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传——磨练风霜存骨相
太平天囯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是近代中国一次农民阶级领导的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也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囯革命中，中国农民革命家所发挥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闪烁着伟大的中华民族人民斗争和智慧的光辉，它体现了我国两千年来农民革命的最高成就，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方面做出了特别杰出的贡献。太平天囯的革命精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协会所重视的精神遗产。最近，我又研究了不少太平天囯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对于太平天囯后期的重要军政领袖——干王洪仁玕的经历和思想，进行了一些细致的了解。中修复辟了资本主义以后，又开始大力宣传唯心英雄史观，大搞帝王将相史，抬高他们的老祖宗——儒教徒杀人刽子手反动派。尤其反动的是，中修复辟集团还恶意贬低侮辱被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甚至连带着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人物（主要法家地主阶级）也一起抹黑。今天的中国社会，依旧流行的是吹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但是，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千百万人民创造的。历史上那么多农民革命英雄的姓名都埋没了，我们是搞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这个案给翻过来，还给创造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文明的英雄们一个清白！
序
太平天囯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革命，也是中国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是革命农民的空想共产主义理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洪仁玕（1822-1864）则是这场革命的一个伟大领导者，太平天囯革命后期的重要领袖，太平天囯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洪仁玕颁布的《资政新篇》，是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改革纲领。洪仁玕的改革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尝试。洪仁玕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他是洪秀全创造的农民革命思想组织——拜上帝教最早的会员，后来又在香港吸收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革命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革命思想，提出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伟大理想。洪仁玕在哲学上发挥了太平天囯革命思想的各个方面，继承了洪秀全从泛神论到无神论的路线，以战斗的无神论思想大力反对维持封建统治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他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继承了洪秀全由暗变光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并且着重强调了矛盾变化的条件在于人的主观努力；他特别强调思想斗争，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工作，注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著有《英杰归真》、《克敌诱惑论》、《劝诫士子五要》等思想斗争文章。洪仁玕在教育上主张进行大刀阔斧的革命，他和洪秀全一样大力提倡文学改革，他本人也留下了大量吟咏革命志向的诗篇，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主张读书为现实斗争服务，文章内容要言之有物，特别提出了教育和文学都要为政治服务。洪仁玕在军事上也对太平天囯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参加革命较晚，没有军事经验就担当大任，但在太平天囯后期军事活动中锻炼成长起来，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制定了二破江南大营和二次西征的战略计划，并亲自带兵参加作战，后来还在安庆解围战中率领援兵努力支援。在天京危机时，洪仁玕仍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到各地催兵解救天京之围。洪仁玕虽身居高位，但从不追求个人享受，对革命赤胆忠心，注意团结革命干部，并和英王陈玉成有着深厚的交情。洪仁玕和陈玉成在太平天囯后期改革中不断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倾向，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洪仁玕和陈玉成构成了太平天囯政权后期一文一武的两大支柱。
志同南王，历久弥坚
洪仁玕，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太平天囯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八岁入塾读书，后跟从洪秀全学习一年，二十二岁担任塾师。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样，自幼在贫苦乡村长大，从小和贫苦农民们打交道，过着清贫的生活，即使在就学和担任塾师期间，也一直参加农业劳动，和广大农民有着深刻的血肉联系。
洪仁玕的家乡位于离广州城不远的城郊，这里的人民一直受到满清地主阶级的残酷盘剥和四处横行的洋人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欺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又在两广、湖南地区大肆征调兵力、强征粮饷，给这里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并迫使人民生活负担进一步加重，许多农民家庭因征兵被拆散，或被强征银粮弄得破产，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给英国的两千一百万银元和战争中消耗掉的七千多万两白银的战费，更加疯狂地加紧对贫困农民的压榨。再加上长期以来的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鸦片战后清政府被迫彻底开放鸦片贸易，（白）银贵（铜）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鸦片战后，白银和铜钱的比价竟然达到了一两白银：两千三百文铜钱，比清朝当初制定的官方比价（1：1000）高出了130%！而清朝规定向农民征税征收白银，农民们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还要拿去出卖换来铜钱，最后又要折算成白银上交给清政府。也就是说，农民们的税收负担平白无故上升了130%（实际远不止此）。另一方面，腐朽的清政府在维持对农民的沉重剥削的情况下，还要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借以维持“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反动封建等级制，大搞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四条枷锁捆绑人民，以此达到维持封建社会稳定的罪恶目的，完全是“以理杀人”！
在贫苦乡村长大，并在此就学、教书的洪仁玕，目睹着农村中这些种种黑暗现象，亲身感受到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对于广大农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充满了满腔怒火。不久之后，在其族兄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影响下，洪仁玕接受了拜上帝教的革命道理，认识到了 “乱极则治，闇极则光，天之道也！” [①]，清朝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已经是反动地主阶级最后的疯狂，一个光明的世界就要依靠革命农民的双手自己来创造！洪仁玕马上和洪秀全等一起行动起来，跟着洪秀全一起砸毁了本村塾的孔丘孔老二牌位，在孔孟之道统治天下的清朝，公开向封建秩序宣战！
洪仁玕、洪秀全等的革命行动震惊了官禄布的地主乡绅，这些地主老财对革命势力群起而攻之，逼洪仁玕、洪秀全重新“制写诗文或对联等以歌颂偶像”[②]，遭到了严正驳斥。恼羞成怒的乡绅们以“饭碗”相逼，结果，洪仁玕、洪秀全等人被开除了塾师身份。洪仁玕因为砸掉孔丘牌位，失掉塾师职位，致使被亲兄弟用棍子殴打，撕破衣服，甚至被逐出家门。但是，洪仁玕没有被封建势力和旧家庭造成的困难压倒，继续跟着洪秀全坚持斗争，面对压迫毫不屈服，毅然丢掉教书先生的饭碗，背井离乡，外出宣传革命理论和发展革命组织。
离家出走之后，洪仁玕在异乡一边传播革命道理，一边继续教书，为之后响应洪秀全发动农民革命运动做准备。金田团营时期，洪秀全准备接应洪仁玕前往根据地共同举行起义。不幸的是，因为清兵的重重阻隔，洪仁玕未能赶上太平天囯起义的队伍，而清朝又派重兵四处搜捕洪秀全族人，洪仁玕只好四处躲避流亡。但是，洪仁玕始终没有放弃参加革命，一直寻找机会和太平天囯革命队伍汇合。一八五二年，天王洪秀全派江隆昌回广东接应未能和大部队团聚的拜上帝教会员前往永安和大军会合。后来，江隆昌和广东会员决定在本地共同举行起义，扩大队伍，响应太平天囯革命，洪仁玕也参加动员，准备革命。可是，由于情势危急，江隆昌在革命准备不充分，人员不足、供给缺乏的情况下带领两百多人发动了起义，很快就被大批赶来的清妖军队镇压了。当洪仁玕带领十几人赶到时，起义已经失败，洪仁玕等一众也被反动清朝官府逮捕。洪仁玕设法从关押处逃亡后，在群众的帮助下几经波折到了香港，在那里受到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的一些照顾。
但是，洋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队，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刺探情报、勾结清妖、输出宗教、麻痹人民，是搞文化侵略的专家。洋教士听说洪仁玕是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就对他倍加重视，想方设法给他灌输西方文化，尤其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文化，希望他能够在太平天囯政权中起到瓦解革命的作用，甚至妄想通过洪仁玕变太平天囯政权为西方侵略者的傀儡政权。洪仁玕由于和革命队伍分离得太早，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尤其是没有参加过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对外国传教士缺乏科学的认识，所以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政治制度时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一八五三年，洪仁玕在香港接受外国传教士的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洪仁玕当时仍然抱着太平天囯和欧美国家同样信仰上帝，同样反对封建统治、追求文明的天真想法，接受了传教士的影响，也把他们当作朋友向他们讲述了很多太平天囯革命运动早期的情况，希望他们能支援天囯的革命事业。
洪仁玕虽然身居香港，但心向革命的祖国，日夜挂念着太平天囯的革命事业，无时无刻不想赶到天京为革命效力。一八五四年，洪仁玕得到传教士韩山文的帮助，从香港出发由海路乘船到达上海，准备再进一步进入太平天囯辖地。但当时太平天囯尚未打破清军包围，由上海到天京路上的苏州、常州也掌握在清妖手中，因此道路不通。另一方面，外国人也不愿意涉险带洪仁玕前往天京，他只好求助于当时在上海起义的小刀会。但是，当时小刀会不相信他是天王的族弟，最后未能成行。洪仁玕在碰壁之后，留在上海的洋馆学习了天文历法，为之后太平天囯的历法改革准备了基础。当年冬天，洪仁玕返回香港，继续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为以后报效太平天囯做准备，他认为天王洪秀全“既创业于前，我何妨续之于后”，始终坚信将来能为革命作一番大贡献。这次到达上海，接近太平天囯统治区，洪仁玕也听闻了很多太平天囯革命的发展情况，壮志激昂，在回香港的船上吟了一首七律，热情歌颂了太平天囯革命：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
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四日凯旋欣奏绩，十万军声尚嘈嘈。
一八五八年六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正进入第二阶段，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节节败退。英国殖民者为了分化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的力量，妄图实行“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实现他们殖民控制整个中国的野心。英国强盗把希望寄托在洪仁玕身上，他们认为洪仁玕受到西方文化耳濡目染，已经是“虔诚的基督徒”，可以在太平天囯内部起到帮助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作用，于是“援助”洪仁玕路费返回天京。历史证明，反动派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英国殖民强盗以损人的目的出发，最后以害己的结果告终。洪仁玕不仅没有让英国侵略者们“得偿所愿”，反而在太平天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坚决顶住了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带领天囯将士们痛击了清妖军队和洋鬼子。
终于，洪仁玕为了实现返回革命的祖国的愿望，慷慨激昂地踏上了归程。在临行前，洪仁玕还特别赋诗一首，以表达即将大展拳脚，实现革命理想的雄心壮志：
香港饯别[③]
枕边惊听雁南征，起视风帆两岸明。未挈琵琶挥别调，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关山雁有情。把袖挥舟尔莫顾，英雄从此任纵横。
洪仁玕从香港出发，经过广东、江西、湖北、安徽，在清朝统治区化装成商人继续前进，历经九个月的艰难险苦，终于在一八五九年三月到达天京。
此时的太平天囯，经历过好几场疾风暴雨，受到内外敌人，尤其是内部阶级异己分子的叛乱和分裂活动的打击，在政治和军事上陷入了重重危机。一八五六年，东王杨秀清因在革命战争中私欲野心膨胀，再加上受到孔孟之道的影响，发动了妄图将天王洪秀全取而代之的事变（逼洪秀全亲封其为“万岁”）。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利用这个机会，借口“清君侧”，杀死了杨秀清及其一家，并杀害了隶属东王的许多干部。北王韦昌辉又利用掌握武装的条件趁机扩大事端，妄想实现一举夺权的野心，在天京城内大肆屠杀三万多名革命干部，对革命造成了外部敌人所不能产生的巨大损害。天王洪秀全在危急时刻发动天京革命军民一起抵制韦昌辉的反革命暴乱，并将此贼处决。但是，另一名在太平天囯中窃据高位的野心家翼王石达开利用这个机会窜回天京，妄图趁机架空天王、独揽朝政。石达开当时在天京大肆散布儒教反动的仁政学说，勾结受革命专政的反动地主阶级，对革命干部采取拉拢、腐化手段，“诱之以官、禄、德”，企图发动政变，颠覆太平天囯革命政权！[④]洪秀全英明地识破了石达开的阴谋，亲自主持军政事务，并不给他兵权，并且留他在城中防止他外出进行分裂活动。石达开野心没有得逞，于是使用极其卑鄙的欺骗手段，到处张贴文告侮辱天王洪秀全是“猜忌功臣”，打击中央威信，挑拨分裂主义；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忠于太平天囯革命，号称要为了报效“天恩”而分裂出走。结果，在该死的野心家、阴谋家石达开的诱骗之下，许多不明真相的革命将士受骗上当，竟使此贼骗走了十余万太平军精锐作为自己的私兵叛逃！天京事变发生后，太平天囯军事局面急转直下，同时遭到清妖来自东西两线的夹击，清妖皇帝奕詝发出狂妄叫嚣，要“乘其内乱，次第削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个军事重镇相继失陷，湖北首府武昌、汉阳沦陷，中游重镇九江沦陷，安省首府安庆被围，忠于革命的将士也接连牺牲。虽然经过陈玉成等各将领的奋战，太平军取得三河大捷和二破江北大营的辉煌胜利，但没有彻底打破军事形势上的被动。九江的失陷使西线战场只剩安庆孤城屛卫天京，敌人又在天京附近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掘起长壕包围天京，太平天囯革命事业处于危机之中。
天囯首辅，总理国政
在这个时候，洪仁玕排除万难，于太平天囯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赶来天京，洪秀全亲自接见了这位学贯中西、赤胆忠心的兄弟和同志，真是喜出望外。洪仁玕在面见洪秀全后同他畅谈许久，多次向洪秀全阐明自己对于太平天囯革命形势的分析，以及对未来改革计划的安排。洪仁玕作为既参加过农民革命，立场坚定，又了解中国文化，具备丰富的旧学学识，并且还学习吸收了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革命知识分子，以他的远见卓识得到了洪秀全高度的认同和赏识。洪仁玕因此得到重用，在一个月内被飞速擢升。三月十三日受封为干天福；三月二十九日进封干天义，加天朝九门御林主将；四月一日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玕受封干王、任军师，处于天囯首辅的地位，负有总理全国政务的重任。天王洪秀全并亲自 “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⑤]，要全国各级干部听从干王指挥。洪秀全对洪仁玕信赖有加，不顾李秀成的反对，特封洪仁玕为干王和军师，并特别在《封干王诏》中盛赞洪仁玕 “果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⑥]。
同时，洪秀全还在洪仁玕的建议下，封陈玉成[⑦]为英王，这时陈玉成已成为在外作战中军衔爵位最高的将领，实际上统帅太平天囯全军。这是天王洪秀全在天京事变后深刻认识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为了重新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太平天囯内部以李秀成为代表的反动复辟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洪秀全对于洪仁玕、陈玉成寄予厚望，将他们当作太平天囯革命政权的中流砥柱，亲自下诏公布：“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之事不决问于英王。”
但是，当时以李秀成为代表的一批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太平天囯政权中窃取了一部分权力，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扩大地主阶级法权，实行封建主义复辟，极端敌视以洪仁玕、陈玉成为代表的革命派，疯狂地反对中央集权。洪仁玕封王前，李秀成给诸将吹黑风，极力反对洪秀全这个决定，他攻击洪仁玕长期脱离革命，寸功未立而封王。洪仁玕、陈玉成封王后，李秀成仍然十分不服，叛徒思想疯狂滋长，暗中和叛徒李寿昭等书信往来，随时准备叛变革命。天王洪秀全察觉到李秀成的异样，考虑到当时革命形势危急与李秀成拥兵自重的情况，为了稳住李秀成，并且挽救李秀成的政治生命，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洪秀全特别加封李秀成为忠王，示意他要忠于太平天囯革命事业。为了限制李秀成的权力，洪秀全又采取“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办法，增加封王，结果封赏太多，反而走向了反面，削弱了中央集权。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洪秀全的个人决策有误，而是存在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太平天囯农民革命政权虽然尝试建立土地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在封建社会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在革命政权建立后，由于外部敌人和内部叛徒的打击，军事形势非常紧张，一方面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打击并不彻底，另一方面内部腐化变质分子利用战争局势把握了军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虽然太平天囯革命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但农民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实现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两极分化重新开始，又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封建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这一切都构成了封建主义复辟的土壤，导致了李秀成叛徒集团的不断扩张。洪秀全作为农民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认识到太平天囯内部路线斗争的阶级本质，更不能在政治经济上做出正确总结，因此不能采取正确的办法限制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坐大。
实际上，在洪仁玕回国以前，天王为了挽救危局，已经开始部署“革故鼎新”——全面改革天囯军政的计划，以期恢复国力、振作军心、灭清杀妖，实现太平一统的理想。重用洪仁玕、陈玉成，重新建立太平天囯军政领导核心，加强革命派力量，就是天王实践革故鼎新计划的第一步。天王之所以重用洪仁玕，除了他忠于革命以外，也正是因为干王学贯中西、富有政治远见，并对于太平天囯革命哲学有深刻理解。天王将全面改革天囯军政的希望寄托在洪仁玕身上。“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⑧]干王果然不负众望，在回到天京后不久即提出了一整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改革方案，并汇总成一系列文章，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改革方案——《资政新篇》。洪仁玕在书中开宗明义，称自己“自粤来京，不避艰险，非图爵禄之荣，实欲备陈方策，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⑨]，即回到天京的目的不是为升官发财、个人享受，而是要提出改革办法，供洪秀全参考和决断，并借以达到恢复国政的效果。洪仁玕称《资政新篇》所要求的变法的原则是 “因时制宜，审势而行”[⑩]，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就是参考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总领以太平天囯革命哲学，并结合中国民族特点，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方面的变法，以实现洪仁玕所期望的 “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⑪]的美好理想。
首先，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要整顿思想、加强纪律、加强中央集权、杜绝朋党之弊，在政治上巩固农民革命政权。洪仁玕对于当时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囯革命队伍里出现的思想松懈、组织涣散的情况十分担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军在革命早期，“拓土开疆，尤有日辟百里之势”；但是到了后期，竟然出现了 “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 的情况。正是因为太平天囯前期是“臂指自如”，而后期则是 “出死入生任各军，事权不一也。”[⑫]他清醒地认识到，问题就在于封建主义、分裂主义势力抬头，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
对于一些野心家拉山头、搞宗派的行为，洪仁玕十分反感并加以抵制，尤其是针对李秀成为代表的军阀派系的不断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
“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良民虽欲深倚于君，无奈为所隔绝，是不可以不察也。”[⑬]
也就是说，如果李秀成一类人夺取了天囯一部分军政权力，暗地里勾结成党派，那么他们就会在地方搞起谋取个人利益、损公肥私的一套自保之术，发展起足以作为对抗中央的倚靠的个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这些人阴一套阳一套，打着天囯的旗号搞革命，实际上是发展个人势力，将造成削弱革命的中央政权的严重后果。如果军队中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将难以调动军队作战；如果在官员中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央权力将被一部分野心家篡夺。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有忠于天囯的军民将士，也将会被这些阴谋家隔绝控制，这样严重的危险，不可以不警惕啊！想到太平天囯后期以李秀成为代表的叛徒们公开对抗中央，拒绝接受命令，甚至大批地投降叛变的情况，不得不说洪仁玕是英明的预见。
针对这种情况，洪仁玕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个人权力的具体办法。“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权力统一于中央，禁止令出二门；“兴省郡县钱谷库……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贿一文者议法”“兴市镇公司（管理关税）……有为己私抽者议法。” 各地方钱粮关税交由国家机构管理，严禁私自取用，否则法办；“屋宇之制……不得雕镂刻巧，并类王宫朝殿。”建造房屋，也不得追求奢华，超越制度，否则 “准民控诉，革职罚罪”；“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 禁止私下拜访串门，以防止滥封官爵，发展个人势力，否则 “审实革职，二罪（私自拜访和卖官鬻爵）俱罚”；“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新闻馆”，“兴各省新闻官”，建立国家邮政系统并且创办报纸，设立不受一般官员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让一般群众可以充分发挥言论自由，并有专官负责监察机构。由此，可以达到 “人心公议”，“由众下而达于上位”，“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 的效果。[⑭]
针对当时一些太平天囯将士和官员追名逐利、贪图权势的个人野心膨胀思想，洪仁玕指出，有些人是 “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⑮]。实际上，由于太平天囯建立在小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不能限制两极分化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再加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在革命队伍中滋生封建法权思想。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小生产是会每日每时地大批量地产生封建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而太平天囯作为农民革命政权，还存在着官僚制度、爵位制度等封建法权和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封建法权思想。也就是说，封建主义复辟的土壤还存在，李秀成一类人如上台，复辟封建主义很容易。李秀成一类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住机会拼命地扩大地主阶级法权，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引诱、拉拢、收买腐化变质分子，诱之以“官、禄、德”，私铸印信、擅自封赏，壮大自己的个人地盘和个人私兵，扩大封建主义复辟的基础。洪仁玕、陈玉成正确地指出“国家机要，惟在铨选”，洪秀全在他们的建议下，通过了洪仁玕起草的《立法制諠谕》，严禁将领“弄兵”、“逆命”，违者“削其兵权”；并严禁各将领擅行封赏之事，规定 “嗣后如主将在外远征，官兵有功足录，只准注明功劳部，存其劳绩，以俟凯旋奏封。主将以下统兵官，无论其高官王位，亦不得私铸印信，私给官凭，僭越一些。倘有私与官职者，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⑯]也就是说，不允许军事将领在外自行封官授爵，只能记下功劳，回京听天王封赏。无论高官厚位，也不能擅自铸造使用印章，不能私自授予官位。如果有人私自在外封官，就按法处以斩首，被封官者也一同斩首。这样一来，就严重打击了李秀成一类叛徒发展个人势力的行为。
其次，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改造经济基础，达到提升国力，限制地方分裂派系和外御清妖的目的，洪仁玕在经济上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因为洪仁玕长期漂泊在外，没有亲身参加大量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再加上接受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科学和文化的影响，使他在思想上不能重视民主革命中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表现在《资政新篇》的改革方案中就是没有提及土地问题。所幸，天王高瞻远瞩，早就在革故鼎新的计划中强调了推动土地革命继续发展的重要性，重新刊刻了太平天囯的重要经济纲领文献《天朝田亩制度》。洪仁玕也在天王的批准下，相对应地提出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天朝则例》，其中规定 “男子十六岁以上，每丁耕田十亩，纳赋米三石六斗六升，钱三百六十六文。”[⑰]如此，既暂时解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又保证了太平天囯钱粮收入来源，为稳定革命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洪仁玕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建议。洪仁玕主张效仿西方国家，要 “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与宝藏（开发自然资源）……兴邮亭……书信馆……新闻馆……”，即发展近代水陆路交通、近代工业、近代采矿业、近代金融业、国营邮政、报刊新闻等行业。并且，洪仁玕提出： “外国有禁卖子为奴之例。……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 在彻底废除封建社会奴婢制度的同时，提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代替封建剥削关系。[⑱]
虽然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的一部分政治制度，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振兴天囯，但他从不盲目迷信西方文明，从不贬低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对于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始终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洪仁玕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农民革命家，对于太平天囯革命政权的优越性也无比地认同。无论是比起近代中国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之流的汉奸洋务派，还是康有为、谭嗣同、严复一类崇洋的维新派，洪仁玕的爱国热情都要远远超出他们之上。中华民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也完全依赖于劳动人民的斗争，中国劳动人民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主人。洪仁玕作为农民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反映了劳动人民身上这样的爱国情感。洪仁玕将中国可以利用的“宝器”分为了三等，“中地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 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向来以追求物质享受为宝，如诗词画作的华丽精美，金玉器具的精巧稀奇，这些虽也有可取之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技巧，但也还只是下等的宝物。“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 中等的宝物，是那些来自西方的对生产生活有益的器物，比如轮船、火车、钟表、温度计、气压计、日晷、望远镜、测量天体的仪器、连发枪、天球仪、地球仪等等，这些东西都蕴含着探索自然奥秘的巧思，足以开阔见闻，这是正大光明的技艺，不是儒教徒那种矫揉造作的文章，而是可以万世流传使用的好东西。“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为宝。一敬信间，声色不形，肃然有律，诚以此能格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也。” 真正的上等宝物，是太平天囯的拜上帝教革命思想，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革命思想的精华。只要将革命思想推广开来，便能使人不沉迷于声色，严肃自律，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可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开化人的愚昧意识，提升人们的才干品德。[⑲]
并且，洪仁玕并不是单纯地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提出要兴办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事业，并且废除陋习恶俗，以保障民生。“兴士民公会（扶困济贫之用）……兴医院以济疾苦……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即设立各种社会保障设施，以救济穷人，发展医疗事业，并且还对于各种伤病残废之人实现社会化抚养。洪仁玕还特别提出，发展扶危救困要有所原则， “至施舍一则，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恐无贞节者一味望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宜合作工，以受所值，惟废疾无所归者准白白受施。” 也就是让能够自食其力之人要在接受救济的同时工作养活自己，对于伤病残废和无家可归之人则无条件施予救济。洪仁玕还将社会主义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进行了一番说明，指出： “诚以游手偷闲，所以长其心之淫欲，劳心劳力，所以增其量之所不能。……一则使自养身，一则免生罪念，亦为此故也。” 如果游手好闲、不事劳动、寄生享受，就会增长私心邪念；但如果自食其力，多动脑动手，就可以增长才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来可以养活自己，二来可以杜绝罪念，对国家社会有利。并且，洪仁玕还对不劳而获的行为拟定了惩罚办法, “若每日无三个时辰工夫者，即富贵亦是惰民，准父兄乡老擒送迸诸绝域，以警颓风之渐也。” 如果有人每天工作不满六个小时，就算他富贵也是懒惰之人，针对这种家伙，允许父老乡亲抓住，流放到遥远偏僻的地方，以此警戒这种人，遏制社会风气走向颓废。洪仁玕对于一切封建社会的恶习恶法加以禁绝，对于毒害人民的旧文化、旧习俗也提出要逐步消灭，“罪人不孥……禁溺子女……不得买奴……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禁庙宇寺观……禁演戏修台建醮……革阴阳八煞之谬……除九流……” 即是废除连坐制度，禁止在封建社会流行的杀婴行为（尤其是女婴），禁止奴婢买卖，废除一切宗教寺院、破除封建迷信，所有信徒还俗，禁止一切鸦片贸易。对于这些行为，洪仁玕主张从严管理、从重治罪，尤其是私贩鸦片者立刻处死。而对于禁酒、禁止演戏修台等措施，洪仁玕主张循序渐进，首先由太平天囯干部带头做起，起模范作用，然后推广到全社会。在这些措施方面，洪仁玕在形式上效法西方，虽然没有识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但立意是根本不同的。这些政策的提出，体现了洪仁玕作为农民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受到太平天囯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强烈地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望，早已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狭隘范围。[⑳]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21]太平天囯作为农民革命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和满清封建地主阶级专政是尖锐对立的，在意识形态领域自然也要展开一番激烈的斗争。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政治、经济上的革故鼎新完成以后，文化领域里的激烈斗争还正刚刚开始，在这个领域的阶级斗争必然是尖锐复杂、漫长持久的。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力劳动就成了剥削阶级的特权，他们垄断文化领域作为自己的世袭领地，“创邪说以迷人世，立异端以惑人灵”，达到他们“诱惑人心，紊乱真道” 的罪恶目的。[22]太平天囯革命早期虽对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进行过严厉打击，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地主阶级法权逐渐发展的同时，封建主义思想又在反动复辟分子的鼓吹下卷土重来。韦昌辉、石达开，本就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带着封建地主阶级的作风，大搞请客吃饭、邀买人心那一套，在思想上大力提倡孔孟之道。而杨秀清作为太平天囯革命中的腐化变质分子，在革命中也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甚至大搞起尊孔祭孔的丑剧。天京事变的爆发，就是地主阶级法权和封建主义思想泛滥的结果。在这种形势下，文化革命必然成为革故鼎新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根本上解决封建主义思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技术手段以外，洪仁玕还特别强调要进行思想斗争、移风易俗，必须把 “所有邪说异端”“革除净尽”[23]，达到通过思想统一实现组织统一的效果。
“甚矣，习俗之迷人”，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第一条就指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巨大毒害作用，指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百年沦丧的根源。“且观今世之江山，竟是谁家之天下？无如我中花（华）之人，忘其身之为花（华），甘居鞑妖之下，不务实学，专事浮文，良可慨矣。” 洪仁玕在此点出了中国社会重大问题——“鞑妖”造成严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而“中华之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甘居于满清鞑妖的双重压迫之下，甚至为了保全自己，不研究对社会有益的真才实学，而是钻营八股浮文以图个人发家，令人感叹。接着，洪仁玕分析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思想面貌，“请试言之：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商贾指东说西，皆为奸贪诡谲！农民勤俭诚朴，目为愚妇愚夫，诸如杂教九流，将无作有；凡属妖头鬼卒，喉舌模糊。” 在这里，洪仁玕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儒教指责农民是“愚妇愚夫”，痛批了鄙薄农民的反动思想，肯定了农民才是勤劳节约、诚实朴素的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洪仁玕重视农民、依靠农民，将农民作为改造物质世界的现实力量，这是他的农民革命家的阶级立场的反映，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所不可能做到的。另一方面，洪仁玕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旧社会一切传播反动思想的阶级，他严厉地指出：文人写的短文长篇，无不是空话假话；下级官吏的禀报、面奏，全是阿谀奉承；商人做生意东拉西扯，全是奸诈贪婪；那些各种旁门左道、邪教异端，无中生有；一切反动官吏爪牙，言辞混淆是非，到处骗人害人。洪仁玕揭露整个旧社会“到处尽成荆棘，无往不是陷坑。”完全就是反动思想横行，牛鬼蛇神当道，处处都是反动阶级和反动思想的陷阱。面对这种情况，洪仁玕勇敢地提出： “倘得真心实力，众志成城，何难亲见太平景象，而成为千古英雄，复见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夫。” 只要真心实意、团结一致，冲破旧社会和旧风俗的罗网，那也完全可以自己实现太平一统，成为千古英雄，开辟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在这里，“英雄”指的是团结一致的革命群众，而新天地则由人民英雄们自己亲手创造、亲眼见到，这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是洪仁玕的革命英雄观。洪仁玕对于儒教那套尊卑有别、小大有定的反动等级制思想和宿命论思想不屑一顾，直批其要害中庸之道，“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揭露儒教徒们都是比瞎子还要瞎的蠢蛋，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世界的力量。[24]
洪仁玕继承并发扬洪秀全的革命精神，猛烈地批判孔孟之道和封建神权，在兼任删书工作的同时，创作了大量阐明思想斗争道理的文章——《克敌诱惑论》、《劝诫士子五要》、《英杰归真》、《戒浮文巧言谕》、《钦定军次实录》等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洪仁玕作为最早参加洪秀全、冯云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的拜上帝教会员，返回太平天囯以后，也在革命实践中大大发展了太平天囯革命理论。太平天囯革命虽然是借助宗教外衣开展的，但其思想却和封建宗教迷信毫无共同之处。太平天囯所推崇的拜上帝教以“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崇拜为核心，而这个“皇上帝”所指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原始社会人民崇拜的自然神，并非人格神，这种把神（“皇上帝”）等同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思想，实质上是以泛神论为基础否定一切有神论，是实际上接近无神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唯物主义无神论宇宙观，必然和革命的辩证法思想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指导现实农民阶级革命斗争和近代民主革命的哲学。 “乱极则治，闇极则光” ，太平天囯革命哲学从要求“由乱变治”的辩证法出发，最后导向了反对一切宗教鬼神迷信的人定胜天思想。洪仁玕针对儒教唯心主义所滋生的一切鬼神迷信，发起了猛烈批判，他指出：“木石也，泥塑纸画也，人手雕斫也”，即一切鬼神偶像不过是人手自己雕琢起来的，并没有什么灵性，其目的也不过是“愚人所思想以愚弄愚人也”，即欺骗蒙蔽人民，达到控制受压迫阶级的反抗，维持反动封建统治的效果。[25]洪仁玕指出，人们之所以会相信鬼神迷信，并非科学不昌明，而是私心邪念作祟，“实为利欲所昏，故魔鬼得入其心，而以祸福悚之耳！”[26]他认为这种反动宗教迷信，不仅使人思想愚昧，还有害于社会国家，必须除去这些 “千奇百怪，鬼样邪形”[27]的偶像崇拜。洪仁玕还专门做了一首诗以讽刺偶像崇拜，劝人们放弃迷信，投入太平天囯革命的怀抱：
禁拜坭木偶像[28]
世俗纷纷祀偶神，金坭木石假成身。 形骸虽肖何知觉，庙貌徒严妄设陈。
雕刻由人虚且诞，安排任尔绝无灵。 彼原死物无堪敬，我具良心肯目沦。
鼫鼠营巢胸贯蚁，蜘蛛挂网体生尘。 为巫作俑多无后，祷福禳灾枉费唇。
演戏修斋翻遍祸，伤财费事定招贫。 不如悔改崇天帝，返本寻源理至真。
洪仁玕本着 “天道之自然，以运行于不息” 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主持了太平天囯历法——天历的改革，根据“天道”（自然规律）运动变化的法则改订，继承了过去天历猛烈批判旧历书宣扬吉凶祸福的“荒谬妄诞之说”的精神，进行了更加合理的调整。一方面，洪仁玕根据天文历法知识，提出每四十年减三十日的“四十年一斡旋”的办法，修改了旧版天历与回归年误差较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洪仁玕抱着 “农时以正，四时调匀”“俾有定民志而正农时” 的精神，在驳斥历法中的鬼神迷信的同时，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修改了历法。他令史官每年将当年的草木萌芽、农业耕种日期及气候变化情况记录下来，附记在次年的历书中，给农民作为生产生活上的参考，称之为“萌芽月令”。这种办法，使历法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符合农民的实际需要，体现了太平天囯政权和封建政权的本质差别。
洪仁玕总理国政不久，兼任文衡正总裁，负责主持考试，在文学、教育方面也大力进行改革。他指出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以来，文章只是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只是附会四书五经，语言空洞无物，“八股六韵，徒事清谈，抛离实事”“六代故习，空言无补”，因此提出了反对 “不务实学，专事浮文” 的学风，提倡文章的主旨要 “文以纪实” ，文章的风格要 “朴实明晓”，进行一个文学上的大改革，“施行正道，存真去伪，一洗颓风”，比中国近代二十世纪的白话文运动还要早五六十年。 洪仁玕不仅是要求文学要进行形式上的改革，抛弃晦涩难懂的辞藻，更重要的是要使文学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服务。洪仁玕认为，封建社会的旧文章，不是大谈什么孔老二思想的空话，就是 “吟花咏柳之句” ，精神空虚。这些文化垃圾，“与其读之令人拘文牵义，不如不读尤有善法焉”。他强调 “读书不在多采佳句，惟在寻求书之气骨暗合于天情者”，“自有大学问出乎其中”[29]，即读书学习要吸收一切符合太平天囯革命运动的道理，最后做到写文章能够 “确切乎天教真理，以阐发新天新地之大观。”[30] 也就是发挥太平天囯的革命思想，反映太平天囯自由平等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洪仁玕还在太平天囯实行的科举制度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颁布《钦定士阶条例》，将三级考试改为五级考试制度，使乡官也参与到教育考试的工作中，在基层推广教育考试制度，扩大了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加强了地方民主政治力量。并且，在考试内容中加入策论一项，专门考政治、经济实用之学，远胜旧式寻章摘句、临卷摹经的八股考试。
洪仁玕还特别注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要他们 “顶天报国存公道”[31]，改造自己的思想，为天囯革命事业效力。《英杰归真》就是洪仁玕所著的一则以投降官员的故事为基础的思想斗争文章。洪仁玕在教育清朝的投降官员和旧式知识分子时，注重指明前路、给予出路，号召他们不要“随俗波靡”，要认清“天情”，“及早回头，速出迷津”，如果“弃暗投明，助灭残妖，共佐天朝事业”，还不失为一个爱国的“中土华民”。并且，洪仁玕强调要这些旧式知识分子抛弃“日摹书卷”的学习方法，领悟“天情道理”，承认太平天囯革命的丰功伟绩，才能真心拥护革命；否则“彼且不能自新，又安知所谓新之者？”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思想都不能革新，那怎么能理解崭新的太平天囯革命呢？不过，这些旧式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大多是不能支持太平天囯革命的。
洪仁玕不仅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学、教育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还著有《兵要四则》一篇，作为军事上见解的补充。虽然洪仁玕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他自己也谦虚地说 “幸勿笑为纸上谈兵可也” [32]，但其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反映了他在军事方面也颇有见识。在这一篇中，洪仁玕阐明了为将要有四个方面的才能：学问、道德、法律、知蓄锐之方。洪仁玕指出带兵打仗要懂学问，要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熟悉战场天气和地形，行军打仗要谨慎准备，不能总是靠“出奇制胜”。洪仁玕更是看到了军事作战关键在于军心、民心，他对于道德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将领要实行太平天囯革命路线，必须实行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原则，做到“吃饭则官兵共张桌，睡觉官兵共个床”，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平等原则，上下同欲，才能克敌制胜。另外，洪仁玕所说的道德，还指军队必须严明军纪，要明确推翻封建统治、解救人民疾苦的政治目的。洪仁玕有《谕兵》一诗，说：“劝谕军兵勿妄为，从来民物汗中希。奸淫焚毁伤心事，戒净堪称圣主师。”[33]可见洪仁玕治军严明，特别注意要天囯将士们把自己和旧封建军队区别开来。本篇的最后，洪仁玕强调要加强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一定要保证将帅团结、一致对敌。“「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34]如果各军将帅不和，地方将领不听中央统一指挥，队伍涣散，那么也就根本无法作战了。
洪仁玕作为一名见识广博、忠心耿耿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返回天京后就被委以总理国政的重任，确实在太平天囯后期的革故鼎新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洪仁玕因为长期流亡在外，并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再加之接受了大量西方科学和文化的影响，使他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对民主革命和农民革命政权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加以充分的重视。由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洪仁玕没有也不可能理解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革命中最根本的东西，因而使他各方面的改革政策缺乏贯彻的现实基础。洪仁玕的改革方案中，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又保留了太平天囯革命的空想共产主义色彩，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但出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洪仁玕并不能正确解决这种矛盾。毕竟，太平天囯是被剥削阶级的政权，洪仁玕是被剥削阶级的代表，不可能将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关系真正地在太平天囯推广开来。再次，由于天京事变的打击，太平天囯后期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虽有陈玉成率军取得多次大捷，但由于二次西征的失败，并没有彻底扭转局势。到安庆失陷和英王死后，太平天囯的形势就岌岌可危了。自洪仁玕归国以来，太平天囯可谓是无日不处在同清妖反动军队的生死存亡的搏斗中，没有一个稳定的外部条件来全面实行洪仁玕的各项改革措施。最后，由于太平天囯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激烈斗争，以李秀成为代表的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抵制中央政权的命令，甚至不服天王诏令，也就更无可能在地方推行洪仁玕的改革政策了。尤其在英王去后，干王失去了重要的政治盟友，对于李秀成等叛徒完全无法节制。
但是无论如何，洪仁玕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是中国第一次实行近代化改革的尝试，大多是基于现实的可能制定，并没有陷于空想，它继续发展了太平天囯前期的革命政策，使太平天囯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洪仁玕的近代化改革，代表了中国五亿革命人民前进的方向。洪仁玕的近代化改革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智慧与骨气，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外国侵略者强加的所谓“资本主义近代化”，更不承认洋务派汉奸们搞的什么狗屁近代化改革（所谓“洋务运动”），中国人要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走上新社会新中国的道路！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洪仁玕回天京总理国政，实行改革的期间，太平天囯的军事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自陈玉成在一八五八年取得二破江北大营的辉煌胜利，并且在当年底取得三河大捷后，安庆之围不战自解。一八五九年，陈玉成又在安徽苏北战场展开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克复各军事重镇，歼灭清妖无数，西线战场的情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改变了太平天囯军事上被动的局面，出现了有利的形势。陈玉成也于一八五九年六月在洪仁玕推荐下因功受封为英王。可是，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35] ，这就是清妖反动派的逻辑，他们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依然要垂死挣扎，展开猖狂反扑。一八五九年十月，清妖重新纠集残兵败将占领江北的浦口，进逼六合，妄图从北面包围天京。与此同时，曾国藩和胡林翼趁太平军无暇分兵之时又率大军兵分四路围攻安庆，江南大营的清妖也包围了天京，拼命开挖壕沟，妄图阻断天京和外界联系。一时之间，天京告急。陈玉成部首先奉天王之命打败了占领江北的敌人，继而又回师安徽一带同清妖所谓王牌军鲍超部决战，意在一举歼灭清妖在西线战场的主力，解除安庆之围。但曾妖和胡妖狡诈异常，立刻派大军增援险些全军覆没的鲍超部，妄图将我军的西线主力部队拖入持久战和阵地战的泥坑，以实现在东线战场长期围困天京的险恶目的。一八五九年十二月，江南大营在天京附近掘成了所谓“万里长壕”，加紧围困天京。很明显，军事战略的中心转移到了天京方面。为了打破敌人对天京的包围，太平军决定展开二破江南大营的战役，并且为此调动了全军精锐。洪仁玕虽无亲自领军作战的经验，但在战略部署上眼光独到。一八六零年一月底，洪仁玕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了“围魏救赵”的战略，“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pèi）自救，必获捷报。”[36]洪仁玕认为，当时敌军已经在天京附近挖成长壕，深沟高壑，很难力战取胜；而敌人的粮饷来自江浙一带，是清妖后勤基地，且富庶繁华，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如果攻其必救，诱使江南大营敌军来援，趁其分兵力弱，迅速回师反击，定可将敌军一举歼灭。
天王批准了洪仁玕的战略方案，随即派出太平军大军奔袭湖州、杭州，并调动陈玉成等在安徽的大军回师支援，以期一举粉碎清妖江南大营。太平军兵进神速，三月十九日即攻克杭州，震撼江浙，对于江南大营的清妖亦如一道晴天霹雳。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和江南提督张国樑果然慌忙出兵，派张玉良带一万三千名大军前往杭州救援。攻占杭州的太平军见计策已经奏效，立刻主动撤出杭州，绕道皖南返回天京。与此同时，陈玉成等一路过关斩将，大军杀到天京附近，四月底，陈玉成渡江到天京城外同诸军会合。不久，太平军便出动大军包围江南大营，进攻清妖所谓的“万里长壕”。五月二日，太平军大军分五路向清妖江南大营发起总攻，开始决战。五月四日，风雨交加，陈玉成不畏艰险率军由上河、毛公渡等地搭起浮桥向江南大营外墙突击，城内太平军也一起出动火攻清妖，内外夹击。顷刻之间，清军防线崩溃，五十余座营垒全部被破，数万名清妖被歼灭。六日清晨，各路太平军会剿清妖于小水关大营，敌人全军溃败，和春从梦中惊醒，披衣上马，狼狈逃跑，张国樑也抱头鼠窜。这次歼灭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太平军彻底踏破江南大营，解除了三年的天京之围，并缴获“营内存银十余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火药、铅子等项不计其数”[37]。经此一役，太平军军威大振，敌人在江浙一带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为之后进取江浙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八六零年五月十一日，天京解围战胜利后第五天，太平天囯诸将云集天京举行庆祝，并由洪秀全主持召开了全军军事会议。会上，太平天囯各将领讨论了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当时，会上主要提出了三种意见。陈玉成提出要立刻将主力调回安徽省，安徽是西线的主要战场，尤其重镇安庆扼长江中游，是天京门户，战略意义极大。洪仁玕也认为 “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38]。况且这次为了解天京之围，安徽主力已全部调回，安庆之围更加危急，如不火速回兵，安庆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侍王李侍贤则“意取闽、浙”，想要乘势东下进展东南富庶繁华的江浙一带。洪仁玕则考虑比较全面，提出： “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洪仁玕指出，目前江浙一带距离天京最近，而敌人经过几次重大战役，力量薄弱，可以一举拿下。江浙一带位于天京东南，为历次江南大营的后方基地，且物产丰盈。占领江浙，既可解除后顾之忧，成为天京的东南屏障，又可以供给天囯大量物资，以巩固农民政权，扭转局势。东下战役成功后，继而可以举全力西征，沿长江分南北两路西进，分别攻取湖北、江西，如此就可以占领长江两岸，恢复太平天囯强盛的版图。并且湖北是水路交通枢纽和清妖在华中的物资基地，如西征成功，安庆之围不战自解。实际上，洪仁玕的这个战略计划是将江浙战役和二次西征结合起来，非常具有远见。这个方案，考虑到屛卫天京、丰富物资、恢复版图、解围安庆，可谓是一石四鸟，如果成功实现，太平天囯的军事形势将发生彻底变化。天王考虑了所有方案，为顾全大局，批准了洪仁玕“先东后西”的战略计划。
五月十五日，各路太平军一起出动，向东南进军，正式打响了江浙战役。太平军以陈玉成骁将靖东主将刘玱琳为先锋，势如破竹，向丹阳方向进攻。张国樑在二破江南大营战败后，就在丹阳一地收集残兵败将，妄图在这里负隅顽抗，阻止太平军进攻江浙。十九日拂晓，太平军在浓雾中分兵疾进，发起猛烈冲锋，清军一触即溃，张国樑落水毙命，丹阳克复。惊魂未定的和春在清军溃败后逃往常州躲避，希望在此据守。龟缩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用兵两万，但完全不敢同太平军交锋，他“见和春一到，即魂亡胆落，立思逃避”[39]。次日黎明，何桂清与和春竟一同带兵逃出常州。何桂清逃往上海保命，和春在逃至浒墅关时听闻张国樑毙命消息，感到完全绝望，服毒自杀。至此，江南一带清军全部瓦解，溃不成军，残兵败将沿途烧杀抢掠，逃至苏州一带继续龟缩。苏州人民早就对这些满清妖贼恨之入骨，更进而被清妖在苏州杀人放火的强盗行为激怒，主动配合太平军的攻势共同打击清军。六月二日，太平军在苏州百姓的支援下，顺利克复苏州。苏州百姓仍不解恨，主动追击清妖的残兵败将，“苏州百姓要杀怯将溃卒于路，夺其所夺之辎重”[40]，击毙这些强盗土匪，并夺回人民自己的财产。江苏巡抚徐有壬见大势已去，绝望自杀。随后五十多天，太平军先后占领苏南各个重镇，陈玉成联合李侍贤击败张玉良大军，解嘉兴之围。不久之后，李侍贤率大军攻克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绝望自杀，浙江全省解放。清妖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面临这种局面，满清朝野上下发出绝望的哀嚎：“百姓寒心，三军解体，以目前局势而论，断无挽回之理”[41]。
一八六零年九月，江浙战役取得初步胜利后，太平天囯各军将领再次云集天京，准备进行二次西征。会上重申了五月会议中提到的西征计划，结果遭到李秀成的激烈反对。李秀成反对解救安庆，自以为占有江浙两省后便可高枕无忧，要把重心放在经营富裕的“东南形胜之地”上，反对“劳师苦征”，叛徒嘴脸暴露无遗。洪仁玕、陈玉成坚决否定了李秀成的计划，重新确立了沿长江南北两路进军，最后会师武汉的计划，得到了天王的肯定。会议决定，由陈玉成负责带领北路军，自安徽进军湖北，进攻武昌北面；由李秀成率南路军，自江西经湖南岳州，攻武昌西面；并且加派李侍贤、杨辅清两支部队辅助，进攻武昌东面、南面。最后，会议还决定全军于一八六一年四月会师武昌。二次西征是洪仁玕“先东后西”战略的第二步，一旦成功，不仅安庆之围可解，清妖在南中国的统治也将岌岌可危。连曾妖曾国藩看到太平军派出大军二次西征武汉时，都十分忧虑地表示：“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
会议结束后，陈玉成立刻执行计划，将军队从浙江撤回天京，于九月底从天京渡江，沿长江北岸经安徽向湖北方向进攻，“风驰雨骤，昼夜兼行”，一路势如破竹。陈玉成军于一八六一年三月攻克黄州，兵临武汉城下，比计划提前一个月到达。当时武昌城内驻军不满三千，进退无路，远在安徽围攻安庆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得到消息后急得吐血，大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42]。就在武汉即将克复之际，英国参赞巴夏礼立刻跳出来进行阻挠。他一方面威胁太平军，声称要保护大英帝国在华利益，不能放任太平军进攻武汉，否则将影响英国租界安宁与商业往来。另一方面，巴夏礼又造谣欺骗陈玉成说清军尚有力量，而南路军还未到江西，如果此时进攻将受到武汉守军和安徽援军夹击。陈玉成不知敌人虚实，受到蒙骗，一方面派信使回天京向天王请示进退，另一方面继续占领武汉周围城镇，包围武汉。四月下旬，曾国藩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安庆告急，而约定会师的李秀成南路军迟迟未到，陈玉成决定立刻率军回援安庆。
原来，负责南路军的李秀成一开始就对待二次西征态度消极，多次抗命。一八六零年十月初，陈玉成已开拔进入安徽，李秀成竟然还在天京向天王表示不愿参加二次西征，遭到天王的愤怒驳斥。因为李秀成自从在江浙根据地开辟之后，便贪恋江南富庶繁华之地，“扎根”在此，不愿离开。苏州克复后，李秀成就极尽奢侈享受，把苏州当作自己的老窝贼巢加以经营。这个家伙迫不及待地在八月就大兴土木营建忠王府，甚至不以原来的王府为满足，将号称“天下第一园林”的拙政园和附近两家地主的豪宅一并纳入忠王府的扩建范围，“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43]，动用几千名工匠，修筑三年，到苏州沦陷都未建完。李秀成把江浙根据地看作自己的地盘，将太平军将士看作自己的私兵，丝毫不以天囯大局为重，一再拖延出兵日期，贻误战机，对太平天囯革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洪仁玕对此情况气愤不已，写信批评他：“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指出他占领苏杭后一味享受，毫不挂念天京安危，并警告他 “夫长江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44]即是说，长江如同一条长蛇，如果安庆失陷，就等于蛇从中间折断，江南地区也会不保。谁料李秀成读后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固执己见，甚至阴阳怪气地回复洪仁玕说：“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45]这个家伙以敌人强大不可战胜为由，胡说什么时机未到，拒绝出兵，声称以后再说。如此抗命，狂妄之极。实际上，由于李秀成一直招兵买马再加之避战自保，已经发展成三十万的大军，不可能实力不足。但他把部队当作私兵，根本不愿为天囯效力。最后，只是因为“天王严诏颁到”[46]，他才于十一月勉强应命出征，晚了陈玉成一个多月出发。但是李秀成参加西征，完全不关心安庆解围，甚至连原定攻占武汉的计划也不打算完成。李秀成参加西征的目的只是为了沿途劫掠粮饷、招兵买马，尤其是吸收江西、湖南一带的起义群众，壮大自己的个人队伍。他在路上拖拖拉拉，于十二月初抵达安徽黟县，距离曾国藩在祁门的湘军大营只有六十里。那是祁门被太平军四处包围，曾国藩心惊胆颤，每天晚上觉都不睡着，他自称“自移驻祁门，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47]，甚至都写好遗书准备等死了。但是，由于李秀成极端畏敌怕死、保存实力，怕曾国藩有重兵在此，根本无意帮助安庆解围，拒绝按计划进攻湘军大营，竟然把曾国藩从绝路放跑了。李秀成以三十万大军，放跑了曾国藩的残兵败将，堪称是军事史上的奇闻，李秀成再一次对革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一八六一年六月，李秀成终于姗姗来迟，抵达武昌外围，迟到了足足两个月。但是，这时安庆尚未陷落，太平军各部都投入了安庆解围战中，战况十分焦灼，如果李秀成此时以大军进攻武昌，完全足以占领武昌，以解安庆之围。即使不能攻克武昌，也必将牵制湖北一带敌人，迫使包围安庆的敌人撤兵来援。但是，李秀成根本无意顾虑安庆之围，在招揽了鄂南数十万起义群众后，他竟然于七月自动撤围，也不去解救安庆，而是退回江西，进而返回江浙老巢去了！李秀成这样的行为，连敌人都为之震惊。李秀成被捕后，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曾问他当初手握大军，如果进攻湖北，那么清军后方将全部瓦解，安庆之围也不战自解，但为何不战而退。李秀成回答：“兵不足耶”，赵烈文又问：“汝兵何处皆是，何云不足？”[48]李秀成才终于供认了实情，“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49]原来如此！李秀成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经营自己的小圈子上，根本没把安庆的安危放在心上。当时参加西征的太平军各部，除李世贤孤军无援返回浙江外，都在努力投入解救安庆的战斗，唯有李秀成坐视不救。如此一来，不仅安庆之围日益紧张，湖北一带的敌人还腾出手来重新攻占了湖北、湖南、江西各州县，并且派大军增援包围安庆的部队，局势对我军更加不利了。李秀成又一次对革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三河大捷后，太平军一度掌握主动权，并抓住机会发动了二破江南大营和江浙战役，取得极大战果。如果按照洪仁玕的计划继续顺利进行二次西征，那么太平军就能重新控制江西、湖南、湖北、安徽，不仅可解安庆之围，还能掌握主动各个击破清军，彻底打乱清军阵脚，甚至很可能终结了曾国藩的狗命。但是，由于李秀成数次抗命失约，严重破坏了原定战略计划。如此一来，太平军谋划已久，奋战经年，纵横长江两岸的西征战役完全落空，安庆危在旦夕了！
奉旨出师，顶天报国
洪仁玕作为军师总理国政，身兼数职，责任重大，本应留在天京处理政务。但安庆告急，英王陈玉成等在前线陷入苦战，向天京求援。洪仁玕急于挽救天囯危亡，不能安坐在天京不动，同天王商议后，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奉旨出师，预定先到皖南、浙西一带催兵，再亲自率军同陈玉成会合。
实际上，洪仁玕虽然是拜上帝教最早的会员，第一批和洪秀全一起参加太平天囯的革命活动，但由于太平天囯革命初期他未能赶上革命队伍，长期脱离实际的革命斗争，缺乏锻炼。再加之后来寓居香港，受到传教士很大影响，甚至一度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洪仁玕的思想存在脱离革命实际、对洋教士缺乏科学认识、对拜上帝教信仰不坚定等特点。以至于在洪仁玕回京之初，曾经错误地宣传过基督教这种脱离实践、脱离斗争、麻痹人民的反动宗教。但是，洪仁玕毕竟是革命农民的代表，在总理国政之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使他很快认清了基督教的反动性。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洪仁玕彻底抛弃了反动的基督教思想，在更高水平上深刻领会并发展了太平天囯的革命理论，更加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此次奉旨出师对于毫无军事经验的洪仁玕是一场考验和锻炼，也是关系到太平天囯前途命运的大事件。洪仁玕在这项重要任务中尽忠职守、努力奋斗，在破除偶像崇拜、加强军队纪律、团结革命队伍、加强思想斗争、宣传革命道理各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在艰苦斗争中锻炼了自己的思想。此次出师途中，洪仁玕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写下了大量的文章、诗词，收录于《钦定军次实录》中，成为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洪仁玕为了太平天囯的革命事业，坚持思想斗争，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派，最后实践了自己为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的诺言。这给我们证明了思想斗争的重要性。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知识分子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也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彻底革命化，做到永远革命、永不变色。
洪仁玕虽然主持制定了二破江南大营和二次西征的战略计划，但并没有亲自领兵作战的经验，在此次出师之前，天王特别御赐给他金笔等物。关于此事，洪仁玕本人特别重视，在《钦定军次实录》上记述其事说：“本军师洪忝列宗潢，荷蒙真圣主暨救世幼主恩遇之隆，赐以金笔龙袍靴帽出师。”[50]在这些东西中，御赐金笔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洪仁玕是首次带兵，天王鼓励为他而赐予金笔，含有“文武兼责”之意，希望他既能整顿天囯政务，又能统帅天兵，成为太平天囯的中流砥柱，体现了天王对他的信赖和重用。因此，洪仁玕特别写诗两首纪念此事：
其一
一枝卓立似干戈，横扫千军阵若何？鏖罢文场书露布，饱离墨海奏凯歌。
龙跳虎伏归毫底，鱼跃鸢飞入兴么。幸我毕生随宝手，古今天地任搜罗。
其二
笔尖犀利甚干戈，挥洒从心任欲何？怒则生嫌悲则叹，乐时陶咏喜时歌。
可参造化宣精奥，悉载情形恰肖么。任尔豪强穿铁砚，天公注定妄张罗。[51]
这两首诗围绕着“金笔”这个意象，实际上展开叙述革命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统一性，突出强调“文武合一”，体现革命英雄 “撰文则足以辅国，奋武则足以诛妖”[52]的气魄。这两首诗均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结合的典范，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在政治性方面，金笔是革命权威的象征，暗示着天王交托给洪仁玕的使命：既要整顿纲纪、搞好思想斗争（文），又要催兵整军、会师陈玉成以解围安庆（武）。在艺术性方面：两首皆为七言律诗，押歌部韵（何／歌／么／罗），对仗严整、用典精辟，用语简洁有力又不失艺术水平，以“金笔—干戈”的比喻总领全篇，构成一物两用的象征：金笔，既是思想武器也是军事武器。其一，从文到武，抒发了洪仁玕投笔从戎，立志率军在战场上诛灭清妖、杀贼报国的强烈愿望和洪仁玕对太平天囯军事斗争必胜的信心。其二，从武到文，突出了理论斗争的重要性，以豪迈的气概宣布任何清朝的牛鬼蛇神都挡不住太平天囯革命思想的进攻。
洪仁玕在这次前往皖南、浙西一带催兵途中，深感旧文化、旧习俗顽固势力的猖獗，为了宣传太平天囯革命道理，破除各地反动儒教思想，进行了大量理论创作工作。“干王奉旨催兵，所过郡县乡镇，多有妖习未除、妖形未化。”“我干王不禁触目惊心，思急有以挽救之，每于军次行府信笔挥写”“以严辨是非得失”[53]。洪仁玕在出征途中，屡次在驻地挥笔著作诗词、诏谕、论文以及誊写洪秀全诗词文章，希望以此教育人民，移风易俗。前文提及的《禁拜坭木偶像》诗，就是洪仁玕在此次行军途中所作。此外，针对当时太平军中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倾向泛滥的情况，洪仁玕对个别干部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让他们放弃发展个人地盘的山头思想，为革命尽忠，为天囯效力。洪仁玕曾在出师途中写诗三首赠给太平军将领方永年，让他慎重选拔人才，并保持高风亮节，鼓励他为天囯革命事业效力。
谕复敞天燕方永年诗（其一）[54]
英姿磊落是贤豪，招纳还期道义高。愧我性疏无礼让，事功仍耻及萧曹。
自古名人姓字标，岂关逞智负贤劳。顶天报国存公道，便是才谋德最高。
在本诗的首联，洪仁玕赞美了理想中的革命英雄，既要有磊落的英姿和气概，更要有广纳同志的胸怀和高尚的革命道义。这既是自我鞭策，也是对革命队伍的要求。这是针对当时太平天囯内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而提出的，革命干部必须以革命大义为本。在颔联，洪仁玕自谦性格疏直，不懂圆滑世故、“礼让”周旋。但他并不以此为耻，相反，他表示耻于效仿汉代的萧何、曹参这些为封建王朝出谋划策的功臣，突出了洪仁玕鲜明的革命立场：不为封建君主制效劳，而是要为“太平一统光世界”的天囯尽忠。在本诗的颈联，洪仁玕指斥历代所谓的“名人”，不过是依附封建皇权、靠权术逞智、压榨贤者而得名。他在这里揭露了封建官僚“名臣”的反动本质，指出这种建立在剥削制度上的“功名”不值一提。最后一联是全诗的核心，“顶天报国”就是誓死捍卫太平天囯革命的理想；“公道”则是太平天囯的根本原则——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仁玕认为，衡量一个人的才华、谋略、德行的最高标准，不在于个人地位与虚名，而在于是否坚守“公道”，是否将革命原则贯彻到底。
除了告谕军民、激励干部和宣传天王革命思想以外，洪仁玕经常自表心迹吐露心声，一方面借以勉励自己，另一方面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坚持革命斗争的精神面貌鼓舞全军将士。面对当时清妖四面围攻，太平天囯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洪仁玕坚定地表示要和天囯共存亡，“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55]。洪仁玕还多次强调太平天囯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以及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他首先愤怒地指出 “鞑妖每岁剥中囯脂膏数百万”，“每岁耗费鸦片烟土银几千万”，“而我中囯花（华）民动以贫困”。[56]清王朝的残酷盘剥奢侈享受，结果导致了中国人民的贫困。洪仁玕认为，身为一个自豪的中国人，唤起人民奋起反抗，率领天囯将士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是自己的责任，说 ：“本军师即毫无知识，岂肯历次苦征？诚以生长中邦，义有所不容辞者，故每多感激自奋之语也”[57]。
洪仁玕在一篇諠谕太平天囯全国全军人民、官员、将士的文告中再次表明 “本军师十载风尘，深识妖邪诡弊。五湖阅览，洞知黎民艰辛。” 即是说，他十几年游历各地，深刻认识到清朝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走遍天下，感到人民生活艰难困苦，无以聊生。为了革命大业 “愿效愚忠于天囯，不惮涉水登山”，不畏千难万险，也要效忠天囯事业； “急欲载阳献曝”，迫切地要发挥自己的智慧，为天囯做一点微小的贡献。最后，洪仁玕耐心地敬告诸位太平天囯军民干部 “切宜自爱，以副天父天兄之仁；更当协力，以慰圣主苍生之望。” 要洁身自好，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无愧于革命事业；更应该团结一致为天囯效力，才能不负天王和人民的期望。[58]
洪仁玕为了肃清当时在革命队伍中不断滋长的“政权到手，革命到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贪图安逸生活、追求奢侈享受的到站下车思想，再次强调要坚持思想斗争，号召太平天囯将士们要克服诱惑，保持革命本色，还为此写了一篇《克敌诱惑论》。首先，洪仁玕指出私心邪念是封建社会制度导致的， “孩童先学恶言，父母喜其启口；少壮肆其恶意，乡井称之曰能。” 每个人自出生以来就受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熏陶，孩子们从小就被反动儒教思想灌输，开口就是什么“三纲者，君臣也，父子亲，夫妇顺”，闭口就是什么“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59]，父母不反对这些歪理邪说，还为孩子张口就念儒经而感到高兴。长大成人之后，儒教那套世故圆滑、虚伪奸诈的作风就更加厉害，结果街坊邻居却夸这样的人能干。整个社会风气糜烂不堪，正直的人被认为是傻瓜，圆滑奸诈的人被四处称道，私有观念大行其道，致使“无处不是诱惑之境，无时不生诱惑之心”。接着，洪仁玕强调了树立革命信仰和坚持思想斗争的重要性，他说 “心无主则诱惑能摇”，人的心中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就会被诱惑动摇，继则 “欲为物诱，天良日剥而日亏；惑念一萌，私欲愈煽而愈炽”，最后堕落到 “良心灭绝于内”“物欲锢结于心” 的严重地步。所以，要推翻清朝统治，达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抵制诱惑、战胜私欲，坚持思想斗争，做到 “防意如防城，胜惑即胜敌”。[60]最后，洪仁玕盛赞能够克服诱惑、战胜私心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能克诱惑者便是英豪，岂有英豪而不能克敌者哉？” 洪仁玕在他主持编写的《劝诫士子五要》里也特别强调 “坚心耐草以气节自重”，“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始可以坚耐到底”[61]，知识分子的骨气就体现在能经得起考验，顶得住诱惑，永不变色、永远革命。 “事之顺逆不可知，遇之穷通不可必，处安乐甚易，处忧患甚难，正惟能处忧患，乃足以见士之德，乃足以彰士之才。”[62]
百折不回，至死不变
1861年4月下旬，洪仁玕完成催兵的任务，从天京出发火速赶往安庆方向参加前线战斗，支援安庆解围战。这时，英王陈玉成也因为李秀成失约和安庆告急，被迫从湖北回师援救安庆，率大军驻扎在位于安庆北面不远的集贤关。洪仁玕和章王林绍璋率领两万大军南下准备同陈玉成会师，但受到清军重兵阻隔，暂时失利。在情况如此危机之下，陈玉成解救安庆心切，留下刘玱琳等四千精锐镇守集贤关，亲率大军北上突围同洪仁玕、林绍璋会师。当时因为清军已经包围了安庆将近一年时间，已经筑起深沟高垒，并攻陷安庆周围各城镇，集贤关是当时太平军援救安庆的唯一通路，对于太平军来说十分重要。镇守此处的靖东主将刘玱琳是英王手下最勇猛的部将，他和手下一千名精锐都是从金田起义开始就追随天囯的广西“老兄弟”，对天囯忠心耿耿，作战勇敢、从不退缩，战斗力十分强悍。
狡猾的清军侦察到这个动向之后，就决定飞调各方面大军会合围攻集贤关，其中以号称湘军王牌的鲍超部的六千人为主，总数达到一万余人，妄图消灭太平军最精锐的部队。曾国藩害怕太平军的战斗力，即使在兵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敢命令湘军发起进攻，于是就采用了招降的毒计，结果遭到了刘玱琳的坚决拒绝。一万多名湘军围困集贤关，断绝了太平军的粮食和水源，趁太平军困难时机对第二、三、四垒发起猛攻，三千多名将士全部牺牲，刘玱琳部陷入了彻底孤立无援的境地。接着，湘军动用了从洋主子那里讨来的新式火炮，对刘玱琳部镇守的第一垒进行猛烈轰击，将营垒轰开了缺口。但是，刘玱琳决心血战到底，率领将士们从缺口处冲出和湘军展开激战。一千名太平军将士面对一万余名湘军毫无退意，个个以一当十，杀得清军抱头鼠窜，阵斩清军副将苏文彪，并击毙清军三千余人。但是，刘玱琳部寡不敌众，在清军断绝粮食的情况下困守了二十多天，“营中又无火药砲子，粮米亦无”[63]。刘玱琳只好率领剩下的将士们突围，结果到了马踏石一带，因河水暴涨难以渡江，被清军水师拦截和陆军追击，再加上炮火的轰炸，最终战败，七百多名将士全部壮烈殉难。之后，菱湖南北两岸的营垒也被清军攻陷。如此一来，太平军援助安庆的陆上、水上要路彻底断绝。
去年（一八六零年），清政府和英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从此以后，洋鬼子便开始撕下“中立”的假面，开始协助清妖镇压太平天囯革命，在之后的上海战役中派出洋枪队攻击太平军。当年（一八六一）七月，满贼清妖的头目爱新觉罗·奕詝（咸丰）于热河暴毙，清朝进入了所谓顾命八大臣摄政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两个政权对立局面，前者代表地主阶级顽固派，后者代表大地主大买办洋务派。并且随着去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以及太平军同清朝斗争的白热化，买办派势力日益抬头，反动清政府日益准备同外国侵略者合流。同年十一月，叶赫那拉氏（慈禧）发动北京政变，杀死载垣、端华、肃顺，消灭了顾命八大臣政治集团，夺取政权，洋务派上台。此后，反动清政府就确立了所谓“借师助剿”的方针，无耻地引进外国侵略者来镇压太平天囯革命。面对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太平天囯的形势越来越危急了！
但是，“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64]，任何艰难险阻也无法吓倒太平军将士。陈玉成同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后，就动员了全部兵力进攻安庆外围各城镇，同清军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战，杀伤了大量敌人，太平军也损失惨重。洪仁玕在前线也亲自参加了战斗，配合友军奋勇杀敌。但是，因为天囯发生重要外交事件，需要洪仁玕亲自交涉，于是只好从前线赶回天京。干王离开后，陈玉成会合辅王杨辅清，于八月再次出动全部兵力猛攻清军阵地，终于在八月下旬打败清军，再次夺回集贤关，筑起四十余座堡垒，取得了重大胜利。攻克集贤关的次日，即八月二十五日，陈玉成和杨辅清再次亲上前线带领太平军全军出击，从敌人后方进攻包围安庆的湘军长壕。八月二十七日，战况空前激烈，陈玉成和杨辅清在前线指挥战士带着草束冲锋，大军冒着枪林弹雨一边突破湘军阵地一边用草束充填壕沟，顷刻间就填满了湘军长壕，并突破了敌人第一道防线。湘军贼首曾国荃急得跳脚，亲自赤膊上阵，擂鼓督战，并集中所有洋枪洋炮对太平军进行狂轰滥炸。陈玉成率太平军猛攻清军长壕，清妖利用武器上的优势，对我军不停开炮，造成极大杀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军战士们依然前仆后继，跨过战友们的尸体冒死冲锋。陈玉成率军激战整整一昼夜，太平军发起了十二次猛攻，一直达到安庆城下，叶芸来也率领守军出城配合夹击湘军。但是，由于敌军堡垒坚固，又有大量洋枪洋炮，太平军伤亡惨重，一日牺牲三千余人，始终未能攻破清军防线，只能被迫停止进攻。这次解围失败后，安庆遭到清军的严密封锁，城中将士弹尽粮绝，只能用干草充饥，许多战士饿倒了，还要爬起来坚持战斗。
9月5日，狡猾的曾国荃趁城中守军粮绝和城外太平军失利不能支援的时机，向安庆城发起总攻，并引爆事先挖好的地道里的火药，炸塌了安庆一段数十丈的城墙。吴定彩率领将士们冲到缺口处死守，众寡不敌，全部壮烈牺牲。凶恶的满贼大军攻进城内后，饿晕的将士们在叶芸来的带领下奋起还击，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全军两万多人为革命奋战到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全部壮烈牺牲。反动的湘军匪帮攻占安庆后，实行极端野蛮的三光政策，将所有财富抢劫一空，并杀害四万余名平民，劫掠奸淫一万多名妇女，犯下了空前严重的战争罪行！
在安庆保卫战中，太平军在形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坚持奋战一年多，对敌人造成了重大杀伤，但终因李秀成部坐视不救而寡不敌众，最后失败。这次战役的失败，使西线战场上的太平军精锐尽丧，西线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安庆失守，整个安徽战场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危局。安庆失守后不久，安徽根据地各城镇接连失守，天京暴露于敌人的重兵威胁之中，情势更加危急。洪仁玕得知安庆沦陷的消息后十分悲痛，说：“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65]
这次安庆保卫战的失败，完全是叛徒李秀成导致的。李秀成参加二次西征迟到了两个月，到达之后又不进攻武汉而是撤兵回浙，不仅使西征计划落空，还使敌军得以从湖北方向派出重兵支援包围安庆的湘军。在安庆保卫战最激烈的关头，英王陈玉成等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四援安庆，几乎西线太平军全部投入战斗，损伤过半。但该死的叛徒李秀成坐拥五十万大军拒绝出兵支援，而是只顾发展江浙一带的个人地盘，起了外部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叛徒李秀成欠下了安庆军民一笔血债！
安庆失陷后，英王陈玉成只好退守庐州一带，打算在此守住安徽根据地，继续守卫天京的北方。为了支援天京，防止安徽沦陷后陷入被动局面，英王派出了手下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北上会合捻军，在华北和西北一带发展根据地和军队，一方面从后方打击清军，一方面支援天囯，准备时刻收复安庆。而英王只留下四千兵马自己坐镇庐州，防御清军的同时攻略皖北，继续发展安徽根据地，并准备取粮支援天京。但是，无奈清妖军队数量太多，英王苦守了三个月，最终弹尽粮绝，又无援兵接应，只好弃城突围。但是，寿州团练苗沛霖用阴谋手段，骗取英王进入寿州城诱捕，献给清妖头目胜保。英王被捕后，苗沛霖不敢来见，派侄子苗景开来劝降，被英王严词痛斥：“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看你如何发落！” 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英王极端鄙视那些贪生怕死的家伙，他自己虽被敌人俘虏，但丝毫不失天囯大将风采。据《被俘纪略》记载：“苗将英王送与胜保。宫保（胜保）坐于营帐之中，旗帜枪炮排列森严，叫英王陈玉成上来。英王上去，左右叫跪，英王大骂云：‘尔胜小孩，在妖朝不过是第一奸臣庸才！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你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鼠窜，我叫饶你一条性命。我怎配跪尔？好不自重的物件！’” 胜保被骂后陷入沉默，接着令手下解开绳索，将英王请入上座，妄图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劝降。英王见状大骂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66]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真是气贯长虹，光照日月！英王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始终毫不动摇，坚持了农民革命领袖的英雄本色。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太平天囯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时年二十六岁。
英王以自己的赤胆忠心和英雄气概，熏陶了一批立场坚定、终于革命的干部。他的部下几乎没有出过叛徒，全都为太平天囯革命尽节。如刘玱琳、吴定彩、叶芸来等，都在安庆保卫战中血战到底，壮烈牺牲。英王牺牲后，部将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得隆也都拒绝投降，英勇就义。之后，英王的旧部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祜王曾成春也都坚持继续革命，转战南北，最后全部牺牲，无一投降。这同叛徒李秀成手下出现大批投降变节的叛徒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英王陈玉成的牺牲，是太平天囯革命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死，使天囯不仅失去了一名最优秀的军事将领，还大大地削弱了革命派的力量，使干王在之后同李秀成叛徒集团的政治斗争中落入下风。英王牺牲后，洪仁玕沉痛地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67]。
英王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的势力开始坐大，江浙一带完全成了李秀成的个人地盘。他阴谋逐渐篡夺太平天囯的军政大权，使天囯江山变色。李秀成尽管出身贫农，很早就参加了太平天囯革命，但个人发家思想极其严重，汲汲营营于功名利禄，热衷于搞假仁假义的孔孟之道。太平军突围永安后，还是普通士兵的李秀成就私藏孔孟妖书，“辄于枕戈时讽诵之”[68]，在睡觉前也要放在身边日夜翻看。被查获后，按照太平天囯革命纪律应当处斩，但当时领军的石达开不仅没有处罚李秀成，还十分欣赏重用他，将他提升为手下部将。他在一八六零年占据苏州后，在江浙一带形成实际割据势力，更是大肆复辟封建制度，把自己的老巢经营成“国中之国”。他公然在自己的“忠王府”里悬挂“中国经书的道德格言”[69]，放任治下的封建士大夫四处乱窜，散布孔孟妖经。他本人在爬上忠王宝座后更是日益狂妄自大，公开宣扬什么狗屁“仁政”和“三纲五常”，胡说什么“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当世之急务”[70]，反对太平天囯的革命农民阶级专政，要对地主施以仁爱。对于李秀成的这种反动言论，洪仁玕进行了义正言辞的驳斥，指出太平天囯和满贼清妖的斗争是 “生死存亡之大战斗。”“咸丰的军队对于我们并无丝毫恻隐慈悲之心，……我们亦不能以仁爱给他们。”[71]但李秀成根本不以为意，丝毫不遵从太平天囯的革命纪律，对于干王亲自编著的大量革命书籍也“皆不屑看”[72]。
李秀成搞独立王国，在自己的封地里大搞倒行逆施之举，全面复辟封建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他公开反对太平天囯规定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天朝则例》，给地主恶霸颁发田凭，准许他们和过去一样“取租办赋”，甚至还对进行抗阻斗争的农民实行反动的地主阶级专政，派出乡兵弹压，叫嚷农民必须“还租”，否则“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地主对此兴高采烈地狂呼：“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在李秀成的封地里，竟然出现了地主嚣张跋扈甚于满清统治区的情况。李秀成所谓的“仁政爱民”，到底爱的是哪个阶级的“民”，可谓是一清二楚了。在政治上，他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清朝官吏百般优待，对于地方土豪劣绅也大加提拔。攻克杭州时，他骑马飞奔进城去谕令保护满清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当他发现王有龄已经自杀时，便如丧考妣一般，立即下令将之厚葬，并派专人送回原籍安放。难怪江南地主无不对李秀成感激涕零，为他歌功颂德，甚至还搞出了什么“军民颂德无涯，黎庶歌功无尽”的报恩牌坊。李秀成还在杭州设立“招贤馆”，专门吸收满清文武官员，给予优待；另一方面，他又号召“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73]，吸收了大量富豪地主。一时之间，江浙根据地成了李秀成主持下的地主贼窟。在文化教育上，他一面大办封建学校，一面推行八股考试，用儒教来重新污染太平天囯革命队伍。李秀成派出自己的爪牙，在江浙四处举行封建科举考试，公然以“四书五经”为题，吸收大量反动地主乡绅做官。他的心腹钱桂仁甚至以太平天囯的“讲道理”为名，大肆在各乡镇宣扬三纲五常之说，并且借此严酷压榨农民，令农民将地租“每亩赋役折价二千零六十文。农民何力完办？到麦熟有未清者……当堂行杖。”[74]李秀成还容许封建士大夫在封地内“开塾”“设砚”，恢复封建学校。但对太平军将士焚孔庙、禁儒学的革命行为却强加镇压。某次，他竟将毁去苏州木渎镇庙宇的太平军将士“骈斩四十余人”[75]，完全是一副地主阶级刽子手的脸孔！在军事上，李秀成不仅屡次抗命，还有意纵容叛徒分子向满清投降，甚至还支持投降派挑动内斗，打压革命派。一八五九年，陈玉成同投降派韦俊在天京发生了冲突，李秀成竟然派兵帮韦俊残杀了陈玉成部的革命将士数千人！[76]此后不久，韦俊就投降了满清，并改名为韦志俊，在安庆战役中卖力进攻太平军，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嘉奖。
为什么李秀成这样的叛徒分子可以在太平天囯内部大行其道？我们不能抱着历史唯心主义和先验论的思想，认为除掉一个李秀成就可以完事。实际上，太平天囯革命队伍内部不断滋生妄图复辟封建主义的叛徒分子，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反映。农民虽然长期受到地主压迫，存在较强的反抗精神和追求平等民主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由于分散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他们狭隘的私有观念和难以克服的涣散性。这些私有观念和涣散性又和地域观念、宗法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破坏革命团结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特别是随着革命的顺利发展，一些动摇分子私欲野心膨胀，开始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再加上地主阶级文化的腐蚀，是他们迅速蜕变成了日益热衷于搞山头分裂的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在太平天囯革命中也不乏洪仁玕、陈玉成这样始终坚持农民革命，拒绝诱惑腐蚀的革命派。对于李秀成这样的腐化分子，革命派也采取了一定手段。天王屡次召见李秀成，面斥其不忠。并借幼主洪天贵福的名义发布诏书，称“玕叔总理，仍如前也”，加强革命派洪仁玕的力量。但由于农民阶级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无法认识到两种世界观对立斗争的阶级根源、实践根源和历史根源，不能采取共产党那样的整风运动来清除队伍内部的腐化分子和歪风邪气，更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下而上地彻底暴露黑暗面的继续革命运动，所以始终不能阻止内部阶级异己分子的不断产生。农民革命英雄们具有朴素的革命情绪和强烈的忠诚心，但对于思想上的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对于革命同志的团结方法也往往采用了封建宗法制的外衣，互相称之以兄弟叔侄，掩盖了阶级矛盾，给了李秀成那样的走封派以可趁之机。于是，大批将领沿着李秀成相同的路线堕落下去，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严重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使革命蒙受了很大损失。
安庆失陷后，清妖和洋鬼子从两面夹击太平天囯。在西线，曾国藩率湘军大军渡江包围天京；在东线，洋枪队联合清军进攻苏、常、上海。在这个紧要关头，天王洪秀全急诏李秀成率军回援天京，趁曾国藩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但李秀成一方面贪恋苏州繁华，一方面畏战不前，竟然主张什么等两年再打，完全配合了曾国藩“先守后战，脚跟站定”的战略意图。天王怒不可遏，派专使传令斥责李秀成“不忠”，警告他 “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才被迫决定回援，但这个家伙又重演了二次西征时的戏码，从六月拖到九月中旬才出发，十月中旬才抵达天京外围参加战斗，这时湘军已包围了天京五个月，阵地十分坚固，易守难攻。当时太平军全军出动和湘军激战，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战况十分胶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李秀成竟然因为自己的封地苏州遭到清军进攻，于十一月下旬撤兵返回苏州，导致第一次天京解围战失败。该死的叛徒李秀成又犯下了滔天罪行！正面强攻失利，天王决定再次施展围魏救赵之策，令李秀成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也就是渡江北上，南攻安徽、湖北，使敌人后方空虚，并切断湘军补给线，一举歼灭湘军。但是，李秀成为了保住自己的个人地盘，又拖拖拉拉，十二月初派一小部分部队渡江，而自己率领的大军三月才开始渡江，又迟到了四个月。这时，曾国藩早已破解了太平军的战略计划，派重兵在皖北层层设防。李秀成稍微经过几次战斗，就放弃了大有可为的局势，又南下回救他的苏、杭老家去了！终于导致天京解围战功败垂成。另一方面，在李秀成的大肆纵容下，他的部将纷纷叛变投敌，常熟熊万荃举城向清军投降，苏州郜永宽等八叛将杀害慕王谭绍光向清军投降。太平天囯的江浙根据地也土崩瓦解。
至此，天京之围已经陷入了难以挽回的局面。叛徒李秀成多次劝说天王放弃天京逃跑，一方面这个叛徒可以避战保全自己的狗命，另一方面也方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万一之时还可以出卖天王保全自己。但天王严词拒绝了李秀成的“建议”，还亲自下了一封《斥李秀成畏敌怕死》诏，称“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囯独一真王，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于尔干”[77]。体现了洪秀全作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精神。一八六三年，天京之围日益危急，天王赐封洪仁玕为顾命大臣，嘱托他辅助幼主，继续为天囯革命事业尽忠效力。干王奉诏后，百感交集、惶恐流涕，自称恐负遗托，但尽全力顶天报国，随时准备以身殉国。十一月，洪仁玕奉命出师浙北一带催兵解围，但大多数将领以军中无粮为由“拒不应命”，实际上是观望形势，保存实力，使 “京粮益缺，而京困益无所恃”[78]。
“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79]早在安庆失陷后，天王就已经做好准备，下令 “各多备甜露（野草），每家呈缴十担收入仓中”，做好了长期抗战的物质准备。在天京被围的最紧要关头，天王下令打开仓库，将干草分给全体军民，自己带头吃干草充饥，激励全城军民继续战斗。四月，江浙城镇几乎全部沦陷，清军调集大军加紧围攻天京。但太平军将士军民依然全力死守，武器打坏了就拿起扁担、木棍抗击清军，使清军始终不能攻破天京。
就在这个时候，最大的不幸发生了。天王洪秀全因长期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身患重病。临终前，他依然嘱托幼天王和众将士们要坚守天京，相信革命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六月一日，太平天囯革命的伟大领袖天王洪秀全与世长辞，这是太平天囯革命最大的损失。七月十九日，清军又故技重施，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二十余丈，反革命土匪们从缺口涌入天京。但是，英雄的太平军革命将士们，抱着同清妖势不两立的决心，高喊着 “弗留半片布与妖享用” 的口号，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宁可全部战死，也不向敌人投降，最后全部牺牲。太平天囯屹立了十一年之久的革命首都，最后沦陷。
天京陷落前，叛徒李秀成就偷偷打开天京城门，放走十几万人去城外曾国荃处投降。天京失陷后，李秀成的军队溃败，四处逃窜。但这个该死的叛徒，在逃亡的时候依然不忘带着自己一大包的金银珠宝，戴着自己的王爷金冠，导致在途中被地方的乡勇团练认定是太平天囯的王爷，擒获扭送清军曾国藩大帐。被敌军俘虏后，李秀成丧失了所有气节，像哈巴狗一样对敌人摇尾乞怜，妄图活命，写下了诋毁天囯、吹捧敌人的反革命自白书——《李秀成自供》。他在《自述》的开头就无耻地表现处一个卑躬屈膝的狗奴才嘴脸，说什么“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既然对曾国荃的刑讯感激备至，还要交代机密以“报恩”，无耻地说什么如此便能“欢乐归阴”。接着，他在自述中疯狂地吹捧清朝，诋毁太平天囯革命。说什么曾国藩是“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说曾国荃是“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救世之人”，还一口一个“中堂”、“九帅”，一点脸皮也不要了。继而咒骂太平天囯革命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不良之义”，“害民害众”，污蔑天王洪秀全是“不修德政”，“不以军民为念”，“用人不专”。更恶毒的是，这个叛徒为了换取活命，还向曾妖建言献策，在他的自白书里写下了“天朝十误”和“招降十要”，总结了太平天囯十个方面的弱点，并提出了十条瓦解太平天囯的计策。不过，这个叛徒绞尽脑汁，也没能救得自己的性命，曾国藩看了他的自白书后赞赏有加，特别向清朝申请免予他凌迟处死，而是下令斩首示众。一八六四年八月七日，这个叛徒终于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另一方面，天京陷落时，干王洪仁玕仍在湖州一带催兵准备解天京之围。得到天京失陷的消息后，他率军跑去迎接流离失散的幼天王，并带着幼天王继续转战南北，希望突破清军的包围圈。因为势单力孤，洪仁玕原本打算到江西建昌、抚州一带和拥有二十万大军的李世贤会合。但在赶往江西后，李世贤大军已经南下转移到广东一带，于是洪仁玕等陷入了清军的重重包围中。十月九日，洪仁玕等在江西石城一带遭敌军夜袭不幸被俘。洪仁玕被俘后，敌人对他软硬兼施，时而诱之以高官厚禄，时而进行严刑拷打的折磨，但洪仁玕始终坚贞不屈，未向敌人投降。洪仁玕大骂当时刑讯他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宋代的汉奸张弘范，自比为民族英雄文天祥，说 “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80]清妖妄图故技重施，让洪仁玕写下自述书，希望借以了解太平天囯军政情况，并瓦解军心。洪仁玕利用这个机会，写下了洋洋几万字的自述书，愤怒驳斥了叛徒李秀成的污蔑，并记述了大量的洪秀全早期升天受命，下凡作主之后领导革命的英雄事迹。另外，洪仁玕还总结了太平天囯失败的一大原因， “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 [81]指出洋鬼子是 “伪托友好，暗助满妖”，以血的教训得出了正确结论，认清了洋鬼子侵略者的真面目。洪仁玕没有辜负天王对他“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的期望，以实践证明了自己“捐躯殉国”的诺言。临刑前，洪仁玕依然怀着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鞑妖禽兽行，居心残贫残，离间我骨肉，耗尽我财源。千秋暨万代，此仇铭心间。
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囯祚虽斩，光复待他年！[82]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太平天囯的革命英雄干王洪仁玕从容就义，时年四十三岁。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83] 洪仁玕是有其缺点的，但他抱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和热爱人民、忠于革命的精神奋斗到底，努力探索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始终保持了一个农民革命家应有的气节与立场，表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骨气，同李秀成一类叛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太平天囯革命最终失败，并不是因为缺乏英雄，而是因为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农民革命英雄们在斗争中能够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但他们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缺乏彻底清除内部腐化分子的思想武器，所以革命成果终究被篡夺、被出卖。太平天囯从胜利走向失败，从光辉走向覆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然而，太平天囯烈士们的血并没有白流。他们用鲜血唤醒了亿万劳动人民的斗志，他们揭开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序幕，他们以血的教训启发了后来的先进分子，让人们懂得只有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能真正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太平天囯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最高峰。它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烈士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来的革命者。
洪仁玕留给后人的绝命诗是具有深刻政治历史意义的，“天囯祚虽斩，光复待他年！” 他以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预言了未来革命的胜利。果然，在他就义后几十年，新的革命洪流在中国大地上兴起，无产阶级和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终于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光明大道。
今天，我们缅怀洪仁玕，就不能只停留在对他的赞美，而必须继承他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更要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局限，走出一条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只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彻底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确保革命的最终胜利。
[①]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囯起义记》。
[③] 洪仁玕：《香港饯别》，《钦定军次实录》。
[④] 李秀成这个叛徒就曾因在太平军中偷读孔孟妖书被抓，判以“大辟”（斩首），但未行刑，之后便受到石达开赏识，提拔为主将。李秀成呼应石达开的反动复辟路线，企图和石达开勾结。李秀成在天京事变后发展个人势力，坐大成独霸地方的军阀，曾向洪秀全“谏言”：“定制恤民”，“依古制而惠四方”，“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李秀成劝洪秀全改弦易辙，搞封建主义复辟，恢复封建等级制，优待地主阶级，并重新启用搞分裂主义的叛徒石达开！
[⑤] 李秀成：《李秀成自述》。
[⑥] 洪秀全：《封干王诏》。
[⑦] 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囯英王，太平天囯重要军事将领，太平天囯革命政权后期的支柱。陈玉成出身于贫苦农民，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在童子军制度的锻炼下，从小就接受革命教育熏陶，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自参加革命开始，屡立战功，几乎参加了太平天囯所有重要战役，并亲自指挥了太平天囯后期重要战役。他十七岁就出奇策，只用五百人攻破武昌城，后来又在九江保卫战、镇江解围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来追击清江苏巡抚吉杭阿并击毙之。陈玉成后来在二破江北大营过程中大败清妖胜保、德兴阿、温绍原各军，踏平江北大营，收复安徽各城，并杀敌无数。陈玉成在三河大捷中击毙湘军中所谓“勇冠诸军”的悍将李续宾，击毙曾国藩弟曾国华和文武官员四百余人，使所谓清妖精锐“一旦丧尽”。后来，陈玉成又率大军二破江南大营，进军苏杭占领长江下游，给清妖造成极大杀伤。为了保全大局，解安庆之围，陈玉成又星夜就道进行二次西征，提前一个月到达武汉附近，但因李秀成只顾发展地盘、私兵，拒不配合西征而失败。二次西征不成后，陈玉成又为解救安庆之围在前线浴血拼杀，但又因为李秀成坐视不救，导致未能成功。安庆沦陷后，陈玉成为了保全屛卫天京的安徽省，独自留守庐州，派手下陈得才、赖文光北上配合捻军打击清军后方，发展北方根据地。结果因势单力孤，无法守城，决定弃城突围，结果被贼人苗沛霖欺骗，遭到清妖诱捕。陈玉成被俘后，依旧英勇不屈，在胜保的威逼利诱下毫无惧色，痛骂其无能，“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并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矣，何饶舌耳！”使敌人惊魂落魄。最终，慷慨就义于河南延津，时年二十六岁。陈玉成的一生是光辉的英雄的一生，他深受天王洪秀全信赖，和干王关系很好，与干王共同反对李秀成的分裂主义叛徒路线，为太平天囯立下了汗马功劳。
[⑧] 诸葛亮：《前出师表》。
[⑨] 洪仁玕：《资政新篇》。
[⑩] 洪仁玕：《资政新篇》。
[⑪] 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
[⑫] 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干王洪宝制》。
[⑬] 洪仁玕：《资政新篇》。
[⑭] 本段全部引用出处——洪仁玕：《资政新篇》。
[⑮] 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干王洪宝制》。
[⑯] 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干王洪宝制》。
[⑰] 洪仁玕：《天朝则例》。
[⑱] 本段全部引用出处——洪仁玕：《资政新篇》。
[⑲] 本段全部引用出处——洪仁玕：《资政新篇》。
[⑳] 本段全部引用出处——洪仁玕：《资政新篇》。
[2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2] 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
[23] 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
[24] 本段全部引用出处——洪仁玕：《资政新篇》。
[25] 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
[26] 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
[27] 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
[28] 洪仁玕：《禁拜坭木偶像》，《钦定军次实录》。
[29] 洪仁玕：《諠谕读书士子》。
[30] 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
[31] 洪仁玕：《论覆敞天燕方永年诗》，《钦定军次实录》。
[32] 洪仁玕：《兵要四则》，《干王洪宝制》。
[33] 洪仁玕：《谕兵》，《钦定军次实录》。
[34] 洪仁玕：《兵要四则》，《干王洪宝制》。
[35]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36]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37] 肖盛远：《粤匪纪略》。
[38]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39] 徐有壬：《剿平粤匪方略》
[40] 许瑶光：《谈浙》。
[41] 许瑶光：《谈浙》。
[42] 胡林翼：《复左京卿》。
[43] 姚济：《小沧桑记》
[44]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45]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46] 李秀成：《李秀成自供》。
[47] 曾国藩：《致吴竹如》。
[48]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
[49] 李秀成：《李秀成自供》。
[50] 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
[51] 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
[52] 洪仁玕：《钦定士阶条例》。
[53] 干殿（指干王的官府属下）汪吉人、汪兰坦等：《钦定军次实录》序。
[54] 洪仁玕：《谕复敞天燕方永年诗三首》，《钦定军次实录》。这里只节选了第一首。标题的“谕”是文体，是洪仁玕作为长官给下属的命令；“复”是回复的意思；“敞天燕”是爵位。全诗大意：英武坦荡者，方堪称革命贤豪；延揽同志，更要以公道为最高准绳。我自知性格疏直不懂礼让，不愿以封建旧朝“萧曹之功”为尺度自矜。自古许多所谓名人，不过姓名标榜；真正的名与功，不在权术逞能，更不可压负贤者之劳。唯有顶天立地、报效太平天囯、坚守人人平等之公道，才算是才、谋、德的最高标准。
[55] 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干王洪宝制》。
[56] 洪仁玕：《论鞑妖耗中囯财》，《钦定军次实录》。
[57] 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
[58] 洪仁玕：《諠谕京都内外大小官员兵士人等》，《干王洪宝制》。“献曝”，出自于一个古代宋国故事的典故。东周时期宋国一个农民冬天在农田里干活，受到阳光照射感到温暖舒适，于是高兴地说要将这个好办法进献给国君以求赏赐。后来用作比喻献出浅陋、微薄但是出于真心诚意的建议，有自谦的意思。
[59] 王应麟：《三字经》。
[60] 洪仁玕：《克敌诱惑论》，《干王洪宝制》。
[61] 洪仁玕：《劝诫士子五要》。
[62] 洪仁玕：《钦定士阶条例》。
[63] 李秀成：《李秀成自供》。
[64] 毛泽东：《七律·冬云》。
[65]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66] 佚名：《陈玉成被擒记》。
[67]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68] 凌善清：《太平天囯野史》。
[69] 呤唎：《太平天囯亲历记》。
[70] 龚又村：《自怡日记》。
[71] 富礼赐：《天京游记》。
[72] 李秀成：《李秀成自供》。
[73] 李秀成：《李秀成六言谆谕》。
[74]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
[75]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
[76] 薛焕奏：《剿平粤匪方略》。
[77] 洪秀全：《斥李秀成畏敌怕死》。
[78]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79] 洪秀全：《克服困难诏》。
[80]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81] 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82] 洪仁玕绝命诗，有一部分散佚，故成分残缺不全。
[8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