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五章第五节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著名的法家人物，毛主席曾盛赞过柳宗元，称“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柳宗元在自然观方面的代表作是《天对》，对屈原的种种唯物主义的质问给出了相对正确的解答。屈原的时候，各门具体科学还很落后，屈原只是从哲学上猜测当时的种种唯心主义谬论是错误的，因此写下了《天问》来质疑唯心主义。而到了唐朝的时候，科学研究比起战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于是柳宗元就有了解答屈原种种疑问的可能。如柳宗元能够自信地回答世界是物质的，自然规律是自行发生作用而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精神的干涉，天根本没有什么柱子支撑，是无边无际的，承认世界无限性，等等，都是建立在当时对天文、地理等具体科学的研究之上的。柳宗元说“辐旋南昼，轴奠于北。轨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侧。平施旁运，恶有谷汜！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无穷，不可以里”，就结合当时的天文学知识阐明了地动说，虽然没有进一步回答地球和太阳谁绕着谁转的问题，但也指出了地球是运动的，和太阳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太阳从“汤谷”里“出来了”又“落下去”到“蒙汜”里，但这两个地方是子虚乌有的！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还正确地指出白天是太阳光照射到地球上的结果，而黑夜则是地球的一面背着太阳，因此没有受到太阳光照射的结果，离地球是自转的球体的结论更近了一步。此外还有讲到月球的光线是太阳光的反射，黑的地方是留下的阴影，月亮的阴晴圆缺和太阳光照射月球的不同角度有关，而玉兔则是对月亮阴影部分的荒诞解释，最后以讹传讹流行了起来罢了。此外还有别的地方以唯物主义的角度解答了各种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可见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杰出的科学研究，甚至天文学方面也是长期领先于西方，离日心说以及地圆说已经很接近了，只是在儒狗的大肆打压下才没能再进一步。
柳宗元的《封建论》同样对历史观上的问题作出了相对正确的回答。他的这部著作在当时是为反对地方割据藩镇而写的，因为当时的地方割据藩镇为了给自己的分裂倒退行为制造理论依据，便抬出孔孟幽灵，大肆叫嚣分封合理，攻击秦朝实行郡县制“二世而亡”。为了反击这一类无耻谰言，柳宗元便写了此书，对中国的历史作了相对正确的分析。在承袭历代法家历史进化论以及肯定秦朝郡县制的法家路线的基础上，柳宗元将法家路线的出现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视作一个客观的必然规律，而非任何“圣人”的主观愿望。柳宗元结合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案例，正确指出分封制鼓吹的是一条复古倒退的反动路线，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而法家地主所主张的郡县制则是大势所趋，是进步的。正因如此，历代法家才要肯定《封建论》，毛主席才要以此来反对林彪以及郭沫若鼓吹孔孟之道的谬论，劝告郭沫若“莫从子厚返文王”，别连一千年前的古人都不如了，反而倒退到几千年前的周文王去了。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六章第一节
唐末农民起义冲击了世家门阀，把这些大家族都基本上铲除掉了。与之相适应的是，旧的儒教已经无法再照旧维持下去了，而佛教、道教也受到了影响。于是，为了继续麻痹人民，新的融合了儒、释、道的理学就出现了，并在之后被奉为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持续了近一千年，到如今还有影响。
但宋朝也存在着与理学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学说。主持了变法的王安石站在法家地主的立场上以朴素唯物主义反对理学的唯心主义，而陈亮、叶适也是站在工商业地主的立场上反对理学，主张变法。只不过由于宋朝从北宋到南宋大部分时间是儒教政权，因此法家地主处于被打压的地位，他们往往郁郁不得志。辛弃疾、陆游、陈亮就是这里面的代表。其实这些法家地主本来的愿望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实行变法，抗击辽、金的入侵，但是由于他们一直被打压，所以只好在诗词、哲学上表达他们的观点。然而ts很恶心的就是在语文课里面选入一堆这种被排挤的法家地主的诗词，但是却不详细讲述他们政治上主张的法家路线，把他们塑造成某种义愤填膺的“愤青”，好像他们都是为了“民族大义”反对当权的儒家政权，不提儒法斗争，灌输民族主义思想。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六章第二节
周敦颐也是个老贵物了，是宋朝理学的先驱。他从道教那里掰掰扯扯了所谓的“太极”和“无中生有”，还宣扬“天人合一”，并且首先提出了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概念。他曾有篇被选入课文的恶臭文章叫《爱莲说》，其实就是拿莲花来牵强附会儒教的封建纲常，把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说成是“存天理，灭人欲”，好像劳动人民的反抗要求是什么“淤泥”一样。所谓“可远观而不可亵渎”，就是说封建道德只能让人们去遵守，但是不能质疑，更不能破坏，把莲花当作封建道德的象征来鼓吹。
而邵雍则更典了。他不仅是个儒狗，还是个大骗子，他如同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玩弄数字上的游戏，把某些数字夸大化，神秘化，说成是某种“先天神数”，好像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就和这些数字有关一样。最后此人理所当然地开创了算命骗子这一行业，发明了所谓的“邵子神数”、“铁板神数”，至今还被一群“玄学”骗子奉若至宝。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下以后，发现这些骗子真的非常猖狂，言之凿凿什么“玄学”是科学的，但根本说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只好疯狂拿一些编造的故事和先验论来嘴硬。而且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玄乎了，甚至出现了什么“不传之秘”，说得神乎其神。就是这样的胡言乱语，却蒙骗了一群小资，和西方的占星术可以一较高下，骗取了不知道多少钱财。这种骗子行业以后革命了应该通通查禁掉！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六章第三节
第六章第三节讲了二程两个大儒狗，他们两个是程朱理学的开创者，地位相当于孔家店的三老板。哥哥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鼓吹天理在人的心中那一套，要人去“自省”来遵循儒教的三纲五常，而弟弟程颐是个更逆天的大贵物，臭名昭著，流毒甚广的妇女“饿死事小，失节是大”就是这条臭狗发明出来的。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六章第四节
张载此人在《简明中国哲学史》讲得颇为玄乎，而且又说他是理学中人又说他有唯物主义思想，其实就是折衷论者，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那一边的。查了一下张载的历史，发现此人经历也是很离奇。张载出身是中小地主，本来是想着投军抗击西夏袭扰边疆的，结果碰到了大儒狗范仲淹。范仲淹一见到他就疯狂灌迷魂汤，说他比起参军不如当儒狗，于是张载就晕晕乎乎地跑去沉迷理学，大脑降级，写出了一堆离谱的东西出来。他的折衷论应该就是他自己客观的阶级地位和整个人长期浸淫反动的儒教世界观之间的矛盾。现实中当不上大地主，但是又迷信儒教，于是就表现为折衷论。
之后又顺着这个劝人当儒狗的可恶的范仲淹查到了当时宋朝同时期的各种人，发现范仲淹本人却是个主战派，还想要搞改良主义。当然主战派也不一定就是法家，他这样主张只是因为西夏边患太严重，很容易威胁到中原腹地，进而威胁到北宋大地主扎堆的首都开封而已。所以范仲淹此人还有个好友叫韩琦，在王安石变法时上疏反对，也是个大儒狗，而他们手底下还有个将领狄青，也被他们带坏了。范仲淹效仿孙权对狄青劝学，让狄青去读儒教经典《左传》，忽悠说当将军的要懂的历史才能打好仗……于是他把狄青也变成了一个忠于宋朝封建君主的大儒狗。狄青一开始是犯了罪，被脸上刺字充军的，后面他被提拔了以后宋仁宗问他能不能把脸上的字涂掉，狄青就说什么宋仁宗不问他的出身就提拔他，让他感激涕零，要一直留着字激励自己云云，一副奴才的样子。只能说范仲淹害人不浅，到处散布儒教思想毒害了一批法家地主。
也因此，张载就有一句极其逆天的“名言”，就是被各路儒狗，直到今日的ts民科都大吹特吹的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能说这句话乍看起来好像很“宏大”，其实细究起来问题重重。“为天地立心”，这里面一方面体现出张载不相信客观精神的存在，但是他说要“立心”却是要将人的主观认识强加于客观世界，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这点上来说是唯心主义的。“为生民立命”，是把地主阶级当成救世主的英雄史观，不用说也知道多反动。“为往圣继绝学”，这里面的“往圣”就是孔孟这样的“圣人”，也很离谱。“为万世开太平”，其实就是幻想封建社会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而张载对此提出的具体方法则是靠某些法家政策来缓和阶级矛盾，同时靠儒教的精神大棒奴化劳动人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儒狗每次总喜欢喊一堆冠冕堂皇的口号，什么“大同”，什么“小康”，什么“天下为公”，甚至还被ts无耻地拿来碰瓷马克思，但简直是狗屁！每次看到这种儒狗冠冕堂皇的东西就恶心，见一次要批一次。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六章第五节
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和他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王安石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他坚持用物质的阴阳五行来解释世界的变化，坚持天人相分的思想，看到事物之间存在着反对儒教徒的天命论。当时王安石变法的时候阻力很大，大地主阶级的辩护士们纷纷拿儒教来反对王安石，说什么他这东西不和天意，不和祖宗之法，并且招致种种议论，而王安石则坚定地反驳这样的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wg时期，随着儒法斗争的深入，法家地主对地震的正确认识得到了肯定，并且尤其赞扬了他们能够从劳动群众中吸取经验，总结地震知识的行为。归根到底，防震抗震是要群策群力，要走群众路线，在各地建立起土法监测地震的观测站，这样才能及时对地震作出反应。早在唐山地震爆发前，不管是地震局的一些科学工作者，还是当地群测群防站观测到的一些宏观异常，都清楚地表明唐山区域要爆发地震，结果却被可恶的地震局走资派给压制住了，最后是有一个科学工作者冒着被处分被走资派迫害的危险偷偷在一个会上把消息透露了出去，然后参会的人中有人是在河北青龙县工作的，听后立马赶到青龙县汇报。青龙县当地县委在实地调研发现当地确实有宏观异常后立马拍板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紧急撤离工作，这才在唐山地震爆发前几天进行了疏散转移，创造了地震时无一人伤亡的青龙奇迹。如果说单单是青龙奇迹还不够的话，那么此前1975年辽宁省的海城奇迹也是成功预报的案例，在地震爆发后伤亡仅1328人，这足以说明预测地震并不是妄言。在唐山地震爆发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唐山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也有力地反驳了邓狗所言的利润挂帅那一套。而当时围绕着地震，就展开了儒法斗争的讨论，就出现了一篇文章讲述地震上的儒法斗争，特别提到了北宋年间儒狗借地震反对王安石变法。
地震虽然是自然灾害，但既然发生在阶级社会就一定有阶级斗争。长期以来，对地震的认识就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唯心主义的儒狗为了宣扬天人感应，就把地震说成是和社会兴亡相关的事情，说什么君王“无道”了以后上天就会降下地震警告君主，而地震也是“亡国之兆”等等，鼓吹地震不可知。但法家地主则坚持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认为地震是有其自然规律的，不但和人类社会无关，而且是可以认识的。
在北宋年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发生了几次地震。儒狗秉持儒教的天人感应纷纷借此上书弹劾王安石，说什么都是王安石变法导致社会混乱，所以上天才会降下地震来警告君王云云。但王安石却毫不动摇，坚持地震与变法无关，认为物质是运动的，那么大地运动导致地震也是毫不奇怪的。我国历史上还有做出过地动仪，能够监测到地震，比之西方领先一千多年，可惜在儒狗的打压下技术失传了。
同时最近还有新闻就是甘肃发生了地震。这次地震本来是可以预测的，因为早先就有人发现了土耳其地震和中国地震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只要土耳其地震了，未来三年内中国西北地区就有可能发生地震。虽然这只是单纯地总结感性经验，但是只要深入研究下去，就可以有所成果。然而ts推行的却是一条反动的不可知论的路线，他们为了抹黑wg，必不可能肯定wg时期对地震的科学看法，不仅如此，为了掩盖ts反人民的本质，即ts对地震根本不愿多花费一分一毫研究，出现地震百般就疯狂推卸责任给“神秘的大自然”的反动本质，他们还要千方百计地胡说地震是不可知的，或者否定、打压任何对地震可能有用的正确研究成果，走上了他们过去儒教前辈的老路。
以下是揭露唐山大地震时期走邓小平黑路线的地震走资派是如何丧心病狂地压制地震局内的正确意见，极力掩盖地震预报消息，对敢于质疑他们的科学工作者打击报复，甚至在地震爆发后还要推卸责任，让成功预测了地震的科学工作者反而成了替罪羊，还在资本主义复辟后恬不知耻地把黑锅扔到wg头上，说是wg让地震预测工作搞糟了，至今还在欺世盗名，真是可耻！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六章第六节
朱熹确实是个大儒狗，他属于是程朱理学的核心人物了。朱熹鼓吹“理在气先”，即精神先于物质。他把“理”说成是一种客观的精神，从它之中诞生了万物，是变相的有神论。但和黑格尔一样，朱熹并没有直接将“理”说成是人格神，而是将其说成是某些先验的规则，即三纲五常。按他的说法，连人类都没有的时候，三纲五常就存在了，它是人们生来就有，生来就要遵守的。为了进一步解释他的这套谬论，他还和唯实论一样玩弄“一般先于个别”的把戏，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说法，把万事万物都说成是“理”派生出来的，说既然理是最一般的东西，那么它就是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该遵守它，公然为封建统治的秩序辩护。最后，朱熹还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因为按他的说法，人和其它事物一样都是有“天理”（天命之性）的，生性是善良的，但是被“人欲”（气质之性）给蒙蔽了，所以为了让人变得“善良”，就要“存天理，灭人欲”，把有“人欲”的劳动人民驯化为奴才，让他们老老实实遵守封建道德，防止反抗，并且它还妄图将封建社会的阶级差别解释为剥削阶级能荒淫无耻是因为他们秉受的气质好，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是因为他们秉受的气质差，把阶级差别说成是人性，掩盖真实的剥削关系和压迫关系。
这样的说辞实际上也频繁出没于投机哲学中。资学府、家长在逼迫学生投机时，一边灌输“投机是为了你好”，学而优则仕的谎话，一边搞“智育第一”这一套，把投机说成是“天理”，把学生各种想要获得娱乐、休息的要求（虽然这些要求本身的内容可能是沉迷资产阶级反动的精神鸦片，不大合理，但是要求在学习之外有充分的空闲时间用于休息和娱乐原则上是正确的）说成是“人欲”，于是在家长眼里学生要求投机就是“不合理”的，是学生没有认识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被“蒙蔽”了！于是，在“我是为了你好”，“等你长大就明白我的良苦用心了”等幌子下，他们就要加大对学生的管卡压，千方百计地让学生疯狂投机资学业。在他们看来，“两眼一睁，开始竞争”才是合理的，是学生本来的“天性”（可见他们完全是把青年人看作投机机器和奴才看待的），每天睡八九个小时，起来以后正常活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却是不合理的。什么“理”呢？正是儒教的那套“天理”！如果学生不投机，那说明他不服管教，不尊师重道，不孝敬父母，生性顽劣，没有“学而优则仕”的道德，而学生如果不投机成功来供养父母的话，那就是更大的“不孝”了！如果这样下去，学生到了社会上也不当奴才，而是动不动跟老板斗争，让资本家利益受损，那岂不是“无君”了吗？可见，学生不投机就要被安上一个“无君无父”的罪名，就差指着鼻子骂他“是禽兽也”了（但还真有一些出生家长会辱骂学生不好好学习是“白眼狼”，“白被我养这么大”）。可见资学府和家长灌输的投机哲学，完全是服务于培养奴才，让学生在家顺从父母，在外顺从资本家和资学府，要符合中国儒教社会的等级秩序，从而让ts的统治能够长存。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六章第七节
陆九渊的“心学”表面上和朱熹的理学有分歧，但都是同属儒教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陆九渊和朱熹的不同就在于他主张主观唯心主义，把“理”说成是“心”，即人的主观精神。陆九渊就这样进一步说，万事万物都是从“心”中派生的，“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发展到了唯我论的地步。在此基础上，陆九渊便鼓吹要“格物致知”，否认人有认识外界的必要，说什么“万物皆备于我”，只要闭门冥想就能认识世界万物。他的这套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就是要在政治上也把封建纲常说成是“理”，而所有人本性都是遵守封建纲常的，劳动人民服从封建统治是他们“本心”如此，然后欺骗人民说只要“发明本心”，即发挥“心”的作用，认识到那一套封建的等级秩序，就可以免于现实中的苦难，得到幸福云云。可见这一套完全就是发明出来叫人对现实中所受的剥削、压迫不闻不问，反而去责怪自己，是受害者有罪论了！
心学这一套其实和现在资产阶级心理学不谋而合。资产阶级心理学也是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然后开始牵强附会一堆先验的“性格”，最后说人天生都是要遵守资本主义秩序的，只是被“潜意识”给搞坏了，变得不服从资本主义统治了。还有什么所谓的人格理论，审美观，人性自私，自我内省这一套都是大同小异的。可见中国的儒教早在一千年前就懂了心理学的这套话术，拿它欺骗了劳动人民整整一千年，到现在还流毒甚广。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六章第八节
陈亮、叶适代表工商业地主的利益要求打击大地主阶级封建所有制，抗击金朝入侵，因此支持法家路线。陈亮在政治上坚决主张北伐，屡次上书要求北伐被拒，差点被处死也没有动摇。在哲学上，陈亮则坚持道理和规律在事物本身中，把事物本身看作变化的原因，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陈亮进而认为“道”不是玄之又玄的，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种事物中，甚至于日用之间，即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思想后来也促成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
陈亮在认识论上坚持法家的可知论，认为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且事物是独立于人感知的客观存在。并且他进一步发挥了法家肯定主观能动性的精神，认为人有能力改造自然，而不是单纯的认识自然规律并消极适应它。
在历史上，陈亮确实和朱熹有过一场大辩论，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事情发生的背景是陈亮因上疏请战入狱，朱熹就写信给陈亮，试图规劝陈亮当儒狗。但陈亮断然回绝了朱熹的说教，并且与朱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儒法观点上的争论。陈亮和朱熹争执的焦点就是在历史观上。朱熹鼓吹所谓“尧舜禹”三王是“圣人”，是“循天理”，“无人欲”，是“王道”，而到了汉唐就都是“无一念不出于人欲”，是“霸道”，以此贬低刘邦、李世民等法家人物。但陈亮却基于法家地主的立场论证了王道和霸道的统一性，从地主阶级专政的角度来指出不管是所谓的“王道”还是“霸道”，都只是地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方式，并且霸道和王道总是一起出现的，只是辅助王道的。而朱熹空谈“天理”来反对法家路线也被陈亮予以了驳斥，陈亮认为评判历史人物是非的标准应该是看他们在历史上具体起了什么作用，对“生民”是否有利（当然这里只是站在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角度来谈有利于人民），因此他认为无所谓天理人欲的差别，符合“天理”（在陈亮看来就是封建统治的道理）者也必然要符合“人欲”。这种地主阶级实用主义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也比之如今的许多民科高出了千百倍。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评判一个人的思想，主要是看他做了什么，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谈论抽象的道德、成败等。如今许多民科一会谈什么要看他们的道德，一会谈什么“成王败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其目的就是要玩弄相对主义，否认存在着评判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这样一来，即使是十恶不赦的反动派，在他们的这通相对主义诡辩下也能成为什么“立体人物”。比如如今很多民科要给蒋介石辩护，就胡说什么蒋介石是反动派只是因为他和共产党打仗打败了，如今的共产党（其实是ts）教科书上才会写他是反动派，好像解放战争只是纯粹的国共两党的党争而已。但这些人却闭口不谈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多少滔天罪行，是如何背叛革命、屠杀苏区人民、假抗日真反共，悍然发动内战，四处鱼肉人民的暴行，闭口不谈国民党反动派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在中国的恶行，最后就可以轻飘飘地来一句“成王败寇”把这一切历史都抹煞掉。甚至我还见过给希特勒辩护的民科胡说什么希特勒个人道德好，不抽烟不吃肉，保护动物。暂且不论这所谓的道德只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这种“个人道德”也根本不能掩饰这种法西斯头子的反革命暴行，完全是一种诡辩。陈亮和朱熹的这场辩论，对于反驳如今的民科历史观，也是很有意义的。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七章第一节
在元明之际，儒法斗争继续发展。由于封建社会越来越发展，所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封建国有制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并且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地主阶级就更倾向于用儒家学说来欺骗人民，实行更加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专制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巩固了封建国有土地所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封建社会趋于没落，封建专制制度就越来越走向了反面，其中用于束缚农民，镇压农民反抗的反动性质日益浓厚，最后成为了近乎于法西斯的一种制度。明朝达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峰，即设立锦衣卫这一特务组织，用来四处监察有无反对地主阶级统治者，其压抑进步学说和专政进步人物的性质非常明显。与此同时，明朝开始也存在着更加激烈的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有着相对更加严苛的制度，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庭杖这一刑罚制度化，变为正式的惩罚措施（在此之前只是皇帝偶尔下令的额外惩处之举），很多法家地主往往不是被直接处死的，却是被庭杖殴打致死的，客观上已经可以作为变相的死刑。当然庭杖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由皇帝直接下令的，不仅形式上是一种鞭打奴隶一样的刑罚，说明等级制越来越严苛（臣子是君主的家奴），而且内容上也体现了封建皇权的加强（虽然是儒家意义上的），一般都是儒家皇帝用来绕开法律制度来肆意惩处朝臣的手段，法家地主常常受此迫害。当然，法家地主受到严重压制也不止这个，还有各方面的，包括在科举上拿八股文卡人，在其它政治经济的各方面不让法家地主身居高位。张居正这样的法家地主还是凭借万历帝师的地位，得到了万历的支持，在朝中有一定法家地主的基础（根本上讲还是当时明朝中期的农民起义对大地主阶级有一定打击，王阳明就是那一时期专门负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代表），才能推行一定的法家改革，但是也没有彻底推行，他死后更是人亡政息，可见大地主阶级的势力顽固。
另一个特点就是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就是农民封建束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而农民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摆脱被束缚的土地（或者被暴力驱逐，不过在中国这种羊吃人的骇人罪行还没有足够的资本主义发展作为支撑），逃亡到城市中成为自由的劳动力，或者作为小生产者勉强谋生，或者作为最早的一批雇佣劳动者接受资本主义剥削。因此其特点是农民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封建束缚，更加迫切地在政治上提出反对一切封建人身依附和封建义务的思想，逃亡、暴动抗租乃至发动起义的现象日益频繁。因此其后果就是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儒家地主除了一部分如金圣叹主张要对农民起义严加镇压，加强平时的武装监视以外，还冒出了如王守仁这般的儒狗，要求“破心中贼”，希望农民能够被封建思想奴化，在思想上也认同封建统治。在法家地主中，改革的空间由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愈发尖锐而越来越小，但依然存在，并且其方向因为这种狭隘而愈发明确，那就是围绕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加大推广货币地租，好在新的形式上继续维持封建统治。货币地租一方面使地主阶级能够适应于越来越发达的商品经济，并且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农民由于没有了强制的人身依附和实物上的地租要求，可以直接跑到城里赚得银两用来缴纳地租），巩固了封建统治，却同时使其更加脆弱，刺激了地主阶级本身更加依赖于商品经济，转化为地主资产阶级（兼行封建和资本主义两类剥削）的可能增加了，同时也导致了农民更多地转化为雇佣劳动者，挖掘着封建社会的根基——小农所有制，使封建社会进一步走向其反面。
同时登上政治舞台的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就是城市小生产者。由于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市民阶层的日益增长，他们的经济实力更加强大了，因而在政治上也就不得不提出属于自己的学说。于是乎，王艮的泰州学派就是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市民阶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的利益，反对封建等级制，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提出“百姓日用为道”，即要以底层人民的需要为道理，认为即使是“圣人”也只有满足了百姓的要求才是“合理”的，有着鲜明的阶级色彩。更有激进者提出要实行自治，彻底摆脱任何剥削，建立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生产者公社（工、农、商等劳动者共同劳动，共同分配）。
由此可见，任何哲学思想，或者任何意识形态——不管其离经济基础如何之远，其产生也是与其相应的经济基础分不开的。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确切分析各种哲学流派的本质。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七章第二节
王阳明是著名的大贵物了。他是继陆九渊之后第二大心学家，也是血债累累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之所以提倡心学，是因为他基于他长期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经验，认为只是在物质上镇压农民的反抗还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还必须要在精神上也奴化农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使他们将封建等级秩序当作天然合理的事物去迷信才行。因此相比于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他的心学反而主张主观唯心主义，反对理学把天理说成是人意识之外的客观精神，而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但这种分歧只是儒教内部的分歧，他们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方面是一致的。
王阳明为了使人相信三纲五常是人心所固有的（或者说人性），就极力鼓吹存在先验的知识，认为人的精神已经囊括了整个世界，“心无外物”，要认识世界只能靠脱离实践，把自己关起来闭门反省。他还鼓吹“知行合一”，实际上就是以知代行，把实践说成是脑子里动一动就行的事情，使人不要去探究世界的客观情况，而是去迷信于据说人心中所固有的三纲五常，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如今的很多小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压之下，别无依靠，转而信奉心学，还自以为王阳明提倡的只是所谓的“道德修养”，进而被如今中国的儒教思想所奴化，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七章第三节
待补充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七章第四节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法家地主，曾经推行过一段时间的变法，拥有一些成效。但是张居正能够上台并不是偶然的，他的个人能力或者身份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的原因是明朝中后期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对当时的大地主阶级进行了较为沉重的打击，导致严嵩、徐阶等大地主没法继续把持朝政，才让张居正有机会和高拱一起遗诏“受命”，上台实行法家政策。
张居正的法家政策最主要的就是推行一条鞭法，即将当时各种摊牌给农民的苛捐杂税全部简化，把土地税和人头税全部折算为白银，让农民只需要交定额的白银作为货币地租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推行货币地租客观上也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
张居正在哲学上则是坚持唯物主义，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认为世界的运转只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并且将占卜等归为迷信，把各种玄学理论归为牵强附会。同时，他还继承了法家地主务实的精神，认为评判一件事好不好要看实际效果，与儒家鼓吹按永恒不变的“天理”来评判是非相对立。但是张居正毕竟是封建地主，他的所作所为也是要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虽然不相信儒教，却也供认说要靠儒教来愚弄人民，某种意义上颇为“诚实”。
总的来说，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在他死后被迅速废止，却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化用拿破仑的话，就是明神宗时期明朝的光荣不在于万历三大征，萨尔浒之战抹去了这一切。但有一样东西将为世人所铭记，那就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所谓“万历三大征”，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胜利，和张居正的法家改革是分不开的。最直接的就是三次大战役所耗费的银两全是出自张居正改革期间国库里获得的积蓄，三大战役以后因为明朝早已重新转儒，国库就被坐吃山空了。而明朝的军队能够有强大的战斗力，也和张居正的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培养了一批相对稳定的自耕农阶层有关。而后世所能熟知的“抗倭名将”，也就是戚继光、俞大猷，也全都是在张居正改革时期涌现出的中小地主阶级人才。可见那些所谓的明粉总是喜欢过分夸耀明朝的军事能力，却又总是不公正地贬低了张居正变法的作用。这些“明粉”其实只是ts粉红的变种罢了，赞扬明朝中后期的军事能力是别有用心地要鼓吹军国主义，而不是为了别的。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七章第五节
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小生产者所受到的封建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减轻，于是就有条件接触到一些科学知识以及其它文化，结合自己的生产实践就能够书写成文的系统性理论，类似于战国初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奴隶主国家压迫的墨家学派。当时泰州学派的特点就是他们代表城市市民这么一批小生产者的利益，一部分农民也有参加，提出的主张是取消封建制度以及一切剥削制度，建立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但是和太平天国思想的区别在于，泰州学派因为其城市市民特有的软弱性，宣扬阶级调和的观点，主张和平过渡，想要靠四处讲学，建立会党的方式在明朝地主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和平建立空想社会主义的公社。这样的企图自然是要遭到破产的。
何心隐作为泰州学派的一员曾聚集几百名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组织起了会党聚和会，进行了一次空想社会主义公社的尝试。这个公社将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公社里所有社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即使有一些社员被安排了管理职位也不脱产，没有任何特权，而是一样和其他人一起劳动。为了在思想上达成统一，何心隐的哲学里还批判地改造了儒家“仁义”的概念，将其解释为小生产者之间的互助主义，认为天下所有人之间只应有“仁义”的互助关系，以此来反对儒家“狭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
但是这次尝试历经了六年就失败了，因为明朝政府自然不可能容忍这种企图摆脱封建剥削的逃亡行为，因此找各种借口要对公社征税。虽然何心隐等人拒不接受，但是在明朝地主阶级动用各种专政手段的情况下，公社自然是被迫解散了。这证明了和平的空想社会主义是走不通的，但何心隐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公社虽然解散了，但是他依然四处讲学，宣扬反对等级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在当时的人民中间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早年是何心隐好友但因阶级立场对立而与之决裂的法家地主张居正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不得不下令查禁何心隐等泰州学派的书籍传播，禁止何心隐四处讲学“惑众”。但何心隐没有屈服，而是坚持四处宣传，最后被张居正一派的湖北巡抚逮捕，死于狱中的迫害。
虽然何心隐的理论有不少消极的地方，但是他的学说毕竟是带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因此对当时的城市小生产者影响很大，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日后城市市民发动抗税斗争，李贽这样的在泰州学派里挂名，接受了部分泰州学派思想的法家地主的出现，以及后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某些民主思想，均有泰州学派的影响在里面。最后当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横扫明朝大地时，矿工、小手工业者也纷纷加入了李自成的革命队伍，为反封建和反清而坚决斗争，摆脱了泰州学派宣扬阶级调和带来的消极影响。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八章第三节
待补充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八章第四节
颜元是明末清初的法家地主，出身贫苦，后面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地主阶级文化，成为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曾受到清朝政府的利诱邀请他去当官传授儒学，但被他言辞拒绝，一直在社会中下层讲学。他在哲学上坚持气一元论，即物质性的“气”是第一性的，并且由于他生活较多时间在社会下层，因此对实践的理解也比较深刻，从认识论的角度上可以模糊地提出要“力行”才能真正认识事物。他反对儒狗闭门空谈做学问的学风，主张要“经世致用”。他还继承了法家义利统一的思想，和陈亮一样认为只有真正有利于人民（虽然他这里的意思还是地主阶级）的才是符合道义的，反对空谈道义不讲实际效果的唯心主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颜元归根到底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他的主张也是要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在看到明末严重的土地问题后，反而如王夫之等人一样提出要均田，甚至还如孟狗一样假托西周的井田制之名。一方面可以看见他的阶级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见他归根到底还要借用儒家的某些概念来欺骗人民，可见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阶级矛盾的滋长，法家地主越来越不敢直接反对儒家了。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八章第五节
自清朝中期开始，虽然雍正以及乾隆早期还能维持住法家路线，但清朝的民族矛盾没有解决，汉族地主依然处于无权地位，因此为了缓和这一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是为了压抑反清复明的地主（包括法家），康乾三朝一方面大力推行儒学，把程朱理学奉为正统，让被统治的汉族各阶级能够安然臣服于一小撮满清贵族，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打压汉族地主。虽然文字狱客观上对打击大汉族主义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也同样有着针对那些希望反清复明，恢复汉人政权的汉族法家地主的一面。戴震就是其中一人。他虽然注释孔孟书籍，但注释的内容却是反对孔孟之说的，尤其不喜好理学。他的观点依然是气是第一性，理是第二性的，并且反对理学家的空谈作风。他在认识论上的一个贡献是阐明了真理的客观性，进而论证“理”不是脱离事物的精神，而就是存在于事物之中。另外戴震还提出过“以理杀人”的主张，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理学家拿儒教来残害人民的本质。
戴震不仅是哲学家，而且也是科学家，他对数学、天文、水利、生物、地理等各门具体科学都有所研究，并且注意吸收西方传来的先进科学知识。不仅如此，戴震因为精于各门具体科学，进而反过来促进了他的哲学思想。他作为唯物主义者反对理学家脱离具体事物谈论道理，认为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很多道理在很早的时候就被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认识，马克思主义不是个别人的突发奇想，也不是信口胡诌，而是批判地吸取了过去一切人类知识精华后总结出来的彻底革命和彻底科学的学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戴震生活的年代里，法家地主没有也不可能在儒家路线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有所作为，因此戴震最后只得被乾隆任命去编篡四库全书。清朝某种意义上也有“百科全书派”，就是修四库全书的那群法家地主。他们都是汉人，被排斥在满清贵族这一小撮统治集团之外，再加上乾隆的时候由法转儒，更加无权，只好去修四库全书，这一批人里就包括纪昀、戴震、孙士毅等人。《四库全书》虽然总体来说是尊儒反法的，有各种删改，但是在纪昀等人的操作下保存了一些史料，没有被全部糟蹋完。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九章第一节
中国在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儒法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同时也导致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输入，并且部分瓦解了封建经济，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在曲折的夹缝中发展起来。中国的法家地主在这种封建社会遭到外力干涉正常发展进程的情况下，要么彻底堕落为尊孔读经，仇视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之的反动派，要么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转化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出身地主阶级家庭，受到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另一方面又感到目前的阶级地位在两半社会无法维持，为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便必然要尊法反儒，与当时利用孔教奴役人民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对抗。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两派，一派是代表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另一派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康、梁虽然后面很搞，变成了老保，但一开始还颇有些尊法反儒的精神，曾主张要通过改良的方式和平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君主制政体，只是改为君主立宪，如同英国和日本。但是他们的这种幻想最根本的是没有人民的斗争作为支撑，只是一小撮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党这一派大地主阶级集团建立的不巩固的联盟，其次是手上没有军队，没有建立起任何专政机关来镇压任何可能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是他们还不敢真正反对以那拉氏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大地主阶级以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在思想上不敢公开反孔，康有为甚至要假借孔老二名号宣扬自己的学说，而他们还带有依靠帝国主义帮助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投降主义倾向。不出所料，在帝国主义和那拉氏的勾结下，改革只持续了一百多天就在武装镇压下失败了。之后他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即使这条路走不通了也死性不改，流亡海外还要建立保皇会当劳保尊孔读经，磕头让光绪皇帝和慈禧答应实行宪政，彻底堕落为尊儒反法的反动派。
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决定走另一条道路，即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他们接过了尊法反儒的大旗，但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并且尤其在哲学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提出了知难行易的理论，是法家思想的又一高峰。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主张是不彻底的，他们大多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即使有所反对也不敢公开反对，有的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想要联合某一方帝国主义来制衡另一方。并且他们终归是剥削阶级，脱离群众，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甚至往往迷信于个人恐怖的活动，导致革命要么失败，要么在取得一定成果后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轻易地联合绞杀。
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道路走不通以后，更由于十月革命的爆发，世界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角逐重点转到了广大的第三世界殖民地地带，因此民主革命便不再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而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所不允许的革命了。也因此，中国唯有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胜利，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处于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地位，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此结束。
总的来说，“变”与“不变”的问题是儒法之间的差别，而这一问题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危的两半社会尤其尖锐，因此在儒法斗争也因其新的阶级内容而迸发出了璀璨的光芒。虽然两派资产阶级都有种种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是没用的。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却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并且教育了人民，提高了中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广泛传播了民主思想。在这以后，任何妄图复辟帝制的逆流都不长命——张勋复辟是如此，袁世凯复辟也是如此。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九章第二节
待补充
《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九章第三节
在中国于近代面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危险的时候，三元里人民高举抗英大旗，坚决与英国侵略者斗到底，把他们杀得丢盔弃甲，不敢深入内地。鸦片战争胜利以后，英国侵略者想要凭借不平等条约深入内地，进入广州城，又被广州人民英勇抗争打退了回去。中国人民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什么哲学著作，但是他们的很多思想却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世界观。比如中国人民能够凭借感性经验认识到外国侵略者贪婪残暴的本质，是实事求是的，和那些驰禁派的儒狗用儒教的主观唯心主义胡说外国侵略者可以用孔孟之道感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中国人民认识到了外国侵略者是越忍让妥协，就越发猖狂，就要索取更多，他们和英国侵略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带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再次他们坚持斗争，主张用武力打跑侵略者，而不是如那些驰禁派一样大搞所谓“感化”的调和主义论调，也是坚持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转化，同样是带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只是在劳动人民这种斗争的基础上，才会有林则徐这样的法家地主，对中国遭受资本主义侵略的现实感到忧虑，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主张要变法革新，坚决禁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并且认识到外国侵略者在禁烟后一定会挑起武装侵略，加紧修缮边防，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利用人民作为抵御侵略的力量。但是林则徐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他主张禁烟只是害怕鸦片泛滥会导致清朝财政亏空，军队战斗力被腐蚀，农民陷入贫困而没有办法继续剥削。他虽然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之处，但它不可能接受西方那些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所以不可能彻底采纳西方的先进事物。他虽然说要利用人民来抵御外国侵略者，但是他不想也不可能彻底发动群众，相反还要提防群众起来了以后反抗剥削他们的地主阶级。最后，他毕竟受儒教思想影响非常严重，即使知道道光皇帝是儒狗也不敢违抗，反而要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最后被指派着去可耻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半路上一命呜呼了。现如今为了给清朝封建顽固派，也就是这批驰禁派的投降主义路线找理论依据，ts就一直在散布“技不如人”的思想，胡说鸦片战争就算坚决抵抗也打不过，什么英国当时是世界霸主云云。但其实不管是中国人民还是禁烟派的法家地主都证明，只要能够依靠群众，坚决备战，看似强大的英国也不过是纸老虎。英国在阿富汗屡屡兵败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阿富汗比中国还要地小人少，却能屡屡挫败英国的入侵，难道中国这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做不到吗？