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关于全部章节的笔记，包含一些补充材料和感想
1 个赞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一章
第一章所讲的是商周时代的哲学。原来商朝的奴隶主才是“礼”、“德”、“孝”的发明者，在提出这一系列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的时候又将其和“天命”联系在一起，把这些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准则说成是“天”规定的，宣扬奴隶主阶级的头子商王因为具有这些品质是“上帝”的儿子，代上帝管理世间。但是奴隶们却并不相信这些，在生产斗争中，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奴隶们产生了最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就是五行学说，后面还有八卦学说也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阴阳二气构成万物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周易》后面被神棍用来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之后周代商以后，又不得不给天命论打补丁，因为他们既然承认天命就要解释为什么天命从商变到了周，于是就要拿“德”的得失来解释天命的得失，说纣王无德所以失天命，武王有德所以得天命。这样虽然用意在于填补天命论的漏洞，却反而让他们的统治看上去不再那么“绝对”了，于是后面“天命”就有了五德始终说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是要给“德”（其实就是统治集团）的频繁变换打补丁，但这种唯心主义的牵强附会最后反而使天命论更加不可信了。当然，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在三大实践中积累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来越不相信天命论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里面就颇有些ts疯狂“辟谣”结果把自己越“辟”越黑，可谓是事物在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走向了其反面。
还有就是发现有些不足之处就是对纣王的评价有把他和商朝的奴隶主贵族混为一谈的问题。尚书牧誓里面，周武王给纣王安的四条罪名反而体现商纣王进行了某种类似于埃赫那吞的改革。虽然说商纣王依然没有废除天命的说法，但是简化了祭祀的流程，排斥奴隶主贵族，是要加强王权来对抗神权，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商纣王因为改革没有涉及到改善奴隶受剥削压迫的情况，得不到奴隶支持所以后面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反过来投靠武王叛变导致改革失败了，商朝灭亡。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主要是概述了春秋时期儒法斗争的背景。由于战国时期是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夺取政权，封建社会开始取代奴隶制社会的革命时期，所以代表着先进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和代表着反动生产关系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所以二者分别在哲学领域发展出了法家和儒家，而一切其他学派因为归根到底是要对当时的地主阶级革命持一定阶级的立场，所以最后就会归于儒家或者法家的阵营，成为某一方的同盟者。这一节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了，不过自己查了一下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后又发现二者和儒法斗争更多的联系可以展开。
其实简明中国哲学史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写了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儒法斗争是主流，不过这两家也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如孟轲所言天下当时是“天下之眼，不归杨，则归墨”。这是因为当时一方面奴隶制处于没落时期，儒家学说越来越显出其反动性，越来越无法维护住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越来越多的奴隶主开始对奴隶制的瓦解感到悲观失望。但另一方面变法还未在各国完全铺开，代表法家集大成的商鞅变法还未开始。在这个方兴未艾的阶段，儒法两家还没有发展到新的阶段，所以进行短兵相接的就是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两派，即分别代表没落奴隶主和小生产者的利益。这一阶段是孔孟，或者说管商之间的过渡阶段。
在战国初期，没落的奴隶主看到田成子夺权和三家分晋，两个奴隶制大国就此灭亡，深感整个奴隶制社会离灭亡不远。但孔老二的那一套说教越来越不顶用了，而子思还没有完全发展孔老二的儒家学说到一定的程度，作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作用有限。于是走投无路的没落奴隶主贵族纷纷跑去信奉道家学说，而杨朱学派则是当时道家中较为显著的一支。
杨朱学派大体上和道家的世界观相似，所不同的则是其较为直接地说什么“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即使知道自己放弃奴隶制剥削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也依然不去做，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因为这一学说正好符合于没落奴隶主贵族保存自己的愿望，所以他们一时间纷纷成了杨朱学派的信徒。但是当孟轲阶段的儒家学说起来后，杨朱也被列为了儒家反对的对象。但儒家反对的不是杨朱的“不利天下”，即复古倒退的路线，而是“一毛不拔”，即只知保存自身而不知维护整个奴隶制社会的行为。这说明杨朱不再能够适应各国奴隶主阶级应对愈发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需要，被孟轲的儒家学说所替代。
在奴隶制土崩瓦解的同时，一部分奴隶被解放出来成为了小生产者，而原来的小生产者则脱离了奴隶主的剥削，因此获得了更有利的进行小生产的条件。他们反对回到带给他们沉重枷锁的奴隶制时代，但又不愿重新获得封建生产关系的枷锁，因此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相对独立，但总体来收也是符合于法家主张的墨家思想。墨家的特点一个是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小生产者长期从事生产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的体现，也是他们用以论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依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墨家带有很多小生产者天真的幻想，想要建立一个没有矛盾，永远持续下去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如代表有能够束缚住统治阶级暴虐的愿望的“天志”和“明鬼”，代表反对奴隶主为了他们少数人的个人私利而残酷压榨小生产者的“兼爱“学说，代表他们反对摧残小生产的连年战争的“非攻”学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并非绝对的反对一切战争，墨子在提出非攻的同时还提出义战思想，即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不正义的战争，墨子主动组织弟子帮宋国防御楚国便是例证。因此墨家学派并不能说是所谓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而是懂得以战止战。从这点上来说，墨家的战争观实则带有某些兵家以及法家的轮廓。然而，墨家由于其本身代表的小生产者阶层软弱无力，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也无法如同当时的法家地主一般发动解放战争彻底消灭奴隶制，他们的愿望仅仅是同过防御性的自卫战争来让各国之间不再交战，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因为小生产者的这种两面性，以及根本上讲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渐稳固和奴隶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墨家最后三分，三分之二投靠了奴隶主，三分之一投靠了地主，前者融入儒家，后者融入法家，墨家因为失去了其阶级基础而逐渐销声匿迹。
注：“巨子”这一对墨家领袖的称呼则是源自作为测量工具的“矩子”（矩尺），是小生产思想的反映，认为领袖在墨家的地位是在墨家组织内部制定和维护纪律，约束众人统一按墨家思想行事（但毕竟不是民主集中制），并且没有特权（巨子的儿子杀了人也要被墨家的纪律平等处置），比起“天子”等等自命不凡的那些反动领袖是难得的进步。墨家主张即使是天子（指管理国家的最高领袖）也要以“贤能”为担任的依据而非依靠血统，军队等等，这也是难得的进步思想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二章第二节，孔老二和墨翟之间的儒墨对立。
孔老二是历代反动派所尊崇的圣人，尊孔必定是执行着复古倒退的路线。当今的ts也是以尊孔为名的。ts公开地把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理论，足见ts的修正主义是以大肆尊孔为基础的。之前搜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自由派访谈一个被关进女子看守所的人，此人说看守所里甚至连乳猪治国理政都不读，就是要读什么三字经、论语，足见ts对儒教的重视程度。
孔老二出生的时代是一个奴隶主阶级没落的时代，为了挽救奴隶主摇摇欲坠的统治，孔老二搬出了过去反动奴隶主所鼓吹的天命论，把奴隶主贵族打扮成是“天”所任命的天生的、永恒的“君子”，而把劳动人民说成是永远要受这些“君子”统治的“小人”，并且把这种等级秩序说成是由“天”决定，不可更改的“天命”。他自己就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把自己打扮成受到了“天”的重视的“天才”，鄙视劳动人民，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比起之前的反动奴隶主，孔老二进一步将天命与道德联系了起来，鼓吹所谓“仁”，把“仁”这种道德说成是“天命”所赋予的，也因此把具有“天命”的奴隶主说成是天生就有“仁”的统治者，而那些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则因没有“天命”而没有“仁”。由此可见，所谓“仁”的阶级性。自古以来，各种反动派都公开仇视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鼓吹要行“仁政”，包括如今的ts。可是他们的“仁”只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而言的，面对劳动人民时他们却举起屠刀，毫无“仁”可言。同样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也绝不会对反动派仁慈。毛主席说，“我们对反动派，绝不施仁政”，就是要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坚决镇压。因此在当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绝没有超阶级的“仁”可言，更没有什么“仁政”。古今中外的各色反动派对毛主席纷纷以“秦始皇”来污蔑，鼓吹所谓“仁政”。国民党反动派胡说什么毛主席是“秦始皇”，林彪在《571工程纪要》里咒骂毛主席是当代的“秦始皇”，四五反革命暴乱时邓小平麾下的反革命干将也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散布反动诗句，把毛主席比作“秦始皇”大肆污蔑攻击，叫嚣要反对“秦始皇”，让邓小平上台。和几千年前那些反动儒生咒骂秦始皇一样，他们这些人所鼓吹“仁政”的只能是当今ts这样反动的法西斯专政。
墨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前期墨家学派的代表。他代表着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小农）的利益，一方面关心劳动人民的贫苦，反对奴隶主国家之间劳民伤财的连年征伐，反对剥削阶级的奢侈浪费，主张按才能选举上至天子，下至小吏的一切国家机关人员（虽然这里“才能”的评判依然带有超阶级的观点），反对儒家的天命学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墨翟同样因小生产者眼界的狭隘，和他所代表的阶级（二者是农民阶级和城市平民的雏形）的不成熟，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主张带有阶级调和性质，不分阶级的“兼爱”，并且陷入经验主义，错误地提出了“明鬼”的思想（主张靠鬼神来约束统治者。一方面反映了小生产者当时缺乏实际上反对整个剥削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眼光的狭隘只好以鬼神之说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总的来说，前期的墨家学派还是反对儒家的，是法家的同盟者。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二章第三节
这一节看下来让人不得不感慨战国时期法家变法的艰辛。法家地主在各国夺权一开始是遭到了很大的阻力，李悝变法最后到了魏文侯的时候就被制止了，吴起因为变法遭到反对而辗转各国，最后在楚国惨遭奴隶主贵族杀害。而商鞅变法虽然最后推行下去了，但他本人也被奴隶主贵族残忍杀害了。可见变法的残酷性就完全反驳了所谓革命可以和平过渡的想法，即使是这种内部的改革也非要经过一番暴力不可，还是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些法家所颁布的政策就是因为强烈触动到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所以才会被他们疯狂反对。但是之所以法家路线最后能胜利，还是因为法家路线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客观上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以最后必然取代反动的儒家路线。如今ts除了一方面疯狂尊儒反法，给法家扣上暴政的帽子外，还转而庸俗化法家路线，把法家路线说成是超阶级的政治改革，好像秦朝能统一中国只是因为秦朝的君主脑袋比较灵光，没有听信奸佞的谗言，知道搞法家路线可以富强。这完全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首先是把变法与否看作是纯粹的统治者个人意志的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好像只要上面有什么人莫名其妙想通了就可以走正确路线，再反动的政权也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难看出，这种庸俗化“变法”的理论完全就是当代中国保皇派的理论基础，把变法说成是某种统治者随心所欲的事情，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习近平也是被李克强这种“奸佞”给干扰了，不能“改革”，不知道他们这帮劳保对习近平的拥戴，要“清君侧”。这就是说习近平还是“健康力量”，只要习近平哪天意识到保皇派真的为国家着想，就会顷刻之间提拔重用这帮劳保，把李克强一派排挤出去，然后中国就可以改良到“社会主义”了。所以揭露儒法斗争的阶级实质也有利于识破保皇派的反动谬论。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二章第四节
发现道家的庄周这个人实在是太典了，他说的很多话也很典。以下贴几个在如今也很流行的一些言论。
《逍遥游》；庄周用来鼓吹所谓长生的文章，开篇列举什么大鱼大鸟，鲲鹏转化，其实就是要臆造各种怪力乱神的事物来将各种“超脱”了物质世界，精神不灭的神仙形象化，拼命贬低物质世界而抬高精神世界，散布灵魂不灭论。
其实这就是如今修仙小说喜欢瞎扯的东西，也是为什么这些反动小说家特别喜欢庄周的《逍遥游》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相对主义的诡辩，通过偷换概念的手法将鱼客观上有没有意识偷换为惠施是否知道庄周说鱼很快乐是对是错，混淆主客观差别，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绝对的对错。
庄周梦蝶：抹煞意识和物质的差别，混淆二者，于是就可以说意识（梦）也是物质（蝴蝶），物质（庄周）也是意识（梦）
庄周说要建立“至德之世”，即人类和禽兽同住在一起，与万物聚在一块，成为人兽不分，人与物没有区别，大家都是没有知识没有欲望的混沌世界。这就是鼓吹末日论，要搞末日哲学，和现在资产阶级喜欢拍的末日题材如出一辙。其实反映的都是剥削阶级在没落时极度绝望的思想，想要通过毁灭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式来阻挠社会进步，挽回自己的灭亡。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二章第六节
这次讲到了兵家，名家和后期的墨家。名家和后期的墨家都是法家的同盟者，并且对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名家研究了概念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认为要“名实相符”，反对儒家“存名正实”，以为抱住陈旧的概念不放就能维护反动的奴隶制的唯心主义。其中还有一些如物质无限可分，相对和静止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正确的猜测，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后期墨家不仅着重研究了形式逻辑的各个部分，还对一些具体科学的内容有所研究，如光沿直线传播，圆和方的定义，杠杆原理等，可谓中国古代科学集大成者，与同期的希腊哲学、逻辑学、科学比起来不相上下。墨家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成就，和墨家学派的人都出身劳动人民，长期从事生产实践是分不开的。墨家的各种成就就是对剥削阶级历来所鼓吹的“上智下愚”思想的有力批判，说明劳动人民才是真正有智慧的，那些“君子”则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蠢人。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二章第七节
荀况和韩非都是战国后期的法家人物，他们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因为就是他们总结了过往法家、墨家、名家、兵家等进步思想正确的部分以及李悝、吴起、商鞅等变法活动的实践经验，更加系统性地提出了变法革新的法家思想，为秦始皇所用，最终使秦国在法家路线的指导下统一了六国。荀况和韩非在讲述为什么要变法革新时，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并列举了原始人社会，鲧、禹所处的原始社会末期，商汤、姬发所处的奴隶制国家末期（但奴隶制社会还在继续发展着），以及当时所处的奴隶制社会晚期用来证明复古倒退的路线是荒谬的，走不通的。其实同样的，左圈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思想叫“重走导师路”，给宣扬各种反动毒草大开方便之门，说什么因为马恩曾经批判地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合理内容，所以我们也要读一遍德国古典哲学云云，他们就是怀揣着这种思想把自己大肆阅读什么据说在当时进步的毒草书籍合理化。对于这样的思想和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就应该拿法家的思想来告诉他们：这些书籍在当时是被资产阶级创作出来反对反动的封建制度，但是在封建制度已经被消灭，而资产阶级本身却彻底反动的时候，谁要是再拿几百年前的资产阶级书籍来当作“进步”的思想武器，就一定要被现代的无产阶级耻笑了。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概括了两汉以来的阶级斗争。两汉的特点是儒家在董仲舒及之后的白虎观会议上进一步系统化、神学化，变为一种宗教。同时，西汉法家地主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法家学说，从“重本抑末”变为“本末并利”，开始推行官营手工业，将盐铁国营，打击工商业奴隶主的投机倒把活动。但是地主阶级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开始分化，发展出来的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这些大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便开始有意地接纳儒家思想，以其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地主阶级就走向了尊儒反法的反面。但是同时期法家地主依然存在，只是尚且不能在政权里占统治地位了。于是，儒法斗争就在之后转变为了地主阶级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法家地主在遭到打压后，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引起了农民起义，使得大地主阶级的封建庄园所有制被农民战争扫荡，大地主阶级四处割据一方的局面有所抑制。在此情况下，法家地主就有机会利用大地主阶级实力的衰落重新建立法家政权，推行法家路线，如东汉的时候。可见儒法斗争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农民战争来推动的。现在一些人往往把封建社会各个地主集团（如刘邦、曹操、李世民等）的上台下台归结于他们有所谓的“个人才能”或者“宫廷斗争”，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说法。这一类人就比如林彪，喜欢因此而大谈“政变史观”，把朝代更迭说成是地主阶级内部宫斗导致的，于是自己也开始意淫什么时候可以考武装政变来上台当皇帝。但是他们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却过低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华国锋、叶剑英当年叫嚣什么“以快打慢”，把四个人抓捕了，但如果不是上海走了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反抗，他们的这点伎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如今习近平以为自己不断加强法西斯专政就可以稳坐钓鱼台了，别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会如薄熙来一样就没法搞政变把他推翻了，但其实他无论如何费尽心机，也阻挡不了中国人民愈演愈烈的斗争浪潮。中修必将重演苏修垮台的结局，这是不以任何迷信宫斗的历史唯心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三章第二节
董仲舒这一段是非常典的，ts的课本上就大肆鼓吹此人什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还说什么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搞“儒皮法骨”云云，给“儒法合流”这种恶臭的抹煞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制造根据。但实际上汉武帝采用的都是法家人物，对董仲舒则是不理不睬，最多用他的个别说辞去欺骗人民，而当董仲舒见自己没有被汉武帝重用，开始拿谶纬迷信造谣生事的时候，就被抓起来了，差点死掉，最后没死也只好跑了。可见汉武帝时期依然是坚持法家路线的，董仲舒的思想被采用是到了后面汉元帝时期大地主阶级掌握政权，汉朝开始尊儒反法的时候。
董仲舒的学说把儒家思想系统化、神学化了，主要是靠着一套非常低级的牵强附会的说法。比如什么把阴阳五行说进行歪曲，说什么阴阳是按“天”的意志此起彼伏的，由此构成了四季，然后又把五行歪曲，说什么五行天地各一方，然后把拿阴阳五行去硬套儒家的那套道德伦理，搞出了所谓的“三纲五常”，然后被说成是天命，还有什么“天有阴阳两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说实话这些东西在如今看来都非常低级，但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三纲五常的说法经董仲舒之手被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即使不知道这套阴阳五行的人，因为长期处于儒教社会中也会受到影响，觉得三纲五常是天经地义的，可以看见儒教的恶心之处了。如今还有许多人打折“传统文化”的旗号宣扬三纲五常这套儒教糟粕，说什么不遵守三纲五常就“不是中国人”，给ts压迫中国人民，家长压迫子女，丈夫压迫妻子寻找理由，简直是搞笑又可恶，这种完全是被儒狗炮制出来的低级玩意任何一个有点不带阶级偏见的眼光的人都该觉得太逆天了。把国民当统治者的奴隶，把子女当家长的奴隶，把妻子当丈夫的奴隶这难道是什么合理的事情吗？现在很多小资产阶级都知道这套东西是“封建糟粕”，但依然有许多儒狗还很不要脸地学着他们的前辈叫嚣“中国世风日下，因为缺少儒教观念”。未来一定要把这一套东西批烂批臭。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三章第三节
这次是读了法家桑弘羊反击儒家反动思想的内容。桑弘羊在当时反驳了儒狗的种种谬论，更是指着孔老二的鼻子骂他“强、贪、痴、愚”，揭穿了这个假圣人的画皮。值得一提的是，ts的课本几乎不提他，反而是大吹特吹什么“百儒之首”董仲舒，可见ts的儒狗本质。桑弘羊主张盐铁国营的思想也被ts拿来歪曲，给自己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甚至之前看到过一个很逆天的图片是什么“庆祝盐铁国营”多少周年来着。但法家当时主张盐铁国营虽然也是为了自己剥削，但也起到了打击工商业奴隶主投机倒把，保护自耕农和小手工业者正常生产的作用，客观上有进步意义。但ts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却是打着“国营”的名号去吞并私人资本，实际上也没有进步作用可言，因为他们不让私人资本投机，但自己却是带头搞“官倒”，投机得比私人资本还厉害，并且比私人资本还要恶劣地压迫社会上的小生产者，使他们破产，如今已经声名狼藉的城管和农管就是作为ts欺压小生产者的爪牙存在的。ts拿盐铁国营和自己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类比完全是荒谬的。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三章第四节
东汉时期，由于是儒家大地主专政，所以谶纬迷信开始泛滥起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低级的玩意，就和现在所谓的墙皮脱落出现了中国地图，或者ts的傻逼专家把一个汉代出土的“五星出东方而利中国”牵强附会为预言ts崛起，或者什么婴儿一生下来就敬礼所以爱国等等，都是新时代的谶纬迷信。ts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开始走东汉儒家的老路，公开鼓吹这一类荒诞不经的谎言。
而当时的桓谭、王充等法家思想家就坚决反对这一套迷信的东西，并且针对神不灭论（人死了灵魂还在）作出了有力的批判。他们以蜡烛和火的关系来比喻形神（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蜡烛烧完以后火就会熄灭，所以肉体死亡后精神也会消散，根本没有什么鬼神。王充的名言“病则忧惧，忧俱则鬼出”到现在还广为流传，就是说所谓鬼神之说都是一些人自己幻想出来的，和他们心理状态很糟糕有关，要拿鬼神之说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生病，觉得自己是被“恶鬼缠身”了才会生病，或者他们太思念某人了（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所以就幻想他们灵魂没死，还能以鬼魂的形态存在。想起来自己之前看恐怖小说就很相信神不灭论这一套，还幻想自己死后会成鬼之类的，现在想来太过于可笑了，连几千年前的法家地主都不如。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四章第一节
在东汉农民起义打击了君权神授的这种“天命”赋予皇帝统治权力的儒家思想后，大地主阶级便开始改换手法，吸收道家消极的内容，创造了“玄学”，其核心还是儒教的那一套，但是带有了一些道家的特征，利用道家的诸如“无为而无不为”，“贵无”的思想来麻痹人民，叫人民不要反抗，要安分守己，甚至胡诌什么劳动人民的苦难都是他们幻想出来的，颠倒黑白。此外，统治阶级还求助于佛教，拿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怪力乱神的东西来欺骗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苦难，把这种苦难归结于虚无缥缈的前世，并叫人追求同样虚无缥缈的来世能摆脱苦难。现在很多小资产阶级因为不理解社会规律，不懂马克思主义，所以对自己遭到的压迫无法理解，只好说“都是命啊”，而且还发明了“佛系”、“躺平”之类的词语。其实“佛系”一词包含的内容就有很多过去佛教里面的糟粕，说是把佛教的反动糟粕通俗化了也不为过，应该狠批的。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四章第二节
东汉末年的法家地主曹操主张法家路线，不信天命，不信玄学，杀掉了摇唇鼓舌，妄图复辟大地主阶级专政的孔老二后代孔融，建立了统一北方的曹魏法家政权。曹操在政治上能够做到唯才是举，和儒家的任人唯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能做到群策群力，征求众多地主阶级谋士的意见，避免造成个人的主观臆断，在军事上则是有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掌握战争的态势，从而克敌制胜，反对儒狗的乞求天命来打仗那一套，并且认为要依法治军，不能搞儒狗纪律松弛的“以礼治军”这一套，在经济上实行军屯，发展封建国有制，保护小农经济，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文学上反对浮夸的文风，主张文章要言之有物，并且在《龟虽寿》中还批判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说法，认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可以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延长寿命。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灵魂不灭论，认为人虽然可以延长寿命，但终归不能长生不死，认为“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总的来说，曹操是进步的法家地主，但是也镇压过黄巾起义，并且也有某些迷信的观点，有其阶级局限性，这也是需要指出的。但是后世的儒狗对曹操不是正确肯定其功绩和批判其错误，而是疯狂抹黑曹操，对其全盘否定。在宋朝以前，古人都是将曹魏当作三国的“正统”政权（虽然正统主义是错误的，但也可以反映当时法家地主对曹魏的评价是正面的，并认为曹魏的法家政权最有资格统治中国），对曹操的评价也很高，因为隋唐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执行法家路线，对曹魏还能有相对正确的评价。但是到了宋朝，由于儒狗猖狂起来了，便开始搞起复古倒退的路线，开始鼓吹“正统”论了，疯狂吹捧刘备（刘备也是法家，但不如曹操，前半生一直在走儒家路线，后面碰到了诸葛亮才开始转向法家，但最后法家路线执行得也不够彻底），把刘备歪曲为一个大儒狗，是什么“汉室宗亲”（然而讽刺的是刘备在世的时候所有大地主都拿这个东西当狗屁，把刘备当猴耍），什么“光复汉室”强于曹操这个“乱臣贼子”。可以说尊刘贬曹就是宋代儒狗刮起来的黑风，在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以后开始大肆传播，到如今还流毒甚广。社会主义时期给曹操翻了案，终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肯定了曹操的历史功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ts为了鼓吹儒法合流，宣扬正统主义（搞修正主义的都名不副实，所以尤其被人揭穿自己的真面目，自然要学孔老二主张“以名正实”这一套，要宣扬正统主义），就开始重新抹黑曹操，照着三国演义拍了一个傻逼电视剧，把曹操刻画成有“野心”的阴谋家、奸臣，甚至还编造下流的黄色故事说什么曹操喜好“人妻”，疯狂尊刘贬曹，神化诸葛亮。以后一定要把三国演义批烂批臭，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但是《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过分夸大了曹操晚年存在的问题，认为曹操晚年就信奉天命论了。曹操那句“苟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并不是说自己有天命，而是一种反证的说法。这句话的前后文背景是孙权要劝曹操称帝，然后胡扯什么这是天命，而夏侯惇也拿天命当理由让曹操当皇帝，曹操便说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曹操相信天命，不如说是曹操反对称帝，真正的意思应该是“就算如你们所说我有天命在身好了，那我也该当周文王”（没说完的半句话就是有天命尚且如此，那没天命更没有理由称帝了）。这里面的“苟”可以体现曹操是在顺着孙权、夏侯惇假设这件事然后推理出相反的结果，而不是真的说自己有天命。其实比起这句话，曹操的前一句话“施于有政，亦是为政”更能体现他对儒家的妥协性，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家实行孝悌也是政治，意思是说要把儒家的孝道当作政治纲领推广来麻痹人民，曹操引用这句话显然也是有这个意思，拿儒教的孝道思想来规训曹丕要要“孝敬”他，遵从他的愿望，完成他未竟的统一事业。虽然目的是法家的，但方法却是儒家的，毕竟是有局限性。当然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明曹操就相信天命论了，所以这本书确实对曹操有了一些不正确的评价，可能是当时认识还没统一。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四章第三节
读了之后发现很多历史上的反动糟粕到现在依然还流毒甚广，只是换了个外壳，比如玄学。玄学本意是指拿道家的一些反动思想来粉饰儒家，维护儒家的三纲五常，于是诞生了什么“贵无”，追去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叫人民“无为”，不要跟剥削阶级斗，要安分守己，这样就“无所不为”，也就是可以消除一切苦难。有一个词语叫“得意忘形”，现在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某人在洋洋得意中暴露了因为不注意而自己丑恶的真面目，但在当时却是个为玄学家所称赞的褒义词。“得意忘形”最早是叫“得意忘象”，来源于玄学家王弼，他所说的“意”就是精神，“象”或者说“形”，得意忘形就是精神超脱了就可以忘掉物质世界，现实中什么苦难都可以忘掉。因为精神超脱了，所以物质世界怎么样对他们就无所谓了，所以他们为所欲为也就不会当一回事。后面因为玄学的名声臭了，所以玄学家变成小丑了，于是就把他们美化自己放荡作风的”得意忘形“当作贬义词使用。
而如今的“玄学”一词广泛地被用于游戏领域中，被认为是一种获得高级游戏道具的方法。虽然看起来和儒狗说的那个“玄学”是两码事，但内核是一样的。现在的所谓“玄学”最直接的就是拿天命论来给游戏的反动性辩护。很多小资在玩游戏一直得不到高级的游戏道具，发现游戏公司就是在坑害他们，逼他们疯狂充钱买高级道具以后本来是想“退游”的，但“玄学”的说法就歪曲了那些小资玩家在游戏里上当受骗的本质，说成是什么玩家没有顺从“天意”，不懂“玄学”，而具体的原理却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然后鼓吹只要遵循各种奇奇怪怪、荒诞不经的方法，就一定能在游戏里搞到什么高级游戏道具，否认游戏公司有蓄意坑钱的反动本性。这个就是让更多的小资上当受骗，轻则继续沉迷游戏，期望获得不切实际的虚荣感，拿到”高级道具“当游戏里的人上人，重则迷惑更多小资玩家如同赌徒一样更加疯狂地往里面充钱，期望能靠所谓”玄学“来抽中什么高级的游戏道具。这种完全违背客观现实的学说就是把游戏数据受游戏公司操纵的本质抹煞掉，鼓吹“心诚则灵”，搞“无中生有”这一套，好像玩家只要大脑一动就能篡改网络数据了（和黑客帝国一样可笑）。其次就是这一套方法论本身包含的世界观就是唯心主义的，运用于游戏之外就会导致小资相信天命论那一套，把受压迫的现状归咎于自己“运气不好”，然后相信只要搞“玄学”就能摆脱这种处境，被资产阶级愚弄。
更加逆天的是，很多小资游戏玩家如今还普遍相信一个极端反动的信条就是“玄不救非，氪不改命”，前半句的意思是说搞玄学有用的只有那些“运气好”，天命在身的人，而没有“天命”的人即使搞玄学也没用，把天命论和人有先验的品性（运气）结合起来。后半句的意思是掩盖阶级差别，说什么充钱也不能让自己的账号变高级，否认游戏公司唯利是图的本性，好像游戏公司真的很“公平”地不是按照玩家充钱的数额而是按照纯粹的“运气”来划定游戏里不同玩家的等级。前半句进一步宣扬天命论，后半句把游戏中的阶级差别也企图掩盖掉。淫乐就是这么让人大脑降级的！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四章第四节
郭象这个人很有意思，《中国古代史》是把他归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和玄学家，认为他搞什么“玄冥之境”就是要麻痹劳动人民。《简明中国哲学史》则把郭象归到了半截子唯物主义者里面，觉得郭象反对无中生有，支持事物自生就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简明中国哲学史》对“玄冥之境”的理论说得很模糊，让人不得不怀疑郭象是不是这样。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简明中国哲学史》又出现了孤立看待某句话然后会错意的情况，因为一个鼓吹“玄冥之境”这么搞的人还支持唯物主义多少让人怀疑。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的“有物之自造”，更多的是指事物自动产生，是“存在”的。但是光论及“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因为“存在”可以有唯物的也可以有唯心的解释。这样一来，把事物的“存在”说成是天然合理的也可以是“有物之自造”的含义。这样看来，郭象和其他玄学家的分歧也只是关于“名教”和“自然”的分歧，即到底是要拿道家学说来维护儒教，还是觉得儒教碍事，丢掉去信奉道家学说，把名教反过来说成是为“自然”服务的。嵇康这样的人就是后者，但他显然不是什么唯心主义者，郭象同理。他们都代表大地主阶级中最放荡形骸，百无禁忌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夺取了政权，为了给自己的奢侈生活辩护就直接将其说成是“本性”、“自然”。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让劳动人民来沉浸在“玄冥之境”里，不再思考现实中的苦难，不再反抗。用一个现代一点的说法就是，郭象信奉“自动产生”论。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四章五、六、七节
待补充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五章第一节
到了隋唐以后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儒释道三家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不管是两汉儒教的谶纬迷信，还是玄学的空谈，都受到了严重打击，而在南北朝时期恰逢寺院经济兴起，佛道两派的大地主阶级势力膨胀，为了在中国能够扩大影响力，被统治者采纳，也进一步和儒教思想合流，被历代统治者用于麻痹人民。另一方面，唐朝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大规模发展，进一步为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更丰富的具体材料。像吕才这样的法家多面手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通晓当时各方面科学知识，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吕才便是一个法家的唯物主义者。其实这也说明任何唯物主义哲学家都不得不对当时的科学技术有具体的研究，许多法家就是因为对农业有研究才将不鼓励生产，损害国本作为批判儒家的理由，很多古代的法家哲学家也是在对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中才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如王充、蔡伦、刘洪、祖冲之、沈括、徐光启等）。这再一次告诫我们不懂得各门具体科学，是没法学号唯物主义的。就比如说当时的儒狗都鼓吹什么天人感应，什么风水迷信，什么纳音调姓（把姓氏根据发音划为宫商角徵羽五类，每一类都有不同的命运），什么生辰八字等等。吕才研究了天文学以后就发现天人感应是假的，研究了语言学以后发现纳音调姓也是假的（因为不同朝代发音有很大变化，这样的说辞完全是牵强附会），研究了地理、历史等等发现风水迷信、生辰八字也是假的。柳宗元能写出《天对》，系统性地回答屈原在《天问》里提的关于世界观的各种问题，说明柳宗元对各门具体科学也有一定的研究，所以能得出相对正确的唯物主义结论。由此可见，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里面教导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善于吸收一切现代的科学知识，是完全符合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的，我们也应该认真学习各门具体科学，批判如今流行的各种唯心主义谬论。
在这里必须要指出，隋唐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世家门阀和寺院大地主，由此才能够让儒释道三家在哲学上有所衰退，他们旧的谬论才会破产（玄学等）。并且正是由于农民起义变革了封建社会的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向前发展，才能使得当时的科学技术出现繁荣景象，才能诞生出这么一批法家哲学家。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还有就是要指出一个小错误，即《简明中国哲学史》大概是写的时候还没仔细研究，把杨坚和杨广划到一类里去了，不过无伤大雅，还是能看的。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五章第二节
第五章第二节主要是批判了唐朝的四个佛教流派：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这里面四个流派都很典，天台宗就是鼓吹“名”和“色”相对立，但都是以“空”为基础的的。所谓“名”就是意识，所谓“色”就是物质，天台宗说“色”是依附于“名”的，不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就是宣扬唯心主义。但直接这样说太过低级，于是他又转头说“名”和“色”都是从“空”中诞生的，跟玄学的“无中生有”是一个路子。而这个“空”的本体就是“心”，“名”和“色”都是从其中派生出来的。最后天台宗还鼓吹要搞静坐修行那一套，以此来从“名”到达“心”，实现自我复归（意识回归“本源”）。不难看出，这套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唯心主义，但它在现代披上了一个“科学的外衣”就不一样了。如今一帮佛棍和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合流，鼓吹所谓“万物皆空”，强行否认物质无限可分，鼓吹“量子”是最小的单位，存在所谓的“普朗克常量”，小于这个常量中的长度和时间就什么都没了，正好和佛棍的所谓“一一分别，……乃至微尘刹那，分分细捡，皆悉空无所有，即名法空”不谋而合，这下是神学家站在山顶等科学家了。而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同样是天台宗这样的空宗搞出来的把戏，把“无”和“有”的界限抹煞掉，故意把物质说成是虚幻的，叫人否认现实世界的苦难是真实的，用来麻痹劳动人民，不让他们起反抗的念头。
唯识宗也很典，祖师爷是被《西游记》大吹特吹的玄奘。玄奘此人从印度翻译过来了一堆外来的佛教理论，于是就形成了这个流派。它表面上叫“有宗”，看起来和空宗不同，其实承认的“有”只是精神的“识”，归根到底还是鼓吹唯心主义。唯识宗鼓吹所谓“执念”，分为“我执”和“法执”，前者的意思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客观存在的，后者的意思是固执地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可见唯识宗是极端荒谬的唯心主义，不仅连物质要否认掉，连“我”也要否认掉，和休谟一样逆天，玄奘自己肯定不可能信这一套，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像休谟一样因为鼓吹这套东西闹出过精神失常（听说他晚年翻译完般若经就翻译不下去下一本经书了，大概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玄奘的弟子自己就根本不信这套神神鬼鬼的东西，玄奘的弟子辩机就跑去和高阳公主通奸，然后被李世民处死，可见佛棍鼓吹什么“执念”完全是叫劳动人民忍耐剥削压迫，但他们自己是从来都不忍耐的。另外就是唯识宗鼓吹的“八识”，现在换了个比较时髦的词叫做“第x感”，但还是出自佛教。五感就是第一到第五“识”，所谓“第六感”，即第六识，就是把知觉神秘化，说成是某种先验的东西（和康德的“知性”是一个意思）。因为前六识比较“低级”，于是都被称为“了别境识”。所谓“第七感”（又称末那识），就是把人的理性认识神秘化，说成是某种先验的“理性思维”（康德则称之为“先天直观形式”），所谓“第八感”，就是说什么万前七种“识”都从其中诞生，“我执”和“法执”都是从中诞生的，物质世界就是发源自第八识。它的另一个名字也很流行，叫所谓“阿赖耶识”，被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类的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唯识宗靠这套神神鬼鬼的八识理论对人的意识和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进行牵强附会，到现在还很流行，但如果翻译清楚了就可以看到它的极端荒谬性。
华严宗鼓吹四种“法界”，绕来绕去就是要说虚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永恒和谐的，把现实中的封建制度说成是绝对和谐的“天理”一样的东西，叫劳动人民不要反抗，并且欺骗劳动人民说只要“安生立命”，就可以在现世就进入“天国”。这样的说辞最后成了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禅宗是四个里面最逆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说这句话其实很反动。其实这是唐朝开始盛行的佛教流派禅宗的观点，禅宗他的名字是取自于佛教的修行方式——禅静，但是禅宗本身却反对佛教那种繁琐的教条以及苦行的修炼方式。因为这种繁琐的教条和苦行的修炼方式不利于麻痹劳动人民，所以为了使佛教能在劳动人民中广为流传，就适应了这个需要出现了禅宗。将禅宗真正创建起来，并在中国广为传播流毒全国，甚至传到国外的是所谓的禅宗六祖——慧能。慧能主张，佛道并不需要通过刻苦的修行去追求，他说人本身就是佛，人性就是佛性，而他所谓的人性就是佛性，就是说当人去掉所有的杂念，没有任何现实世界追求的时候，人就变成佛了，所以人性和佛性的本质都是空。惠能的这一套禅宗理论实际上是最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其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还认为感觉是人主观自生的东西，还要承认客观世界和人的感觉之间存在着联系。而慧能则直接把人的感觉和客观事件全都否定，称之为空，这就取消了认识的对象，从而根本上取消了哲学的根本问题。慧能的禅宗在方法论上指出，只要人抛弃现实世界一切幸福，凡人就是佛人性就变成了佛性，但是但凡对现实世界的幸福有一点留恋，那么本来都是佛的佛也就变成凡人。在这个基础上，惠能又提出顿悟成佛的概念，他说：人如果在一瞬间抛弃了杂念，那么就能够片刻成佛，不需要任何的修行，也不需要所谓的积阴德什么的。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慧能顿悟成佛的具体表现，这实际上就是为那些极端反动大地主阶级辩护。意思就是说不管反动大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害死了多少劳动人民手上沾染了多少鲜血，充当刽子手，杀了多少人，只要他放下屠刀，心中摒弃杂念，片刻就成佛了，也就没有任何罪孽了。慧能真是反动的臭狗啊。
有关慧能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例子，其实很多，大家都应该听说过，非常知名。比如说，慧能在竞争禅宗六祖的位置的时候，曾和另一位弟子竞争写偈（类似于诗的形式的佛教唱词），禅宗五祖将要通过评比惠能和另一位弟子的偈的水平来选定继承人。另一位弟子先完成了创作，偈的内容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惠能认为这一位弟子没有把禅宗主观唯心主义发挥到极致。于是他针对这位弟子的偈作了一个新的偈，内容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五祖看到惠能竟将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发挥到了如此高度，真是比他还要厉害的反动唯心主义臭狗，于是将禅宗的衣钵传给了他，慧能就成了禅宗六祖。’
另外就是如今流传的所谓“佛系”，就是用如今小资也能理解的通俗形式在疯狂散布佛教的各种反动理论，并且浓缩在一个词里面，迷惑性很强。它反映的是如今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悲观消极的思潮。它让小资不敢反抗，安心于当奴才，应该有所批判的。本来水兵的供稿是要批判禅宗的，可惜他润了，没来得及写好，希望能有个时间接手过来批判所谓的“佛系”。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五章第三、四节
这次学习发现《中国古代史》漏了一个杰出的法家地主，就是吕才。此人看起来声名不显，但唐初很多杰出的成就与他有关。在唐朝时，作为百科全书用来解释日常生活礼仪规范的《阴阳书》被掺入了大量怪力乱神的内容，导致李世民不满，遂命吕才勘正，剔除了许多唯心主义的内容。吕才是个多面手，对各方面都有研究，于是对《阴阳书》中的各种唯心主义内容进行了逐条驳斥。当时原来的《阴阳书》版本和现在的各种迷信一样离谱，掺杂了一堆生辰八字、占卜算卦，纳音调姓（把姓氏归入宫商角徵羽五音里面，然后是哪个音就是什么命运），阴宅阳宅风水等等，而吕才则运用当时的科学知识一一予以驳斥，最经典的就是他反对禄命说（人的出生日期决定了人的命运），举出秦始皇、汉武帝、长平四十万被坑杀的赵国降卒等来证明其荒谬，研究了语言学来证明纳音调姓荒诞不经。《阴阳书》在当时勘正完之后被公布天下，虽然如今在中国散佚了，但是在日本还有《大唐阴阳书》（残存两卷）保存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所谓“阴阳道”也是得名自此，吕才的这本《阴阳书》在被引进后日本阴阳师（相当于日本的天文、历法、气象机构）里的人承袭里面的内容成为当时日本法家地主御用的知识分子。当然，后面这帮人变了味，和神道教合流变成儒狗，成为世袭神棍公卿又是另外一回事。吕才还参与过《秦王破阵乐》的作曲，还写过一些军事书，跟玄奘辩论过（具体内容如今不可靠，只知道大概是反对玄奘的唯心主义，据说是吕才输了）。史书上特别记载的就是吕才这个人是自学成才的，虽然如今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学到这些的，但也可以看出来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另外，韩愈此人也是典。如今的ts大肆吹捧韩愈，甚至把他说成是什么郁郁不得志的谏官，其实就是要搞复古倒退的儒教，把韩愈抬出来招魂。在韩愈所生活的年代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和民国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类似，都是要先从文学、语言上进行改革。如今的ts就像吹捧胡适一样吹捧韩愈，让韩愈贪天之功，成了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其实所谓古文运动，要回到的“古文”正是指三国时期曹魏法家地主（曹操、曹丕）的文风，要追求朴实真挚的文风，反对浮华不经，没有实际内容的文风。这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是柳宗元和刘禹锡，两位同样是法家的地主，而韩愈写的所谓《马说》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在形式上看上去像了那么一点“古文”，其实是形似神不似，因为“古文”的文风是为实际的内容服务的，韩愈写的儒狗内容脱离实际，那文风再像其实也没有那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