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论坛揭露布晴山的反动本质后，如今自诩“集体经济”的布晴山又一次暴露出了其资本主义的实质。在布晴山最近关于荔枝销售的一期视频中，布晴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它毫无疑问是按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运作的，它的内部也完完全全存在着一切资本主义企业应有的阶级差别。
一、布晴山的“可变资本”
一、布晴山的“可变资本”
虽然布晴山使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这类词句已经是不自觉地供认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货币、生产资料和商品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但是在实际的经济核算中这一点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布晴山工资是计件工资，平均年产量15000斤荔枝，然后每斤价格中抽出2元当作工资给工人。其中生产种植荔枝的体力劳动者能分到2元中的1.2元，给三人平分是每斤0.4元，而那些负责商业流通的商业劳动者则是分到0.8元，2人平分每人0.4元，按照年产量来计算月工资。也就是说体力劳动者每月6000元工资，商业劳动者每个月也能拿6000元工资。
乍看起来，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这却尤其明显地暴露出了布晴山的资本主义性质。在布晴山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化机械设备，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年产15000斤的荔枝竟然仅仅依靠3人去负责生产，担负种植荔枝以及各项杂务的劳动，管理18.5亩的荔枝园（平均每人需要照看足足7亩荔枝园！）却仅仅只有6000元月工资，这显然是骇人听闻的剥削了。但与此同时，主要负责销售经营业务的商业办事员作为脑力劳动者虽然劳动强度远远低于体力劳动者，却依然能拿到相差无几的工资甚至还略高（按布晴山的说法实际情况中脑力劳动者工资略高），足见布晴山的脑体差别有多么夸张了。
二、布晴山的“不变资本”
二、布晴山的“不变资本”
布晴山的“不变资本”里面，除了购买各种生产工具和原料的耗费外，还乍然多了这么一项：地租。在布晴山的账本里，租种荔枝林土地的租金俨然成了“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其实，地租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根本不是什么“不变资本”，而只不过是剩余价值一种特殊的转化形态。它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来源于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曾指出，地租“总是超过利润的余额，即超过商品价值中本身也由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构成的部分的余额。”[1]同样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布晴山支付给荔枝林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自然也是由他们所雇佣的那些负责种植荔枝的体力劳动者通过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变资本”，而只是布晴山剥削工人的又一罪证。
布晴山为何要将地租算入“不变资本”？除了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学无术外，还应当看到，这正是由于布晴山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回避但又无法遮掩自己这个所谓的“集体农场”的资本主义性质。一方面，如果将地租不是计入“不变资本”而是计入“利润”，那么布晴山所谓”成本价”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执掌布晴山大权的海星等人就明显地暴露出他们绝不是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没有实行“雇佣制”，而正是如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与土地所有者勾结起来，共同剥削农场内的工人。他们从工人身上剥削到的剩余价值因此也将不仅仅只是有他们说的5毛那么简单，而将会远远大于这个数额——布晴山年产15000斤荔枝，每年租金7272元，因此平均每斤荔枝包含了0.48元地租，加上0.5元的利润，共计0.98元。另一方面，则也暴露出布晴山海星等人在马克思主义词句后十足的资本家头脑，即他们不是将商品的价值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而是划分为生产成本（k）和利润（p）。“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2]在他们看来，哪管地租到底给谁，只要是他们失去的利润，那就一概划入成本之中。这无疑是体现出了布晴山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性。
三、海星的反人民嘴脸
三、海星的反人民嘴脸
布晴山资本主义性质最为明显的，则莫过于海星在这则视频底下评论区中的回复。在评论区中，有人对布晴山自称只有5毛利润的荔枝价格感到诧异，天真地询问海星这样的价格如果碰到了意外事件，是否能够回本。而海星则回答道，视频发出后快递费每斤涨了六毛——也就是说布晴山的五毛利润不仅全被运输公司吞掉，还要倒贴用于补偿生产成本的一毛钱进去。当然，如果放任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不断亏本的布晴山自然只有破产一途，于是海星便紧接着以资本家的口吻回复道：“不过利润虽然没了，但还有人力工资这一块可以压缩”！？海星的虎狼之言，恰好暴露出了其反人民的嘴脸，证明了以海星为代表的布晴山管理层绝不是什么“打工人”，而是与一般资本家别无二致的资产阶级分子，据说是“集体所有制”的布晴山，也不过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干着资本主义勾当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企业。
到底是利润挂帅还是政治挂帅，企业到底是为广大工人服务，还是为一小撮资本家的利润服务，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企业性质的基本问题。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海星却明显地暴露出了他的阶级本性。海星在企业碰到困难时，首先不是为了工人考虑，而是为了企业的利润考虑，为了企业的利润而宁愿牺牲工人的工资——这充分说明布晴山和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都是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的，都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经营的，都是在客观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无关乎海星本人或其他的布晴山管理层是否能够从中获利，而只是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自称是为工人集体所有的布晴山，却要以牺牲工人的福祉为代价来存在。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何等的自相矛盾！
更何况，恩格斯也早已指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3]无论海星或者其他企业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们如今与布晴山其余的广大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他们是布晴山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他们究竟是奢侈浪费，和工人生活差距悬殊的资本家，还是“两袖清风”，将所有必要生活需要之外的收入全部投入经营的资本家，这对政治经济学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剩余价值总归是被他们无偿占有了，他们对工人的剥削是无法抹去的事实。海星和他的那帮布晴山小丑们，只能和他们的社会改良主义前辈一样，沦为人们的笑谈，以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名号滚入历史的垃圾堆之中。
四、社会改良主义走不通
四、社会改良主义走不通
至此，布晴山这条鼓吹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场”、“集体企业”的机会主义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但是布晴山这样的社会改良主义路线之所以必然要破产，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布晴山这样一条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要害，就在于它不承认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有的生产关系，用革命的权威发展并巩固新社会的新兴生产关系来实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是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经济中自发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碎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而进行生产的私有制的经济规律，又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规律，因此，一切资本家一方面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抢占市场，另一方面又为了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而宣布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生产资料都为资产阶级所垄断，也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构成了一对矛盾，而从这对基本矛盾出发，又出现了另外两个紧密相连的矛盾：由于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并不断发展的源泉，所以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限度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由于剩余价值正是来自于工人，因此与此同时资本家剥削越多，以工人为消费主体的市场规模则具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为了使自己的企业能够抢占市场，击败竞争对手，每个资本家都尽可能地为自己的企业制定一定的生产计划，使个别企业的生产具有高度的计划性，但由于这样的计划是为个别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服务的私人生产计划，而没有顾及全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因此个别企业的生产越有计划，全社会就要陷入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些矛盾面前，每个资本家为了使自己的企业能够维持生存，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并垄断市场，就必须要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只有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才能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让自己免于不断亏损至破产的命运，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必须依靠不断地从工人身上如水蛭般贪婪地吮吸剩余价值才能存在。这样一种使生产以追逐剩余价值为核心目的的经济规律，便被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之所以能起作用，一方面是由于每个资本家出于自身私有者的贪欲，想要通过剥削工人来过上荒淫无度的奢侈生活，而另一方面则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必须要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不断想方设法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否则就会陷入破产境地，失去其资本家的身份。因此，马克思说，“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5]可以说，资本家不管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贪欲，还是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都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不得不依靠剥削工人起家。这无关乎海星之流的主观意愿如何，而不过是一定经济规律下所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发家致富，不剥削穷人不富，任何布晴山一类的荒谬计划，在资本主义冰冷的利己主义现实面前，都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试图执意兑现“社会主义”的诺言，从而迅速陷入破产，要么立刻在实际行动上表明它对资本主义的忠诚，迅速地按照剩余价值规律来执行一条利润挂帅的企业管理路线，把获得利润而非工人的福祉作为企业生产的基本原则。假如没有一个大的社会变动使整个资本主义都翻转过来，使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由此相连的一切上层建筑都被打翻在地，那么事情也只能是如此。
因此，布晴山一类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而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苟且偷生，在不触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所谓“集体所有制”企业，宣称要在资本主义中自发地创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必然只能是一种空想，而且在实践中就会变为欺骗工人，使工人运动离开社会主义方向，沉迷于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沦为少数机会主义分子借以谋取个人私利的牺牲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6]社会改良主义只会蒙住工人的眼睛，麻痹他们的斗争意志，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处境。布晴山的案例又一次证明，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无产阶级的解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将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家所有，建立起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行。恩格斯指出，“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7]在当今腐朽的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也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中修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从根本上解放整个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重新成为中国的真正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