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讨伐“特色”檄文》一书，是由协会的前身组织所直接领导的、指派成员在某中学建立起来的马列主义组织所编纂的文件。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彻底揭穿了修正主义中国的反动本质。因为成书时间较早，且当时该学习小组思想斗争、理论学习开展的程度尚且不够深入，其中难免会有一些不足。然而，个中瑕疵毕竟无伤大雅，《讨伐“特色”檄文》作为一杆投枪，有力地戳破了中修编造的“先富带动后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无耻谰言，为“64事件”的死难工农群众、学生掷地有声地平了反，揭露了“揭批查”、“清理三种人”、“严打”等运动的本质，有力地揭露了邓小平匪帮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本质。征得协会同意后，此处转引放出全文，供同志们参考、学习。
资产阶级的专政与人民的抗争
（一）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一、全国党代会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
二、劳动模范构成
三、宪法的修改
四、结论
（二）工人阶级的抗争与“特色”的镇压
一、政治运动
1.“揭批查”运动
2.六四事件
（1）开端——胡耀邦逝世
（2）新华门事件
（3）四二六社论
（4）学生绝食
（5）戒严令
（6）清场令
（7）木樨地冲突
（8）屠杀开始了
（9）余波
（10）评价
二、罢工维权
三、结论
（三）“特色”对马列毛的歪曲
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唯物辩证法
矛盾
唯物史观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唯生产力论
修正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
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一）破除迷信——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就富不起来
一、能源消耗量和发电量
二、农业
三、工业产出
四、交通运输问题
五、结论
（二）大包干——联产是假，单干是真
一、倒退回小农的灾难后果
（1）农业机械化的滞后甚至倒退
（2）水利设施的荒废
（3）农民缺乏足够的技术指导
（4）谷贱伤农
（5）“地主”回来了
（6）大量农民沦为受剥削的无产者
二、浅谈资本下乡
三、结论
（三）国企改革——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丧失
一、从放权让利到经济责任制
二、利改税和拨改贷
三、一长制和工人的积极性降低
四、大下岗
五、当代国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工具
六、结论
（四）血与泪——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与贫困
一、劳动法真能保证劳工利益吗？
二、多种多样的剥削方式
（1）包身工
（2）童工
（3）超长的劳动时间
（4）“生死合同”
三、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1）基尼系数
（2）国民收入与实际国民收入
四、结论
回顾历史认识当下反动本质根源
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
二.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
三.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四.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复辟
讨伐 “特色”檄文
境外势力2021 年 2 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资产阶级的专政与人民的抗争
（一）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Tip：以下多引自先锋报纸《先锋报》
政党是基于阶级利益的联合而建立的政治组织，国家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机器
一、全国党代会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通俗的来说，党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中最具战斗力的分子组成的。一个政党，要代表的是其阶级的利益。那么党员选出来的领头羊要对整个阶级利益负责就很好理解了。
党的代表大会正是为了听见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诉求，并且统合起来形成合力去达成这种诉求。
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构成，不正是能够说明这个国家、这个党代表的是谁的利益么？
中特党十九大的工农党代表一共 284 人，占比 12.5%
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的工农代表 468 人，占比 15.7%
剩下的代表名额，基本是被党政军代表和企业负责人（也就是资本家）瓜分掉了。
更何况这些所谓工农代表的数字里是掺了水分的：
“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代表中还有一批工会干部，分布在各个代表团当中……十九大代表中，有不少一线职工是工会兼职副主席。包括全总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巨晓林，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兼职副主席、回族教师何桂琴，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兼职副主席、钳工薛莹，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兼职副主席、电气技术工人邓建军……”
相信大部分同志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合法工会是什么玩意，所谓的国家认可的企业工会主席是谁的人。
这些人能叫工人阶级么？！他们只不过顶了个所谓工人代表名号的资产阶级走狗！
而剩下的那些工人代表呢？让我们仔细看看他们的成色吧：
这位黄贵松先生现任广东省汕头超声电子股份公司显示器事业部工艺工程师，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划分代表成分的时候，他“光荣”的被划成了一名工人代表。
是的，一个负责带领团队的工程师，一个手下管理着众多工人的工程师，是一名“工人”代表。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可想而知，这剩下来微乎其微的工人代表当中，又有多少是如黄贵松先生一样的实为工程经理的“工人”代表？
如此的代表，难道不是只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吗？
再来看看属于资产阶级的“先锋队”队员们：
子承父业，把握朝纲，走资派的儿孙们不忘初心，仍然牢牢把持着国家，用以让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大大加深其父辈对劳苦无产阶级大众的迫害。不可谓不是 “根正苗红”。
二、劳动模范构成
资产阶级先锋队为了维护统治，让无产阶级服帖于资产阶级，他们假模假样地延续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模评选活动，希望借此来在名声上，为自己辩护辩护，但说白了，他们将社会主义制度下属于无产阶级的光荣活动，强安在资本主义下的维稳活动，把光荣的劳模评选当做自己压迫工人、无视工人生命安危的一块遮羞布。然而，这块遮羞布竟然也开始染上资本的臭气，其丧心病狂可见一斑。
就拿 2015 年北京地区劳模评选举例：
白永明 （满族）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研发工作室主任
李学玲 （女）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二中心三所三八女子抽粪班班长
刘军 北京基业达电气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刘世春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陈雪连 （女） 北京阿莲新妆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美发总监
梁会兰 （女）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社区家政服务员
王子华 北京京奥港集团董事长
贾磊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语音首席架构师
陈志斌 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秘书长
尹志强 北京金鹏天润置业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赵建国 集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朱玉华 （女） 北京首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助理工程师
贾树庆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石景山分公司保安分队长
刘刚 北京市石景山区常青藤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赵五 北京市石景山区垃圾清运队管工班长
胡凤才 北京京西古道景区管理中心主任
尤西森 （满族） 北京韩村河龙门农业生态观光有限公司工程师
仉锁忠 （回族）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党委书记
郎浩俊 （女，满族） 北京市群芳园物业管理中心主任
刘振东 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乐平 （女） 北京庞各庄乐平农产品产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书信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二村三村党支部书记
李伟杰 北京平谷渔阳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泓明 中石油（北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于兴三 北京市怀柔区邮政局投递员
赵玉忠 北京绿菜园蔬菜专业合作社社长
赵青山 北京市密云县东邵渠镇西邵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乔勇 北京博大经开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工程师
蔡小明 安徽省江淮建设劳务有限公司施工队长、高级工程师
陈兰颖 （女） 北京市东城区邮电局东四邮政支局营业班长
丛慧敏 （女） 北京奶牛中心副主任、高级畜牧师
段雪飞 （女） 北京国际饭店市场部副经理
方秋子 （女）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沈高速公路分公司机场南线收费所班长
高玉爱 （女） 北京市政路桥管理养护集团有限公司瑞通八处道路专养段段长
高玉树 北京市西南郊粮食收储库储运科科长
郭玉全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熟料制备车间副主任、高级技师
韩笑 （女）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导游服务中心讲解班班长
黄永强 中安特保（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巨晓林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接触网六段二队技术员
赖海江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压管网分公司运行三所副所长
李政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部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可见本名单上，大部分是“工程师”“高级”“主任”“队长”“董事长”等字眼，这些字眼归属于无产阶级么？不不不，这些人是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先锋队表彰他们，是因为他们才是为资本主义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酬谢他们无情的剥削压迫无产阶级，让资产阶级得以稳坐于劳苦大众头上；酬谢他们装作努力奋斗，让无产阶级继续疯狂内卷，以这些“劳模”为榜样，透支自己的精力与生命，努力变成资本家最喜欢的样子，最后变成麻木不仁的傀儡最好！
鸠占鹊巢，本属于无产阶级的红名单，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白名
单了。这些吸血鬼、害人虫，他们根本不配出现在这名单上，他们的名字应该在大字报上，在枪决名单上，在游街示众的狗牌上！
三、宪法的修改
1949 年 9 月 29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富强而奋斗。”这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制定宪法以前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关于“……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的规定，是开天辟地第一朝，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从此，在基本大法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中工人阶级领导的地位奠定了不容动摇的基础。
1954 年 9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五年来历史经验的宪法；这是使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宪法》对工人
阶级更做出了多方面的具体规定：
“第一章 总纲”“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十六条 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上述规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旧社会相比，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了有如天壤之别的崇高社会地位和空前未有的幸福权利。生活在神州大地的劳动者破天荒地第一次有了成为社会主人的真切感受。
1966 年，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此时开始，中国经历了一段特殊发展的历史。经过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群众运动，党召开了第九、第十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 1975 年 1 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修改。
修改后的序言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1975 年《宪法》把 1955 年《宪法》第一条中的“人民民主国家”改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1975 年《宪法》同工人阶级有重大关系的条文有第九条“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第十二条“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第二十八条中，由毛泽东同志建议，增加了公民有“罢工的自由”。1975 年《宪法》对 1954 年《宪法》的修改是十分重大的。它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出发，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提到了高度，从而把工人阶级放到国家生活更重要的地位，要求工人阶级担负起更大的责任，给予工人阶级更大的权力，要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设计了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 1978 年、1982 年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六次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对于国家基本大法如此频繁地修改，在人类宪政史上所少有，而这正好说明这个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何等急剧的变化。
1978 年 3 月，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宪法》。 1978 年修改《宪法》，把 1975 年《宪法》“序言”中以下这段文字去掉了：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来解决。” 写入了以下文字：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
“序言”还写道： “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 1978 年《宪法》的条文比 1975年《宪法》有了增加，但有关工人阶级的条文，去掉了“第十二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简化为“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其他基本没有改动。文化大革命的有些精神还在。1982 年对 1978 年《宪法》作了大改。这已是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四年以后的 1982 年 12月。
这次修改，把“序言”中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文字完全去掉了。关于阶级问题的表述是：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序言”宣布： “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一条把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改为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把 1978 年“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改为“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把“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改为“主导力量”。
在分配制度方面，取消了 1978 年《宪法》的“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改写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此外，1982 年《宪法》“第十六条 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后边加了一段“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十七条 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这两条中有关职工代表大会和民主管理的规定，建国以后已经开始要求实行，但此前的宪法上倒还没有明文规定过。这个规定看似明确了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同时却蕴含着要使企业摆脱上级行政机关的管理，更加独立自主经营的意思。
1982 年《宪法》增加“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这些规定说明，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已经开始悄然演变。
1982 年《宪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删掉了 1978 年《宪法》第十五条中“公民有……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罢工权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
1988 年又对 1982 年《宪法》做两处修改。一处是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另一处是宪法第十条第四款：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把其中的“出租”二字去掉，并在最后加上一句“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就为出租土地和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开了门。
1992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 年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宪法》又做了重大修改。
“序言”写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第五条，把“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第八条，把原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去掉，写入了“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第十五条，把“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十六条原来的“国营企业在服国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改为“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第十七条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修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1993 年的修改把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根本方面进一步作了改变。
199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五大决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为“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999 年 3 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的修改就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的。其中，在“序言”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加上“邓小平理论”，变成“……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之后加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六条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后面加上“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八条第一款：“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改为“农村集体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第十一条把“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改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 21 世纪，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他在“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外，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概念；又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进行深化研究认识；并宣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如此等等。200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宣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和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4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的修改贯彻了党的十六大精神。把“序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后边加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第十一条第二款把“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三条把“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以上，从 1978 年到 2004 年，对《宪法》的六次修改，使我们看到正是在以“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们所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定为依据，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制度、分配制度以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方面，一步一步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演变。说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际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公有制，放手发展私有制，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说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际上丢掉按劳分配原则，听任资本主把无产阶级的工资压到世界上少有的低廉程度，使中国工人成为廉价劳动力，同时让按资分配大发展，社会分配极不正常地拉大差距，出现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悬殊。
四、结论
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实行的就是哪种阶级的专政，也就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在当下人大里的工农代表寥寥无几；党内高层都是高干子弟；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从宪法中被删去的现实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呢？
（二）工人阶级的抗争与“特色”的镇压
一、政治运动
1.“揭批查”运动
“揭批查”是针对文革的一次反攻倒算，凡是文革中的积极参加者，无一不在“清查”中遭到处分、打击、处理。其实质就是走资派为了篡夺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全国范围的、广泛的、针对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与群众的政治斗争。以河南省为例，据一丁同志撰写的《文革后河南的“揭批查”运动》一文记载，从 1977 年到 1983年历时 7 年的“清查”中，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 1700人，之后又突击判刑 2400 人。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例如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出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清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等罪名而判刑十三年。河南原省委、省革委正副部长级干部 33 人，清查、批判、处理 22 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 4 人，开除党籍 3 人，留党察看 2 人，撤职 6 人，严重警告 1 人，批判后离休4 人，降职安排 2 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分，地市委正副书记 118 人，批判处分 97 人，占 82%。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 7 人，判刑 17 人，开除党籍 4 人，留党察看 9 人，撤职 18人，严重警告 4 人，批判后令其休息 28 人，降职下放 10 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 5 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寥寥无几。
在“揭批查”运动中，河南林县县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周绍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含冤而死；副县长、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被逼服毒自杀未遂，赶回农村含冤而死；红旗渠特等劳模、除险队长任羊成、钻洞能手王师存、舍己救人的李改云都受到批斗围攻；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英雄炮手常根虎被批斗后免去职务、清除出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守福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赶到工厂含冤去世。
秋石客老师推荐的《历史铸成的血色报告》透露，浙江省自 1976年 11 月到 1980 年 2 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分则被判处了 3 到 20 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 2 人被枪毙、11 人被逼死、23 人被判刑、50 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 3200 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
再看《云南“揭批查”特困弱势群体十三年维权情况总结》，云南省“清查”运动中，从省级机关到基层的工厂、农村，150 多万人受到审查、批斗；15 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等处理；5 万多人被捕判刑入狱；判处死刑 2 人；打死、逼死 1000 多人。特别是农村“揭批查”，除了捆绑吊打，就是拳打脚踢，致死、致残的人数，无法统计。
以下是我收集到的一些文件资料：
周金昌等：二十八年的冤案何时了尊敬的军委主席胡锦涛并肖扬院长：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在云南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受审查的有150 多万人，其中 5 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 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 我们是六、七十岁的老兵，有的是八、九十岁的老红军、老八路，在 云南省的这场“揭批查”运动中，深受其害，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因此，特向你们申诉我们的冤案。
一、云南省委违背中央（77）4 号、（82）9 号等一系列揭批查运
动的方针、政策，另搞一套，另立标准，制造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中央政策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错了。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错误 的。”但在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却把“八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层层抓大大小小的四人帮，如昆明桥钢分公司，抓了三个男的“小四人帮”，还差一个女的，硬把一个普通女工打成江青式的人物凑成“四人帮”。由于云南省委把参加“砲派”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作为“揭批查”运劝的领导核心、骨干和专案组。所以，对“八派”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报复。如：玉溪地区、江川县民政科长杨秀杰,1946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9 年入党，任教导员，在吕梁、淮海、渡江战役中，荣立两 次大功。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判处死刑于 1978 年 9月 19 日被枪决。抛尸荒野，不准收尸，现尸骨未存，真惨呀！
江川县第一中学体育教师罗庆明，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连长，1959 年进军西藏平叛，荣立三等功，在云南“揭批查”运 动中，以反革命被判处死刑。于 1978 年 9 月 19 日被枪决。
全国开国特级战斗英雄，凃勋（女），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 10 年投入劳改。
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县小学老师罗庭祖，1978 年 4 月 21 日，县委常委决定，写了判决书，盖上县委公章，以反革命，判刑 6 年。刑 满出狱，户口被注销，成为无国籍的人。
志愿军老兵，三级残废人，黄俊杰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 “打砸抡”被判刑劳改。
云南省井备区宣传科长黄继刚，参谋韩清奎在云南“揭批查”运 动中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劳改。
大理州 13 个县市革命会付主任、季振华、周金昌、卜里昂、赵嘉品等 13 人，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 改。
二、云南省委违法、违纪，动用专政工具，不准冤者上访申诉。
28 年来，我们这些老兵，深知我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从小跟共产党干革命，怎么在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就成为反革命呢？！我们确实太冤枉了。所以，不断地找云南省有关部门上 访申诉，但却遭到云南省委动用专政工具，派出警力，跟踪、盯梢，不准上访申诉。如：1946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兵，李树林，在战争中荣立五次大功，在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被判刑 5 年劳改。2001 年 10 月 5 日到北京上访申诉，却遭到公安人员跟踪、盯梢，在昆明火车站堵下，带到大观楼派出所审讯，时间长达23 小时才放出。
三、冤者的悲惨处境
我们这些老兵，青春献国防，现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打工无人要，无生活经济来源，有病无钱医，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处境十分悲惨！如：昆明铁路局的刘绍祖，1948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排长，转业铁路局医院任政工主任，在云南“揭批查”
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 7 年，出狱后，妻离子散，单位不安排生活出路，饿死在家中，七、八天后，邻居发觉有一股臭味，报警，打开门一看，人们都惊呆了：脸上、鼻子、耳朵和脚上的肉都被老鼠啃光了！天呀！人权何在！四、二十八年的冤案得不到解决的原因
1、有冤无处申，有状无门告。28 年来，我们不断向云南省各级法院、检察院申诉。检察院的人说：“我们不管，你们找法院。”我们到省法院申诉，省法院的人说：“你们这些人是一大批的，省委没有政策，我们不好办。”就这样推、拖、滑我们的冤案，迟迟不给解决。
2、政令不通。原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说：“没有改造好的四人帮的帮派份子，妄图翻案。”我们这些老兵，是四人帮的帮派份子吗？不是。我们按照中央（82）9 号文件，正当申诉，错了吗？是云南省委不执行中央（82）9 号文件，给我们造成的冤案。
3、说假话，欺上瞒下。现在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说：“云南不存在冤假错案。”白培恩在《云南现代简史》写的序言一书中说：“云南揭批查运动中，审查 7569 人，判刑的只 24 人，党纪处分的 425 人，政纪处分的 226 人。”这是权利与假话结合，欺上瞒下，掩盖事情真相。而事实是：云南在“揭批查”运动中，不执行中央（77）4 号、（82）9 号文件，有 150 多万人受审查，其中，判刑劳改的 5 万多人，党纪、政纪处分的 15 万多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是否定不了的。
五、要求：
1、请求中央军委和最高法院派出联合调查组，到云南核实云南“揭批查”运动中有没有冤假错案，不要只听当权者的汇报，实际听听冤者的声音。
2、“有错必纠，有反必肃”是共产党一贯的政策，如果查证落实
纯属冤假错案，还受害者一个清白，平反昭雪，安排生活出路。一批受害者老兵：签名
郑加品 33 年参加红军，91 岁。黄泥太 33 年参加红军，90 岁。
王忠远 33 年参加红军，89 岁。王奇 37 年参加八路军，83 岁。
李书成 40 年参加八路军，84 岁。李树林、杨谦、徐智轩、刘荣光、吴培信、林进良、梅正全、张文学、方祖荣、桂希润、朱昆全、黄俊杰、李文英、何伯英、李炳臣、刘啟汉、梁剑平、黄继刚、乔正田、韩清奎、兰映天、安炬祥、宋天喜、岳永轩、那天佑、李国汉、李云昌、孟玉才、古安生、王兴武、梅永年、周金昌
2005 年 3 月 18 日
联系人：周金昌
传呼；95960—200585
住址：昆明东华周转房 5 幢 10 号
（来源于旗帜网）
1983 年，死刑的复核下放到中级人民法院陈云在 1982 年 7 月 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
一次强调了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警惕“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于 1982 年 12 月 30 日，发出《关于 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虽然通知指出，“三种人”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但是陈云指导实际工作操作时指出，“三种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
1983 年，死刑的复核下放到中级人民法院。
1984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要清理出去，更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
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干们的子女在文革开始时正是打砸抢最起劲的人(也即所谓的老红卫兵，也是后来妖魔文革最厉害的一群人),而且在文革结束后却一个也没有被追究,说明了什么?（见爱资病的《主要说两点》）
爱资病：邓小平的“严打”是配合“揭批查”运动一起使用的“三种人”主要是指反资反邓的所谓林彪、四人帮“极左”分子，是不包括邓走资等资修分子及其高干子女们的。
打击“三种人”是邓的罪恶之一,而不是他的功劳！
57 年前邓这个“反右办公室主任”是如何“反右扩大化”整了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刘邓的工作组在文革五十多天实行白色恐怖整了多少人我也不说。我就说改革后的?
邓特革后，为了非毛否社，打击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左派势力)的异己势力.不仅放大批自由主义右派出笼，同时还庇护纵容勾结自由主义右派用地摊报告文学，伤痕文学之类的手段不断妖魔毛时代。甚至还发动“枪毙十万，稳定十年”的“严打”运动和“揭批查”运动来配合全国大范围大捉“文革三种人”。
这两个运动推行以来，制造了成千上万无计其数的冤假错案。据我所知(前不久有人上书要求平反)单单在云南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受审查的就有 150 多万人，其中 5 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 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受牵连，不是我等平头小百姓能
知晓得了的。还有“严打”的手段也很残忍，表面是处理社会犯罪问题，其实背后也有打击“文革三种人”的因素在内，是配合“揭批查”运动一起使用的。自八十年代死刑权限下放到地方中级法院起,谁在“严打”时期犯案，按“上级规定每个地方都得杀一两个人刹刹所谓的犯罪歪风。”，哪怕你偷只手表，抢顶帽子,敲诈勒索几块钱，按“严打从严”的政策你随时都会被判处死刑。邓就是用这样凶残的“白色恐怖”手段来统治国家，来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左派势力)异己的。在“白色恐怖”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到底有多少人被捉，被害，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我不清楚，但我知道，绝不会少于文革。文革是走资的当权派，保皇的保守派和后来各路的造反派等几派的冲突结果，而邓的特革，完全是走资复辟篡权的当权派为铲除异己对所谓“文革三种人”(也即左派势力)围剿迫害的大清洗。
2.六四事件
“1989 年的“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改革”时代的 独一无二了：向天安门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它像一道闪电照亮夜空，揭示出中国当前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 ——威廉韩丁：《大逆转》
（1）开端——胡耀邦逝世
1989 年 4 月 15 日，曾经在 80 年代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4 月 17 日下午 5 时，500 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 月 17 日晚上，3,000 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
（2）新华门事件
4 月 18 日上午，学生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一些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与此同时，数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会聚新华门是因为至今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
（3）四二六社论
4 月 26 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
（4）学生绝食
学生决定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高调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前两天，自 5 月 13 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 5 月 13 日下午便约有 30 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著名的《国际歌》。在 5 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持。
5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5 月 19 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 4 时 50 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
（5）戒严令
5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5 月 20 日，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 5 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 30 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24 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 14 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 250,000 名士兵借由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 5 月 24 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
6 月 2 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 4 名平民并且造成 3 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 月 3 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3 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6）清场令
6 月 3 日下午 4 时 30 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 3 名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7）木樨地冲突
6 月 3 日晚间，国营电视台陆陆续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 38 集团军、第 63 集团军和第 28 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 15 军、第 20 集团军、第 26 集团军和第 54 集团军负责南面；第 39 集团军和卫戍第 1 师负责东面；以及第 40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负责北面。大约晚上 10 时，第 38 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 10 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外，转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 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 10 时 30 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 5 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 38 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第 38 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 15 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
（8）屠杀开始了
大约凌晨 12 时 15 分，军方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并且第一辆 63 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 12 时 30 分左右则有 2 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 3 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 3 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
凌晨约 1 时 30 分，第 38 集团军和空降兵第 15 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 27 集团军与第 65 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 24 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 2 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 2 时 30 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凌晨 4 点 30 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 10 米处重新部署。大约在 4时 40 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 5 时 10 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并且还调动 59 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 6 月 4 日早上 6 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 3 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 11 名学生受伤。6 月 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9）余波
北京市区自6月4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便逐渐恢复稳定状态，但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一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一些国家也对于军队清场一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在广州，数万学生曾将主要干道海珠桥占领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到 8 日，因军队即将进城，人潮只得散去。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 6 月 5 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 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而西安市在 6 月 5 日到 6 月 6 日期间，当地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且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开始设置路障。
（10）评价
1989 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的工人与青年学生共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义正辞严地向反动统治阶级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的政治诉求，掀起了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人民反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高潮。因此，1989 年的政治斗争，并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它是以学生运动为先导，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广泛参与的全民性的反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爱国运动。同时也用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二、罢工维权
1999 年 12 月 8 日下午，重庆特殊钢厂约 2000 名退休工人因不满只能领到 70%退休金而上街示威，其间与警察发生冲突，有 4 名工人被打伤，6 人被拘捕。
- 2000 年 2 月底，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杨家杖子钼矿发生的工人抗议中，当局调动数百 17 名警察、2000 多名武装警察和 400 名解放军士兵驱赶抗议者，并施放催泪弹，对空鸣枪。
- 四川省六枝煤矿 500 名工人于 2000 年 4 月 1 日到贵昆铁路堵路示威，后被当局调来的数百名警察驱散。
- 2000 年 5 月 15 日，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 5000 名在职和退休工人堵塞公路示威，次日凌 1 点，700 名警察和 200 名武警强行驱散工人，其间，至少 50 名工人被打伤，3 名组织者被拘捕。
- 2001 年 1 月 12 日，贵阳棉纺厂近千名工人聚集工厂大门外，抗议经济补偿金标准过低，当局出动 200 多名警察驱赶示威者，打伤 10人。
- 2001 年 8 月底，长春市双阳区一家白酒厂约百余名工人和家属前往区政府示威抗议，途中遭到 60 余名警察的阻拦，7 名工人受伤，其中 1 人因伤重送入医院。
- 2001 年 9、10 月份，黑龙江省大庆毛毯厂数百名女工连续几天到市政府请愿，两次遭到武装警察驱赶，其间，多名女工受伤。
- 2002 年 6 月 10 日，四川省成都市高升桥汽车修理厂 500 名工人在成都市一环高升桥附近示威，遭到警察阻拦，其间，至少有 5 名工人被打伤，3 名工人被拘捕。
- 2000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10 点，1000 多名滁州市纺织厂的工人突然冲入滁州车站，在北京至上海的铁路上卧轨，3 名行动组织者在当日晚被捕。
- 2000 年 12 月，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二建筑公司 2000 多名工人堵塞了齐齐哈尔至哈尔滨的铁路，事后，5 名工人被公安部门拘捕。
- 2002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广东省惠州市水口镇南旋毛纺厂数百名工人与厂方雇用的保安队员发生冲突，警方拘捕了至少 20 名工人。
- 2002 年 4 月至 7 月，吉林油田退休下岗工人举行长达 100 天的集体抗争，抗争后期，警方开始拘捕工人，被拘捕者必须在油田的电视台上公开承认上访是违法的，然后才可获得释放。据说，前后共拘捕的工人多达数十名。
- 在 2002 年 7 月 15 日至 17 日内蒙古包头市长征砖瓦厂失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中，警方拘捕 4 人。
- 2002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纺织厂工人连日阻断铁路交通示威，事后，至少有十几名工人遭到警方拘捕。
- 2003 年 6 月 11 日至 18 日，浙江省宁海县大约 4000 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活动，警方拘捕了 3 名工人。
- 从 2003 年 9 月 20 日开始，四川省凉山钢铁厂 400 多名职工连续两天打着横幅标语到市政府请愿，当天，警方拘捕了 40 多人。当工人们第二天再次上街后，又有 100 多人被抓。
- 2003 年 7 月至 8 月，湖北省枣阳市化肥厂 1800 名工人罢工，到 8 月 18 日，已经有 3 名工人被正式逮捕，另有两名工人被行政拘留 15天，此外，警方发出通告，要求 10 名工人和家属到派出所报到交待问题。
- 2003 年 10 月 7 日至 16 日，四川省南充市棉纺织厂 5000 多名职工连续罢工 3 天。据当地人士介绍，警方白天用摄像机锁定目标，在凌晨二、三点钟时拘捕工人。
- 2003 年 10 月 19 日至 22 日，成都市人民商场职工连续三天举行罢工，22 日下午，当局出动防暴警察拘捕了罢工的组织者。
-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2 日，1000 多名安徽古井集团古井酒厂的职工连续两天在安徽省亳州市举行了示威游行，事后，3 名工人被拘捕。
- 2004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广东省东莞兴昂鞋业国际有限公司的两个分厂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事后，20 名工人被拘留，10 名工人被审判。
- 2004 年 5 月 26 日，安徽省宿州市上千名出租车司机罢驶，事后，18 人被警方拘捕。
- 2004 年 7 月，山东省菏泽市第一涤纶厂的数百名工人罢工，工人们派出代表前往省会济南市与政府有关部门对话，当工人代表返回荷泽时，有 3 人被拘捕。
- 2004 年 8 月 18 日，重庆市山花特种车辆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并封闭了厂门，在 8 月 30 号凌晨工人与警方发生冲突后，有 2 名工人被警方拘捕。
- 在 2004 年 9、10 月陕西省咸阳天王纺织公司工人的罢工中，先后有 40 多名工人被警方拘捕。
- 2004 年 9 月至 10 月，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中恒纺织有限公司的数百名工人因反对企业破产和要求合理的经济补偿金而罢工并上街示威，警方从 10 月 14 日起拘捕示威工人，并在 10 月 20 日召开大会，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正式逮捕工人代表丁秀兰和刘美凤。
- 2005 年 2 月 2 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精益实业有限公司”数千名工人为了抗议厂方克扣工资而试图上街示威，遭到数百名警察的阻拦，冲突中有数名工人被打伤。
- 2005 年 2 月 26 日，深圳一家印刷厂上千名员工聚集在布吉镇政府附近进行示威，后来数十名工人封堵了政府门前的道路，遭警方驱赶，4 名工人被拘捕。
- 2005 年 4 月 23 日，四川省射洪县丝绸厂上千名职工到自贡市政府门前静坐抗议，遭到 200 多警察驱赶，2 名女工被打。
- 2005 年 5 月 10 日，广东佛山市“二友饰品材料有限公司”的几百名职工试图到三水镇主要交通要道 – 三水大桥堵路、堵桥，被警方拦阻，两名工人被打。
- 2005 年 6 月 3 日上午 8 时许，广东增城市新塘镇西洲村福泰毛织厂的 3000 工人因嫌工资过低罢工。据媒体报道，当地警方出动 300余名警察强行驱散罢工工人，向罢工者施放了催泪弹，并拘捕了20 多人
- 2005 年 7 月 4 日、5 日连续两天，原内蒙古第二机械厂约 200 余名买断工龄职工在厂门口静坐，遭到厂公安处警察的驱赶，3 名工人被打伤。
- 自 2005 年 7 月重庆特殊钢铁厂宣布破产后，数千工人从 8 月中旬一直堵路请愿。10 月 7 日上午，当地政府动用数千警察，抓捕在市政府门前请愿的工人代表，并与在场的数千工人发生冲突，20 余名工人及家属受伤，数名工人被拘捕。
- 2005 年 9 月 29 日，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新村智业鞋厂 100 多名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厂方发放拖欠的工资。据中国劳工通讯了解的情况，当地政府派出多辆警车和上百名警察到现场驱散堵路工人，事后 6 名工人被拘捕。
- 2005 年 10 月 25 日，四川安县造纸厂的 400 名工人因为要求发放经济补偿金和社会保险费而举行罢工。10 月 31 日，当地公安局派出40 余名警察到厂，拘捕了数名工人。
- 2005 年 11 月 4 日晚，深圳四家国有建筑公司的逾千名建筑工人上街示威。警察拘捕工人代表及其妻子；6 日晚，5,000 余工人包围公安部门要求放人并在 7 日凌晨与警方发生冲突。
- 2005 年 12 月 23 日晚 7 点半，上千工人聚集于杭州朴树服饰有限公司附近，要求讨回被拖欠的工资。当地政府出动数百警察驱赶工人，打伤 6 人，拘捕 3 人。
- 2006 年 1 月 18 日，四川成都三五四军工厂 5,000 名职工及家属抗议，要求厂方支付拖欠的工资和安置费。18 日晚，逾千警察进厂，与工人发生冲突，期间 50 多工人被打伤，10 余人伤势严重，至少 4人被拘留。
- 2007 年 8 月 8 日，湖南湘潭市谭家山煤矿 800 余名矿工开始罢工，要求矿方支付拖欠的“买断工龄补偿金”和社会保险费。8 月 15 日清晨，矿方雇用 200 多名临时保安强迫工人复工，并殴打了部分工人。遇袭矿工随即反击，在互相追逐殴斗中，至少有一名矿工和一名临时保安重伤死亡，20 多人受伤，愤怒的工人此后又捣毁了两辆警车。
- 在 2007 年 8 月四川成都云内动力有限公司数千名工人举行罢工之
后，部分工人包围了办公楼，围殴了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和工会主席。
- 2008 年 1 月 14 日，马士基集团广东东莞厂区一名工人在饭堂被
保安人员打伤，此后，数百人将该厂区办公大楼的玻璃窗用砖头打碎，并放火烧毁了保安人员专用的办公室和宿舍。事后，有工人称，厂方不断增加工作量，但是工资不升反降，保安人员经常无故殴打工人，他们也知道不该这么冲动，但是积怨太深。
-2009 年 10 月 23 日上午，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的一家玩具厂百
余名工人堵路讨薪。有工人称，他们受到 200 多名防暴警察和治安员的驱赶，有很多人被打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一名年轻工人在现场被打昏。
-2010 年 1 月 15 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的苏州联建科技公司2000 余名工人罢工，工人与数百名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有 10 余名工人被警方带走。
-2010 年 6 月 6 日，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的书元机械厂 1000 多名工人罢工，当地政府出动 200 多名警察戒备，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有 50余名工人受伤。
-2010 年 6 月 17 日，位于天津市的丰田合成公司工人罢工。18 日凌晨，约 250 名警察和治安员进入罢工工人聚集的厂房，要求工人尽快复工，后采取驱赶行动，期间，有 6 名工人被打伤，16 人被警方带走。
-2010 年 10 月 13 日，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日本理光公司 1300 名工人开始罢工，在罢工持续两周之后，当地政府出动官员与防暴警察共500 人，进入工厂，要求工人复工，并且威胁，对不复工者，将以“违法乱纪”的罪名抓捕。
-2010 年 5 月 7 日，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工人举行罢工。11 日上午，在工人们准备前往无锡市政府示威时，当地政府调集了数百名防暴警察赶到现场，并与工人发生冲突，约 20 多名工人受伤，数人被带走接受调查。
-2010 年 12 月 18 日，陕西省第九棉纺织厂工人因对企业破产后的安置费用不满，占领了厂房并扣押两名厂方管理人员。其后当地政府派出防暴警察，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2010 年 5 月 18 日至 20 日，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星火制药厂工人连同家属约 1 万人堵塞道路，抗议市政府强令该工厂破产并以每人 1.5万元强行“买断工龄”。20 日下午，大同市政府出动警察、武警和城市管理人员将堵路工人驱散，其间与工人发生冲突，有 30 多工人
被打伤。
-2010 年 5 月 14 日，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平棉纺织集团一批下岗工人在厂区聚集，对厂方确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表示不满，后引起在岗工人的同情，数千工人们开始罢工。6 月 1 日，当地政府出动 2000多名警察，驱赶工人，强行要求工人复工，其间，警察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2012 年 7 月 17 日，位于广东广州市的泰源洗水厂（私营）的老板逃匿，拖欠工人四个月的工资，工人们在向当地政府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堵路抗议。
-2012 年 11 月 3 日，位于广东东莞市的创盟电子有限公司（台资）突然倒闭，老板及高层主管集体“失踪”，因拖欠工人的工资，引发1000 多名工人堵路抗议。因时值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当地政府为避免事态扩大，要求工厂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筹款垫
付工资。
-2012 年 11 月 21 日，位于广东东莞市的腾鑫服饰厂的老板突然失踪，拖欠该厂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共 62 万元，迫使工人集体上街“散步”。当地政府要求工厂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垫付工资，但村委会称，所能垫支的数额只能是当地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三。2013 年 10 月 29 日，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华盛电器厂（私营）数百名工人走上街头堵路。据参与行动的工人称，公司老板拖欠工资，他们多次到当地政府反映诉求，但政府官员每次都说申诉材料不全，要求回去补充材料。他们在无奈之下只好堵路。
-2013 年 12 月 30 日，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英利普科技有限公司（港资）的工人到市政府门前请愿，追讨欠薪。有工人称，他们在此次行动前，曾经去过政府劳动部门，但该部门官员说，要给老板半个月的时间说明欠薪的原因和情况，而当时工人们已经有 4 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
-2014 年 1 月 2 日，位于山东省枣庄市的亿诺工程轮胎有限公司（私营）的 300 名工人到市政府请愿。工人称，该公司拖欠工资长达 7 个月之久，他们曾经多次到市政府多个部门反映情况，但这些政府部门都没有给解决，只好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在报告期，位于吉林省延边自治州汪清县的地球卫士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私营）的千余名工人曾经先后四次发动抗议行动，追讨被资方拖欠的长达 10 个月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工人们称，他们先后到州政府和省政府有关部门上访，但这些部门的官员却要求他们回到汪清县解决问题。他们也曾经聘请律师维权，但律师在代理过程中因受到政府威胁而放弃，工人们最后不能不采取堵路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三、结论
马克思说过：“一旦资产阶级感到其财产和统治权受到威胁时，就会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现在来看，果不其然啊。当运动触及到资产阶级的根本性利益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动“人民警察”和“人民军队”进行毫不妥协地镇压。我们中的一些同志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在未来可以仅靠写写文章发动“舆论战”就能“劝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乖乖地将生产资料与国家机器让还给无产阶级呢？
（三）“特色”对马列毛的歪曲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为了完成这个空前伟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就必須有完全科学和彻底革命的世界观作为指导斗争的精神武器。这样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 （引自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
世界观是指一个人对世界的一般看法。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因而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每个世界观都是这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意识上的集中体现。不同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本质是表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马列毛主义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所恐惧，他们害怕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阻挠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炮制出符合自己政治路线的反革命哲学，极力宣扬腐朽的唯心论与形而上学，修正主义者更是直接歪曲导师原文，他们 “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斗争中产生的，宣传并捍卫马列毛的哲学思想，批判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者的反动思潮，这是每一个革命者的光荣任务。只有在斗争中继承、捍卫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充满生机的，属于无产阶级的锐利武器。
哲学
**“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这就是说，哲学是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哲学小辞典） 哲学与文化，法律一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某个阶级服务。因此哲学反映着生产力和人类认识发展的阶段。一切的哲学，都是发展自人类的实践与斗争在阶级社会中，一切事物都有阶级之分，哲学也不例外。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了奴役人民，反动派从物质和精神两条道路下手，在思想上，他们利用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麻痹人民。而被压迫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得解放，除了现实的武装斗争，也要在精神层面的斗争取得胜利。即运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武器。哲学上的斗争与政治上的斗争是紧密结合的，刘少奇与杨献珍叛徒集团在建国后鼓吹综合经济基础论、思想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以及合二为一论。在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有人污蔑哲学“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这都是为了他们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掩盖阶级矛盾而造的舆论，可见哲学上的斗争反映了政治上的斗争，并将长期存在。
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阶级斗争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上，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发展来的。它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的原则，强调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和辩证性质来改造和认识世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武器。唯心主义是与唯物主义对立的哲学，他错误的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把精神作为世界的本源，把客观作为主观的产物，是对现实的歪曲认识。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为反动派服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哲学层面的表现。唯心主义经常改头换面，古代有孔孟儒家，柏拉图理念论等，近现代有康德，黑格尔，实用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鼓吹先验论。辩证唯物主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永远不会完结的，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懈与唯心主义作斗争，才能正确认识世界。
唯物辩证法
“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矛盾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自身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的两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由于矛盾斗争，事物总是要向反方面转化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口头上说着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分析事物却使用庸俗辩证法，他们分析矛盾时只使用两点论，将重点论偷偷抽去，在解决矛盾时采取折中主义。掩盖事物真相，模糊事物本质。当劳动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剥削时，他们说“你们只看到坏的一面，没看到好的一面。”“不要只注重坏的方向，好的方面也在发展。”这就是庸俗辩证法，其目的是掩盖、调和矛盾，蒙蔽群众，进而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
矛盾
“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矛盾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们的思想，都是包含着这样矛盾的方面的，二者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例如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但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由被统治地位转化为统治地位。矛盾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同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分析矛盾要紧抓两点论与重点论，既要将矛盾一分为二，分析他好坏两方面，又要分清矛盾主次，紧抓主要矛盾。身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害怕矛盾、逃避矛盾，而要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认真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
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是马克思根据实践得出的阶级斗争经验并研究人类历史经历后得出，他揭示了阶级斗争规律，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于历史唯心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为了掩盖阶级矛盾，推行英雄史观，并为历史上的反动派翻案，比如宣扬“克己复礼”，不顾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反奴隶主运动，而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儒家，其代表人物中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一生为完成复辟奴隶制的阴谋而上蹿下跳的孔丘，被吹为千古圣人；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本质是为了扼杀社会进步势力，使劳动人民安于被剥削的朱熹被奉做大儒；镇压太平天国后，在南京大肆屠杀百姓的曾国藩被赞为名臣。可见我们只有学好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才能避免被剥削阶级蒙蔽双眼。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产物。例如，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生产资料都是私人占有，国有企业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占有，而不是英法的无产阶级，他们只能进行雇佣劳动。建立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西主义同样肯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经济基础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当上层建筑已经阻碍经济基础变革时，只有通过对上层建筑的革命，暴力夺取革命正确，才能变革经济基础，解放生产力。
“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 通过以上，我们总结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并进一步可得，当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有政客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时，我们会清楚的发现，这里的人民，实质上指的是支持他的那些资产阶级，因为为无产阶级人民服务的人，是无法进入资产阶级体制内的。
阶级斗争
指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由于各对立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因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共产党宣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如果没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地主、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也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 机会主义者只要议会斗争、合法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叛徒考茨基说:“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而是“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他力图把阶级斗争限制在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内,不许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宣称:“社会主义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一一消灭剥削阶级以及产生人剥削人的原因”“国内阶级斗争熄灭了”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他们代表一小撮新型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市场统治一切。商品生产成为普遍形式，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取得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反杜林论》）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它给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灾难，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动摇着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只有在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
唯生产力论
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结果社会就会自然发展，或者只有社会生产力陷入桎梏才能改变上层建设，这种思想被成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歪曲与抹杀，他歪曲政治和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单方面扩大生产的作用；抹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第一个提出唯生产力论，其后被他的徒子徒孙考茨基、布哈林等人发扬光大。他们大肆反对十月革命，叫嚣“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粉碎了这种论调“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句话视若至宝（唯生产力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论我国革命》）革命的爆发，生产力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当矛盾的主客观要素都已齐备的时候，不论你高兴与否，革命总是要发生的。那些把生产力视为唯一标志，借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就是陷入了唯生产力论的陷阱。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陈独秀，刘少奇借口“中国生产力低”来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后，刘少奇借口发展生产力，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要完成他的复辟阴谋。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这就是“解放生产力”，不是
先有新的生产关系，而是先造成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充分发展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辩证关系。反之，如果以生产力作为革命的唯一标准，那列宁所说的“革命将发生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就是完全的谬论了，他应该等到几十年（甚至更长）俄国生产力赶上美国后，再进行革命，我们也要应该支持独夫蒋介石发展到世界第一列强后，再进行革命，可谁会这么蠢呢？社会帝国主义宣传“以发展生产力为纲”“发展生产力是唯一标准”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剥削暴行，为了颠倒历史发展进程，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修正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修正主义将个人利益置于无产阶级利益之前，背叛并出卖无产阶级，产生修正主义分子的根源是脑内的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社会帝国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子通过篡夺国内党政大权，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都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了一个掌握国家机器与社会大量财富的新生官僚垄断集团，也就是大资产阶级，这个集团利用手中权利，出卖人民利益，将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将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残酷的剥削压榨人民，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对内采取残暴的高压统治，对外侵略扩张，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殖民。他们鼓吹民族主义，使无产阶级漠视阶级矛盾，对无产阶级反抗进行镇压，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无比仇恨（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斯大林去世后被赫鲁晓夫修正集团窃取的苏联，别无他指）
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一）破除迷信——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就富不起来
“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耗子的就是好猫。”本节就要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拿数据说话，看看市场经济这只黑猫到底是不是能捉耗子的好猫！
一、能源消耗量和发电量
首先看看能源消耗量和发电量，能源消耗量和发电量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晴雨表。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在几个有代表性的经济时期比较中，大跃进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均高于改开后的几个特殊时期，退一步讲，哪怕以大跃进时期搞浮夸风其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事实为由否决掉大跃进时期的高增长，折线图上反映出的改开后的发展情况也逊于改开前。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发电量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 10.52%的好成绩，要知道这可是在加了“计划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debuff”的情况下取得的啊。如果按“特色”教科书上所说的来评价文革时期“濒临崩溃”的话，那么改开后尤其是改开前 20 年的低速增长（1979-1997 能源消耗量年均 4.5%，发电量年均 7.7%）岂不是彻底崩溃？当然，这两项指标增速下降有能源利用率提高的原因，但用不着拿着一点来为 1979-2000 年的低速发展辩护，因为并没有什么技术让能源利用率一下提高几倍，也没法解释为什么 2001-2011 年这两项指标的高速增长（节能技术忽然间又消失了？）。
二、农业
上面几个图表中的折线图最能反映小农后劲不足的特点，分田前十年的粮食产量靠着暂时的“积极性”维持住了与文革时期相差不大的增长速度，但很快就随着耕地面积与化肥用量增速的放缓而降了下来。直到特色当局发现丧失大量劳动力的农村将给粮食问题埋下大隐患的时候才打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旗号让资本下乡，这才让粮食产量增速回升。
三、工业产出
工业的三个数据，粗钢产量、煤产量、水泥产量，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可见 1969-76 年之间的增长率，也高于改开之后的主要时期（1990-1991 年在水泥和粗钢上略高于文革可能是缘于政府的大力扶持或者是统计标准的改变），直到“黄金十年”才超—— 水泥就算是“黄金十年”也没有赶超（这十一年还是房地产大膨胀时期）。
四、交通运输问题
数据显示，1950-1980 年，中国公路里程增长总量约为 75.66 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 2.522 万公里；1980-2000，中国公路里程增长总量约为 51.94 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 2.597 万公里。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二十年里，公路里程的年增长量竟然与所谓“不经济”的时代相差无几。
再来看看新增公路的增长速度吧，由数据可知，改革开放之后的十五年里，尤其在 1980-1990——那个我们大多数人心中快速腾飞的十年里，平均每年新增公路里程达到了最低点——每年 1.45 万公里，这个增长量甚至还不足 1951-1962 这困难的十年的一半。
1949-1995 年中国铁路里程：
1950－1980 年共修铁路 2.77 万公里，平均每年 923 公里。
1980－1995 年共修铁路 4700 公里，平均每年 313 公里。
1950－1978 年共修铁路 2.64 万公里，平均每年 942 公里。
1978－1995 年共修铁路 6000 公里，平均每年 353 公里
——《中国历年公路和铁路的总里程》
由此可见，1980-2000 年的二十年中，中国的交通建设未取得大的进步，相对于 1949-1970 年，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
五、结论
前文所列的数据都显示出一个规律：改开前20年经济各项内容的增速一般都低于文革时期，直到 2000 年左右加入 WTO 完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后增速才又才赶上文革，我们可以由此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 没有市场经济中国也能富起来。有的认为不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就无法继续发展生产力的同志可能便会急着说：“这规律不也正好证明了只要足够开放经济增速也能和文革持平吗？我认为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应该到实现现代化后再消灭资本主义。”针对这种观点我想反驳的是：（1）我们既然可以在不让工农受剥削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经济那又
何必再额外养一堆吸血鬼给人民带来更多的苦痛呢？（2）资本主义经济越发达其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就越反动，若按某些同志预想的到 2050 年再消灭资本主义，那时再推翻早已高度垄断市场、牢牢把握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又需要让人民流多少的血和泪。还有的同志宣扬补课论，认为中国缺少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应先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我认为现在已经补得够多了，现在都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难道非要再和美帝争个世界霸主地位才肯罢休吗？再者，毛主席认为，“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先造成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使新的生产力充分发展。”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怎么发展过封建经济，但这影响美国北方资产阶级获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并在短短四十年里完成二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吗？如果北方的资产阶级也信奉补课论的话，那美国现在可能还处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呢。
（二）大包干——联产是假，单干是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一、倒退回小农的灾难后果
“1949年建国到1985年人民公社解体，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235% 人口增长 95%人均粮食产量增长 71%。
然而 1986 年人民公社解体到 2008 年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增长 23%而人均粮食产量则只增长了 9%。”
“然而包产到户时期呢？1980-1984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4.17%，很漂亮的数据。看起来似乎包产到户起了作用，但是之后包产到户的神力就一下子消散如烟了。1985-1989 平均增长率就暴跌到 0.01%，几乎是没有增长，之后虽然增长率起起落落，但都是在 1.9%以下。2000-2004 年则再次回落到 0.61%的低点，即使是比较好的 2010-2014时期也只有 2.72%。集体化 27 年间（1953-1979)总的平均增长率为2.64%,而包产到户 35 年间（1980-2014)总的平均增长率只有 1.74%”“在“十一连增”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却是粮食自给的隐忧越来越大。因为包产到户后粮食长期增长缓慢（1980-2003年 ，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 1.09%，而 1953-78 年是 2.41%）。为了维持粮食自给，修正主义者只能弃卒保车，放弃大豆的等油料作物的自给，放开了油料作物的进口。1990 年油料作物进口还不到 1 万吨，2001 年就增长到 2066 万吨，甚至到 2014 年增长到 7140 万吨。放弃油料作物的自给，释放出油料作物的耕地转产粮食。而粮食的进口中特现在坚持的红线是进口量不超过国内产量的 5%，“九联增”后的 2012 年全年的粮食进口占国内产量的 2.2%，似乎不怎么多，但这已是 2011 的 3 倍，2014 年谷物进口 10600 万吨，占 2014 年粮食产量的 106793 万吨的 9.92%。”从上面的材料来看，大包干在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让分到田的农民们干劲十足尝到了甜头，但这毕竟是靠打鸡血似的延长劳动时间取得的短暂的难以维持的成绩，小生产的落后很快打破农民们的幻想。
（1）农业机械化的滞后甚至倒退
自分田以来，小型拖拉机的动力总量增长迅速但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增速实属缓慢，1994 年左右甚至还有所倒退，直到近十几年又搞起农村集体经济才快速增长。这是因为在过去分地时，每快地都要平均分配。有时候一家人的五亩地会分成六七块，大型机械用不上，有的连小型机械也用不上，种地只好用人工拉犁拉耙，恢复了秦汉时代的“传统耕作方式”，哪怕是条件好些的也要配备全套的小型机械，都价值两到三万元，造成了资金和机械的极大浪费。
（2）水利设施的荒废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 1979 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 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 1/4，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提高到了 46%，处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还完成 2.6 亿亩的除涝和 6200 万亩的盐碱地治理。”
“1980 年，中国水利系统能够灌溉 16 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到 1990年，这个数据反而缩水到了 15.8 万平方公里。”
原来在毛泽东时代所建造的农田建设，特别是水利基本建设因为分田后无人打理都基本毁坏贻尽。以至于农民对农田的灌溉成本要加大到三到五倍左右，而且耗工耗时又费力。过去在生产队的时候，用河水灌溉，普浇一遍农田只需要几个人用几天的时间就够了。河道逐渐荒废掉了。每家每户都必须用井水来浇灌。一遇到旱情，几乎是全村人都要出动，去抢占机井，都想先浇自己的地。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纠纷。结果半个月的时间也灌溉不完。
（3）农民缺乏足够的技术指导
“1970 年统计年鉴上第一次出现了化肥施用量的统计，当年化肥施用量与粮食播种面积之比为 29.45 千克/公顷，1979 年为 91.09 千克/公顷，到 1989 年增长到 210.07 千克/公顷，1999 年增长到 364.46千克/公顷，2013 年达到顶点 528.53 千克/公顷，是 1970 年的 17.95倍。即使在这样巨量化肥的堆积下，包产到户小生产下粮食产量仍然增长乏力。”
没了生产队专业技术员的生产指导，单独经营的个体农户很难独自掌握农药、育种、化肥的技术，再加上水利设施的缺失和高成本的个体机械化使得农民哪怕施用了大量的化肥也没有好的成效。
（4）谷贱伤农
“比如 1984 年是个大丰年，但是大丰收以后粮食产量大跌并增长缓慢，直到 1989 年粮食产量才重新超过 1984 年。这种事情又再次在世纪末发生，1996 到 1999 年是连续四年大丰收，其中 1998 年是顶点，但是 2000、2001、2003 年都出现大跌，长期增长缓慢。直到 2008年才重新突破 1998 年产量（然而现在的媒体从 2003 年这一底谷开始计算，得出 2004-2014 粮食产量“十一连增”的大喜讯）”
按理来说，大丰收对农民来说应该起积极作用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一定会进一步增产但也不应大跌。但反观现实，大丰收后常常连着几年大跌，这是因为大丰收时自由市场粮价大跌，农民们发现生产了更多粮食后收入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其生产积极性便非但没有被调动反而被挫伤。
（5）“地主”回来了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先富带后富论的鼓吹，农村的先富们也响应起国家的号召，把穷邻居拉进自己的鱼塘、果园、养殖场，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干活迟早有一日也能和自己一样靠着“管理经营”勤劳致富。这种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在理论家口中却成了按要素分配，却闭口不谈资本所带来的收入与劳动所得的区别。这些新“地主”当然不会止步于“勤劳致富”，有了经济上的高地位后，就很快勾结地方官僚，成为一方“豪强”。有的同志天真地认为地方恶势力的根源就是没良心的先富腐化地方官员造并且相信当这两年的扫黑除恶可以一举解决“地主豪强”问题。首先，此次运动的发起者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其根本目的是加强 特色党对地方的控制剔除本阶级内部的腐化部分以保证资产阶级剥削的长治久安。再者，在剥削阶级统治下，其任命官吏都是为剥削阶级的专政服务的，海瑞清廉吗？但其让大地主退田的目的不还是“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军纪严明吗？其用武之处不还是镇压太平天国，杀害起义农民，曾国藩本人甚至还因此得了个“曾剃头”的绰号；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红歌会，不还是以扫黑为名逮捕出租车司机罢工的领头人。在当今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公仆再怎么万能也不可能踢开“地主豪强”来作地方父母官，他们可能会法办个别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剥削者，但绝不会打倒所有的“地主豪强”。
（6）大量农民沦为受剥削的无产者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共有农民工约 2.88 亿人，比上年增长 0.6%。乡内就近就业农民工约 1.16 亿人，外出就业农民工约 1.73 亿人，外出就业中进城农民工约 1.35 亿人。”
这样对农民如此不利的农业政策实行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很显然，对沿海的渴求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工业有着极大的好处。个体经营农业的高成本与市场价格的不稳定逼得农民们进城打工，沦为无产者为“民营企业家”带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可悲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现在又要和工人兄弟沦为被剥削者了。
二、浅谈资本下乡
随着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城市市场已趋近于饱和，特色党又将目光投回了发展缓慢的农村地区。特色之所以于 2014——2020 年连续七年将“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即为资本下乡进行疯狂扩张以攫取利润做出了明确注解。无论 特色如何涂脂抹粉卖弄风情，所推行政策的名称叫做土地流转也好，叫做土地确权也罢，都遮掩不住资本迫切要求下乡的狼子野心，中国农民阶级面临 21 世纪圈地运动的命运已经注定（去年年初的山东宅基地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推行资本下乡和资本主义城镇化，既可以消化城市中的过剩资本以提升企业利润率，又可以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将农村劳动力逐步转化为农业生产工人，而且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农产品价格进一步压低劳动力价值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随着资本下乡以及资本主义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大批农户将被征地拆迁，他们无地可种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维持生存。中国乡村中只会种地身无长技的广大农民群众，除了一小部分被农业资本家所雇佣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其社会身份转换为农业生产工人之外，其余绝大多数人都将被迫进入城市，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无条件地接受城市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榨取剩余价值，舍此没有任何其他出路和选择。
三、结论
农业是基础，因此修正主义者在 1978 年夺取政权后很快就以小岗村为榜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拆解人民公社破坏集体经济，将大批农民逼入沿海的血汗工厂，这就是从根本上瓦解掉工农联盟中农民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迈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步。
（三）国企改革——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丧失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旧世界彻底改造！”
一、从放权让利到经济责任制
1978 年后我国确立了放权让利的基调，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从 1979 年 4 月开始，中央在 2100 多个企业进行了试点。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企业权力下放，一次是 1958 年，一次是 1979 年。但是，两者有本质不
同。
1958 年在工业企业下放的同时，大力推行工人民主管理，而 1979年的放权让利同时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实际是用物质刺激（奖金）回收工人管理工厂的权力，从短期看工人收入增加，从长期看工人权力丧失，最终必然导致更大的经济利益的丧失。放权扩大了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公权力私有化，破坏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
在扩权的初期，企业表现出很高的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也多发了一些工资，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在这一阶段上，工人逐渐放弃了管理权利，从以前的政治挂帅走向了经济挂帅。到 1980 年底，中央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国有企业也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这宣告了放权让利的结束。但是，放权让利虽然结束了，工人被回收的管理权力，却是再也拿不回来了。
二、利改税和拨改贷
我国企业以前所有利润统一上缴国家，如果需要扩建厂房或者购买设备，则由国家无偿拨款给企业。利改税、拨改贷就是用所得税替代利润上缴，用贷款替代无偿拨款。
首先看利改税。我们以大企业为例，国家对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 55％的比例税率征收所得税，所得税后剩下的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整体而言，企业要将大约 7-8 成的利润通过利税方式上缴国家。
再看拨改贷。国家收走了企业 8 成的盈利，却不再给企业的建设拨款，而是要求企业向银行借贷。这使得国有企业面临异常困难的境地。当时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和私企、外企竞争了，但是私企外企的综合税率只有 17%-33%（本身税就低，还有各种减免），而国企的综合税率却在 70%-80%。这是典型的不平等竞争。外企和私企赚钱了，大部分可以留下来扩大再生产或者购买更新的设备，国企赚钱了，大部分给了国家，国家却不再拨款给企业建设，而要求企业自己去贷款买新设备。这直接导致国企设备老旧，资金不足。拨改贷实施后，原先的国营企业负债率从 20%左右急速升至 80%以上，个别企业全额负债，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发展后劲。不仅如此，拨改贷项目仍然沿袭由国家定项目，企业和建设单位听命使用资金的做法。国家定项目就是领导人定项目，厂里面的领导人为了政绩胡乱贷款上项目。这导致上届领导借钱下届领导人还款，对借钱者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
三、一长制和工人的积极性降低
改开前，企业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被动的工具，不是被动的领受任务，而是主动的自觉的人，主动参与到企业计划的制
定之中。
随着改开后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1984 年，国家开始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招收合同制工人，1986 年废除子女顶替和内部招工办法。1986 年有调查表明，由于搞活企业的需要，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 年对 17 个城市 400 多个企业的21 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底。21 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 12%。”因为此时工人已经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能有主人翁般的劳动积极性就怪了。
四、大下岗
1996 年一季度，在长期不公平的竞争中（至少有两点：其一、税收不平等。其二、私企和外企只给职工发工资，而国企除了工资，还要给职工修房子、看病、上学），在国企乱象横生的背景下，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全行业净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6599 户，亏损面达 39.1％。而导致这一切的锅，自然又是由那些“磨洋工”的国企工人背了。面对当时的局面，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用各种方法让国企三年脱困。砸三铁、甩包袱，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台的。在此前后，国有企业甩卖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分出了自己的住建科成立房地产公司，优化了大批老工人以减少成本。被优化的工人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职工为例，2005 年三线被优化的职工月收入低于 300 元的有 68％，收入的 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人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被优化的那些人生活没有着落，出现了各种人间悲剧。有女工成为霓虹灯下的新哨兵，而她的男人每次都驮着她去上岗。有男工为了自己的小孩上学，吃了毒药制造一个大新闻，让社会捐助自己的遗孤。去
问问那些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哪一个不是对那些叫嚣着国企效率低要打破铁饭碗的专家学者恨的咬牙切齿。
资产阶级的无耻走狗艺人刘欢居然在 1997 年的《从头再来》中唱道：“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工人听了当时就直骂娘，你为什么不走进风雨，凭什么叫我们从头再来！
2000 年开始，国家对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分类指导，对陷入困境的老企业通过出售一块、盘活一块、加强一块等各种方式，进行国企“改革”。数千万工人被优化，众多国企被甩卖。通过甩包袱卖企业，2000 年底，终于如期基本实现了国企改革与脱困的三年两大目标。从实质而非形式的意义来讲，至此，国企改革已经完毕。后续的行动，无论怎么冠以改革的名义，其实质仅仅是垄断资本的重组而已。2003 年组建国资委，对国有垄断资本进行打散重组，这之后的进程，多数人至少也有耳闻了。
五、当代国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工具
“从 2001 年到 2017 年，在国际垄断企业 500 强中，中国企业的数量从 12 个迅速增长到 115 家，仅次于美国（132 家）。109 家企业的总营业收入达到了 6.04 万亿美元，占世界 500 强总营收的 22%，占中国 2016 年 GDP 的 55%。
这其中，80%的入榜企业是地方国企或央企！
以中国前十大企业为例，它们的营收都在 1000 亿美元以上！这十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来自重要的生产领域，例如排名前三名的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十家企业中，除了平安集团，其余 9 家都是央企，而平安保险的前十大股东当中有九家都是国企。
也就是说，前十家入榜企业全部是国有控股集团公司！2016 年末，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中小企业”）当中，中型企业 5.4 万户，占全部户数的 14.6%，小型企业 31.6 万户，占全部户数的 85.4%。大企业户数仅占 2.5%。
但是，2017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5187.1 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为大型企业的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45.1%，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的私营企业利润总额仅增长 11.7%！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利润增长远远高于中小企业。
利润总额的差距也很大。仅仅在 2016 年末，中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数量上只占全部注册企业数不过 2.5%的大型企业占有43%以上的利润总额！”
“2020 年 3 月 11 日，国家电网收购阿曼国家电网公司 49%股权成功交割。阿曼国家电网公司由阿曼财政部通过那玛控股公司100%持有，是阿曼国家级输电公司，负责阿曼骨干输电网的建设、运维和调度，拥有输电线路 7240 公里、变电站 89 座。
2020 年 6 月 24 日，国家电网全资收购智利切昆塔集团公司成功交割。切昆塔集团公司是智利第三大配电企业，拥有配电线路 16911 公里，服务人口超 200 万。
2020 年 11 月 13 日，国家电网收购其持有的智利 CGE 公司 96.04%股权。
CGE 公司是智利第一大配电公司和第二大输电公司，拥有输电线路
3500 千米，配电线路 64738 千米，配电用户 300 万户。”
这些数据表面上显得国企这几十年发展不凡而且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大国担当，但让我们再细考虑几点：（1）首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已经丧失，计划经济也早就被改为了市场经济，当下国企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市场而造就的托拉斯？（2）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帮助被帝国主义国家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工业，但谁曾听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吞并他国龙头企业这种行径，这种行为不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侵占经济殖民地而进行的资本输出吗？因此，当代国企已经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工具，其职责不再局限于垄断国内关键领域还包括为帝国主义经济扩张而冲锋陷阵。
六、结论
特色用无耻的行径先搞臭国有经济的名声，后又打着拯救国企的旗号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将多少为国家奉献几十年的工人赶下岗，这就是为了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剥离，让工人阶级失去领导地位，使他们沦为雇佣奴隶，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四）血与泪——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与贫困
千人断指叹李成瑞铿当复铿当，机床冲压忙。人随机械动，节拍须准当。
右手喂铁料，左手取件放。一秒一往复，秒秒皆紧张。
三万六千秒，每天十时长。日久渐麻木，千钧落指上。
筋骨成烂泥，鲜血溅屋墙。指指连心痛，痛厥机器旁。
一地“五金乡”，千人断指伤。防护岂费难，机上加遮挡。
区区两千元，老板不肯装。官员傍大款，出气一鼻腔。
熟视竟无睹，声声“工作忙”。伤者偿无几，带残回故乡。
妻儿惊涕泪，老母呼上苍。复有断臂者，前来诉衷肠：
断指诚可叹，尚有双臂膀。今我难耕作，怎获糊口粮？
曾闻挖煤者，处境更凄惶。风洞久不修，瓦斯把命戕。
最惨金矿工，订立“生死状”。万元一条命，买断无商量。
亡者尸弃野，肉躯饲贪狼。财源滾滾进，血泪汩汩淌！
我等失指臂，幸得身未亡。性命虽苟全，痛楚日月长。
先烈入梦来，血照红旗扬。奈何红旗下，主人成羔羊？
狂笑复痛哭，放歌悲亦壮：铿当复铿当，工人有力量！
铿当复铿当，东方出太阳！
一、劳动法真能保证劳工利益吗？
“当年制订《劳动法》，就经历了一场争论：劳动法是管理劳动的法律，还是保护劳动的法律？结果，《劳动法》的“第一条[立法宗旨]”作了如下表述：“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法》的这些规定说明：我国的现行劳动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用人单位”同“劳动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之间，必须订立劳动合同才能建立劳动关系。法律上确立“用人单位”这个概念，说明“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单一的“用”与“被用”的关系。劳动者同“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及其主权没有任何关系。“用人单位”是以给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取得对劳动者的使用权的。因此，“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的这种劳动关系实质上已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由《劳动法》所规定的这种劳动关系同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关系本质上是相同的。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后来的许许多多劳动法律、法令都贯彻了这个精神，它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具体之处会有不同，基本精神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职工在单位中代表国家，担负主人责任、享有主人权利的主人地位没有了，即使在国有企业中也是如此，工人阶级从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情况既然如此，《宪法》、《劳动法》以及种种劳动法令，在强调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时候，所保护的已经只是雇佣劳动者的利益，而不再是解放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劳动者的利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活的灵魂就是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因为资本只有能够不断增殖才能扩大再生产。资本利润最大化，就是剩余价值率的最大化，资本必然要加重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对立。因此，今天当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依靠资本来发展经济时，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和企业的掌权者，不可避免地也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代理人一样，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更看重保护资本的利益，而把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放到次要地位。这就是中国社会也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出现资强劳弱，工人阶级沦为弱势群体的由来。中国工人阶级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者、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主人，重新沦为了雇佣奴隶，权利被严重侵犯而无力抗拒的弱势群体，这已经是社会公认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从主人到雇佣劳动者的变迁》
二、多种多样的剥削方式
（1）包身工
包身工是旧中国工厂中实行的一种定期卖身的雇佣制度。首先实行于日商在华的纱厂。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残酷的奴役制度。一般由包工头迫使他们的父母或保人接受极少的包身费，订立包身契约。包身期间，包身工没有人身自由，一切听命于包工头，不准回家，不准到其他厂家劳动，全部工资归包工头所有。包工头仅提供极差的食宿条件。包身工身受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不少被迫致死。没想到这种万恶的剥削制度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复活了！
文明时代岂能逼良为奴！1994 年 7 月 19 日，沈丘县农民霍云章来到开封市郊区公安分局报案，哭诉了他被骗到刘寺北窑厂强迫劳动以及所受到的非人待遇：“我是在开封南郊曾屯收废品的农民。1994 年 5 月 7 日，我走到刘寺北窑厂附近休息，这时从窑厂走出来两个人（后知是监工欧连江和李三毛），他们问我干啥？我说是沈丘来收废品的，因拉肚子在这休息。他们说，走吧，窑厂有药吃两片就好了。在窑场吃了药，我向他们道谢后要走，他们却让我在窑厂干活。我不愿意干，他们就开始打我，往我脸上扇，把我拖到地上用脚踩…… 我被迫在窑厂拉土坯，干活从来不给钱。除了吃饭时间，从早 5 点干到夜里 12 点，并且干得慢了或者歇一会儿就要遭到皮带和木棍殴打。有个民工前些天还被割掉一只耳朵……今天上午，原来和我一起收废品的老乡胡成金路过这里，我趁工头不注意跑向胡成金。胡见工头不让我走，就骗工头说我的人命案发了（并无此事）。我才得以逃脱……”（摘自 1994 年 8 月 28 日《中国商报》
这家刘寺北窑厂不知原来属于何种所有制性质？居然经过转手承包而被包给了两个“农民”恶霸。他们雇了一帮打手，到社会上诱骗、甚至是以解放前“抓壮丁”式的方式逼迫人到这窑厂当奴隶。光天化日之下，无人知晓，亦无人过问，这是怎么回事？基层党政组织和司法
机关到哪儿去了？
（2）童工
有人说：“任何人单凭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并不能构成对他人劳动的强制和奴役”，“劳、资双方都是平等的公民”；私营企业和雇工“并不注定就是剥削”。真的是这样吗？请看看下录有关非法使用并残酷虐待童工的事例吧：
招远东良合线厂非法招用童工和未成年工辽宁经济日报社 郭元金山东招远市辛庄镇东良合线厂，是一家村办企业，有职工约 150 人， 其中大多数工人是从山东各地农村廉价招用、招聘而来，平均月工资不到 200 元，且年底发放。扣除伙食费，有些工人年底仅能领到 500多元，老工人最多才拿到 2600 余元。最为严重的是，该厂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山东省颁布的有关劳动法规，招收童工及未成年工。由于疏于管理，在作业中曾发生多起机械轧断手指的工伤事故，医疗费用则从伤者的工资中扣除。如济阳县太平乡纸坊村王茂文，15 岁，初中未毕业，1999 年 3 月去该厂打工。据王茂文说，包括童工在内的合线厂所有职工均未受过安全生产方面的教育，也未按有关规定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去年（1999 年）4 月，王茂文右手食指第二关节以下被机器轧掉，到 10 月份回家，共八个月时间，厂里扣除饭费 622 元、医疗费 250 多元，最后，厂方竟称王茂文还欠厂里400 多元（王留着厂方手写的字据）。今年 2 月下旬，王茂文和父亲王司银等千里迢迢去合线厂讨个说法，要求依法补偿。东良合线厂厂长刘胜福竟说：“你们别拿法律蒙我，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去告。大不了我这个厂长不当了！”该厂一名 30 岁左右的女办事员说：“你掉一个手指头算啥？还有掉两个、三个、四个的呢！”经过交涉，最后厂长从电脑里调出资料：“王茂文工作 203 天加 15 天（伤残工）每天 8 元，共计 1176 元；扣除饭费 622 元，预支 400 元，剩余 154 元。”在事实面前，该厂没再提王茂文欠钱的事，也没医疗费。2 月 26 日上午，王司银找到辛庄镇政府信访办公室及镇司法所，一位姓郭的同志让他们到招远市劳动局仲裁部门反映情况。招远市劳动局劳动仲裁 办公室一位中年男子说：根据鲁高法（1998）149 号文的规定，他们只受理镇以上的企业劳动争议案，村办企业发生案件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王司银说：离家太远，官司打不起。遂带孩子返回家乡。据王茂文讲，在该厂像他这样的童工和未成年工人还有不少，如杨某（女），进厂时 14 岁；路某（女）15 岁，刘某（男）15 岁，王某（女）15 岁，贾某（女）16 岁等。今年该厂招收了部分童工。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屡屡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村办企业，近年来曾获得不少荣誉称号，如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烟台市消费者协会“消费者满意单位”、山东省乡镇企业局“山东省乡镇企业财务管理先进单位”、招远市委市政府“明星企业”等等。令人费解。（见 2000 年 4 月 23 日《人民日报》）
（3）超长的劳动时间
睡觉不让超过 6 小时干完活儿还不给工钱这个外地老板怎能这样雇工编辑同志：
我们几人是从江西省和福建省来津的打工者。今年 3 月至 6 月，浙江省乐清市东联乡的吴正善在天津雇用了我们，让我们到东丽区“温州城”附近他的服装作坊给他干活。当时他和我们签订了“聘用合同书”和“劳务协议书”，合同书和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工作时间按国家规定执行”、“甲方（吴正善）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乙方提供必须的生产（工作）条件，尊重乙方的正全和身体健康。”“被招用人员的工作时间及休息、休假等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但是，自吴正善雇用我们后，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每天工作长达 18 到 19 个小时。下班后再吃饭、洗澡，又要占1 个小时，这样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因工作量大大家体力难支，每天无法完成老板的要求，又得受骂受辱。长时间这样干，有些工人生病了，但是老板也不让休息，把我们弄得实在无法干了。我们想离开这里，老板不但不给我们工资，还打了我们中的樊新华。我们都是外地人，在天津人生不熟，根本不敢惹他。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给我们作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樊新华 李秀风 吴秀铭等
（1999 年 11 月 9 日《天津日报》）
（4）“生死合同”
劳动关系失衡：“生死合同”的罪魁李克杰调查显示，发生矿难的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矿竟然没有保险“团单”，就连矿工的意外伤害保险都很少。据初步统计，仅占遇难人数 10%左右的投保者也都是家属投的保。而与之形成强烈对 120 比的却是，每个到井下采煤的矿工都与矿上签了一份“生死合同”。合同规定井下施工中出现伤、亡事故，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煤矿分别一次性付给生活补助费 4000 元和 6000 元，而死亡则一次性付给抚恤金两万元，其他一切善后费用均由矿工自负。据称在许多煤矿，“生死合同”的普及程度比办理保险还高。（2 月 23 日《中国青年报》）诚然，煤矿为矿工办理保险是转移安全风险，而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也是为了化解事故风险，减轻企业负担。但两种化解方式性质不同，后果迥异。投保方式是两利之举，而签订“生死合同”是企业单方面推卸责任，加大职工风险的做法，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矿主可以而且敢于不办强制保险，却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为什么矿工甘心且自愿（至少表面上是）与矿主签约，仅两万元就把自己的生命“卖掉”？对于矿工“自愿”签订“生死合同”而不愿意购买保险，我们不能简单抱怨矿工保险意识薄弱，更不能抱怨矿工不珍视生命。事实上，是失衡的劳动关系促使矿工签订“生死合同”。 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几乎在每个行业的每个岗位，都有庞大数量的竞争者。从春节后数亿计的农民工东跑西颠、南征北战，疲于奔命地寻找打工机会，足见我国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的紧缺和珍贵。在这样的形势下，必然造就劳动力雇佣市场中的不正常关系，决定了企业和雇主的强势地位，工人没有资本也没有勇气与企业和雇主讨价还价。因此，在劳动雇佣关系中，工人几乎惟企业与雇主之命是从，惟恐因言行冒犯而被炒鱿鱼。企业和雇主拒签劳动合同，或者签订显失公平的劳动合同，拒绝为职工缴纳养老费和保险金，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无报酬加班，拖欠工资与随意克扣工资等，工人却敢怒不敢言，都反复印证了劳动关系的失衡。而这种严重失衡的劳动关系恰恰反过来娇惯了一些企业和雇主，使他们无视职工利益，忽视安全生产，于是生产安全事故频发，恶性循环由此产生。 （见 2005 年 2 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
三、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列宁说：“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较份额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
（1）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一种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低为 0，最高为 1，基尼系数越高，社会贫富差距越大。
2016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是 0.465，相比于 2012年，基尼系数从 0.474 降到了 0.465。而其他机构公布的数据则远高于此，西南财大公布的基尼系数为 0.62（之前为 0.61，略有上升），北京大学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为 0.5，北京大学统计的资产基尼系数更是高达 0.78（之前为 0.73，有所上升）。
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 0.61，大大高于 0.44 的全球平均水平。西南财经大学的这份报告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 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60。分地区看，中国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为 0.59，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 0.57，西部地区为 0.55。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 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 0.45，2002 年为 0.55，2012 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 0.73，顶端 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 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 1%左右。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国际惯例把 0.2 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 视收入相对合理；0.4-0.5 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 0.5 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无论采用哪个机构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都已经越过了危险警戒线。我们拿美国的数据来看：2016 年，美国收入基尼增长到 0.49，资产基尼为 0.84。我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远高于美国，甚至连资产基尼系数都十分接近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的问题不言而喻。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此之大，似乎说明了地域差异导致的财富不均，拨开其表层，里面仍然是阶级矛盾。我们无须讨论西藏和北京的居民收入差异，仅仅一窥同一城市中市区和乡村的差距。拿上海为例，2015 年，上海城镇居民收入 52962元，农村居民收入 23205 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一倍以上。
（2）国民收入与实际国民收入
（3）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分布
四、结论
层出不穷的花样剥削与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的吗？现象可以反映本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表现不就是表明了资本主义早已在中国复辟的有力证据吗？如果我们为人民服务的“PARTY”真的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会让国家的主人流这么多的血汗让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吗？
回顾历史认识当下反动本质根源
在前两段中，我们分别说明了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以及中国的无产阶级为生存所做出的反击与抗争，那么为何中国会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呢？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一般条件下，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路线起决定作用，体现在经济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则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走资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服务。因此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与复辟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源泉——资本主义法权。通过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分析，可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反动派产生的原因，可以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情况，可以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以及对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研究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明确斗争路线，明确斗争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
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就是表现在法律上面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的不平等制度，也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条件。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是什么？在社会中表现为什么样呢？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 商品开始研究，是科学的方法论。要了解某一事物，必须先了解他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从中找出一般的特点，然后进一步分析复杂形式。因此，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
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主要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每个无产阶级都能感受到的。从所有制关系来看，这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由少数剥削阶级占有，而雇佣工人却 “自由得一无所有”（《资本论》） 不得不在市场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资本家在市场上购得了工人的劳动力，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已经无权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也是在资本家监督下进行的。这种劳动是强制性的，它对于劳动者只是一种痛苦和沉重的负担，而不是“自由性”“创造性”的劳动。这是资本家统治压迫与劳动者被剥削的阶级对立的关系。而资本家给予工人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更不必说被窃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劳而获，工人劳而不获，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产品分配形式。上述的一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形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掩盖平等口号下的不平等制度，资产阶级法权关系本质是最大的不平等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 “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共产党宣言》）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得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几个特点。在所有制方面，生产资料层面上占有的差别，会体现在分配方面，这种差别即不平等会滋生资产阶级法权。例如私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即使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各生产队因为设备条件，自然环境等原因，在收入上是不平等的，这仍会体现资产阶级的法权，这是主要方面。而生产阶段的不平等关系和产品分配阶段的不平等分配，这两点对所有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进而也会滋生资产阶级法权。从总的方面来看，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掩盖平等之下的不平等关系。
二.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那么社会主义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种痕迹表现在生产关系上，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资产阶级法权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这两对矛盾无时无刻不在斗争，这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只不过换了种表现形式。这种斗争的表现，我们可以从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来分析，在新社会的所有制问题上。以我国举例，三大改造后，我国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是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其中集体所有制是用来引导个体劳动者，特别是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但同全民所有制相比，它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生产资料属于社会的某一部分劳动人民所有，而不是属于全社会劳动人民所有，不能接受国家统一支配，为全体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由于各个大队，公社之间的自然条件，设备能力等等各方面的差别，社员的个人收入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差别，作物的价值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差别。这些差别和不平等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另外，我国还存在小部分私有制残余，在农村还存在少数非工业的个体劳动者，人民公社的社员还保留着部分的家庭副业，商业也存在个体商贩，这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滋生小生产思想。因此，我们绝不能丢掉阶级斗争这杆大旗，要不断扩大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单位，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未来人民公社这种集体所有制也一定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思想方面更要以政治挂帅，对个体劳动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避免导致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相互关系方面，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在生产中劳动人民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同志关系。但此时的社会仍然存在“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工农，城乡间对立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协作、支援的新型关系，但工业与农业仍然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低的差异，城乡间仍然存在生产技术、文化、生活方面的差异，城乡间的关系表现为形式上平等但事实上不平等。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立，列宁说这是 “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国家与革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种劳动者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旧的分工没有完全消除，脑力劳动者仍然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技术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有复辟的可能，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温床。社会主义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相互关系的重要方面。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个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看问题不仅要看形式，更要看实际内容。如果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那所谓全民所有制也是有名无实，即使是好人掌权，如果路线错了，问题也并没有解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路线决定了领导权在哪个阶级手中。
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是平等的吗？也不是。马克思和列宁无数次地提及，在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的前提下，劳动者参加劳动后领取的消费品是与自己的劳动量相当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遵循的是按劳分配这个调节商品关系的等价交换原则，按劳分配是平等的吗？我们很清楚，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不同等的，有的人体力或智力比其他人强，有的人家中要赡养的人多一些，因此事实上某些人得到的就比另一些多一些，比另一些人富一些。这些设想是建立在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这个前提下，而现在提到的资产阶级法权比设想中范围还要广。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一下子建立全民所有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存在集体所有制，以及个体所有制残余。这个弊病在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进入共产主义，消灭三大差别，人们的政治思想极大提高，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时，才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产品分配时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台, 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转引自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三.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仍然存在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两条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此，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还是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成为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体现在经济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走资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服务，资产阶级法权直观的表现了阶级斗争的情况。
早在全国解放时，毛主席就认识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党没收了官僚资本家的一切资本，并对民族资本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的资产阶级法权。同时毛主席也预料到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果不其然，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改造无比敌视，他先后在华东、天津等地流窜，对资本家宣扬“剥削有功”，说什么“今天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七八年内不要限制”“我们要大量保留市场才能发展生产力”“有钱大家赚”他还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口号，实质就是要在政治上“巩固”资产阶级地位，在经济上“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要“巩固”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一针见血的指出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专门，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将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间定义为过渡时期，是对刘少奇一伙的修正路线的有力批判。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在对个体农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限制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广大农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互助社，建立初级合作社，发展高级合作社，不断扩大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发展。刘少奇这时又跳出来反对合作运动。他说“未来合作社势必要缩小”“多流出来一些富农也好”。还伙同林彪贴出了所谓的“四大自由”，即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由”泛滥，保护他们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然而这种机会主义路线是阻挡不住历史潮流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集体合作才是农村的唯一出路，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空前高涨，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办成农业合作社”的要求。这可吓坏党内的走资派，他们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先是指责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又刮起“反冒进”妖风，逼迫农民“退（合作）社转（互助）组”。刘少奇趁毛主席不在北京，又亲自制定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砍掉了全国二十万个合作社。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做出了著名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高度赞扬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痛斥了党内的右派与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是 “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关于农业和合作化问题》） 再一次打碎了刘少奇等人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五六年，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基本上取消课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两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刘少奇与陈伯达又宣布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埋头生产，好使他们完成私有制复辟，使资产阶级法权在取消的范围内卷土重来这些不可告人的阴谋。但人民群众再一次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经过五七年整风和反右派的斗争，广大人民认清了这些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对不适应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进行有力冲击。毛主席于一九五八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并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少奇林彪等人修正主义的路
线斗争。
刘少奇一伙人为了完成复辟的阴谋又改变方法。从五八年后，先是以“左”的面目出现，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生产”放卫星，大刮“共产风”毛主席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中揭露了他们形左实右的真面目 “这种想法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刘少奇等人不甘示弱，又恢复原来的面目，抛出所谓的“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利润挂帅”，对工人进行物质刺激，用小我破坏大我。又叫嚷“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他们这些开历史的倒车的行为，是违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农民们说 “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刘少奇、林彪多次向党的正确路线进攻，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不断反击，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斗倒走资派。在农村，革命的农民和干部与走资派干部，地主，有落后思想的农民斗争；在城市，革命的工人和无产阶级干部与走资派干部和党外走资派斗争。基层的无产阶级干部和革命人民与走资派干部斗争，中央的革命力量则是和刘少奇，邓小平，林彪这些司令部斗争。在斗争中，中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然而刘少奇垮台后，还有邓小平、叶剑英等死不悔改的分子，还有林彪这种阴谋分子跳出来对新生事物进行恶毒的攻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一直在进行。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抱什么态度，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内容。要消灭复辟的土壤，消灭资本主义法权，惟有长期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并消灭“四个一切”，即 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四.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复辟
以上，我们分别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形式，分析了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他的范围和作用逐步缩小，分析了走资派的复辟阴谋以及复辟资产阶级法权的行为。在最后一节，我们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复辟的，分析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此明确我们斗争的方向。
般条件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后者对前者起反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路线是起决定作用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矛盾论》） 因此，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就会用政治手段，例如，军事政变。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在怀仁堂谋划了一场无比黑暗的宫廷政变，这场政变令中国倒退了几十年，亿万的革命群众与无产阶级战士的鲜血付诸东流。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被迫停止。但如果以这次政变来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绝对的谬论。一场走资派领导几千士兵发动的军事政变，并且后发者毫无准备，这不能证明从下而上，亿万人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场政变在行动上只有几天，但按过程来说长达两年，七六年夺权，七七年“十一大”进行组织上的清洗，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着修正主义在思想理论方面达到完备。
关于修正主义的复辟，我们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本文重点是经济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对于另外两点就不多加笔墨。
政治上文已经大致说明，在思想方面，修正主义者为了扩大自己的盟友队伍，逐步加强了基层资产阶级分子的力量，他们释放了监狱中的地主贵族（尤其是西北地区），平反那些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厂长、干部、富农，由他们协助统治，稳定局面；他们还抛出了自己的法宝“不争论”。不争论政变的性质，不争论政变后的道路，一旦群众中出现不同的意见立刻封杀，轻则打骂软禁，重则动武入狱。简略解释他们的可耻行径，“揭批查”“清洗三种人”两词即可。（后附文《揭批查运动才是真正的浩劫》）
在经济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而这第一把屠刀，就砍在农业上。前文说过，我国建国来，走的是互助组到合作社，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光辉道路。如今这把屠刀，把公社、合作社通通拆分，把社员们十余年心血浇灌的大片耕地切得七零八落，把集体购买的农具牲畜分给个人，把大型的农业机器全部拆散，取消集体的统购统销，集体的森林树木开采砍伐，然后拉到个人家中，集体的医疗，学校，民兵组织…不论是农村福利还是革命体制，通通都是“极左余孽”，通通拆散或者归个人所有，用群众的福利为个人谋取利益。广大贫下中农面对改革却无能为力，只得心痛地喊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修正主义者对工人的恶行同样是罄竹难书，他们抛出自己那套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先是解除工人的政治武装，然后将鞍钢宪法的“干部参与劳动，工人参与管理”彻底扔掉，改为厂长制，将企业交到个人手中，紧接着推行股份制，把工矿变为私人企业，最后则是露出自己私有化的獠牙，把企业送给私人老板，彻底砸烂社会主义的铁饭碗。而工厂周围的附属医院，学校等等，也拆的一干二净，舍弃工人的福利换取短暂的经济增速，以此来麻痹群众。工人彻底沦为市场的打工仔，跌入下岗失业的深渊。
时至今日，无数无产阶级（包括未来的你我）早已失去了社会主义的一切福利，只留的一具生产剩余价值的空壳。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是如此的巩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鸿沟是如此之大；双方的关系是如此的天差地别，不论是 996 还是拖欠款都是社会常态，“他会早死吗？还有许多人在我们外面哩！”；物价的增速是如此之快，早已飞跃工资的涨幅。全国的生产总值在阶级上分配几何？财产在阶级上又分配几何？企业间的斗争会亏损老板几个钱？又会有多少员工因此失业？资产阶级贩卖的焦虑使得学校和职场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子嗣可曾因此受到委屈？他们的钱是用劳动挣来的吗？我们的劳动又挣了几分钱？资产阶级法权在生活中扎根是多么的深，由此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多么的庞大，由他们决定的资产阶级政府是多么的牢固，一个小小的吕梁官员都要几百万才能担任，更上层的官僚又要搜刮多少民脂民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资产阶级的首领们永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能当官的人自然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官僚们保护的一定是资本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中产生，赫鲁晓夫就是在否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三和两全”。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政府，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要消灭贫穷，就一定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要消灭失业，就一定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要消灭战争，就一定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要消灭剥削，就一定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结论
附上PDF文件：
讨伐特色檄文.pdf (3.5 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