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年5月22日，黄杨钿甜在小红书上发了自己参加成人礼的自拍照，炫耀其所配戴的耳环。网友们发现这个耳环非同寻常，疑似是价格高达230万元的高端奢侈品牌耳环。年纪轻轻的黄杨竟能佩戴如此奢侈的耳环，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怀疑，便纷纷调查黄杨家庭背景。结果发现，其父亲曾担任中修政府的公职，并疑似利用职务之便侵吞2013年雅安地震捐款以及灾后重建项目的经费[1]。很多经历了雅安地震的群众纷纷发表言论，称当年巨额捐款并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质疑当年巨额捐款的流向。中修当年极端草芥人命的行为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度不满，并且很多群众从此次事件出发，开始将矛头指向中修的反动政府。
”4·20“雅安地震时，雅安市宝兴县群众高举“宝兴官员不管百姓”和“我冷饿”的标语，抗议中修官僚利用饥饿炒作物价、扣留救援物资不发放给群众
部分今天群众回忆“4·20”雅安地震时的惨状，以及当时雅安的一名摘下手表的官员
中修政府面对如此舆情，为了平息人民群众的怒火，成立“雅安市联合工作组”对事情进行调查。同时，黄杨父母对耳环的来历以及公职也进行了解释。但是解释的重点并不是关注雅安捐款有没有得到妥善的运用，是否有贪官污吏贪污了大量的雅安救灾捐款。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重点解释这个耳环的来龙去脉，并且精心准备了一个耳环故事[2]。除了耳环故事以外，中修在黄杨父担任公职时期犯的错误，仅限定为利用职务之便违规开办公司赚了3万元，收缴了“违法所得”；以及违规生二胎，然而由于黄杨父早已不是公职人员，且不是“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处理。
结合网友们调查的结果以及中修官方的调查结果，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十分滑稽的形象：一方面对资产阶级荒淫无度生活无限向往（黄杨母和黄杨本人的各种炫富活动，都可以暴露这一点，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黄杨父，在这种环境下真的能独善其身吗？），另一方面在担任公职时期，恪守公职、仅仅只是利用职务之便做生意赚了3万元，更没有利用职权贪腐。好像这整件事只要洗白黄杨父，只要硬说黄杨父没有直接利用职权贪污，黄杨一家的奢侈享受就是合理的。在这里，中修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撇开和自身联系的同时，赤裸裸地承认了资产阶级荒淫无度的生活有理的资本主义逻辑。
（二）这种滑稽形象直接导向了一个问题：既然中修无意调查事件的真相，那么中修这么做在掩盖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让我们回顾一下陈年往事，看看中修当年是怎么报道雅安救灾的：
“部队不睡觉也要挺进宝兴”。那些曾经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挽救人民于危难的人民子弟兵身影，再次出现在人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震后仅8分钟，成都军区空军5支应急分队即赶赴灾区；震后3个小时，第一支救援部队抵达震中，400多名危重伤员被送往异地救护。
4月20日18点40分左右，武警四川省总队抢险救援队200人徒步抵达宝兴县灵关镇，成为除雅安本地救援力量外，第一支进入宝兴县的增援队伍。21日早上7时许，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为全国首支到达宝兴县城的公安特警救援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生命至上——“4·20”芦山7.0级地震救援“黄金72小时”全记录》）
多么感人的场景！似乎中修政府真的在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诺言，面对受到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劳动人民，为了抗震救灾立即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然而，真是如此吗？抗震救灾真的是中修政府吗？在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从各个地区对灾区进行救援，筹来巨款帮助雅安人民抗震救灾以及进行灾后重建。中修却贪天之功，把功劳归结到几个动动嘴皮的国家领导，归结到迅速出动的”人民子弟兵“。甚至在灾民饥寒困苦的时候，对外报道在自己的作用下，灾民们享受大鱼大肉。在物资急缺的时候为了单方面控制物资供应，营造物资短缺的市场以捞取差价，对外宣称什么”物资供应充足“，阻碍民间的救援力量进入灾区提供人力和物力进行救灾[3]。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中修竭力想要掩盖的就是政权的两面性——在表面中修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的全民党、国家政权是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全民国家，在内里是为了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国家。
中修之所以要否认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国家机器的关系，要害就在于掩盖这个国家机器的性质，尤其是在抗震救灾这个与劳动人民直接联系的社会问题上。“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旦群众彻底认识清楚中修所进行的救灾（实为发家）的性质，那么离中修的真正灭亡也就不远了。中修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极力地打扮自己混淆视线。为了鼓动群众搞发家致富、维护资本主义的时候，就鼓吹党外的资产阶级是个人奋斗的典型；在爆发社会舆论的时候，又把过错归结到是资本家坏，是党内极个别道德败坏的贪污犯坏，而国家政权是有底线的，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过去，中修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为借口，牢牢把控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捐款款项。早在2016年就有新闻曝光，汶川地震时期高达600多亿的捐款有500多亿去向不明[4]。在今天，真的曝光了参与过救灾的官僚发家了，群众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历来的新闻报道，认识到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便把矛头直指中修的反动统治。
群众们表示在”4·20“雅安地震时并没有收到多少中修政府发放的补贴
于是，为了继续维护自身的反动统治，中修极力撇清国家政权和这种依靠贪污救灾捐款发家的巨富之间的联系。可是这种努力又会暴露这种联系。有网友发现，在此次舆论爆发后黄杨父旗下的一家2020年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光速变更经营范围、企业名称和所有人。通常进行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的变动需要经过当地工商部门极其繁琐的的审批程序，但是为了保住即将暴露的参与此次事件的官僚资本，于是中修政府给黄杨父的公司信息变更一路大开绿灯。一个过去在国民经济疫情化政策指导下，跟着中修一起大肆盘剥人民的生物科技公司，在今天却光速通过了一系列繁琐的审批流程。还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能表明国家政权和这种巨富之间十分密切的联系呢？不就恰恰说明，中修的政权是官僚和资产阶级结合得空前紧密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和调整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权是高度结合的。而中修的走资派篡夺了国家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以后，这种经济立马变成了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政权支配了国民经济。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按照官职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进行资本分配，从而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对于这一点中修其实是默认的，中修”公务员“的工资都是按职级从低到高这样排序的。法律就是对经济关系的记述。尽管为了美化政权性质，各个地方的公务员名义工资都比较低）。贪污腐败就是其中一种分配方式，并且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们必然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变现“（这些官僚的老前辈们——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即便在社会主义下也要利用窃据到的职权进行”变现“，论坛上有很多材料说明他们的生活是极端糜烂的）。他们的垄断利润来源就在于别人受到的它们的阻碍，不得不给他们交上供奉，例如矿产油气资源的审批等，过去中修自己曝光的小官巨贪案，北京一个能源司司长利用油气资源的审批权贪污受贿高达数亿元；或者是直接用特权给自己提供垄断条件，直接利用关于既定政策的内幕消息进行投资，或者是直接指导政策的制定大捞特捞[5]。那么他们把自然灾害这种最大的群众苦难当作发财的机会，难道有什么意外吗？
（三）关于黄杨父是否真的贪污腐败了，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中修对这方面的态度完全证明了就算黄杨父不贪善款，有的是人贪；黄杨父本人不从捐款中贪，也有其他办法利用职权攫取剩余价值。中修根本没有回应任何群众对捐款去向的质疑，有关回应也仅仅只是黄杨父的一句，在参与灾后重建项目中并不涉及资金往来，更别说什么公布善款的去向了。中修这种避而不谈的态度，不正是暴露了对贪污犯的明贬实褒吗？这种反动无耻的态度，来源的正是中修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然而在此次事件中，舆论很大程度自发地陷入了实证主义中，甚至有举证证明黄杨父是怎样违反中国《公务员法》的，没有上升到对整个中修专制制度的控诉。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既然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攫取剩余价值，那么完全可以自由地决定哪些攫取方式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在这方面合法和非法之分并没有任何意义。
中修大搞实证主义的作用，并不只是编造了一个既满心对资产阶级奢靡生活向往，又仅仅只是利用职务之便赚了三万的”清官“的滑稽形象，从而掩盖真相。还在于掩盖态度、拖延时间。和过去对中修的控诉一样，群众一开始总是在舆论上占领上风的。然而中修先是公布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一些水军以及被中修影响的人放话称：”等一等官方“”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等，给中修编造谎言制造时间。最后，再放出实证主义的调查结论，能直接地欺骗群众最好，不能起到欺骗效果也可以把即将上升到对中修的控诉，转变成了各种”证据“的实证主义大讨论。结果使得群众的队伍中发生了分裂，一些认识不清的群众就会被分化，从而阻碍了对中修专制制度的集中控诉的舆论的形成。最后由于实证主义的阻碍和中修一边的右翼分子、水军，以及中修本身删评等舆论控制手段的联合绞杀下被扑灭，以至于连自发的全国范围内的抗议都难以实现。过去很多事情也是如此，例如罗帅宇坠楼案，舆论的控诉并没有和中修医疗官僚垄断资本的控诉结合起来，舆论更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线下抗议，为罗帅宇本人以及被中修迫害的人讨回公道和挖掘真相。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舆论并没有汇集起来并上升到政治高度呢？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在现在的舆论中究竟缺少的是什么？有些人在这里可能会责备群众不够进步。但是，在这些事件中群众们并不信任中修，并力图用各种手段证明事件爆发的本身和中修存在密切的联系，群众们也有自发的接力活动等保证舆论的持续性，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绕过中修的言论管控、力图扩大舆论。可以说，目前舆论的问题不在于群众的一方面。目前缺少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能够在社会事件爆发以后立即判断事件的性质，揭露与中修专制制度的联系具体是怎么样的，并与过去中修犯下的血淋淋的罪行联系起来，与人民群众现实的悲惨生活联系起来；同时又有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可以主动地引导群众的舆论，能够快速地对中修舆论管控进行任何形式的反应，能够坚持地、不断地揭露中修整个专制制度的罪恶。是的！我们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极严格纪律，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家组织。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革命家组织，黄杨事件爆发以后会怎么样吧。在群众对中修的控诉一开始，革命家组织就会上升到政治高度，认识到黄杨事件的本质就是群众对中修专制制度的不满，并基于此结合实际制定宣传计划以及活动的目标。在有了集中的组织的情况下，和雅安地震事件的亲历者进行联系，并把他们的直接地关于中修官僚如何迫害他们的事迹集中起来，编写和制作各种反映中修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文章、视频，将这些消息在墙内外进行扩散，传播到各个角落里，对中修专制制度进行猛烈的、集中的控诉。同时，又可以在各大社交平台中，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并且可以识破哪些言论是中修用来浑水摸鱼的，哪些言论是群众自发产生的错误，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避免在舆论上对群众进行分化。当舆论汇集起来的时候，那么必然地就会产生现实中对中修政府的斗争，完全可以想象，中修官僚大发国难财的野蛮行径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群众的愤慨，从而产生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和政治罢工。在这些活动中，革命家组织会提出最能满足群众需要的口号，号召群众们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向中修政府提出游行和罢工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此次事件中，最低纲领应该是公开雅安捐款的去向、惩办大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最高纲领应该是要求政府停止舆论管控、要求群众有监督政府各项开支的权力）。同时，成立工人纠察队，防止便衣警察混入运动并制造事端破坏整个运动；在中修派出军警镇压的时候，也可以灵活机动地调集各方面的力量，在警察集合前对警察进行打击，或者在警察力量集中后，在中修力量薄弱的地方打击中修。在这个过程中，把那些参与活动最积极、最坚决的群众吸收到党内，扩大党的力量，密切党组织和群众的联系。无论最终运动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都可以总结经验，并利用政治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此次事件，继续对群众做工作揭露中修的真实面目，引导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应当幻想，如果有这样一个革命家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会有多么深刻的变化！
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就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极大的脑体差别，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从工人和群众的斗争中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这就是思想斗争的意义所在，并且思想斗争不是个人修养，因为思想的来源是实践。现在我们所做的，建立一个秘密的领导论坛和期刊的组织，在创建论坛和发表期刊的活动中搭建出了一个组织框架，吸收有革命倾向的人加入组织，并使他们在组织的革命活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绝不是某些庸人所污蔑的那样，面对中修令人发指的社会现象，只能抱怨和发泄愤怒，而是切实地为未来的革命进行的准备活动。哪怕目前没有力量直接地领导群众运动，通过对社会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可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只有在生活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克服自身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才有动力克服困难，做艰苦的对外宣传和组织工作。就拿撰写一篇政治揭露来说，也需要愿意花功夫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充分收集材料、加工材料，并且经常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作为准绳，去看待自己的观点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并且，一些新闻和过去的事件是联系着的[6]，这就需要不仅是某一热点爆发的时候关注新闻，还需要平时关注各个方面的社会新闻以及每天进行理论学习的活动，不断地去思考这些新闻背后的政治性、走理论结合实际的道路，并总结中修镇压群众的手段和群众反抗中修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在热点爆发以后，才可以及时地把社会事件上升到哲学和政治高度，才能有理有据地反驳资产阶级制造的各种歪理，最终把中修的专制制度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指明未来的出路何在。这是那些高喊千钧棒快速反击的人所根本做不到的。
中修社会越来越黑暗和腐败，这种黑暗和腐败一定会激发人民去寻求解放的真理。那么毫无意外的，会有越来越多的、在看到了中修的现实并发现这些现象和自身的错误思想同根同源的人们，会下定决心扫除自己世界观中资产阶级因素，坚定地走上社会解放的道路。”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来!“（列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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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曾担任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和雅安市投资促进局下属的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科级事业单位）。2015 年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的云峰山 4A 景区开发项目（投资 7 亿元）联系人确为杨伟，且预留电话号码与他经商时使用的号码完全一致。 ↩︎
这个耳环首先是其母在十一年前（2014年）学习珠宝鉴定时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投其所好赠送了价值高达300元的高仿耳环（2016年赠送的，这位朋友数年之后也站出来证实这个事实）。黄杨母珍藏了十年并一直留存在身边，直到黄杨戴这个耳环参加学校的成人礼，并在小红书上发文炫耀引发了舆论。这个仿冒耳环的“经历“不可谓不传奇、不可谓不完美，完美到有一个十年前的证人进行作证。它如此完美，但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那就是仿品诞生在正品出现之前。有网友发现黄杨的耳环是2018年上市的，那么，2016年的人是如何对一个2018年的产品进行仿制的呢？ ↩︎
写到这想起来之前了解到的一件事：在某个中大型城市，当地的一座高铁站设定在离市区十分偏远的农村里。后面查明这个高铁站之所以建在那，是因为当地省市级领导的亲戚住在那个村子里，从而可以直接地贪污拆迁安置款。这完全就是利用政策的主导权，为自己发家致富牟利。 ↩︎
就像此次事件和过去雅安地震、和中修各种贪污腐败联系着，还有罗帅宇案直接和中修谋财害命的医疗制度联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