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韩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全斗焕时期写的《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对全泰壹的生平有所了解。这本书在当时立刻成为禁书遭到全斗焕法西斯政府的封杀，该书为了解全泰壹的一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全泰壹看作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代表，只会抽象地谈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将全泰壹的思想看作“全人类”的“人权”思想，根本不可能对全泰壹这个韩国自发斗争的工人一生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而在看了如乌有之乡上纪念全泰壹的文章更是感觉水平低下，觉得缺少目前缺少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全泰壹的自发斗争活动的文章。所以在这里打算花一段时间，一方面在对韩国历史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结合韩国的阶级斗争历史，介绍全泰壹的生平，同时对他之后的自发斗争发展和思想进行评述。因为这个写作时间上会比较长，所以决定花一段时间更贴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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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泰壹肖像
1948年8月26日，全泰壹出生于大邱这个素有革命传统的城市。1946年，为了支持釜山工人“9.25”总罢工，一万名群众聚集到火车站举行集会，之后警官队镇压人民群众，甚至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造成数十人死亡。愤怒大邱市民们捣毁警察署，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攻占市内所有派出所，将整个大邱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由此在南朝鲜引发了以农民为主体、波澜壮阔的“十月抗争”
全泰壹的父母，正是这些群众运动参与者。不仅如此，父亲全三松还曾是基础工会的一名领导者，在朝鲜刚从日本获得解放的无序时期领导了罢工，然而那次罢工在警察的镇压下失败了。母亲李小善是一个头脑聪明，意志坚强的妇女，她的生父曾英勇地反抗过日本殖民统治，后来，他被日本警察逮捕，并在小善所在村庄的山林里被处决。之后她被拉到日本从事强迫劳动，在解放后回到家乡与全三松结婚，背着柳条筐挨门挨户卖东西为此一家的生计。“李小善痛恨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每当警察来了，将租客驱逐出他们的临时住所，或是驱逐小贩时，小善都会站在和警察斗争的第一线。她还因此而被一家警所拘留了三天。”
而就在全泰壹出生的八月，在南朝鲜的买办势力，大地主和资本家与美国军政府在镇压南朝鲜群众的反分裂反压迫抗战运动后，美帝的傀儡政权大韩民国在汉城宣布成立，李承晚政府的黑暗统治开始了。
50年代，全泰壹一家搬到拥挤的首尔居住，父母攒足钱后购置了一间棚屋和缝纫机，全三松靠着裁缝技能勤恳赚钱，利用积蓄他们还经营了一家小店。然而不幸很快降临到这个家庭。1960年，全三松接到一份数千名学生加工制服的合同，他完全任务交付了制服，但在著名的“4.19学生起义”爆发后，经纪人却卷款跑路，全三松身负重债，不得不转让小店和缝纫机，他一时变得身无分文，此后愈发酗酒摧残自己，全泰壹一家也离开首尔，在大邱市一带的棚屋帐篷之间辗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一家总共六人，四名子女，分别是全泰壹和弟弟泰山，妹妹顺玉和小妹素玉（还有一子三岁丧命）。为了帮助支撑这个家庭，全壹不得不在四年级时辍学，年仅12岁的他开始卖报、与弟弟出售三脚架和各种文具。
此后全泰壹一家的生活一直不稳定，泰壹进行了三次离家出走。
大约在1961年军事政变时期，在不得不上交欠款的前一天，全泰壹第一次离家出走。他意识到与其看着自己的母亲在此后的一天被愤怒的批发商所惊扰，还不如自己离家出走。
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他从首尔辗转釜山，靠擦鞋为生，和孩子的打架使泰壹丢失了自己的鞋箱。身心疲惫、已经三天没吃饭的他站在防波堤凝望着海面，一个拳头大小的卷心菜在海面上飘荡的吸引了泰壹全部的注意力，他忍不住跳向海面向卷心菜游去，但很快陷入了黑暗。幸好一位渔夫救了泰壹，当他在沙滩上醒来时，周围的劳动人民在晕倒泰壹身边留下了一些钞票和硬币，烂掉的卷心菜茎和摆成一排的蚌壳，。
泰壹决定回到首尔。他爬过车站的的栅栏逃票乘上火车，
在走进车厢的隔间时，我看见两个拿着票据的检票员。我连想都没想，就钻到了座位底下。我心跳如鼓，只希望他们赶快走过去。一位坐在椅子上的老年妇女，用她的裙子遮掩住我。我被她的人道行为所感动。只有从母亲那里，我才获得过这种感动，尽管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但眼泪还是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在那一刻，我特别思念自己的母亲，想念我的兄弟姐妹们，我内心很难过。当我还沉浸在这些感情中时，火车的轰鸣声，将我再次带回到残酷的现实之中。
回到家后，父亲满含泪水抚摸着泰壹的额头，并没有责怪他。泰壹在这之后过上了一段比较稳定的生活，他在在宗玉市民中学学习，尽管在同时帮助父亲干活之下，他甚至会累得早晨起来流鼻血，但泰壹把上学的日子看作自己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看来每一堂课的知识都是有趣的。
第二次离家出走，是为了这份上学的理想。
1963年父亲命令他离开学校帮自己做工，因为供泰壹上高中已经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父亲对他说：““你都十六岁了，却只上过一年的中学。你以为自己能凭借学习取得成功吗？你以为社会上的那些成为国会议员、政府部长的人，是靠教育吗？你必须得有钱。只要你有钱，哪怕你到了二十岁或三十岁，你都能读书。你这个笨蛋，扔掉自己宏伟的理想吧。”
泰壹感到自己好像被抛进了深渊，为了自己上学的理想他第一次违背父亲的命令，这让家里变成打骂的战场，泰壹最终痛苦地认为，只有再次离家出走才是继续学习的唯一办法。他带着弟弟泰山，乘坐火车前往首尔，打算在那攒钱读书，他们住到纸皮搭建的箱子，分工擦鞋和卖报，但无情的现实很快打破了他的幻想，弟弟在寒冷和疲倦中不断祈求泰壹带他回家，离家三天后兄弟俩回到了大邱。
第三次离家出走，是在无法忍受家庭生后决定寻找自己的母亲。
这段时间父亲变得越来越暴躁，不断饮酒，不断打骂两兄弟，把妻子当作出气筒殴打。全三松已经把全家的家产败光了。李小善将自己的孩子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自己要离家去做家佣的事情，并答应寄钱回家，而在当时的韩国，当一名家庭佣人（住家女佣人）的名声，仅次于被迫当一名妓女所蒙受的巨大社会耻辱。
泰壹带着小妹素玉到首尔市寻找母亲，每天拼命的卖报，但是寒冷的天气很快让妹妹感冒，背着妹妹也无法尽力卖报，两个人无法生活，泰壹痛苦地把妹妹送到了社会福利院。此后他从事了长达一年的搬运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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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弟弟泰山也受不了家里，投奔到首尔与其他小孩在一起乞讨卫生，两兄弟在市场上偶然碰上面后就含泪相拥，此后一起扛着擦鞋箱在首尔的街道上走着。
他们从母亲的一位老友桑羽那打听到了李小善的消息，之前李小善拜访她时并没有透露自己的住处，这位老友打印下次和她碰上面时会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她。李小善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什么呢？她经过中介在首尔的一个叫“都文”的餐馆里当女工，但仅工作五天后就因为高度贫血二晕倒，十天后她从医院里走出来，却没有钱支付医疗账单，居然在那家餐馆里免费干了整整六个月。她想用勤劳打消资本家的多疑，这只是使她的健康更加恶化，没过多久她再次失去知觉，资本家把她解雇了。在解雇之前，两个孩子终于和母亲见上面。餐馆里其他劳动妇女同情李小善的遭遇，她们集体向资本家斗争，要求至少也应当给李小善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最终李小善得到了一万韩元的工钱。
母女三人艰难地生活着，又几个月后，泰壹从孤儿院里接回了小妹素玉，此时的她精神已经变得不正常：“她会很早起床，洗完自己的脸、梳好自己的头，便目光呆滞地坐在镜子前。他们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坐在镜子前面，她回答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她的老师会惩罚她的。”泰壹面对素玉的状况感到非常自责。
1964年，泰壹步入首尔的和平市场，在那从徒工干起，结束了过去在马路上几乎游荡式的打拼，那里将成为全泰壹剩下六年的生命中主要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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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市场和旁边的东华市场、统一购物中心构成当时韩国最大的服装加工和供应中心（后两者于1968年建成）。三家市场的工厂总数为800多家，这里聚集了3万多的工人，而和平市场就聚集了一万四千多。通常工厂都在建筑物的二、三层，制成的衣服会送到一楼进行销售。到1970年，该地的生产能满足韩国70%以上的服装要求
60年代的韩国，正是在朴正熙的经济政策下所谓的“腾飞时期”，从1960年到1971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9，资产阶级把首尔的腾飞作为典型，竭力赞誉这快速工业化、“科技进步”的“汉江奇迹”。然而在这奇迹下，工人阶级过的又是什么日子？
在和平市场中，80%到90%的工人是女性，她们在工厂中担任了大多数技工和徒工的职位。她们通常要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11点，在工厂每天工作11个小时。到旺季时，资本家就会强迫她们加班，有时通宵连轴干个三天，这时资本家就会给女孩们强迫注册抗睡眠药剂、服用抗眠药，让她们布满血丝地继续工作。她们每月只能有两天的休假，这还得是资本家乐意的时候。
工人的工资也是有分层的。一名徒工每月的工资从1800韩元到3000韩元不等（4.5-7.5美元）；一名技工的工资是从7500到25000韩元不等（17.5-62.5美元）；助理技工的工资是从3000到15000韩元不等（7.5-37.5美元）；裁剪工的工资却是从15000到30000韩元（37.5-75美元）。资本家实行计件工资，来迫使工人在本就繁重的劳动下祈求更多的加工件。裁剪工是技术工种，大多数为二十到三十岁的男性。资本家尊敬他们，力图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裁剪工的能力对生产有决定影响。他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能比技工早两到三个小时下班。裁剪工在工厂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工人贵族，他们为资本家效劳管理工人，甚至工人的工资都又他们结算。全泰壹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能不服从裁剪工，他对我们有着绝对的权威。如果我们表现出对晚上加班的不满，那么，第二天他就会只给我们分配很少量的工作。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只干那么点活。因此，实际上我们工人是无力的。”
每间工厂平均有10台缝纫机，在三四十平方米下却能塞下30多名工人，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最大地利用空间，在三米一层的空间内搭建了“假顶”将其分割为两层，上层被叫做“阁楼”。女孩们在这样低矮的空间里不能直立行走，工作时得蹲坐在缝纫机前或者进行裁剪。许多女工每天得在梯子间来回爬上趴下三十多次来完成各种差事。这样狭小的空间挤满了工人、设备和粉尘，在缝纫机上工作两三个小时就能让自己浑身布满尘埃，但工厂里却严重缺乏通风设备，这使得许多女孩早早染上肺炎。更糟糕的是这里极差的照明环境，工厂四壁封闭没有自然观，人们只能在电灯泡直射下长期工作，许多人都患上了极为严重的眼疾。在这样的环境，年轻女工们的青春被早早的摧毁了。有一次，全泰壹告诉母亲一名徒工的故事（此时泰壹当上了裁剪工）：她坐在一边，什么事也没有干；最后，她当发现泰壹在观察她时，她的眼泪直流。“裁剪工先生（一种标准化的尊称），我想我要失明了。在喝了抗失眠药后，我不得不工作三个通宵，我的视力模糊，我看不见东西，我的手臂麻木；我想抬起手臂，却发现自己做不到。”
根据全泰壹1970的调查：
100%的裁剪工得了消化道疾病、肠胃紊乱、神经痛、肺结核，或其它肺炎类疾病。
90%的技工患上了神经痛、消化不良、肠胃炎、肺结核（程度为二度）。
在和平市场工作五年或超过五年的工人中，所有人都至少患了一种疾病，其中最
多的是神经痛、消化道问题、肠胃紊乱或风湿病。
此外工人们还面临其他诸多不合理，比如数量严重不足且不分男女的厕所。仅有的三个浴室要供给2000名工人洗澡。400家工厂才拥有三个供水受限的水龙头，这使工人们连充足的饮用水都无法满足。
全泰壹工作的地方，正是这样。在这个时期，他为了支撑六口之家的生活不得不拼命工作。同时，他还忘不掉的上大学的那个理想，在中午这30分钟到1小时的休息时间，当其他工人在天台上放风玩耍和聊天的时候，全泰壹会看书学习。他曾在日记里说：“如果我在下班后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的话，我就能够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了。”但这仅是一个泡影，他接受狗小学程度稍高的教育，如今还要每天支撑15个小时的工作。全泰壹曾花费150韩元在书店里买下一套教材课本，但贫瘠的他，为了购买这一套教材就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煤气炉和裤子。
身边年轻女工的悲惨处境使全泰壹十分难过，他曾对母亲说“每当我看到那些比素玉还小的女孩子们在烟雾弥漫的环境中，从上午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并且不吃任何东西，我就会问：这是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同时，我既钦佩她们，又同情她们”，全泰壹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她们，减轻她们的痛苦。他不忍心用母亲给他的公交费，他将这些钱全都用来给那些中午什么都吃不上的徒工买面包和点心吃。为此，他不得不每晚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到家。临近宵禁时他更是得大步奔跑，被发现就只能在警署过夜。很快警察完全熟悉了他，默许全泰壹同行。这样的生活全泰壹坚持了三四年，一直到他去世前夕。
面对工厂中的不平等、女工们的处境，全泰壹决定要成为一名裁剪工，他说：我决定自己成为一名裁剪工，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够与工人站在一起，并与工厂主进行公平交易。 既然裁剪工站在更高的地位上行径总是不公正，他就希望自己能担任裁剪工来做出改变，帮助女工们。但正如，上面“公平交易”这样抽象的用词，此时全泰壹并不理解压迫的实质，不明白正是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使自己过着这般痛苦生活，依然带有顺从服从的思想，1967年2月他在日记里这么说：“从明天开始，我将努力工作，来报答我的老板所做的一切，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裁剪工。”
但正是这种服从和勤劳，使得全泰壹在成为裁剪工后，资本家乐意最大限度地剥削他，全泰壹个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反而有时身无分文需要接济，这样的环境让他更加质疑过去那种忍耐的处境，他开始骂老板是“伪君子”，在日记里不停地质问“为什么？为什么？”而身边工友们的处境更加深刻地刺激着他。这时全泰壹已经不再去想诸如上大学之类的事情了，他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心里想的只有怎样最大地帮助自己身边的工友们。
这时发生的几件事严重地影响了他：
一天，一位年轻的女技工在缝纫机边工作时，突然吐血。泰壹很快募集了一些钱，将她送到医院，医院检查发现她患有三期肺结核，这种病是和平市场中很常见的一种职业病。资本家很快把她解雇了，这位年轻女工的唯一结局就是在缺乏医疗下慢慢死去。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全泰壹，此后他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切。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泰壹在成为裁剪工后总是让年轻徒工提前回家，自己亲自将她们的活完成。资本家警告他说“裁剪工要做裁剪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干预徒工的工作？你这样做会，是给她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这时资本家早就痛恨全泰壹了，因为他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在她们生病时送其去医院，资本家要求大家加班加点时又表达自己的不满。第二天晚上，资本家发现他又在独自承担女工们的活，就将他解雇了。资本家不容许泰壹做出一点帮助其他工人的行为，这刺痛了他，他曾经以为这是一名裁剪工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他过去这种依靠自己来对身边工人做出简单帮助的想法，也破灭了。
而同时，全泰壹每晚越来越感兴趣与父亲对话，询问他过去工人运动的事情，在交谈中，他听闻了《劳动基准法》的存在。《劳动基准法(근로기준법)》，是李承晚政府在1953年
颁布的法律，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材料，但是从当时朝鲜战争、及之前国内工人反战政治罢工激烈的形势上来看。这门法律的颁布一方面是要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向对峙，标榜自己公正，另方面是要靠经济上的改良试图平息人民群众的反抗。到朴正熙时期，这本法律已然成了废纸。
《劳动基准法》上有许多美好的许诺，比如“禁止女性和年龄未满18岁的工人参与夜班“，“雇主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防范职业危害或健康危害设施，保护劳动者的健康、环境和生命”等等，雇主如果违法，还可以判刑。这些话语把全泰壹震撼到了，他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简直是愚蠢，居然世界上有这样好的法律和条款。全泰壹觉得自己找到了希望，觉得依靠《劳动基准法》就能改变工友们如今的生活，他之后就开始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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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三松在1969年6月份因高血压去世，晚年的他开始对自己过去对妻子儿女的暴行感到悔恨。李小善有一次发现，全泰壹每月给他的酒钱，被紧紧地折叠塞在枕套里，他含泪说，觉得用泰壹给他的钱去买酒真是种罪过。
在这之前，不断成长的全泰壹愈发如饥似渴地向这位曾经的工会组织者，询问过去激荡的工人运动经验。已经把斗争热情淡忘掩藏的全三松，觉得孩子走自己的“老路”是无望的，起初不断回避这些求问，甚至把他赶出门，但之后还是愿意将过去40年代工人运动所发生的事情、各种经验教训告诉给全泰壹，也曾对妻子说过“请不要阻止他正在做的事情”。
与之同时的是，全泰壹“为了改善和平市场的工作条件”，开始吸收一批裁剪工在咖啡厅里聚会商讨成立一个组织，在同年6月末，“愚人社”成立。泰壹认为：过去我们在那样残酷黑暗的环境下工作，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雇主，简直是傻子。这就是“愚人”名字的来源。同时，全泰壹一开始提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目标，一些人也把看做是“傻子”，但全泰壹却会坦然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傻子”。他所说的傻子，是要与资本主义社会市侩的、善于勾心斗角的各种所谓“精英”和资产阶级的“聪明”、“精明”区别开来，如果去做改变现状这样艰苦、似乎没有出路的事情就是“傻子”，全泰壹就愿意去当这个“傻子”。也是因为全三松去世后家里的空缺，全泰壹将愚人社的聚会搬到了家里。
愚人社反映了自发反抗工人思想上的一些特点，全泰壹除了提出利用《劳动基准法》进行合法范围的斗争外，还幻想成立一个“模范工厂”来向世人展示“在优待工人的同时，工厂仍能赚到钱”，以让其他企业效仿，这个想法带有极大的空想性，根本不切实际。因而在愚人社里，只是泰壹自己的想法意见，而从来没有实施的可能。当时的愚人社主要是学习研究《劳动基准法》的法律条款，全泰壹向许多工厂发放自己的名片，之后在工作场所拜访工人，进行关于通过法律达到“更好的劳动条件”的演讲。愚人社还制作了300份调查问卷，打算发放给和平市场里的工人中，但由于经验不足许多问卷发出不久就被雇主发现、撕碎，最终100份问卷只收回30份，另外还有200份问卷无法发出。
与此同时，全泰壹因为进行工人运动而引起和平市场资本家们的关注，他被解雇了，并且之后在和平市场里遭到针对，没有资本家愿意雇用他。他只能在外努力赚钱，同时向亲友借钱来维持愚人社的开销。
然而将全泰壹推向绝望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在收集整理问卷后，全泰壹分析写出了一份揭露和平市场工人情况的报告，充满希望地到市政厅见劳工监察员。对《劳动基准法》的信任，让他相信这位监察员一定会赞扬他的努力，并采取各种措施。可是，当全泰壹进到办公室解释自己来访的目的时，对方咆哮打断他说：“我没有时间听你整个的故事，你只需要告诉我主要的问题”，之后对于全泰壹所说的和平市场里黑暗的工作环境，没有丝毫耐心听下去，摆着一副臭脸让他把报告放在桌上后离开。
这让全泰壹目瞪口呆，他无法理解这个监察员对于工人们黑暗处境的毫无感情，《劳动基准法》中，劳动监察员难道不是有义务去制止那些违法行为吗？此后他又向劳工部请愿，官员只是承诺会对和平市场进行调查外又将他打发走人，而没有任何措施。监察员和劳工部对于全泰壹的报告、情愿全都无动于衷。这些经历第一次动摇了全泰壹对于政府、法律的信任，如果连政府都不可信、甚至和资本家勾结，那该怎么办？此后在经费压力和组织松散的问题，下，愚人社的活动也几乎停滞，有时一次集会甚至只有全泰壹一人到场。这一切都让全泰壹陷入沮丧。在经济压力下，他不能每天欺骗母亲说自己“去上班”而后靠朋友接济维持愚人社活动，或者苦苦找零工。愚人社最终名存实亡。到1970年，他在远离和平市场的建筑工地上找了份工作，同时苦苦地进行思考，在日记、小说里宣发自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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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资本家让人喝药连轴转想起有些游戏里美化这类，现在知道对应的现实是不少人失明。本来还想催更不过今天看已经更了，顺带还有英文功能，虽然不懂为什么是前言和最新消息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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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场戏剧。所以，让我们尽我们的所能，不要在一场糟糕的戏剧里演出，而是要扮演一个不违背自己良心的角色，也就是说，为了人民而斗争。
（引自全泰壹的日记、信件）
全泰壹在这段比较远离工人运动的组织时，一方面独自劳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养家在建筑工地里挖土。自己在日记、小说和书信中倾吐了自己的想法，从中能了解他的思想发展。
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恨和质问，对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这不仅来泰壹自己的亲身遭受以及过去在和平市场的所见所闻，还来自于他目睹的一切社会不公和苦难。有一次上班的公交车上，一位背柳条筐的女小贩和售票员争吵着，这样的人他在生活中已经相处了二十年，面对那位小贩费劲的争吵，他都难忍泪水，“这位诚实、简朴而脆弱的妇女，她又有什么罪过呢？”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痛恨这样一个将人们变成商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人的个性与基本的志向，成为遭人嘲笑的东西；在这样的时代里，希望之树遭到砍伐。我痛恨这样的人，为了求得生存而把自己贬低为商品。”
全泰壹在一篇小说草稿里这样发问：
宗教宣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法律也作出了同样的宣称。
为什么这些最为纯真和最为无辜的年轻人，被这些腐朽的富人们当成肥料加以利用？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吗？或者说，这就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定理？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质问劳动监察员：
你认为，应该将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归功于谁呢？这种繁荣让你生活得如此安逸。
我们应该记住，为了这种经济繁荣，许多人作出了看不到的牺牲。
为了获得这种经济繁荣，那些和你的孩子一样年纪的工人们，每天在最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十五个小时。
另一方面，却是在资本主义压迫以及出路迷茫下，全泰壹脑海里的两种念头，一个是空想，一个是死亡。
模范公司的想法在全泰壹脑海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他在日记里写下具体要创办公司的时间，甚至写出了长达30页的商业计划书。全泰壹当然知道仅凭自己无法实现它这梦想的起步，所以如同百年前的傅里叶一样，他也幻想有“慈善家”来捐赠3000万韩元创办企业，他对资产阶级中存在“人道”抱有幻想，甚至写下了一份寄给朴正熙的信以请愿（未发出）。全泰壹精心设计这模范企业，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计划实际上是他在过去各种改善工人处境的尝试失败后，自我慰藉的幻想。因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他对这种幻想倾注了最大的精力。全泰壹也知道不会有慈善家自己找上门，他甚至希望通过将自己的眼角膜捐赠给报纸上刊登的一位盲人，以此打动“社会舆论”，寄望有慈善家因此关注自己。
捐献眼睛的这种自我牺牲想法，已经能隐隐看到全泰壹的另一个念头，就是在绝望之下考虑靠自己的死亡来改变现状，这样的念头在创立愚人社时已有，他曾默默地说到，总得有人做出牺牲才行。各种绝望、关于死亡自杀的谈论被他在文字中倾吐出来，除了书信和日记外，他还在一些构思的小说概述里，写下主人公的自杀，比如“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为了抗议存在于法律当中的各种矛盾而自杀，他希望这些矛盾能够得到解决。”——这种“以死揭示法律虚伪”的想象，也预示着他后来以生命揭露国家欺骗与伪善体制的真实行动。
1970年4月以后，全泰壹一直建筑工地上赚口饭吃，并将钱寄给家里，劳作结束的深夜他就继续翻看那本《劳动基准法》，在工地的生活是他沉闷思考的一段时期，也是因为过去挫折而徘徊的时候。最终，他在8月的一天离开工地，前往早已熟悉和平市场。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感人至深、视死如归的话，将剩下的三个月生命彻底地投入到工人运动中：
我为这件事情犹豫和苦恼了很久，但这一刻，我下定了决心。我必须回到我贫困的兄弟姐妹们身边，回到我心灵的天堂，回到和平市场上的那些年轻的心灵身边，他们是我全部的生命所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思，我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必须保护这些脆弱的生命。
我将舍弃自己，我将为你们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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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泰壹回到和平市场后，很快找到了工作，数个月的时间已经多少让资本家们把他工人运动煽动者的称号淡忘了，但全泰壹来到这里便是为了“煽动”的，很快过去愚人社的一些核心成员重新聚集在了一起，在吸纳一些新人后，全泰壹建立了“三栋联谊会”组织并在选举中担任主席。
三栋联谊会的组织与纲领比过去的愚人社有着很大进步。“三栋”指的是首尔中部东大门的和平市场、东华市场与统一市场三栋建筑，联谊会正是为这三个市场内的工人而斗争，尽管联合谊会的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在和平市场，但志向上已经要求改善更大规模工人群众的劳动条件，联谊会的创始人，每人必须去招募其他“辅助成员”，在考核交流后吸纳可靠者为正式会员。
在原先愚人社单独的情愿、向雇主“求情”的策略外，还提出了向公众揭露和平市场非人待遇的策略，并且以及提及示威和罢工，其纲领的三四条是这样的：
（3）如果我们关于改善劳工工作条件的要求失败了，那么，我们应该发动示威游行、静坐罢工等行动。
（4）我们将把“三栋联谊会”改组为一家工会组织，同时，要求雇主们和劳工部帮助这一组织。
从中可以看到，三栋联谊会的纲领已经提出了工联主义工会的主张，比过去单独的祈求向政府劳动部情愿来说，是一大进步。
不过三栋联谊会首先是在经验更充足的基础上，进行请愿和“公众揭露”。全泰壹和会员们更为谨慎地向工人们发放了调查问卷，这次很快就回收了上百份问卷，通过问卷全泰壹和会员们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和平市场里工人的处境，我们前面对于和平市场的各种描绘和数据，基本都是来自于全泰壹在这时期进行的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数据会员们完成了提交劳工部的请愿书，会员们四处奔走征集了90多名工人的签字，在1970年10月6日将请愿书提交。
同时全泰壹等人与记者合作，向对方提供调查数据，就在请愿书提交的第二天，当地晚报《京乡新闻》刊载了一篇揭露和平市场恶劣劳动环境的文章，联谊会会员们欣喜若狂，通过购买和典押拿到了300份报纸，立刻跑回和平市场，会员们在硬纸板写上“和平市场的头号新闻”等标语固定在自己的肩膀上，飞奔呼喊地卖报，有的免费发送给年轻工人。
和平市场过去沉默的空气被打破了，300份报纸很快销售一空，工人们激动地传阅那篇报道，许多工人以高出数倍的价格购买报纸并对会员们说出鼓励的话。报道引起和平市场的管理方的注意，三栋联谊会也起草了一份包括缩短劳动时间、提供薪水以及安装通风体系、妇女月经假诉求的方案书，由代表交给管理方谈判。在办公室里，管理方做出一副态度友好的模样，表示达成这些要求比较困难，希望代表们“等待时间”让雇主们去努力安装通风和照明，缺乏经验的代表们轻信了他们的话，没有争论地离开了办公室。
与此同时，过去保持沉默的劳工监察部一反常态地做出回应，监察员探望联谊会成员，夸赞他们是模范青年，并说劳动节时会发给他们奖金。劳动法务部的主管警告他们不要“像暴徒那样”进行示威，建议他们先去寻找工作，一个星期后就给给出答复。会员们听后，高兴地去找了工作。
为什么管理法与政府部门，都对三栋联谊会露出这般看似“善意”的面孔？这实际上和当时韩国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关联。1969年10月，朴正熙指示御用的民主共和党操纵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总统任期两年限制，为他参与1971年总统大选铺平道路。朴正熙在共和国里当皇帝的心机人尽皆知，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金泳三直言道“现在，这个国家只有如希特勒式的独裁，已完全没有民主”。这时，距离次年大选仅有7个月的时间，韩国民主势力与朴正熙法西斯集团的斗争在政治上愈发激烈，几天前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民党正式提名总统竞选人金大中，在政治纲领上与朴正熙对峙，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斗争也在不断激烈。为了维系法西斯独裁统治，朴正熙政府以威逼利诱的方式向三栋联谊会作出种种虚假承诺，企图麻痹工人的斗争意志。实际上，不论是和平市场管理放，还是监察员与法务部，根本就没打算做出任何实际措施。法务部主管建议会员们去工作，其实是想通过工作的忙碌浇掉他们进行工人运动的热情。全泰壹等人还不知道的是，密探已经行动起来对他们进行监视。
一个星期过去了，法务部没有做出任何措施，主管毫不理会全泰壹的质问。对此情况，全泰壹决定10月20号要在劳工部发动示威，此时劳工部要向国会作年度报告，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劳工部施压。对于示威，有的会员犹豫起来，全泰壹分析形势后认为大选期间镇压不会太过严厉。
当局知晓他们的计划，监察员又出马了，他极力地劝说全泰壹：“我将充分履行自己作为劳工监察员的权力……请等上一两天的时间”，泰壹要求他遵守承诺，决定延迟示威活动。在国会年度报告后的第二天，那位监察员约全泰壹出来吃饭，他说全泰壹的要求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并答应对他个人生活的困难提供所谓帮助，“你为什么不忘记了劳工运动这件事呢？”，
泰壹用愤怒的声音抗议道：“你为什么不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反过来，这位劳工监察员也变得恼羞成怒：“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但是，你不听我的话。现在，劳工部向国会作的年度报告已经结束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吧。”
听闻此事后，群情激奋的会员们一致决定在24号进行示威，立刻展开紧张的宣传和筹备工作，每名会员都要联络10名工人，宣传口号和标语都火速制定出来。
当天下午1点，正是工人们出来吃午饭的时间，会员们已经提前在信任的工人间做足了宣传，并号召其他工人们前往国民银行门口，说“有娱乐活动”。此时500名工人已经聚集起来，知道即将有一场示威发生。
突然，“侦探欧”在和平市场二楼保安室呼喊联谊会成员，让他们到办公室里来。侦探欧是臭名昭著的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的特工。韩国中央情报部由朴正熙成立于1961年，是法西斯国家机器统治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操纵选举、酷刑逼供，瓦解镇压群众运动。它最为出名的罪行是，1973年当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金大中在日本东京躲避迫害时，KCIA竟将在旅馆其绑架，原企图把他杀死于浴池并分尸，之后又把他拖到船上打算沉尸大海，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才未能达成。KCIA早已密切关注三栋联谊会，侦探欧正是假装同情联谊会后骗取了会员的信任，套取了关于示威的情报。
此时的和平市场警探密布，一些雇主紧闭工厂大门不让工人外出，事情没有w安全按照联谊会的计划发展。全泰壹和数名成员进入保安室，同侦探欧和数名和平市场公司的董事会对峙。面对愤怒的联谊会成员，董事们再次利用那套口气许下诺言，这次的日期是11月7日，会员中的胆怯者一下答应了他们。示威被瓦解了，工人们在不解中散去。
10月24日的示威，由于联谊会组织的不完善和斗争中的犹豫失败了。从10月7日那篇报道开始，资产阶级软硬兼施地一次又一次欺骗联谊会，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联谊会对于敌人的阶级本质认识不清，使得他们对于雇主、对于政府一直抱有幻想，一次又一次接受了那些听着美妙的承诺。可是，纸包不住火，资产阶级的手段最终暴露出他们的本质面目。24日这天发生的事已让全泰壹对资本家、对政府的各部门彻底失去信任，他知道11月7日不会换得任何东西，但他之所以依然推迟，是为了让其他会员们也能下定决心。
果然，没有任何承诺在11月7日实现，在成员们的碰头会中，全泰壹严肃地提出示威方案，这一次，泰壹提出由象征性地烧毁《劳动基准法》。他会阅读其中的一些条款，然后喊道：“如果得不到执行，这些条款有什么用呢？这些动人的条款什么都不是，它们不过是些空话。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烧掉它们呢？”，接着点燃《劳动基准法》，联谊会和示威者们高呼口号开始示威。
全泰壹对联谊会成员说：“我们不要屈服，我们要战斗到死。”，当时在场的会员还不了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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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愤怒，而是所有劳动青年的愤怒。
我们已经无法再忍耐下去了。
……
我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劳动基准法第30条根本没有被遵守。
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保护劳动者！
——11月13日从全泰壹身上发现的致总统信件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不是奴隶！
——全泰壹和朋友们制作的示威标语
11月11日，是全泰壹在家待的最后一天，之后他要住进朋友家制作示威的横幅与标语。吃早餐的时候，泰壹较年轻的妹妹顺玉，小心翼翼地问自己默默吃早餐的哥哥：“大哥，你能够给我一些钱，让我交15日的学费吗？”泰壹低头看着自己的碗，他回答道：“对不起，顺玉。”离开桌子时他最后说“请等待一些日子，顺玉。我的工资会发下来的……”，之后离开了家门。
为详细了解13日当天的情况，接下来许多内容将照搬传记等材料。
和上次示威相比，和平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保安，更多的警车在那里巡视。下午一点。雇主们正在警告工人：“今天，有一批恶棍会举行一场示威活动，呆在工厂里，不要出去。”为了阻止工人来到示威地点，保安将通往国民银行巷子的通道堵死了。但是，由于“三栋联谊会”成员们的积极动员，再一次地，有大约500名工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聚集到了国民银行附近。
为了避免侦探，“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站在位于和平市场三楼的阴暗的走廊里，向下观看，监视着局面的发展。好几名联谊会的成员被保安拉走，并被扣押在保安办公室里。那天早晨，泰壹和其他成员准备好了横幅，准备将这些横幅藏在衣服里面，同时，离开和平市场三楼。
在大约下午1：30的时候，他们将准备好的横幅拿出来。在下楼梯的时候，他们将其拉好，让所有人能够看到横幅的内容。在他们走到二楼的时候，有两名侦探出现了，试图抢夺横幅。横幅上面写着：“我们不是机器。”在争夺的过程中，横幅被撕破了。
其中一些联谊会的成员遭到警察的痛打并被带走。剩下的成员变得极为愤怒，他们呐喊道：“你以为没有横幅，我们就不能进行示威游行了吗？”
他们转过身，跑向另一个出口。正是在那个出口，泰壹转身面对自己的朋友们，用一种严肃的表情说道：“你们出去，在香烟店那边等我，我很快就会过来的。”之后他独自在楼梯间里，将一桶汽油浇灌到自己身上。10分钟后，他拉着朋友金基南到一个阴暗的巷子里，要他点燃火柴靠到他身上，“局势好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做出牺牲。”泰壹说道……是什么把全泰壹推到了这个时刻？回顾泰壹的一生，他已经尝试做过了他所执导的一切斗争手段，一开始他只是省钱给女工们买吃的，下班点帮她们干完活，却因为这个被资本家解雇；过向监察员请愿报告却得不到答复，交给劳工部全面分析后的情愿书，工人进行法律教育的愚人社因为组织不足瓦解，媒体的新闻报导只提供了短暂的热度；他相信过，政府、雇主、董事会，得到的永远只是虚伪的承诺，而警察特务总是与雇主站在一起……资产阶级国家白字黑字写下的那些合法手段他已经全都做完了。前面提到过全泰壹在斗争受挫迷茫中，同时增长了悲观与自杀情绪，正是因为眼中已经找不到别的方法，所以他选择了自焚。
……一阵恐惧感向基南袭来；在刹那间，他心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泰壹不能那样做。”但是，基南还是按照泰壹的话，点燃了火柴。
“我们不是机器！”
“周末我们需要休息！”
“不许剥削工人！”
“他们不是机器！”
泰壹咆哮着，大声呼喊着这些口号，之后，就扑倒在地上。最后，他的声音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呻吟，就像是火焰就在他的嘴里燃烧一样。
火焰吞没了泰壹，同时，在他倒下的身体上燃烧了大约三分钟的时间。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所有人都被震惊了，没有人记得应该试着去扑灭那些火焰。然后，一位工友大声呼喊着，脱下自己的夹克衫，用它压住火焰。火焰熄灭了。
这时候，工人已经散去，其他一些工人路过这里，聚集在一起，看着这可怕的一幕。那些后来赶到的记者们，拿出他们的记录本，开始写新闻报道。
“不要让我白白死去。”这恐惧的一幕，甚至比地狱都令人感到害怕。泰壹的身体焦黑，近乎煤炭一般。他的皮肤因燃烧而起泡，眼睑怪异地向上翻起，嘴唇肿胀。
甚至是泰壹的母亲，抚养了他并在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他的母亲，都几乎不能认出这就是泰壹。泰壹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呐喊道：“不要让我白白死去！”他还想说更多的话，但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
……
裁剪工以及其他知道裁剪工的示威活动的工友们，在听到消息后，聚集在国民银行旁边……在大约下午2：30的时候，这些工友们愤怒地呐喊着，开始发动一场示威游行活动。
他们喊着这样的口号：
“是谁杀死了全泰壹？！”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人！”
愤怒的年轻工人们，并没有拉着此前准备好的横幅；那些横幅已经被警察没收了。在新的横幅上，崔中英（Choi Jong-in）和其他几名工友，咬破自己的手指，用血写上标语。拉着这些临时做好的横幅，愤怒的工人们朝着东大门走去，一路上与刚刚赶到的防暴警察进行战斗。很快，他们的头就被警察的棍棒所打破；工人被打倒在地，被警察践踏和踢打，并被像狗一样被拖到警察局。
全泰壹很快被送到医院救治，之后他全身包裹着绷带，被母亲李小善和朋友们围绕着。在他还有精神的时候，他要求朋友们帮他照料母亲，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请记住我说的话，不要忘记它。不要让我白白死去。”泰壹要求朋友们回答他，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中默不作声，突然泰壹颤抖地试图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为什么不回答？”他的朋友们被泰壹的话所震撼，一边大声向他承诺，一边试图阻止他的举动。接着，泰壹又要他们大声发誓一次，“我们发誓！”所有人大声喊道，这时泰壹才平静下来。
医生告诉李小善如果给泰壹进行每针价值15000韩元的注射话他的烧伤就会好转，李小善乞求医生先注射，她愿意倾家荡产支付医药费。当时有一位劳工监察员跟随救护车来到医院，那位医生叫她找劳工监察员做担保。监察员麻木地说“我为什么要做担保人？”，之后便走开了。泰壹转到了圣玛丽医院时那位监察员再次出现，他隐约听到母亲在与那人交易着什么，这时他还在用尽力气质问劳工监察员为什么背叛工人们。
医生告诉李小善全泰壹没有救活的希望，他被放在普通病房，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最后的时刻里反复对母亲说自己口渴。次日上午10点后不久，全泰壹逝世了。
在泰壹离开家前往宗玉的日子，他给同学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成为了他临终愿望的表达，其中有几段话：
我曾经用尽全力，推动着那块巨石，
现在，我将剩下的任务交给了你们。
我要离去，休息一会儿。
我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我希望，在那里没有人会受到有钱人的权势的威胁，
或者，没有人会受到强权力量的蹂躏。
请将那块巨石推到终点吧，因为我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完成这一任务。
只要可能，我将不断推动这块巨石，直到终点。
哪怕是这意味着自己被放逐到另一个世界。
李小善在全泰壹的葬礼上痛哭
全泰壹是韩国工人自发斗争的一个反映。他最后的时刻，依然是抱着《劳动基准法》、要求得到实施，这看起来只是一种合法诉求。但是能不能因此说全泰壹进行的是合法斗争呢？不能，在朴正熙的法西斯专政下，任何的游行示威对政府而言都是一种反动，跟别提对于组织工会进行罢工的等等诉求了。事实上，从全泰壹最后几天的表现看，他已经认识到合法斗争的走不通——《劳动基准法》只是废纸，根本不会有人实施。他甚至在对朋友谈及行动计划时，明确提出要当众烧毁《劳动基准法》，将统治阶级的法律烧毁，这是对资产阶级政府极大的愤慨与否定。他仍然以《劳动基准法》里的内容为斗争诉求，这只是因为对他来说，让《劳动基准法》中的那些法律条款真正落实，这是最近的斗争需求。全泰壹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认识不断增长，在生命最后虽然还没有直接表露出推翻国家暴力机器的政治要求，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国家机器是怎样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政府的部门和官员是怎样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
然而，哪怕全泰壹看清了国家机器维护资本的本质，他依旧没能找到通往真正胜利的道路——在他身后没有一个能够将愤怒转化为政治战斗的工人阶级政党，全泰壹进行的依然只是自发的斗争，他建立的愚人社和三栋联谊会，不仅认识和组织上都存在很大幼稚，对资本家与政府有着很大幻想、无法抵御特务的渗透，即便三栋联谊会本身在不断进步，但哪怕发展到最高程度也只要求建立工会，不可能跳脱出工联主义。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列宁语）。
这和当时韩国的政治情况是有莫大关联的，韩国从一开始就是美帝为了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打造的桥头堡，建国后对疯狂镇压国内的朝鲜劳动党员和社会主义者，任何共产主义意识都遭到禁止。在朝鲜战争及之后，韩国资产阶级更是以你死我活的心态残酷镇压任何社会主义者，韩国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组织完整的共产主义组织，秘密组织也基本遭到破坏，过去大多数成员不是死于牢狱，就是逃亡朝鲜。之后随着苏修复辟资本主义、以及金日成修正主义者面目的暴露，半岛的对立，实际上是苏修与美帝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对立的反映，虽然朝鲜已经走向修正主义，但是对于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政权来说，打击三八线以北标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打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什么区别。而之后，韩国占主流的反政府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是接受这一思想。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反对朴正熙政府时，也得打补丁表示自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赤化”。任何对社会主义的示好，都会遭到打击。李承晚时期的“进步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曾经参加过朝鲜共产党的曹奉岩组织进步党，要求南北和平民主统一，在纲领里主张“修正资本主义”、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改良主义观点。但李承晚政府彻底摧毁了进步党，认为该党有改变韩国资本主义的意图，并以通北间谍罪将曹奉岩判处死刑。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还成为了韩国资产阶级笼络罪名打击报复的行为，1975年朴正熙政府二次捏造“人民革命党”的存在，将八名民主主义者污蔑为图谋推翻韩国建立类似“北傀政府”的反动分子，处以死刑。在这样的铁血恐怖下，全泰壹没法接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所经历的一切，完全是一个工人在无理论引导下黑暗中摸索的写照——不断斗争、不断撞墙，最终在绝望中点燃自己，试图用死亡叫醒整个社会。正如列宁所说，“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这是全泰壹和接受科学理论的觉悟工人的本质差别，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否定指责什么，而是为了科学的指出全泰壹思想和实践状况。
全泰壹的死，使“汉江奇迹”显得尤为的讽刺虚伪，在他牺牲后不久，学生运动再次高涨，同时工人阶级的反抗也激增，1971年韩国有1600起工人罢工和抗议，数量是1970年的10倍。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拉拢工人阶级，同时反对法西斯独裁，也提起全泰壹。11月21日，在全泰壹去世一周之后，金大中针对全泰壹之死发表了一次公开讲话，他宣称对现有政权的敌视劳工的政策，深表遗憾。他还宣布，新民党将把全泰壹之死，纳入到该党的政治议程中去，许诺执政后进行种种改革。
全泰壹的死，还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劳动基准法》的大量法律词汇，对于全泰壹和他的朋友来说是晦涩难懂的，他希望有位大学生朋友来教自己。他也关注当时首尔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曾经说“大学生们在城市里发动了大游行。要是我们有一位大学生朋友，他能够教我们如何发动示威活动，这样是不是对我们有帮助呢？”。可是他自死都没能从这些大学生中得到多少帮助，这也是全泰壹的一大遗憾。他的那句“要是能有大学生朋友就好了”，成了惊醒知识分子的名言，从那起知识分子在抗争中更多的与工人斗争结合。并在之后的数十年也产生影响，1960年生金镇淑曾表达了自己读完《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后的感受：“我流着眼泪，第一次对自己感到羞愧。这羞愧不因为任何人，只因为我自己。读着书，我禁不住泪如泉涌。……我不再为自己和打工妹(仔)们一样而感到羞愧和耻辱。我想到我们应该同生死共命运。只有自己改变了，他们才能改变;他们脚下的土地变了，我脚下的土地才会改变。我第一次想到，人类应该是一个高贵的存在。”
前面提到1971年韩国人民斗争运动的再次高涨，全泰壹的牺牲真是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学生斗争新局面的新声，这年朴正熙通过惯用的选举舞弊再度当选总统，为了压下韩国人民愤怒的火焰，他无耻地在12月以防备人民军“入侵”理由宣布戒严令、解散国会，熄灭一切政治异议。朴正熙实行戒严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法西斯斯专政更为疯狂的所谓《维新宪法》，1972年维新体制建立，韩国走向第四共和国。朴正熙的暴行只是反应出他对人民的恐惧，维新体制也在人民的反抗中走向崩溃。派出侦探欧打入三栋立联谊会的韩国中央情报局，曾是朴正熙的得力专政武器，可他自己最终也被情报局的部长金载圭刺杀，落得一个可耻下场。不论是朴正熙时期和全斗焕时期，以及民主派金泳三上台后对工人阶级做出点改良的时期，韩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都没有停止过，而在当中，总能听到全泰壹的名字。如今，全泰壹他已经成为了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标志。应当指出的是，也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韩国的普遍，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也要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描绘全泰壹，因而往往只把他局限在民主斗争、“人道主义”、工人阶级一定经济权益的斗争等当下资产阶级能容忍的范围内。
如今和平市场矗立着全泰壹的雕像
如今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也不断高涨，并且工人阶级每每试图对自己的劳动条件做出点改善，从事经济的斗争，都同全泰壹一样面对政府的压迫。也有人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选择了与全泰壹一样自焚的斗争方式，2021年江苏泰州，外卖员刘进浑身浇满汽油，在饿了吗配送站门口点火自焚，说着“我连命都不要了，无所谓，我要我的血汗钱”，令人极为悲愤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在工人阶级中广泛的传播，让更多的工人们看到斗争的出路，或许这样牺牲就会少很多。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全泰壹，但不能仅仅是全泰壹。全泰壹的斗争进行鼓舞着人们，但是如果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工人阶级将能在团结斗争中击垮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不再需要靠自焚这样的方式了。从这一点看，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一个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如今与朴正熙政府同样黑暗的中国，尤为紧迫。
19 个赞
这里是不是打错字了，有点不通顺
48年出生，64年就只剩下六年生命了，也就是一共只活了22岁，可惜啊
剪裁工对生产有决定影响感觉有点怪怪的。话说剪裁工应该劳动强度不高？
确实反映出如果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工人很容易掉入资产阶级的谎言里
由于篇幅原因这里没有讲太细，这里引用下原文关于徒工和裁剪工的两段描述：
实际上，徒工（也被称作“施达士”（shidas））要比助理技工或裁剪工要更为重要，因为他们的工作包括各项事务：如，帮助技工和裁剪工从事熨烫工作，剪掉松开的丝线，在技工或裁剪工的命令下安装纽扣与衣线，做老板要求做的所有类型的事情。徒工多来自贫困家庭，这些家庭因为太穷而不能将其子女送去读完小学。徒工的年龄在12-15岁之间。他们参加工作，希望能够学得某种技能并挣钱帮助自己的家人。在生产旺季时，人们能在和平市场每家工厂的门口，看到一张“急需徒工”的告示。
……
大多数裁剪工是二十或三十多岁的年轻男性，他们见过的世面要比女孩子多。管理方更尊敬裁剪工们，因为他们是技术工人，对工厂的赢利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名裁剪工犯了某个错误或者是拖延了工作进度，工厂将无法运转。尤其是在生产旺季，这样的事故会对工厂的生意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全泰壹将裁剪工贴上“老板的得力干将”的标签的缘故。
不过，上面的叙述有点夸大其辞。归根到底，总是工厂主或者是资本的提供者，处于最有权力的位置上。和技工不同，裁剪工得到的是工资，如果他们在某家工厂干的时间足够长的话，他们的工资会有相当程度的增长。通常，管理方会力图争取裁剪工的支持，以便通过他们来剥削技工及其属下的徒工，以及其他的工人。
于是乎，在管理方和裁剪工之间形成了某种密切关系，裁剪工会偏向工厂主。正是这一点，令全泰壹感到愤怒。
通常，有经验的裁剪工会比技工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裁剪工负责裁剪一天工作所需要的衣料，他们工作任务的完成，至少要比技工早两到三个小时。裁剪工对其他工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不夸张地说，十个裁剪工能够管理两百个工人。
应该是额头，已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