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在第四篇的前言中简单地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之后联想到哲学上的反动反映了政治上的反动。于是就搜集了一下关于杨献珍的史料，结果发现这人极其反动，阻碍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甚至大肆叫嚣“有些人就是喜欢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难道还能增加新的原理？马列主义哲学就是那么几条原理，还怎么发展呢？”并且还污蔑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是从别的哲学家的观点中抄袭而来的。这人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甚至污蔑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是夸大精神力量，他和修正主义老前辈经济派是一模一样的。这人还依靠窃据的权利，安插容留屠杀人民的地主、特务分子进入党内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并且和走资派彭德怀狼狈为奸，和苏修头子勾肩搭背。
他鼓吹的“合二而一”论，实质上是否认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夸大矛盾双方统一性中的共居这一方面（矛盾的同一性指的是对立的双方共居在统一体中，在一定条件下主次地位会发生转化），胡说：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这种哲学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极其险恶的用心的。“合二为一”论，否认新旧事物的矛盾、否认新事物的必然胜利和旧事物的必然灭亡。在经济方面，他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质的差别和尖锐的矛盾斗争，鼓吹私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并存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为资本主义复辟摇旗呐喊。
中央批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组），总政治部：
现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三个附件发给你们阅读。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一个高级干部走上反党道路后，是怎样进行反党活动的，并且对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嗅觉迟钝的错误、缺点，会有帮助。中央同意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高级党校校委会的这个报告，可以在有关的党校、军队的院校和部分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员同志中传阅，传阅的范围由你们决定。
（发至省军级党委）
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处理意见
中央、主席：
送上《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附件三份。
校委会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开会向杨献珍说明报告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过了三个星期，杨献珍送来一个书面“说明”（我们对这个“说明”加了注），现一并送上。
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到十月，我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发动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一年来，我们同他开过多次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对杨献珍进行耐心帮助，希望他认识错误，自觉革命。但他的态度一直很坏，毫无悔改之意。
杨献珍的错误是严重的，至今仍不回头，从各个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他不适宜再继续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
我们的报告和建议，是否妥当，请批示。
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
中央：
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开始，我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参加者共一千七百人。
现在，杨献珍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状态，基本上弄清楚了。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
杨献珍的问题，经过大反复，长期没有解决。一九六三年春，中央改组了党校的领导。同年秋季起，我们着手贯彻执行中央批准的正确办校方针，改革党校过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重要文件和“二十五条”等反修文件。在学习中，我们一再启发大家思考为什么办党校和怎样办党校，准备在前进中解决党校多年存在着的问题。因此，这次的讨论和批判，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是比较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杨献珍通过别人在报纸上抛出他的“合二而一”论。我们及时地抓住这个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发动群众首先从学术上展开了讨论，把坏事变成好事。
七月十七日，根据中央的规定，在《人民日报》上点了杨献珍的名。中央的这一决定，大大地发动了群众，推动全校学工人员展开了对杨献珍问题的揭露和批判。
对杨献珍问题的讨论和批判，除了开过几次介绍情况和讨论大会以外，主要是在小组会和支部会上进行的。随着同志们对杨献珍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我们有计划地分批印发了杨献珍的各种材料。大家把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反修文章，同杨献珍自己写的大量文字材料和他的行动，作了对比和分析。摆事实，讲道理，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同志们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深入揭露和批判了杨献珍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
十月中，学员和工作人员的各个支部都写出了批判杨献珍错误的意见书。讨论和批判基本上告一段落。根据中央决定，轮训班学员毕业，理论班学员和大部分工作人员参加农村四清。少数工作人员留校继续清理杨献珍的问题。
杨献珍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反对毛主席思想
杨献珍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十分顽固。他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的，更不承认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承认毛主席著作是经典著作。他说：“有些人就是喜欢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难道还能增加新的原理？马列主义哲学就是那么几条原理，还怎么发展呢？他甚至诬蔑毛主席的有些哲学著作，只是从别的书中“抄来的”。
他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对立起来。他制造各种借口，采用各种办法抵制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工农干部学习的，搞理论工作的，应学马列主义原著。”“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还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会“把大家的思想搞狭窄”。在教学的课程安排上，他用强调读毛主席著作除外的经典著作和“第一手”材料作幌子，来济掉读毛主席著作。长期以来，党校在杨献珍的把持下，没有毛主席著作的地位。办党校而不以毛主席著作为主要教材，那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中央一再批评过杨献珍轻视毛主席著作的错误态度，但他坚持不改。一九五九年批评杨献珍以后，党委曾努力设法树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明确方针，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九六一年，他说和侯维煜一起，搬出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党校工作座谈会上否定过的“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联系，改造思想”的所谓“十六个字方针”，来明目张胆地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甚至诬蔑中央“只许读毛主席著作，不能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说这是“取消马列主义，是从左边来的修正主义”。
杨献珍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直发展到直接咒骂毛主席的地步。他攻击“毛主席不民主”，在毛主席面前“谁敢讲话”。他说我们党“解决六亿多人口的生活大事，不是根据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去处理，而是谁说了就算，这完全是唯心主义思想，把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当儿戏。”他在机关干部轮训班宣读《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时，破口大骂：“他妈的，搞成这个样子，现在看来，到底谁是马列主义，谁是假马列主义？！”他竟然说：“哪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这样坏！”
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是杨献珍犯错误的总根子。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发展。他犯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而又屡教不改，他就不能不犯一系列的越来越严重的错误。
二、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
杨献珍制造了许多修正主义的“理论”，较有系统而传播也较广的有以下几个谬论：
一九五二年底，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杨献珍就提出“综合经济基础”论，反对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的“综合”，抹煞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谁战胜谁”的生死斗争，并且要求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
一九五八年，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杨献珍以反对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说法，来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说：“五八年的缺点就是认为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产物”，“承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质是五风的基础”。他不承认存在与思维可以相互转化，即不承认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不承认必须经过实践多次反复才能认识世界。因此，他认为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的群众的实践，是“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唯意志论，意志创造世界”。
近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强调“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钢开展三大革命运动，高举反帝 反修的革命旗帜。这时候，杨献珍又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动了总进攻，提出取消革命、从理论上根本上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斗争、否定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合二而一”论，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路线作了哲学的概括，为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制造了“和平演变”的“理论”。
杨献珍制造的许多“理论”，一次又一次地反映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活思想。他的这些错误，不是一时的认识错误，而是一贯的政治错误，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
三、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九年，杨献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攻击。一九五九年冬天，根据中央指示，党委曾批评了他。当时他做了假检讨，欺骗了党。到了一九六一年，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他又卷土重来，对三面红旗进行了比一九五九年更为恶毒的攻击。
他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说党执行总路线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是主观主义的方法”。
他诬蔑大跃进是“胡想、胡说、胡干”，“搞的乌烟瘴气”。他说党“制造了好多的规律，如再制造更多的话，恐怕连包谷面也吃不上了。”他还造谣说，群众“从大跃进以来，没有吃过一顿顺心饭”。
他攻击人民公社说：“搞人民公社理论准备不足，思想混乱。”是搞“叫花子共产主义”，“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的要狗棍！”
他攻击党“把唯心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是“现实主义占百分之一，浪漫主义占百分之九十九。”
他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他诬蔑干部对待群众“好象是奴隶主对待奴隶”，“比日本人还厉害”。他对工农群众学哲学也肆意嘲笑。
杨献珍对三面红旗的攻击，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攻击相比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现在攻击我们的许多话，他早就说过了，有些话，比他们说的还恶毒。
四、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
杨献珍极力夸大国内经济困难，把形势说的漆黑一团。他说一九六O年“超过光绪三年的灾荒，那是人吃人的年景”。一九六一年，他说人“过了鬼门关”。一九六二年六月，他还公然指责中央，说“中央全会（工作会议）期间，对我们的经济形势谈得还不够清楚，估计有些乐观”，“目前经济形势很不好”。
他到处鼓吹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他说：“许多材料反映农民对集体生产失掉信心，要求包产到户、借田、扩大自留地。”“在困难地区，可能只有实行包产到户、借地的办法，才能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他力主请邓子恢同志来党校作鼓吹单干的报告。他说：“邓老在军事学院作报告，骂得很痛快，我们也请他来讲讲。”邓子恢作报告时，他在主席台上带头鼓掌。报告后，他发了《简报》说：“听了这样的报告真解决问题”。他还说：“过去批判邓老是小脚女人不一定合适，农业如果让邓老管，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为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辩护。别人说自由市埸上有人投机倒把，他马上申斥说：“什么投机倒把？赚几百元算什么？中国不会出资本主义复辟。”
他诬蔑我们党“怕人民富起来”，说这种思想是来自“怕资本主义”。“这几年这也怕发展资本主义，那也怕发展安本主义，怕的什么都不敢搞了，我们吃了大亏。”
杨献珍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时许多言论，又一次证实了他在一九五九年对三面红旗的攻击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又一次证实了他是个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五、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
杨献珍诬蔑历次政治运动“和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一样，也是你整我、我整你”；说“历史上有许多忠良被残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这个问题。”他诬蔑这几年“不是有什么反什么，而是反什么有什么”，是“无效劳动，有害劳动”。他说，一九五二年“三反是典型的不实事求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中央把右派的面划宽了，他“几次想截住，截不住、守不住”；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则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杨献珍到处喧嚷，逢人便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O年“批判我是上面压下来的”。“我还是说话，顶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戴到死，不能跪下来求团结。”他怕桌子大骂批评过他的人是“恶霸”、“唯心主义”，说自己是“真马列主义”。侯维煜也说：“这几年假马克思主义批评了真马克思主义”，“批判杨献珍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批判错了”。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正当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杨献珍、侯维煜就按照他们预谋已久的计划，大闹翻案风。他们的翻案活动，在党委会中，得到当时党校校长、第一书记王从吾同志的全力支持，只遭到少数几个党委委员的反对和抵抗。因此，杨献珍如疯似狂，侯维煜也一反长期休养的常态，精神抖擞地指挥翻案活动。
杨献珍和侯维煜一起，把一切对党不满分子，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分子，右派分子和有个人野心的分子，都纠集起来，指东打东，指西打西。杨献珍甚至亲自坐车进城，请一个政治上有严重嫌疑的人来党校为一个极右分子翻案。在他们的支持下，党校工作人员中有三十四个右派分子有二十七个提出要翻案。
在党的十中全会时，会上指名批评了高级党校。杨献珍连夜篡改二期轮训班的材料，把两本塞满了反党反中央的恶毒言论汇集，删掉了一大半。侯维煜组织人加班加点写假报告对抗中央的批评。
反党分子竭力阻挠贯彻十中全会的精神，艾思奇同志在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作了贯彻十中全会精神的报告，郝沛霖就公开攻击这个报告是“毒草”，并和孙定国一起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当郝沛霖、孙定国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破以后，杨献珍指示郝沛霖继续“准备应战”。侯维煜则埋怨郝沛霖说：“本来是准备解决艾的报告问题的，你这一闹失策了，以后斗争要有点策略性。”他理亏心虚，又对郝沛霖说：“闹不好，我们这些人就会变成了以杨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杨献珍和侯维煜并不只限于为某些个人翻案，而是要翻历次政治运动的案，是反对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六、同彭德怀一道反党
杨献珍同彭德怀的关系很久以来就很密切。
一九五九年，特别是临近庐山会议和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彭德怀一唱一和，攻击三面红旗。他们两人反党的步调一致，甚至有些语言都一模一样。
在庐山会议上，杨献珍采取两面手法，掩盖他和彭德怀一道反党的言行。实际上他对批判彭德怀非常不满。他头一天在北京发表攻击党的言论，第二天上了庐山，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便煞有介事地“批评”了彭德怀。从庐山回来，他又别有居心地对人说：“世界上真有怪事，出了个彭老总反党！”还说：“这次斗争彭德怀真激烈，中央的人围一圈，指着彭的鼻子骂，这种批评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九六一年，他和彭德怀都以“调查”为名，分别到西北、湖南搞反党活动。就德怀离京时，杨献珍到车站送行，两人在车厢中密谈。
一九六二年，杨献珍同彭德怀一道翻案。彭德怀抛出反党的“八万言书”，杨献珍则在党校大闹翻案风。杨献珍为自己翻案，也为彭德怀翻案。他说：“彭德怀的问题，在小范围搞搞就行了，用不着在全党去搞，现在甄别纠偏，这就好啦！”
杨献珍是没有改造的旧文人，彭德怀是没有改造的旧军人，他们结合起来，一起反党，一道翻案，他们是一伙。
七、站在赫鲁晓夫一边
赫鲁晓夫上台后，杨献珍积极同苏联拉关系。一九五四年十月至十二月，他在苏联访问时，就和苏共高级党校建立了“直接联系”，要求给予“经常的辅导”，派人来“直接指导我们的工作”。他回国后，竭力推行苏共党校的一套，并且接受苏方的要求，一再向中央提出派干部去苏学习，派更大的代表团去苏访问。他简直要把我们的中央党校变成苏共高级党校的分校。
他在访苏期间，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多次接谈。他同长期为苏联内务部工作的苏籍中国人曾秀夫不断接触。回国后，通过曾秀夫同苏联联系，来往十分频繁。他不经过中央批准，擅自通过曾秀夫把马更学院的哲学教学总结送给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苏共高级党校审批。一九五六年十月，他收到苏联社会科学院乔治·马姆累金的来信，要他给搜集有关一九五O至一九五六年间中印经济关系的 材料。信上注明：“材料可寄曾秀夫地址。”
他多次向苏联人提供我党的机密情况。一九五六年，他向来华访问的苏共高级党校校长米地伦诺夫大谈我党历史上的肃反、审干问题。一九五八年六月，他又和侯维煜写信给苏联专家佐托夫等，报告了党校整风反右的情况；七月，他们又把党校学工人员中右派分子的言论、学员班各支部反右整风工作总结和校党委的总结等材料，寄给苏联专家列别捷夫。
他对赫鲁晓夫颠倒正确错误、颠倒青红皂白、别有用心的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很有兴趣。他在许多场合，热衷地进行赫鲁晓夫倡导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宣传。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他还对外宣传所谓“反对个人崇拜”。
苏共二十二大前后，他还继续给赫鲁晓夫搽粉。他说：“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也并不会因此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他把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说成是“认识和实践脱离”。一九六二年，他大量散发他的反党的《文联讲话》，其中仍然保留着他引用的赫鲁晓夫攻击我们党的话。
杨献珍是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
八、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
全国解放后，杨献珍把许多恶霸地主、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及其亲属，设法安插到党和国家机关里来，据初步了解有十八人之多。其中有害过七十多条人命的中统特务，有杀害我地下党员、革命干部、翻身农民二十多人的恶霸地主。
例如，他的拜把兄弟大恶霸地主熊海晏，曾残杀我解放军战士、农民、村长等十五人。解放后，鲍犯外逃时扬言：“我走后，谁要斗争了我姓鲍的一个人，我回来杀尽四十里，男女老少寸草不留！”一九四九年鲍犯逃到北京，杨献珍竟把他安插在党校工作，经常和他喝酒谈天，亲如家人。湖北省地方公安部门两次派人来党校逮捕，第二次才抓回去处分了。杨献珍对此极为不满。
杨献珍多次包庇和安插反革命分子，说明他这些行为，不是偶尔的差错，而是由于他原来的阶级本能的支配。
九、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
杨献珍、侯维煜一贯反对按照党的方针办党校。他们个人专断，抵制中央的领导。一九五六年以来，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宣传部，以至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曾一再批评党校不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错误。杨献珍、侯维煜抗拒中央的批评，攻击中央“瞎指挥”，“实事求是不够”。杨献珍还大骂说：“宣传部为什么专门跟我作对！”“老子与中宣部的关系搞的不够好嘛！”
杨献珍说：“这么多年来看的很清楚，凡是反对我的人早晚都站不住脚。”他还指示他的亲信在党校文件中，把他写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孙定国等人吹捧他是“数一数二的马列主义权威”、“圣人”等等。
杨献珍在党校实行家长统治。他决定的事，别人不得有任何异议。他不允许在党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教员若不按照杨献珍的观点讲解，就是“反领导”。谁要是按照中央的观点而不按照杨献珍的观点研究问题，就说这是“看上面的眼色行事”。杨献珍把反革命分子鲍海冥安插在党校时，别人提过意见，他竟说：“怎么！我用个人还要他批准！”
杨献珍、侯维煜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勾勾搭搭，培植个人势力。他们把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对党有仇恨的人，修正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品质极端恶劣有个人野心的人，安置在重要单位，担任重要职务，造成了高级党校严重的组织不纯，滋长了歪风邪气。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遭到抗拒，党的原则空气稀薄，自由主义泛滥。
一九六二年，杨献珍、侯维煜为了翻案，纠合了一些人进行宗派活动。其中有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原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原有宗，原事务管理处处长郝沛霖，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王介山和研究班学员曹海波等人。（曹海波已住党校七年，中组部两次分配工作都不走，他自己宣称“要在党校泡”，想当个负责人。他异常积极地参加了杨献珍在校内外的许多活动，到处为杨献珍奔走。）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指挥下，这些反党分子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三面红旗，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单干风。当时，修正主义言论泛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杨献珍、侯维煜对上面搞独立王国，在内部搞宗派活动，使党校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党的“化外之地”。
十、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杨献珍企图把全国党校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一九五四年他访苏回来，就一再讲：“苏共中央是依靠高级党校为基地来领导全国党校的”，要求中央也采取这一“经验”。此后，他就向各地党校大量发送他的讲稿、教材和教学计划等等，扩大他的影响。他在学术界纠合了几个人，自己藏在幕后，指挥他们按照他的意图在报刊上写文章，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一九六一年杨献珍走访全新疆，大量散布反党言论，煽动受过批判、对党不满分子起来翻案，助长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动气焰。
杨献珍野心勃勃，他要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把手伸到许多方面去，搞阴谋，做坏事。
几个月来，杨献珍也参加过几次讨论会，但始终不言不发，也不表示任何态度。十月底，他交出一个“书面检讨”。在这个“检讨”里，一方面，承认他“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政治上是修正主义”，“思想意识是资产阶级的绝对个人主义”，“是一个没有改造过的资产阶级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检查到具体错误言行时，却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抵赖和狡辩，使用两面手法，坚持他的错误，对揭发出来的一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避而不谈，有的地方造谣撒谎，甚至对党影射攻击。
这次对杨献珍的揭露和批判，给党消除了一个脓包，给党宣传毛泽东思想扫除了一个障碍。大家认为“这是对党校工作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几个月来对杨献珍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彻底揭露了杨献珍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干反党的坏事，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传播修正主义的思想，从意识形态上来腐蚀我们的党，反对社会主义。杨献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令人不能容忍的错误。过去，他利用党给他的地位，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迷惑了不少的同志，有些人认为他是“艰苦朴素的老革命家”、“哲学权威”。现在则认清了他是一个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十足的伪君子、两面派、野心家。
全国解放后，杨献珍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同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出来了，更发展了，成为绝对个人主义者。他利用党给的岗位、“威信”，搞阴谋诡计，搞反党活动，成了理论界的反党头目。大家深深感到，必须以杨献珍为鉴，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
受过杨献珍思想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是盲目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是有意跟他一起反党的。这几个人，都揭露出来，受到严肃的批判。现在，除了个别分子外，他们基本上交代和检查了自己的反党言行，有的还同杨献珍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对于这些人，我们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许多同志反映，说这次批判很深刻，挽救了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但组织上没给处分，还给机会下去搞四清，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及格的革命者。对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我们打算只要他们肯于改正错误，一般的不给组织处分，坚决贯彻执行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方针，以利于达到既弄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过去，不少领导岗位被反党分子窃据了，有的在运动前已经进行了改组，有的在运动中开始改组，逐步建立新的领导核心。
经过这次讨论和批判，大大提高了学员、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大家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有了实际的感受。
在讨论和批判中，学员、工作人员更深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家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识和重要性。这次斗争，就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武器，批判杨献珍的修正主义思想，是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练兵。大家深深体会到，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杨献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使党校形成了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理论的坏风气；使党校工作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产生了修正主义。因此， 这次大家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认真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党校。
对于杨献珍问题的经验教训，我们准备从各个方面分别加以总结，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新的建设工作，特别是思想建设工作。我们深信，只要认真贯彻执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办党校的方针，结合阶级斗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校一定会出现新的气象。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