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年青的一代》创作始末钩沉（节选）
顾振辉
话剧《年青的一代》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剧。作为一部在当时引起广泛影响的剧作，它的最终成型，却并非由陈耘一人完成。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在1963年发表在《上海戏剧》与《戏剧》杂志上的剧本和次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剧本单行本，无论是在作者署名还是具体的内容上都有着显著且微妙的差异。笔者将通过对新近发掘的史料进行爬梳与整理，梳理出这部作品两个版本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创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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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年青的一代》是一部不断修改才逐步成型的作品，根据史料的初步爬梳，可以大致确定，《年青的一代》前后共经历了五轮修改，问世了两个版本。剧本的修改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1963年春，剧本刚创作出来后到由上戏在6月3日上演前后的一段时间，陈耘根据各方要求进行修改后，
顶住柯庆施进一步修改的压力将这一稿的剧本发表于《剧本》第8期和《上海戏剧》第8-9期。
第二个阶段是当年 9 月后，空政把该剧带到北京演出后，受到中央领导肯定的同时，又收到了各方具体的修改意见。作者到北京考察学习并整合了各方意见后将这个修改稿给上戏和
青话在上海进行了新一轮的演出。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为了给 1964 年年末召开的华东会演“树典型”，
柯庆施召集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作班子的成员以及该剧的导演与演员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作品作为华东会演的演出本，最后于次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一、孕生
据记载，《年青的一代》是陈耘于“1963年3月完成并打印出第一稿”。根据陈耘的同事兼好友陈加林的回忆，在1962年4月，他与熊佛西代表上戏参加完广州会议回来后就听说，陈耘已经开始创作这个剧本了。由此可见，陈耘提笔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至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戏酝酿的时间则更早，根据上戏前副院长苏 的回忆，“据陈耘说，他酝酿《年青的一代》比《英雄小八路》（创作于 1960 年———引者注）还要早。57年时对青年学生的问题有所感触，58年以来他发现有的毕业生不服从分配，或分配以后又逃回来的情况”。
陈耘在介绍自己的创作经过时也讲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班里有个女学生，长得很漂亮，怕调到外地，毕业前夕到医院看眼睛，与个不太好的眼科大夫认识了，毕业分配前，举行了突击结婚”；“有个同学分配到边疆，晚上他演主角，别人都去化妆了，他却趁机溜上了火车，开了小差”；“有的同学分配到广东省话剧团去都想溜；“舞美系有个同学毕业分配前，积极要去西藏，组织上把他分去了西藏，他又要自杀”；“有个中学生一天到晚骑个自行车，漫无目的地从这条街溜到那条街，开红灯了，他就拐弯，开绿灯了，他就往前冲”；“XXX 为了分到北京而谈恋爱，分配去以后就吹了……”
现实生活为陈耘提供了最初创作的素材，让林育生这个人物形象首先在陈耘的脑海中形成。“生活中像林育生这样的反面人物倒是大量存在，这个形象早就在脑子里成熟了。” 从档案中也可以发现，陈耘塑造林育生这个人物时，
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1942 年春，陈耘在厦门集美中学求学时，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剧社与歌咏队的活动，很快就成为社团里的骨干分子。可当时集美中学高中部的校长戴世龙却是一个守旧的教育家，认为学生演剧是不务正业，因而陈耘“为了演剧的事，我和他吵了好几次”。在这一年的暑假里，戴校长给陈耘
去信，要他参加泉州三青团举办的夏令营，“原因是我会唱歌演剧，可以给学校出风头，被派的十几个都是歌咏队和剧社社员。”陈耘本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三青团搞的活动本来就没什么好感，加上福
建盛夏酷热的天气更是让陈耘提不起兴致。于是，陈耘便通过
“一个医生朋友打了一张生病的证明书”，来躲避三青团的活动。可这位戴校长并未准假，让他非去不可。陈耘依旧不予配合，以为“大不了就下学期记个过拉倒”。可万没想到的是，新学期开学的时候，陈耘竟因此被开除了学籍。这让家境并不宽裕的陈耘只能回到家乡当小学教员，靠勤工俭学攒下的钱，到永春中学继续求学。
1945 年冬，陈耘在北平作为政工队队员，曾参加了几个独幕剧的演出。可在北平的日子，陈耘过得并不如意，因为“除此之外，终日无所事事，既不看书，也不看报。而且政工队被看成‘戏
子’，被瞧不起，有的军官就到队里来吊女队员的膀子，<b<很伤我的自尊心，同时事业上得不到发展，整日苦闷、彷徨”。虽然，陈耘依旧在队里刻苦磨练技艺，可还是觉得在这样压抑黑暗的环境中还是没有希望，觉得在这里不可能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于是，在1947年2月，陈耘毅然脱离所在部队，前往上海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上海市立实验戏剧专科学校。由于先前丰富的实践经历与自身对戏剧浓厚的兴趣，是年 26岁的陈耘很顺利地考入了该校的表演系。可擅自脱队的陈耘依旧受到了所在部队的追究。所幸在旁人的说情之下，陈耘归还了部队发放的衣物后，也就不再被追究了。
当我们从档案材料中了解到陈耘的这些人生经历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将其与剧中林育生
为了回上海而伪造医生证明请假回家相联系了。而他想回上海的思想动机，也有些不谋而合之处。
一方面也是受不起在那里的苦，觉得没有前途。另一方面也是在上海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只是诡谲的是，当年正是陈耘的毅然南下，投考上戏的前身，成就了他后半生的戏剧事业。可时过境迁，剧中人的类似的行为，却只能因势利导地转向了另一种结局。
陈耘在创作构思的过程中也很重视和学生进行交流，陈耘说：“我好讲故事给别人听，你听了就得提意见，有不少同志就提供了不少有关材料，《年青的一代》的素材都是这样来的。”陈耘的学生，后来也参与演出的许容廉回忆道：当时他想写一个年轻人的戏，
写年轻人怎么生活及年轻人的爱情、友情、情绪等等，这是这部戏的出发点，很单纯。这个戏从我们进校一年级起就开始酝酿了，他和我们年轻人一起工作，因此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常常让我们去他那里聊。一开始，他讲故事给我们听，大家一边听一边随便乱扯，谈话非常轻松，没有谁说了算的。当时大家讲的故事也就是这个和那个好了，理想啊，前程啊这一类的。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去谈，有时一次有时两次，也许更多。人也是不固定的，有时张三来，有时李四来，有意见就讲，没意见的就听个故事。故事变来变去，但不离一点，都是围绕年轻人展开，他们怎么追求、怎么恋爱、怎么生活、怎么学习，这些东西是比较向上、比较有趣的。从来没有定过稿，也没人去总结这一稿到另一稿的变化。这样谈了好一阵，才有了
其中一稿，剧名为《路》。
《路》就是《年青的一代》最初的名字。然而，陈耘的创作并非因为有了贴近的生活与丰富的人物素材而匆匆提笔创作，而是“先有了情节结构表现方法之后再到生活中去找寻科学依据和符合科学生活的事件”。毫无疑问，《年青的一代》成功地运用了闭锁式结构，四幕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凑性结构特点也让《年青的一代》虽然经过不断改动，但依旧能够基本保持原来架构。这就与陈耘扎实的戏剧学养与精心的构思分不开的。
有了人物和结构，接下来就是组织事件与人物关系了。林育生伪造证明想通过关系留上海工作为贯穿行动最早就存在了，而全剧的情节也基本围绕此而展开来，反映一个将门子弟的蜕化变质，然后在朋友亲人的帮助感召之下幡然悔悟。
其实，在陈耘最初的构思中，“最早来到脑子里的人物是爱情的”。而更出乎意料的是，两个正面人物“萧继业和林岚有爱情关系，
我想这样一个青年人，不能不给他一点幸福”。“萧继业腿断了，感情空虚，应该给他一个爱人，让他也得到些幸福”。陈耘最早设置了
林育生、夏倩如、萧继业和林岚之间的四角恋爱关系。其中，“萧继业曾经爱过夏倩如而又十分克制自己，但林（育生）的错误被揭发又给夏（倩如）和林（育生）结束爱情关系。而林育生是始终把萧继业当作是为夺他爱人的不良动机。”在林育生与萧继业为了夏倩如争风吃醋的同时，林岚还暗恋着萧继业，在第四幕中原本偷偷爱慕他的林岚还对他相许终身。
这样的人物关系的设置，虽有戏剧性的加工，
但爱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需求，这样的人物设置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也符合年轻人的心理与情感特点。虽然，今天我们对初稿只能看到一些只言片语的材料，但依旧能看出
那时对于个人发展的压抑与人性的异化上的体制性必然。然而，在那个时代，作者这样不合时宜的人物与情节的安排必然地被上戏党委认为是
“反映出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从宏观的角度看，陈耘在酝酿构思的那几年也是一段不平凡的年代。那时正值大跃进之
后，中苏交恶，中国遭遇了饥荒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期间拥有特权的干部与一般群众的关系在这饥饿与生存的矛盾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期，基层单位的干部作风，确实出现不少问题。许多农村管理制度不健全，长期以来账目混乱，财务不清。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少数干部以权欺众、贪污盗窃等违法乱纪的现象却有发展。社会上投机倒把、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
此时，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也有意“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冲突也时有发生，新疆伊犁、塔城地区也发生了边民外逃和袭击当地政府的事件，加之中苏交恶后，两国在边境也时有摩擦。此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介入也使中美再次走到了热战的边缘。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将“和平演变”寄望于“红色政权”下的年轻一代。
在如此复杂艰巨的国内外形势下，为了应对“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挑战，毛泽
东在 1962 年年中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阶级斗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为“防修反修”的口号，对中国后来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63 年 2 月，中共中央正式开展以“四清”与“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年青的一代》的创作为了与时势相适应，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塑造剧中的正面人物———萧继业，陈耘费了不少心力。因为他最初就认识到，
“萧继业这样的人是虚构的，不存在的，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向虚幻的人学什么呢？”就是为了这样的人物形象，让陈耘
“挖空心思地在办公室学院里散步……是硬想出来的”。陈耘“为了增加萧继业的行动，苦苦思索了二年，甚至准备放弃原有的构思。偶然在一次吃阳春面的时候，来了‘灵感’想出了断腿的情节。在困难时期，一次排队买苹果已经快挨到我了，我突然想起一个行为，转身就走，人家都以为我是神经病……我虽然没有排到苹果，还是有收获的”。
至于剧中不出场，但作用不小的小吴，这个角色虽然并不出场，但作为林育生“蜕化变质”重要的影响因素，表明当时“阶级斗争”存在的必需因素。可陈耘在刚开始创作时，并没有安排这么一个不出场的人物。对此，他曾说过：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公布后，我又感到这里（《年青的一代》———引者注）没有反映阶级斗争。怎么办？
逼上梁山，才想到写了个不出场的小吴。小吴为什么不出场？如果小吴一出场就把一台戏搞脏了，
本来是一盆清水，小吴要出场就脏了。现在看来不出场还是好，可以让人去想像。
其实，陈耘并不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敏感的人，因为陈耘一直以来都抱定自己是
“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对政治毫无兴趣”。对政治的疏离与高干家庭的不熟悉使他在初稿中对于林坚和夏淑娟等人物语言把握上与客观现实还有所出入，“他（林坚———引者注） 的嘴里没有讲过一个‘党’字，没有讲过阶级斗争，如果谁怀疑他这个将军到底是不是党员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林育生的语言只能是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大少爷，而没有一点像是在革命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本质。”林育生在看过血
书后，还直接把他丢进了废纸篓。显然，
陈耘也在生活中接触到了当时为官方所避讳，但又确实存在的干部特权的问题。陈耘谈及最初的构思时说过，“要把这个革命的下一代安排在革命家庭里，因为这样矛盾才巨大。要林育生把父亲的血书扔到垃圾箱里去，以示他的蜕化变质。”后来学院为了让他熟悉生活，还曾介绍他采访过一位住在虹桥的老红军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