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为了结束苏修的民族压迫，取得本民族的独立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后，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人民发起了一场规模极为浩大的示威游行。约200万来自于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手挽手组成了一个长度超过600公里的人链。他们要求立刻结束来自于苏修的民族压迫政策并从苏修独立，成立本民族的独立国家。这次示威游行规模空前，在参与运动的人口比例上也属世界上极少有的——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总人口仅约799万人，其中在这三国中还居住有约177万的俄罗斯族人。由于这部分俄罗斯族人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与苏修政权紧密相连，且完全不受到任何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苏修官方语言即为俄语），他们普遍地反对波罗的海三国从苏修独立，并基本没有参与有关独立的示威游行，使得在波罗的海三国本地民族人民参与运动的比例还要更高，相当于约30%的立陶宛非俄族人、约63.6%的爱沙尼亚非俄族人、约40%的非俄族拉脱维亚人参与了“波罗的海之路”（1989年立陶宛非俄族人约336万，拉脱维亚非俄族人约176万人，爱沙尼亚非俄族人约110万）。
“波罗的海之路”的路线
事情发生过后，苏修官方立刻大为光火，以严厉字眼警告从事“反社会主义、反苏联”不法行为的“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群体”正在日渐滋长，称“波罗的海之路”为“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会恶化成“无底深渊”和“灾难性”的结果。然而，由于苏修治下各族人民的独立斗争均愈演愈烈，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也争执不休，再加之来自于世界人民的强大压力，苏修最终没能对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运动进行任何实际上的武力镇压，煽动波罗的海三国内部的俄族人（主要的是一部分长期在波罗的海三国享受特权地位的退休俄罗斯族官员，俄罗斯族的青年小资产阶级右翼）发动武装暴乱阻止三国独立的阴谋也均被挫败（如1990年，由爱沙尼亚俄族人组成的反动政党“爱国阵线”发动暴乱冲击爱沙尼亚国会，要求国会总辞并“维护国家统一”，一名参加暴乱的俄罗斯族人明确称“政府应该支持俄罗斯族人，我为爱沙尼亚人感到羞耻，他们真狡猾，他们对你笑脸相迎，但当你转过身时，他们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最终，1990年3月11日，波罗的海之路后6个月内，立陶宛成为首个宣告独立的加盟共和国。8月20日和21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宣告独立，波罗的海三国从苏修完全独立。
如果以参与的人数、人口比例来看，“波罗的海之路”作为群众运动的规模是历史上少有的。但对于这场运动，如今中修社会的小粉红、左圈却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而他们反对的原因基本如下：
1、波罗的海三国是苏修各加盟国独立中的“始作俑者”，是首先从苏修中独立的，它们的独立对苏修打击巨大，使得苏修解体基本成为大势所趋、无可阻挡的趋势。而如今中修的左圈和粉红大多为苏修的解体扼腕叹息，将其认为是什么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打击。他们基本上认可这样一种观点：苏修不存在什么对各加盟国的民族压迫政策，对于波罗的海三国还有许多“优惠政策”，所以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的人民完全是“不识好歹”。同时，他们也认为中修如今对于新疆、西藏、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也完全采取的是“优惠政策”，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对中修的不满也都是“恐怖主义”和“不识好歹”，他们出于自己的反动立场激烈地反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
2、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基本上是由受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所组织的，这些国家独立后都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或多或少地通过了本国的“反共法令”，不允许组建共产党或宣传共产主义，甚至国内还经常地出现推倒与污损列宁雕像、苏军战士雕像，破坏纪念苏联红军的纪念雕塑、建筑物的现象。同时，“波罗的海之路”至今还被欧美帝国主义用于宣传所谓“自由民主”。因此，他们认为波罗的海三国的政府是反动的政府，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运动，故而三国的人民也是反动的人民了。
3、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经济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经济上受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钳制，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活该”，全要怪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当初要从苏修独立。
真的如此吗？这些说法的确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基本上是由受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所组织的，参加的群众在过程中也受到了他们很大的蒙骗。“波罗的海之路”组织的时间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89年8月23日是苏联同纳粹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50周年，波罗的海三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地选择这一天，主观能动地将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完全解释为是“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秘密协定的结果”，是被胁迫的，并且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与苏修、俄罗斯族殖民者联系在一起，向三国人民灌输“苏修的民族压迫就源于1939年的秘密协定”，争取民族独立就要“反共”的反动观点。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长期地推行反共宣传，禁止共产主义的宣传。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后，波罗的海三国重新面临遭受到新沙皇俄国的入侵，丧失自己民族独立的现实威胁，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更是加紧将“共产主义”“苏联”同俄国入侵者联系在一起，攻击共产主义。至今为止，波罗的海三国连合法活动的“共产党”都没有，更基本没有出现什么共产主义者的活动。
但是，这就意味着应当反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将三国人民的独立运动一棒子打死吗？事实上，列宁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文章《论民族自决权》里已经批驳过许多此类观点。“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弱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对那些形式上取得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多少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这样的说法与如今中修左圈/粉红的观点难道不是很相似吗？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是被列宁严肃批评的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就正确地指出：“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当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苏修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封建残余，当时消灭封建专制制度以保障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列宁所指出的也依然适用于当时的波罗的海三国。一直为国内左圈、粉红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波罗的海三国”在苏修治下经济情况好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乃至于俄国的“特点”，实际上只能根本不能说明苏修没有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民族压迫政策，而只能说明：首先，波罗的海三国在并入苏联前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劳动斗争下也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成果，经济基础比较好；其次，在苏修复辟资本主义后，波罗的海三国由于其靠近波罗的海的特殊条件，得到了苏修在个别产业上的投资，使得经济好像得到了一些发展而已。但是，这种所谓的“发展”也完全是建立在苏修内部各加盟国只有某个畸形的产业得到发展的特点上，波罗的海三国内部的产业同样非常畸形，只是作为苏修内部的某个殖民地存在。苏修在波罗的海三国内部仍然以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并且扶植一部分俄罗斯族特权官僚作为压迫三国民族的基础，三国本民族的占比越来越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苏修内部不存在一个能真正结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的基础上，只有波罗的海三国从苏修独立，这些国家才存在摆脱遭受苏修的殖民，使本国的工业部分地摆脱极端畸形发展的可能。
而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本身遭受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大量波罗的海三国的劳动人民遭受自由派反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三国目前都成为了“反共急先锋”这一点，也完全不能够作为攻击波罗的海三国劳动人民的理由。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归结于当时的苏修并没有出现一个走正确路线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没有能够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政权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指出其同社会主义苏联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使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被压迫民族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取得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这才使得资产阶级自由派能够趁虚而入，将波罗的海三国丧失民族独立归结于所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借此大肆攻击社会主义苏联。如今，波罗的海三国反共宣传的猖獗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倒退，但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本身却是原苏修治下的各族无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的前提。列宁同样指出：“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在苏修的末期，民族分离是否有利于俄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无产阶级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苏修内部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统一以“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告终”是不可能的，维护“统一”就是要维护苏修的民族压迫。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部分地清除了在其内部享受特权的俄国殖民者，也使得俄罗斯族不再对波罗的海三国存在民族压迫，使得在如今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背景下，俄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同反对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斗争中有可能出现列宁在文章中期望的各国无产阶级在承认自决权基础上所要实现的“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
诚然，“波罗的海之路”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中包含了大量的反共宣传，群众遭受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欺骗蒙蔽，最终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上台做了嫁衣，也没有能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没有实现三国劳动人民的真正诉求。但是，到底是抓住群众运动中的缺点，站在它的后面谴责它的不完美，还是总结群众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为下一次斗争做好准备？这个问题不言自明。最近的江油事件中，一位同志就认为，如今既然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了，群众提出的“还我民主”的这一口号客观上就会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最终起到“混淆阶级阵线”的作用。写关于“波罗的海之路”的想法时也想到了这一个观点，但想来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不应该如此。“共产党人不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如今的中修同样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群众运动越发激烈的当下，更应当做的想来应该是更加旗帜鲜明地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斗倒了修正主义在民族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反动观点，才能够使人民彻底认识到修正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差别，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再骗不了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