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中修最高检察院宣布开展所谓“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文件里大放狠话，宣称什么要“动真碰硬出实招、刀刃向内见实效”，用词十分激烈。很快，中修各地方政府也迅速紧跟，苏州、重庆等地政府纷纷发文要打击“违规异地执法”。这些官方文件里照例是废话连篇，去掉那些什么“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门面话后，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其实只有一句话——“优化营商环境”。
近几年来，随着中修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各地方政府原先赖以维持的各个主要收入来源均受到沉重打击。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增值税等依靠群众消费的收入显著降低，中修各地方政府愈来愈入不敷出。众多地方政府往往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增加罚款来延缓财政危机的总爆发。罚没收入并不是什么可以明确量化的收入，试问，难道有谁能够在一年开头准确地预测出将来一年会有多少人将会因为违反规章、犯罪等原因被罚款吗？可是中修的许多地方政府却早在一年的开头就制定出了这一年的“罚款预算收入”，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这一预算竟翻了好几番。显而易见的是，想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只能通过种种巧立名目的方式，对劳动人民、私人资本家强取豪夺来实现，“远洋捕捞”这个词也就随之而生。
所谓“远洋捕捞”，指的是中修的地方执法机关跨越省界，对外省的私人资本家进行突击搜查，巧立名目强迫私人资本家将部分掠夺而来的剩余价值无偿上交给中修政府的行为。在中修这样的国家，由于控制社会生产的关键部门几乎完全把握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手中，他们也在政治上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即使是那些对特定部门有着很大影响力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如马云等人，也完全没有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相竞争的能力。而并没有垄断地位，力量相对弱小而且分散的一般私人资本家则更加是没有多少政治权利可言，随着中修陷入政治上的危机，这些私人资本家便也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眼中的肥肉。去年下旬，山东省成武县市监局的一名官员就以“参与传销活动”为借口，对一家名为巴克医疗的企业除以超过2500万元的罚款。他还直言不讳迫使企业屈服“太简单了”，“抓住一点小问题，一放大这个企业就要完了”。此类的事情也并非个例，“税收倒查三十年”，“跨省罚款”等事件都是层出不穷。义乌商品城这种私人资本家经营规模小且分散的地方更成为了“远洋捕捞”的“渔场”，许多外地警察部门冻结了在义乌经营商户的银行账户，导致一些私人资本家不得不成立“援助中心”，截至2023年4月底，援助中心就登记了13000多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涉及金额达31.4亿元人民币。
然而，这种办法尽管可以暂时补一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窟窿，却只能反过来进一步加深已有的危机。经济危机的加重本来就会导致实力弱小的中小资本家大量破产，被垄断资本所吞并，“远洋捕捞”更是会加速这一趋势，导致私人资本家以更快的速度破产，迫使更多人陷入失业的泥潭中。但既然中修政府进行“远洋捕捞”的行为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如今要突然大张旗鼓地宣称要严厉打击“趋利性执法”、“远洋捕捞”了？实际上，中修是在妄图用这种办法来实现经济的“复苏”。信奉凯恩斯主义的中修政府迄今还将“投资不足”视为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认为只要用各种办法促进资本家的扩大投资、开办企业，那么经济危机期间的大量失业就能随之解决，扩大投资带来的就业又能够改善商品销路不足的问题，进而走出经济危机。而中修则认为“远洋捕捞”会导致在目前的萧条情况下，很多私人资本家会更加不敢投资经营，而经济复苏也无从指望了。只可惜想要基于这样错误的前提，妄想消灭经济危机是永远不能够的。首先，中修政府寄希望于用打击“远洋捕捞”，改善“营商环境”的办法促进私人资本家扩大投资，渡过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扩大私人投资的办法只会加剧社会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更为激烈的竞争，投资扩大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只会在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现状下引起更大的生产过剩。私人企业找不到销路，最终还是难逃破产的命运。其次，“远洋捕捞”的出现本身就是中修政府陷入更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体现，既然经济形势未见好转，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也还是照旧，又怎么可能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结束这一行为呢？中修政府大吵大嚷要打击“远洋捕捞”也早就不是什么新奇事了，去年就多次宣称要开展专项行动，今年一月份也重复数次要“维护民企合法权益”，最后都免不了不了了之。这一次中修最高检察院大张旗鼓的行动，只怕同以往无数次试图缓和政治上和经济上危机的举动一样，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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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一季度收支房地产收入连续下跌4年，只能从其他地方压榨，个税增长7%，中修没活到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60%
https://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504/t20250418_39622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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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修也只能允许各地政府远洋捕捞赚快钱了，要不然财政运转都不能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