剥削阶级哪会放过他们，他们住在简陋的茅草棚里，受着地主、商人的双重剥削。他们憧憬着“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的理想社会，纷纷加入白莲教中，为反抗清朝统治进行准备。 满清王朝对于白莲教徒一直进行着大规模搜捕，下令要“根除净尽”、“勿使漏网”。不少白莲教首不是惨遭杀害，就是发配充军。贪官污吏还借搜捕教徒为名，到处敲诈勒索，屠杀人民。清王朝的残酷迫害，逼得广大白莲教徒义愤填膺，各省人民愤慨无比，一场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终于来临了。 白莲教起义军占据川楚边界地区，起义纵横五省，历时九年半，沉重打击清朝政府从全国十六省调来的军队；而北方天理教起义军，主力军起于河北、山东，其分支部队经过周密准备杀进北京城，直接冲击清朝皇帝的宫苑重地。起义斗争尽管最后在镇压下失败，但是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消耗饷银两亿两，从此之后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绌的困境。而“清朝已尽”的口号极大的鼓舞了后来的起义农民，使他们坚信“世界为之一大变”，阶级斗争形式逐渐从低潮走向高潮。
三、形灭神存——摩尼教在中国的消亡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不可抵抗的规律”[46]。摩尼教的宗教外衣不断变化，它宗教的一方面愈来愈少，可其中的革命辩证法不仅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反而愈加闪耀着它的光辉。在几百年的阶级斗争中，劳动人民抛弃了其教义中的等级制和乞怜于“救世主”的消极成分，继承并发扬了其中的革命辩证思想和平等平均、互帮互助、蔑视权威、敢于战斗的革命精神，以朴素的愿望继续反对压迫剥削，坚信光明必将战神黑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终将到来。东西方的无产者和农民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继续继承了摩尼教的革命思想，并不断将革命事业推向前方。
在中国，最后的以摩尼教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白莲教，其在北方的天理教起义被镇压后，天理教徒转变形式，以“拳会”的外衣继续组织农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成为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震撼北方的义和团农民运动的前身。 在南方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失败后，革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各种“会社”的组织下重新集结起来。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天地会”以及“哥老会”“小刀会”“青红帮”等。最后这些集结在各种秘密结社中的农民群众，面临着封建社会缓慢走向瓦解的状态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企图让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积极的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他们或起义呼应，或加入太平军。继续为反对封建压迫，解除剥削的革命事业斗争到底。
而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这些古代魔教的孑遗尽管还会在他们的经卷中颂“明王降生”的经文，但是在其活动中大多已经脱离了宗教外衣，运用现实的纲领和活动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此类劳动人民组成的团体疾恶如仇，力求平等，成员之间以兄弟相称。没有封建社会那一套束缚人的传统礼节。曾经农民群众的互助思想也被继承下来，“遇事得有帮助，免受欺凌”“敛钱分用，互济互助”。
伴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迅猛发展，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上海等地的天地会、小刀会、红钱会、边钱会等农民革命的会社组织纷纷响应天国起义。天地会领导人罗大纲、苏三娘等所率起义军直接加入太平军的行列。而小刀会（上海、福建）、天地会（湖南、广东、广西）、红钱会（福建）、边钱会（江西）也纷纷组织起义建立“大成国”“昇平天国”。而由明教、白莲教直接演变来的汉族斋教也在贵州起义。直接有力的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成为了震撼全中国的农民革命洪流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中国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之中，封建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交相为恶。外国侵略者除了采用坚船利炮的暴力，还念诵着神爱世人的奴化思想。外国侵略者中的文化侵略势力，传教士和教会侵入中国内地，这些洋鬼子和封建官府和土豪劣绅沆瀣一气，横行乡村、城市。圈占土地，建立教堂，骗人信教。
而受中外剥削阶级势力压迫和剥削最严重的农民群众再度扛起了抗击外国侵略的历史使命。 在清代中期，也是农民革命的宗教外衣发展鼎盛之时，北方农民起义领袖王伦、林清等开始去除白莲教原本的宗教外衣，以“习武练拳”为名组织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此后，各种拳会如虎尾鞭、义和拳、金钟罩、梅花拳、红砖会、“红衣健妇营”等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农村中，成为了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新组织形式。 而义和团就是这种革命组织形式的杰出代表。在“杀洋灭教”“扫清灭洋”的口号下，农民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其在中国的走狗清朝政府。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帝国主义纵使拥有坚船利炮，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勇气面前依旧不堪一击，洋鬼子们常常被义和团和红灯照的战士们杀得哭爹喊娘，大败而归。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打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大法国心胆寒，俄美英德尽萧然。形成了一个全国革命高潮，震颤了清政府的统治，同时也让帝国主义侵略者认识到，中国人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拥有悠久的斗争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的他们，力量远胜于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纸老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大大削弱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力量，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
但是，义和团未能识破清政府的诡计，一部分义和团组织走上了“扶清灭洋”的错误路线，最终使整个义和团革命运动同样亡于清政府及其主子帝国主义列强之手。
到了这个时期，摩尼教就像一件披在革命战士盔甲外的罩袍，它在革命准备阶段为革命挡住剥削阶级的思想上和暴力的寒风冷雨，就像种子的外皮保护种子一样保护革命的发展。到了近代，经过了一千几百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这个战袍已然落后老旧且包不住已经强大起来的革命巨人的身体和思想了。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迫切的需要新的思想斗争的武器来武装他们。伴随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横空出世。摩尼教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宗教外衣，与蕴含其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也真正功成身退。在博物馆里最后发挥他们对于现代革命战士的教育意义。作为宗教的摩尼教消亡了，但是革命仍在蓬勃发展。
“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 [47]革命失败了，但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固然，农民阶级摆脱不了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代表不了新的生产方式。小农就算通过革命得到了土地，也会在分散的生产中产生阶级分化，跳不出封建生产关系的圈子。而凝结了无数劳动者鲜血和智慧的革命辩证法，如果局限在宗教语言当中，就不免沾上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污秽，无法指导劳动人民清晰地认识世界。因此，他们无法提出彻底革命的纲领和理论，不能指导革命彻底走向胜利。“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48]。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斗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怀抱“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49]的理想和计划，为了建立光明的地上天国而前赴后继，英勇牺牲。
事物必然随着内部矛盾的斗争而发展，“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50]，在无数劳动者的斗争下，奴隶制度被埋葬了，封建社会倒塌了，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发展了起来。
资本主义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顺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地主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一定程度上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利用劳动人民的力量才得以建立自己的政权。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可以容纳下刚刚从农奴主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劳动人民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伴随着1825年第一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从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开始。劳动人民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终于是要冲破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不能承受其发展的外壳的程度了。
周期性的，一次比一次间隔更短，持续时间更长，毁坏商品更多，生产停滞更久以及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的，对于社会生产的破坏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已过如日中天之时。要按照新陈代谢的规律走向它的灭亡了。
资本主义社会是剥削阶级社会最后一个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已经社会化了，一切都成了商品，一切生产都要经过成百上千人的手才能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社会生产的主体——不可胜数的无产阶级，但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做生产的主人，而是在一小批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强制下生产奴役自己的锁链。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和摧残，而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限制和摧残就会越严重，直至不将私有制摧毁，生产力就不能再发展。而要彻底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彻底摧毁建立于其上的一切上层建筑。而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中生产资料转归组织起来的劳动之手的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私有制的结束。
资产阶级在度过了其短暂的上升期后，面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又唱起了过去剥削阶级形而上学的老调——资本主义社会从来如此，万世不易，社会内部“秩序井然”，一切矛盾都已经消融在“自由、平等、博爱”之下了。可是表面的“秩序”之下是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自由、平等、博爱”在面对劳动人民想要争取自身利益时就会变为“步兵、骑兵、炮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已腐朽，他们只能依靠刺刀维持自身的统治。
而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一同诞生壮大的，是没有私有财产负累，真正大公无私而靠着自己的劳动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是真正的可以领导革命事业走向彻底胜利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总结了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切宝贵的革命经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彻底批倒了一切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人类解放的希望，终究还是在劳动人民身上。这是无数鲜血和智慧浇灌出的辩证法，是真正科学、彻底革命的辩证法，它是劳动者手里最为锐利的武器。
至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成为了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最根本内容。
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51]在一场大的革命之前，非有一场大的思想斗争不可。正如在一次次魔教起义前，魔教教徒们自己以身作则，生活简朴，互帮互助，周难济困。为了宣传革命理论走街串巷，烧香念佛，宣讲教义一样。而如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必须坚持理论和思想上的斗争，革命知识分子要以身作则，斗争个人享受、斗争色情淫秽，斗争自由散漫；同一切剥削阶级制造出来的丑恶思想和反动理论进行坚决，且持之以恒的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扫清资产阶级的理论。直到再度让理论联系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汇聚成真正浪涛万丈的革命洪流。最终扫清一切因为剥削制度在人世间导致的丑恶现象，实现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在人世间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光明世界。
这是最后的斗争——光明必胜！
[1]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2] 《摩尼教残经》。
[3] 《后汉书·皇甫嵩传》。
[4] 《后汉书·皇甫嵩传》。
[5] 周羽平：《是非爱憎要分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页。
[6] 《后汉书·刘陶传》。
[7]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5页。
[8] 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9] 此人是保罗派起义最初领袖卡尔比萨斯的外甥，卡尔比萨斯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后，他接过战斗旗帜，继续领导保罗派战斗，最后被叛徒出卖牺牲。
[10] 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44页。
[11] 摩尼亲自创作的摩尼教七部经书之一。
[12] 《旧唐书·薛怀义传》。
[13] 弥勒教是佛教异端，以弥勒佛为供奉对象，信奉弥勒菩萨从兜率天弥勒净土下凡人间，拯救众生于苦难之中。弥勒教教义认为，世界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过去世界由燃灯古佛统治，现在的世界由释迦摩尼佛统治，未来的世界由弥勒佛统治。认为现在的世界是释迦摩尼佛统治的时期，弥勒的地位是菩萨，未来要成佛，取代释迦摩尼统治世界。而弥勒成佛的时候将会从天上降临人世间，拯救所有人进入“人心均平”、“皆同一意”、“人身无有百八之患”、“谷食丰贱”（《弥勒下生经》）的“佛国净土”。而弥勒净土在哪里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在天堂中的“兜率天”，而另一说是在人间。因此“往生弥勒净土”的说法便有了两重含义，一层含义是通过个人修行上升到天堂中的弥勒净土，而第二层则是弥勒降生人间，在人间建立净土。因此就衍生出了建立人间天国的现实意义。为革命农民将其改造为革命思想提供了思想材料。弥勒佛的过去、现在、未来理论和摩尼教的三际理论相近。与弥勒下凡对应摩尼教也有光明之神派遣使者下凡救度世人的思想。由于在思想上接近。因此弥勒教成为了封建社会时期，摩尼教在中国的盟友和兄弟。
甚至于两教在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便有交融的过程，在出土的南北朝时期摩尼教经典中是认可弥勒佛的。“释迦倾頽，弥勒佛当持世”成为宋代农民以弥勒教组织起义的宣传口号。“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元末红巾军起义口号则标志着两个斗争思想的融合。
[14] 《佛祖统纪》。
[1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6] 三张指的是东汉末年汉中四川地区五斗米道创道者张道陵、张衡、张鲁。其教派在东汉末年与太平道共同组织农民起义，建立农民政权占据汉中三十余年。后张鲁篡汉中农民政权，投降曹操。
[17] 《朱子全书》。
[18] 《陆九渊集·杂说》。
[19] 《陆九渊集·荆门军上元设厅讲义》。
[20]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6页。
[21] 《尚书·汤誓》。
[22]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23] 《太平经合校》。
[24] 《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
[25] 《魏书·释老传》。
[26] 《魏书·京兆王（元）子推附元瑶传》。
[27] 《后汉书·刘陶传》。
[28] 《佛祖统纪》。
[29] 宋代地主阶级易“摩”为“魔”将农民阶级中流传的摩尼教思想称为“魔教”。而摩尼教在福建等地区作为部分地主阶级的合法宗教存在，仍然称为“摩尼教”或“明教”。在元末农民起义时，将会把中国化的和弥勒教融合的摩尼教统称“明教”“白莲教”。
[30] 朱熹：《劝谕榜》。
[31]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授受不亲者为明教。明教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
[32] 据《宋会要》记载：“浙右有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切自托于佛老，以掩物议。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辄于编户之外，另为一族。奸淫污秽，甚于常人，而以屏妻孥，断荤酒为戒法。贪冒货贿甚于常人，而以建祠庙、修桥梁为功行。一乡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为集结，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颂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撰造事端，兴动工役，汇缘名色，敛率民财，凌驾善良，横行村疃。间有斗讼，则合谋并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而已。”
[33] 《摩尼教残经》。
[34] 庄季裕：《鸡肋篇》。
[35] 《青溪寇轨》。
[36] 据庄季裕《鸡肋篇》记载：“尤憎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
[37]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89页。
[38] 有文章认为钟相于早年加入摩尼教，“从里之巫者游，数载，尽得其术。”如今网络上主流是认为钟相以摩尼教组织群众。
宋代的三大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中均有在革命准备阶段利用宗教组织农民的成分，李顺在青城山，灌江口以祭祀“灌口二郎神”的方式组织农民群众起义，见于文献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程琳知益州……蜀州有铙不逞者，聚恶少百余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号，作士卒衣装，鼓箫吹，日椎牛为会。……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在起义之后，宋朝政府对于四川各民族祭祀二郎神的活动则“申令革绝，用惩非法”的严格禁止了。而钟相杨幺起义准备阶段的宗教组织成分则不太明确，尽管达到了“故环数百里间，小民无知者，翕然从之。”群众踊跃拥护的效果。
[39] 《元典章》。
[40] 白莲教，源自佛教净土宗的一支异端，净土宗信奉通过修行可以往生“佛国净土”。
[41] 卢琦：《圭峰集》。
[42] 张翥：《袋庵集》。
[43]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44] 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
[4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民间宗教”。
[46]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97页。
[47] 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4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8页。
[49]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页。
[50] 同②。
[51]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